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新国际
如果还要坚持运用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使用的同样方法，加上刻意运作「斗争心理」，这也可能造成麻烦，因为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国家， 其合法性是绝对不一样的。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在时间上还如此接近，以致在各市镇仍然潜藏着自豪的抵抗文化，正是这一点助长了 基层的骚动。」由于南非今天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反种族隔离斗争体现了民主价值的追求….
文◎费欧纳‧怀特 (Fiona White)
自1994年开始，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迈入民主化新纪元。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是非洲大陆民主巩固进程中不平凡的成功案例。然而，尽管在保卫民主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相当肤浅的代表制体系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广泛的贫困和不平等。要有效和长期地巩固一个民主国家，其核心在于合法性。在南非，国家和当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的合法性考验，端视其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解决程度。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运动扮演关键角色。
执政党朝新自由主义转向
种族隔离结束以后，各种挑战政府政策乃至政府本身的组织大量涌现。这些组织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左派倾向和以小区为基础的，在关注点、规模和影响力方面极为悬殊的各种运动的松散排列组合。把它们团结起来的因素，是它们共有的对穷人和被边缘化人群进行帮助的渴望，在某些场合，还有对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私人企业权力和不受控制的市场的敌对态度。举几个这些组织的例子：反私有化论坛（The Anti Privatisation Forum）、治疗行动运动（the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the Soweto Electricity Crisis Committee）和无地人民运动（the 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
三个原因促使这些运动在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发展起来。第一，穷人和被边缘化人群在种族隔离废除后的政治环境中进行斗争，力图找到一个有效力的「声音」。这是因为在向民主制度转轨后，很多有力的公民社会行动者进入了政府，这就为批评政府的团体留下了空间。另外，劳动市场的变化和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穷人被排除在正式的工作场所之外，这导致工会等传统的组织形式越来越难以维系，从而得到政治权力代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种族隔离废除后的社会运动背后的第二个推动力，是反对政府政策，特别是反对经济政策的动员。
国大党朝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刺激了反对「市场主导的私有化」的力量的集结。第三，社会运动挺身而出，挑战政府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方面显而易见的失败。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提供服务的方式，反对由私有部门及其原则支配。社会运动出来挑战政府，因为政府被认为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集体消费条件的保障者。这一方面的例子极多，例如「治疗行动运动」在卫生和人类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艾滋病（HIV/AIDS）服务方面发起挑战，「无地人民运动」呼吁更公平地重新分配土地。各种运动奋起反对政府实施其政策的方式–抵抗那些它们理解为镇压的方式，「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针对断电所进行的动员就是这一方面的生动案例。
各地潜藏着自豪的抵抗文化
社会运动在南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开始围绕范围更广的问题发起动员。一些开始时只针对单一问题的运动扩宽了它们的关注点，把更广泛的关切延伸到新近的国际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第三世界债务。这些涉及广泛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在联合社会运动的「因达巴」（indaba）(南非祖鲁语，意为「头人会议」)中得到讨论。志同道合的团体在「因达巴」上计划未来的集体行动，这增加它们未来得以影响政治环境的能力。
