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黑体字为副司令原文。
无须征服世界，令其更生便以足够
琐言恰帕斯
北纬10°线养育了亚洲、非洲和拉美众多的热带人口。当地球仪向西转动的时候，来自加勒比海的东北信风遇到了墨西哥的东南群山，这个世界便拥有了瑰异的特旺特佩克地峡。
我们姑且称现代主义为一种文明。
那么特旺特佩克地峡是未开化的，这里不仅居住着不能转化为劳动力资源（商品？）的土著印第安人，而且拒绝着发达国家的无私“援助”和“开发”。
特旺特佩克地峡上，有一个地方叫恰帕斯，它的故事起源于五千年前甚至更早，但我们却始终无法回忆起它的存在，直到1994年。
噢，到今天，或许是十五年了吧。
我无意再多复述1994年1月1日凌晨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与被切开血管的拉丁美洲所流出的鲜血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甚至与1997年的阿克岱尔相比。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些非洲来的黑奴和被屠杀的印第安人，忘记1994年1月1日那几千名端着木头枪的土著人又能怎样？
唯一能让我们记住的，是那个握着话筒，头戴一顶毛式军帽的白种人——副司令马科斯。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副司令而言，握在手中的笔和话筒，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的生命所在：他们必须对抗遗忘，他们必须对抗消费文化转瞬即逝的兴奋点，否则他们即刻便会被全副武装的墨西哥正规军所消灭——虽然这些许不符合土著印第安人内敛的性格，但他们必须。这个时代的必需。大众传媒兴奋地涌入恰帕斯寻找副司令，或者，寻找点击量和发行量？
副司令依旧从容地侃侃而谈：在恰帕斯，我们要求尊严。
什么是尊严？
也许是一文不名一钱不值的烂货，也许也不是，因为即使是最见多识广的商人，也没有在哪里听说过这个东西。
副司令说，尊严是早上起来不受呵斥，尊严是直面世界无需面具。
商人们嘲讽地冷笑了，社会不过是人和人的总和，人不过又是理性的，只有福利之说，何来尊严之谈？
副司令或许会沉默，一如他几年来的沉默。印第安人或许会沉默，一如他们五百年来的沉默。土地也许会沉默，一如它数千年来的沉默。
因为他们没有商人们那种经天纬地的奇才，他们不买，他们不卖，他们是大资本统计中的零。
——哦，抱歉，听说有家工厂早已开始制作印有副司令头像的T恤了。
副司令是个大写的人，但EZLN却在引领一场小写的变革。
你无法辨明副司令的国籍，因为他会是欧洲的亚洲人，会是圣伊西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会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可能会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副司令跨越边界——这种“只用于阐释曰‘走私’的罪行并成为战争赋予意义”的存在——去汲取智慧，去再造语言，当然，也成为一种象征。他的大写，并非他个人的大写，而是一种对相同苦难的经历与感受所造就的大写。在这个个人原子化的时代，副司令的大写，则更具有solidarity（团结）的意义。
但副司令的solidarity并不意味着同质化，他和EZLN拒绝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并圣化自我的方案，出人意料地反抗“大写革命”的说话——而这，正是先前种种解放学说的出路。
六十余年前在同一块土地上遇害的一名老者曾将全球革命视为自身学说的终极目标。这位博闻强识又缔造了一支军队却略显急躁的知识分子或许不能明白，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法则，任何天才鬼才异才，都没有能力一劳永逸地解决时尚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所有问题。当背叛，背叛，再背叛成为他的“国际”永恒的话题之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千人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为什么自称“小写革命”？
——不是路径，只是足迹。不是向导，只是若干通向明天的路径之一。
——土地之色如是说：斗争有多种路径，但只有唯一的宿命——与点燃着大地之色的所有色彩同在。
《天空之城》里，希达对穆斯卡说：“如谷之歌，与风共舞，与种子过冬，与鸟共鸣，无论多么可怕的武器，无论拥有多么可怕的机械兵，人一旦离开泥土就活不下”。
恰帕斯就是这片土地。在这块资源丰富的热带沃土上，丛林、玉米和群山中的生命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恰帕斯。
人类是可以与这片土地共存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是土地／恰帕斯养育了人类，而不是人类拯救了土地／恰帕斯。人类向土地索取不是理所应当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和掠夺更不是问心无愧的。
我们已经淡忘了，是劳动将人类与土地联系起来。办公室里的“高智”们，以为自己的电脑就能供人生存，以为仅仅依靠现代治理制度就可以过活。可是，他们的视界，扩大到了整个地球——哪怕是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区域，扩大到了所有人——哪怕是他们家还在工厂做工还在田间劳作的亲戚了吗？
这太遥远了，太不好读懂了。索飒拿着加莱亚诺的书，面对着“挑剔”的阅读趣味，无奈地苦笑。历史在苦笑，土地也在苦笑。
我们恐怕再也听不到那遥远的回声。但副司令不。
——一旦有人无视土地和土地之色的存在而进行买卖，土地便会反叛。
副司令只是一个被消费的符号，一旦没有了乐子，人们就会忘记他。有人说。
他是这样的吗？这个踽踽独行的萨帕塔人，这个或 许做过 教授现在成为这般蒙面人模样的人。
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魔力，去创造，去颠覆？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一个贫困的农民。而这个贫苦的农民，懂得印第安人五百年来的血泪，懂得恰帕斯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就够了，这就足以赋予副司令以灵魂了。当他的灵魂烙上印第安人的悲惨现实，副司令，就成为一个可以被人评论，但不可能被任何人解构的强大象征。
这就是土地的力量，可能会赋予其他人吗？
当NAFTA，WTO的代表们还在多哈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中争吵时，时光已经悄然逝去了十五年。
十五年，这足够使一个三岁的幼童成年，却不够这个文明的世界达成一项关于贸易的协议。当贪欲不断侵占人们的心灵的时候，副司令，就要开始抽他第十六个年头的烟斗。