随着社会运动在南非的发展及其要求的拓宽，政府对它们的敌意也在增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国大党当中的部分人士非常担心，过去支持他们的穷人选民将转而支持社会运动团体。的确，国大党的一位政治家表达了这种担忧：政府可能会被「治疗行动运动推翻」。此外，政府还可能把社会运动看作异端的、破坏稳定的力量──公营事业部（Public Enterprises）的一位部长就把「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比拟为「犯罪帮派」。
政府的焦虑产生了两个显著的副作用：第一，它们压制了社会运动抗议的空间，已经有很多报导提到，国家暴力正在针对社运行动主义分子采取不正当镇压。第二，政府对来自社会运动威胁的夸大，无形中限制了彼此相互协调和交流的机会。
如果社会运动从根本上对南非当前的民主制度采取敌视态度，那么它们的成功和影响力可能还会受到更大的限制。有些运动者敌视民主本身；这些运动可能既扰乱了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也无法吸引更多民众的支持。另一些运动主张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而不是南非当前仅从宪法上做出保证的自由派民主(liberal democracy)。尽管这并不起破坏作用，但是它们有可能竭力远离在边缘进行的政治互动，从而否定它们对社会转型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可能性。「治疗行动运动」的领导人也赞同这一点，他说：「政府的合法性和执政党的偏高的支持度，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行动主义分子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是咎由自取。 治疗行动运动」担心同其它社会运动一样，因为威胁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反而失去成员支持。
给予穷人「声音」
如果还要坚持运用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使用的同样方法，加上刻意运作「斗争心理」，这也可能造成麻烦，因为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国家，其合法性是绝对不一样的。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在时间上还如此接近，以致在各市镇仍然潜藏着自豪的抵抗文化，正是这一点助长了基层的骚动。」由于南非今天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反种族隔离斗争体现了民主价值的追求，社会运动必须反省到，斗争若是削弱了民主价值，那么，这种斗争就是危险的。
然而，社会运动无疑在南非的民主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它们使得关于「发展」的讨论生机勃勃地进行。它们在历次选举之间给予穷人「声音」。它们善于运用诸如「人权委员会」和「宪法法院」等国家机构进一步推进民主。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挑战国家政权，保护国家使之免于成为一个实行霸权统治的「党国」。正如彼特豪斯（Pithouse）谈到2001年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2万名示威者参加了游行──所作的解释：「社会运动在南非政治中是一支重要的新力量，是一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以群众为基础的，直接反对执政党的力量，人民现在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社会运动长期而系统的效力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它们突出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政策缺失时。在南非还没有成形的政党反对派的情况下，当前的社会运动是一个有效的监督者，它们一方面确保国大党继续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可望在未来数十年里都是如此──另一方面，社运对执政者采取批判态度，这也可以让南非成为一个真正宽容的、认受度高的真正民主国家。
(本文费欧纳‧怀特为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所研究员，并与约翰莱斯堡政治研究中心合作)
南非：传统工运与新社运团体的对话
新国际
南非政府已经选择生活在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求跨国企业及「布雷顿森林」金融体制的善意。它处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的精神分裂状态，一直到最近，都在 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所谓滴落效应来「解决」贫穷加剧的问题，同时又要控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对许多人而言，南非政府的政策──即使带着凯恩斯气息 ──仍然只不过是「明天将有面包」这样的空口承诺…
文◎戴维•考兹 (David Coetzee)
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3年的日内瓦年会上，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引用凯恩斯的话，指出：市场不能解决低度发展的深层问题。姆贝基呼吁从工业化的北方向南方转移资源，并谈及「货币商人的诅咒」（curse of the money merchant）。这对于那些原本希望会从他口中听到对自由市场、特别是对南非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硬捍卫之词的人来说，这真是个意外。
赋予黑人经济权利
自1994年南非首次民主选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没有像之前所承诺的那样创造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反而导致失业大规模上升，拉大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全国最贫穷的三分之二人口占有的财富份额降至15%。南非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大约19%，而白人家庭平均收入却增长了15%。同时，失业数字增长了一倍，失业人口达到800万人。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统计结果，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简称非国大）仍然拥有大多数民众支持，在2004年的大选中还获得多数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南非政府根本不必特别费力去讨好选民──绝大多数是贫穷的非洲人。
因此，南非政府可以继续干下去，不用积极干预，只要等待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滴落(trickle down)效应。但在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上，总统姆贝基的讲话却暗示着全球贫穷人口的反抗。而他领导的政府也已经改变方针，以谨慎的「凯恩斯模式」，拨出更多款项用于社会项目。同时，通过创造就业岗位项目及投资基础设施，南非政府宣布推出雄心勃勃的「赋予黑人经济权利」项目（BEE），以使资源从白人手中向黑人转移。
自2003年开始，南非政府致力于发展公共投资方案，接下来三年里，国家及各省政府的资本投资平均每年增加15%，扩大公共建设工程项目，救济失业人员，努力使全国最贫穷家庭有机会享受免费基础教育。
这些政策改变似乎显示，南非政府又重拾 「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某些元素，该计划于1994年当非国大执政时实施，后来被新自由主义的GEAR(「增长、就业及再分配」的简称)计划取代。南非全国总工会（Cosatu）说，这种向社会投资的转变代表GEAR计划已没有合理性，但其它批评家认为这些预算在强大的社会重建需要面前显得杯水车薪，无论是在「三方联盟」（国大党、南非全国总工会、南非共产党）内部还是在包括激进左翼社会运动团体的外界，使百万人经济边缘化已经导致民众对非国大整体政策的抵抗有所增长。
南非全国总工会承认，「三方联盟」正在失去其在民间社会中的主导权。问题在于如何重建民间社会内部联系，显示其与在工作场所外的实地斗争有所关联。全国总工会表示，他们无法与在新社会运动中表现非常活跃的「极左派」紧密合作，因为分歧太大，但他们可以与其它团体合作。然而，一旦他们这么做，政府里的「威权派系」（authoritarian clique）就指控他们为极左派，是为了组建新的劳工党而试图与民间社会的其它部分建立关系。
社会运动新群体的涌现
姆贝基的策略或许是为了在他再次当选前推出社会福利商品，但这也是针对总工会的大规模行动及「新社会运动团体」施压而采取的响应。2002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WSSI）上，这些新群体在「社会运动会议」（Social Movements Indaba）的旗帜下举行首次聚会，他们的抗议超过政府支持的示威运动，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大声批评得到许多国际代表的迅速响应，表示对南非人的斗争感同身受。
南非的民间社会历史可追溯到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的组织和团体，因此他们有一种抵抗官方的传统和文化。一些新的团体延续了1980年代由基础广泛的「联合民主运动」（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及受非政府或教会组织启发的传统。
但新的发展在于激进团体利用人们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及反全球化等主题，动员民众的支持。在对抗政府的明显政治抗争行动中，这些团体在土地、住房、健康及私有化问题上正逐步赢得支持。有时他们受左翼激进分子领导，有时受国大党或南非共产党前成员、或不同托洛茨基团体的成员领导。有时候，他们的领导者是来自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经验丰富的异议者。艾滋病、土地改革、住房及私有化、特别是服务部门私有化问题则是新社会运动团体关注的焦点。
新运动团体与「旧左派」拥有共同事业，这一点在「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TAC）和总工会之间结成的联盟上最为明显，该联盟被视为传统主义者思维的一大突破。TAC先是领导一项针对医药产业巨头的法律行动，并与之达成庭外协议，从而为生产普通抗艾滋病药品打开一条活路。接着，该组织向政府发起行动，并成功地在宪法法庭打赢官司，迫使国家提供治疗性药品，防止HIV病毒由母体传染给婴儿。
在当地分析家看来，TAC之所以能够取得这场胜利，迫使政府在国立医疗机构提供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有组织的运动。正是总统姆贝基对治疗艾滋病问题的固执与国内艾滋病的危急情况促使总工会同意与TAC达成联盟。但国大党却对未来可能达成的类似联盟非常不满，因为这违反其为选民（由工人阶层和贫穷黑人构成）设置的围堵圈。
政府对土地问题的不确定处理，则为激进团体赢得那些无土地、无家可归选民的支持。政府发现，将土地交还给那些被种族隔离法律排斥在外的小区远比满足民众对房屋的需求容易，其政策不可避免牵涉到驱赶城市郊区非法定居者，而这些人都受到新激进团体的动员。
在土地改革上，政府的战略目标一直不确定，策略亦不肯定，同样，这又使极左派能够动员民众。在这方面，「全国土地委员会」（National Land Committee, NLC）处于领导地位，该组织成立于种族隔离时代末期，旨在反对强制迁移。「全国土地委员会」与2001年组建的最大社会运动团体──「无地人民运动」 （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 LPM）职责重迭。
从「私有化」到「重组」
国营、半国营集团的私有化问题也是一个动员领域，该问题处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自1995年开始实施GEAR以来，关于私有化的斗争此起彼伏。「反私有化论坛」（Anti-Privatization Forum, APF）于2000年初为响应公共服务私有化而成立，其下有16个小型团体，其联合组织称为「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 (Soweto Electricity Crisis Committee，SECC) ，是为了回应西兰德、瓦尔三角区和索韦托的电力中断，于2000年成立。该组织的运动包括居民非法再接驳供电，但同时也反对截水、私有化及驱赶种族隔离区居民。
突出的是，工会并不拒绝私有化这一概念，而是将其改造为「重组」，试图通过工人入股新私有化的公司而赋予黑人员工以权利和保障。非常典型的做法是：政府试图重组国营、半国营集团，使之适于大规模出售。用评论家的话来说，是提高利润率，方法则是通过驱逐工人、压榨消费者。有时，政府和工会在争议的问题上──如「赋予黑人经济权利」诉求一致，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是意见相左的。
工会关注的是私有化造成的失业问题，而新社会团体关注的是公共服务（如水、电力）私有化问题。政府每次宣布在社会供应方面又取得成功时，新社会团体就会列举更多资料，说明由于私有化进程而导致的水力、电力中断。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该问题成为焦点。WTO会议讨论「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时，南非新社会团体中，反对基础服务私有化的运动者表现得特别活跃。
新的社会运动团体不仅填补工会组织及动员的剩余空间，还覆盖现有政党未占领的地方。新社会团体中有些开始在劳工团体内部发动政治运动，终止其与政府的联盟，促进组建独立的劳工党。
在这些及其它问题上──从种族隔离赔偿到抵抗「令人厌恶的债务」，新的社会运动已经作为流动的国际反全球化运动组成部分而闻名。但最近南非全国总工会提醒其成员，总工会至今仍然是南非最大、组织最好的民间团体(拥有170万名会员)。
工作大屠杀
南非全国总工会承认，该组织正处于危机中。这种危机并非来自一些相对发达、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而是源于南非为了响应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国内「正规」领域进行的结构变革。随着工业朝向资本集中度更高的企业运行，劳工人数削减了。加上相对偏低的增长，以及私有化过程中的劳工缩减，许多人丢掉工作（目前，南非的失业率为30%－40%），其中当然也有工会的缴费会员。
工会和新社会运动团体的情形截然不同。有很大一部分的潜在劳动力分布在未纳入统计的「非正规」领域，总工会正努力在这特别艰困的领域中组织失业人员和经济边缘人员。然而，这却是新社会运动团体最能动员群众的领域──主要围绕在城镇区、农村以及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环境。
工会努力保持与执政者有联系并产生影响力，这与新社会运动中较左倾的一翼发生争议。非洲国大党内部的左派坚持继续所谓「全国民主革命」（根据讲者的利益而有不同的定义），而新社会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则把阶级的积极分化视为社会革命路线。
南非的党派政治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新国民党」（New National Party）与执政党国大党及实力大为削减的「英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结成联盟，而「英卡塔自由党」又与「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走得很近。然而，却没有谁能够动摇国大党的领导地位，国大党依然保有其作为全国解放运动团体的信誉。国大党的联盟合作伙伴也一直在其保护下保持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如果新社会运动团体和联盟反叛成员真的成功分离出去，组建劳工党的话，他们不可能拥有和现在一样的影响力。
总工会的问题不仅在于激进左派和政府，其领导人说，我们的敌人是资本家，而不是「极左派」。总工会的危机是内部组织分化及来自竞争工会组织挑战的必然结果，根源都在于经济的彻底重组与失业率的高速攀升。自1995年政府开始有统计资料以来，失业率从15%大幅攀升到30%以上。如果算上处境恶劣的工人，该数字将骤升至40%以上，也就是近800万人。工会越来越爱用「工作大屠杀」来描述这一情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如此高的失业率增长──除非遇到经济大灾难，总工会领导人玛迪沙说。目前失业大军中约有四分之三在30岁以下，约有一半的年轻人正处于失业。
经过几次全国性罢工但却未能动摇政府后，总工会似乎暂时放弃一直追求的使工业政策发生基本变革的努力，转而试图在改良的方向上向政府做出提议。GEAR计划是基于出口为主导的增长而做出的，牵涉到开放正规的经济（formal economy）以参与竞争，因此出现不断现代化、机械化、导致员工的大量削减。但工会现在猛烈攻击那些以机械更换工人，或宁愿选择零工、兼职员工的公司。
「新菁英」影响力日增
随着新工会的出现，即使是在劳工运动内部，南非全国总工会也面临其主导地位受到重大挑战的威胁。一个大型劳工协会──「南非工会同盟」（Con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rkers Union, Consawu）宣称代表40万工人，于2003年5月成立。它与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基督教世界劳工联合会」（Christian 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结盟，致力于为南非的独立和非结盟工会提供平台。
总工会还受到了其它主要工会的抵制，如 「南非职工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Nactu）和「南非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Unions of SA, Fedusa）。这使得致力于补充流失会员的总工会面临更大竞争。「南非工人会同盟」（Consawu）表示希望吸引非工会劳工，20个分支机构分别包括来自渔业、矿业、贸易、服装及建筑等领域的工会团体。
对总工会的挑战还不仅仅于此。1997年成立的「南非工会联盟」（Fedusa）是一个大部分由白领工人组成的工会组织，已经超越「南非职工会全国委员会」（Nactu），成为南非的第二大工会。该组织乐于促使劳工、商业与政府之间达成合作协议，目前拥有会员约54万，正努力吸纳青年、妇女及退休人员加入。
「团结」（Solidarity），也就是以前的Mynwerkersunie（矿工工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会组织，其会员90%为白人，在国营、半国营集团、采矿行业以及钢铁制造领域实力最为强大，但现在正努力向多种族开放，主要是在西开普(Western Cape)地区的有色工人中发展。「团结」拥有13万名会员，其发展壮大主要是由于反对「赋予黑人经济权利」（BEE）运动，BEE极度威胁政府男性白人雇员。「团结」希望参照马来西亚的培力项目另外提出一个计划。
不光是白人劳工关注BEE，总工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对该计划能否使新兴黑人小资产阶级富裕起来深表怀疑。随着新菁英对国大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怀疑可能会继续加深，新菁英现在已经成为国大党的主要资金来源。
因此，在劳工运动领域，我们看到南非全国总工会的权力正被严重分散，迫使它必须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与其它工会组织以及一些新兴社会团体组成联盟。
「明天将有面包」的空口承诺
南非与现代工业化国家所走路线的区别在于不公平加剧，这是追求增长和财富滴落政策的恶果。这一点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在其它国家可能表现得不如南非那样极端，因为南非不久前才有过对抗政府压制的斗争历史，而且这里的「民粹主义动员」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执政党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工会的力量削弱了，但异议团体的影响却逐渐扩大。因此，政府选择让这两者互相搏弈，彼此削弱实力──特别是给工会及南非共产党（SACP）都戴上「极左派」的帽子，如同对付规模较小的激进团体一样。
总工会曾经把关心所有弱势者视为自身使命，随着该组织力量的削弱，动员弱势者以争取自身利益的，却是新的激进团体。政府对此一直持敌对态度，有时甚至是镇压。
「言论自由学会」（Freedom of Expression Institute）报告说，最近很少出现传统的审查形式，如关押新闻记者、钳制媒体等。其所列出的大部分违反言论自由事例，多属于停止公众集会、大规模游行、或限制公共涂鸦、发放传单。因此，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政府对它们的反应模式，都对南非仍处于试验阶段的民主文化产生影响。
南非政府已经选择生活在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求跨国企业及「布雷顿森林」金融体制的善意。它处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的精神分裂状态，一直到最近，都在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所谓滴落效应来「解决」贫穷加剧的问题，同时又要控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对许多人而言，南非政府的政策──即使带着凯恩斯气息──仍然只不过是「明天将有面包」这样的空口承诺。
激进社会团体的对抗方式无疑给政府施加了压力，可能会带来政策的改善，但却不可能带来核心变革。激进路线的批评家认为，问题不在于政府资助社会供应，而在于缺少支付这些资金的建制力度，这是无法通过激烈行动立刻得到解决的。
激进社会团体可能是反全球化抗争的焦点，以及国际反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先锋。但政府希望，随着社会福利计划的启动，这股热潮会退却。激进社会团体的支持者表示，贫穷与失业势必加剧，必须进行彻底变革。然而，政府很清楚，他们不会失去选票支持基础，只要从国大党内部进行改革就可以。那么问题就在于，新社会团体在推动变革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本文戴维‧考兹为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南非记者和政治学家，主办南非观察新闻机构，其报导覆盖南非和非洲的中部和南部)
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一个抵抗私有化的案例
作为最初在索韦托向政府的电力传输发起挑战的组织，它的第一个方案是促成索韦托重新供电的「光行动」（Operation Khanyisa）。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他们培训了当地居民，超过3千人在6个月内，透过私人接电的技术，重新和电网联接上了。SECC的第一任领导人特 雷弗‧恩格瓦尼认为他们：「从私人电力公司Eskom的角度看来是犯罪的行为，被转化成了一种蔑视私有化的行为，这是很好的战术和政治策略。」…
文◎费欧纳‧怀特(Fiona White)
南非的社会运动出现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结束之后，其后一直呈现出社运团体数量增长和运动形式多样化的趋势。他们的活动首先是响应国内许多劣势领域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机构的统计数字，南非存在着极端不平等的现象：前端6%的人口占据了该国收入的40 %以上，而末端50%的人口在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
反对企业权力的扩张
随着种族隔离主义结束而来的形式民主并没有为大部分南非人民带来社会 / 经济上的平等。这导致许多小区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和被剥夺了权利，尤其是涉及到公共服务的权利。社运团体除了质疑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外，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正被置于政府的经济策略中。因此，许多社运团体反对私有化，反对企业权力的扩张和毫无控制的市场。
在南非确立的社会民主运动，如「治疗行动运动」(为抵抗HIV病毒/治疗艾滋病而战)和反私有化论坛(豪登省一个协助小区运动的伞式组织)正在不断组织活动并巩固其支持基础。
另外还有新的运动在增长，尤其是针对住房供给而设立的组织在增长，他们对国家在为穷人提供充分/可持续住房上的不力表现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其中一个例子是建立于南非东部德班棚户区的居民运动组织：Abahlali Base Mjondolo，他们以改善德班穷人住家条件为目的的运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另外一个持续扩大支持基础并寻找新的替代方案的组织是：「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SECC)。「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案例:它可以说明南非出现社会运动的原因?这些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它们的影响如何?
支持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
SECC成立于2000年全国电力供货商Eskom私有化之后。Eskom的私有化导致电力价格较1999年上升了47%。城镇居民开始自发形成小群体抗议这一问题。2001年，当两万个家庭被断电1个月时，这新生的组织在索韦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这次集会把这些小组纳入了一个正式的运动组织中。
作为最初在索韦托向政府的电力传输发起挑战的组织，它的第一个方案是促成索韦托重新供电的「光行动」（Operation Khanyisa）。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他们培训了当地居民，超过3千人在6个月内，透过私人接电的技术，重新和电网联接上了。SECC的第一任领导人特雷弗‧恩格瓦尼认为他们：「从私人电力公司Eskom的角度看来是犯罪的行为，被转化成了一种蔑视私有化的行为，这是很好的战术和政治策略。」
「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随后扩大了议题领域并呼吁推动更大的改变，包括平等享有诸多基础服务如水、住房、教育、交通在内的服务，以及拒绝国家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恩格瓦尼认为：「需要有一种体系上的改变，使老百姓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支持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为此，该组织采用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虽然他们对于渴望哪一种社会主义目前还在讨论中。
起初，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在索韦托的5个地区开展活动。然而，他们现在声称拥有32个乡镇分支机构，虽然具体数目很难算出，但据估计该组织有7千名以上成员。当然，支持者的人数是波动的，尤其体现在游行示威的人数上。但是每周的例会一直有包括分支机构代表在内的数百人参与。他们的议事日程很长，其间他们讨论全球化和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个别成员提出了他们关心的家用水电方面问题。领导人声明要和民众紧密相连，并公正地代表他们的基层支持者。事实上，任何成员都很容易接近领导层，他们的办公室很容易亲近，并且人们也可以利用每周例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主要的战略就是直接行动
该组织采用多元化战略，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战略就是直接行动」。在与「反私有化论坛」的合作中，它频繁地组织游行活动，因为恩格瓦尼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和经验的战略是很重要的。此外，他们认为，参与到他们运动中的人，类型越多越好。基于这个原因，他们不专注于谈判之类的战略，因为谈判只需要一个小规模的专业化团队。
伴随着大规模行动，SECC还提升对付款服务的抵制，而且当与工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就希望能够外出举行类似反种族隔离总罢工这样的游行。该组织还和深化民主的机构，如「人权委员会」和「宪法法院」接触。不过，他们对应用法律体系怀有戒心，因为「法院是国家的法院」，但是有时他们又发现自己别无选择。依照恩格瓦尼的说法：「我们会在民主环境里，采取任何可以发展我们事业的手段。」
2006年，该组织决定为自己的武器库增加一项新的策略：参加当地政府的竞选。他们希望利用选举来「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和披露「南非国民大会党」（ANC）政府是「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事实。在「光行动」的旗帜下，该组织赢得了约翰内斯堡市议会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他们承认他们在议会里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通过和其它小党结盟，他们计划向立法会提交以支持社会运动为目的的议案。他们也希望，通过让市议员增加对该地区民主运动的认识，来扩大他们的支持基础。
SECC声称自从他们开始提议案以来，他们已经赢得了几场「小胜」。他们认为，2001年「光行动」能够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把索韦托重新连上了电网，而且还因为它引起了市政府官员，市议员和Eskom公司的注意。Eskom最终不得不重新考虑立场，宣布了电费的延期偿付，且公共企业部长于2002年12月赦免了部分欠款。 SECC对抗预付水费的斗争也对相关服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得到约翰内斯堡自来水公司的承认：「这个组织使我们保持警觉」。
保障基本需要和公共服务
不过，目前距离实现每月统一定价收费和禁止私有化的中期目标，他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
SECC还面临着不断的挑战: 他们与政府对立，其成员多次被捕入狱。然而，该组织的领导人对南非执政党的敌意给予正面响应，他认为当执政者指控他们是在反对南非国民大会党时，实际上，他们的指控却是在推动SECC的事业。不管过去的挫折，该组织觉得自己作为南非执政当局的反对力量正在获得更多的支持。恩格瓦尼认为它「越来越像一个人民的组织，人们遇到问题就会找到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索韦托官方的反对派。」
SECC是否真的是索韦托的官方反对派，还是存疑。然而，它的力量没有消减，策略也愈来愈成熟。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很多场合它都组织良好，成功动员了各行政区的选民为它的目标而奋斗。它也成功彰显了很多索韦托人所面临 的供电危机，并且强迫政府至少承认公共服务出现供应困难。虽然它是在后种族隔离和民主政体的背景下追求目标，但选择策略时，它使用旧有的反种族隔离政治斗争模式。因此，SECC应用了所有可用的民主空间，例如地方议会、法律体制和媒体。究竟它还可否维持相对连贯、可持续的运动，扩展群众支持基础，抑或变得支离破碎，失掉它既有的批评力道，有待未来的日子验证。
很多南非的社会运动都跟从了类似SECC的道路。他们联合起来，为保障人民基本需求和公共服务的运动而奋斗，运用时势扩展他们的事业，聚焦于某政治议程之上，最终巩固了群众的支持基础。南非被一个强大的、长期占有绝对多数的政党所统治，反对力量薄弱。因此，社会运动不仅代表很多被边缘化的社群，发出必需的呼声，而且有效监察执政的国大党，确保它当权期间能够确切依据民主而行事。
(本文费欧纳‧怀特为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所研究员，并与约翰莱斯堡政治研究中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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