还有他的杜里托，他的拉玛尔。生活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吗？
十五年，我的文章无意去纪念什么，只是想记住那些应该记住的人和事，并分享我的记忆。
还有五十年前的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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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威：为什么是恰帕斯？
1993年的夏天，阿尔贝托·乌埃尔塔博士（Alberto Huerta）常常在圣克利斯托瓦尔小城的中心广场消磨午后时光。这座小城位于墨西哥的恰帕斯州。令他印象深刻并且有些惊讶的是两个场景，一是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士兵在巡逻；一是每天来这里摆摊的印第安人准时的有些机械，一到下午五点他们从不麻烦警察立即收摊返回自己的村子，广场一下就变得空空荡荡。渐渐熟悉了，几个印第安人跟他聊起天来。他们发现阿尔贝托正在读一本描写印第安苦难的小说，于是他们问，“你知道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这个大英雄吗？”得到肯定回答之后，他们说一个以萨帕塔为名的农民组织已经成立，甚至说公开的反抗可能会在12月之前爆发。听到这里，阿尔贝托笑了。谁信呢？
不知不觉到了1993年12月31日午夜，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圣克利斯托瓦尔城里欢庆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爆竹声不绝于耳。然而，恰在这嘉年华的夜晚，三千多蒙面人正在行动。他们兵分四路：一支用粗壮的松树干在小城通往州首府唯一的高速路上设置重重路障；还有两支关闭了小城两端的加油站；另有一支攻入了司法部总部。当墨西哥醒来，欲迎接新年第一天的朝阳时，包括阿尔贝托在内的人们惊呆了，蒙面队伍已经占领了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尔、阿尔塔米兰诺等七座城镇，并控制了市政厅、警察局、公路、媒体等所有要害部。
阿尔贝托说，“这次我不笑了”。
这支蒙面之师宣称，他们是EZLN——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他们来自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他们是印第安人，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是“土地之色的人民”。这些头带滑雪帽或蒙着印第安土布巾原住民，如果不是身着军装、手握武器，他们就是朴实的农民。尽管军装很粗糙，不那么英姿飒爽；武器很简陋，从AK－15到UZI再到大锤、雪橇、木头枪，不那么有杀伤力。但无人敢小觑他们的力量与勇气，大批政府军已火速集结。事实证明，政府速战速决彻底消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计划是妄想。12年，12年过去，EZLN还在，恰帕斯运动还在。他们不仅在，而且吸引了无数志愿者深入拉坎顿丛林来援助他们；他们走访了墨西哥境内众多原住民社区呼吁团结；他们举行原住民大会、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大会，于数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的围攻追击中幸存；他们甚至长征到墨西哥城，派代表进入国会演说……他们不仅在，而且不断成为媒体焦点，唤起大众关注——一篇接一篇的《丛林宣言》、《公报》使恰帕斯运动的主张和纲领日益清晰明确；发言人副司令马科斯巧妙利用互联网和报纸等现代传媒手段，发表寓言、故事甚至小说，发射着EZLN的“语词武器”。马科斯关于“我们的语词是我们的武器”的思想也许正是来自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这位墨西哥1910年革命的领袖曾经说，“人民推翻独裁者和帝国，不仅仅要依靠在颠覆暴政的战场上猛烈的炮火进攻，还要依靠发射关于救赎的思想，表达自由的言辞以及对刽子手可怕的诅咒”。由于马科斯神秘的身世，流利的多门外语，高超的演讲艺术，深刻浸染着西班牙语文学传统与欧陆现代哲学思想的文字，他成为世纪之交最迷人的传奇英雄，人们相信他是“第二个切·格瓦拉”。恰帕斯运动不仅在，而且在世界的绝望中点燃了激情与希望。马科斯曾经说，要想除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除非政府能从地球表面把恰帕斯这一小块土地抠出去，因为那里的男人、女人、孩子，甚至鸡和石头，一切都是萨帕塔主义者。即使他们全都战死，他们的灵魂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战斗。而今天，这世上遭放逐的女人，被遗忘的原住民，受迫害的同性恋者，遭羞辱的工人……所有被剥夺的、被压抑的、被排斥的底层和边缘群体都已经、正在或将要从恰帕斯运动中得到启发，得到力量。墨西哥最南端的这片高地，在20世纪末，使得拉美大陆反抗的旗帜再次高高飘扬。
然而，为什么是恰帕斯？为什么是原住民？为什么是1994年的元旦？如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将必须书写一部恰帕斯通史。显然，这并非本文力所能及，因此这里只能呈现一些数字和事实，希望有助于了解恰帕斯运动相关背景。
根据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行政建构，墨西哥属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而恰帕斯则属于该总督辖区下属的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一个省。19世纪初，受墨西哥独立革命的影响，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六省也相继爆发起义，1821年，恰帕斯宣布独立并与墨西哥合并。随后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其他五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以及尼加拉瓜也宣布独立，并与墨西哥合并。但到了1823年，除恰帕斯之外，其他五省又全都宣布脱离墨西哥，自组中美洲联邦。1838年起，联邦逐渐解体，它们也陆续独立建国。恰帕斯虽然仍在墨西哥体制之内，但国族认同感相对较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占恰帕斯州人口30％的是印第安人，而且其种族融合程度非常低，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都是分区而居，并备受后者歧视。1532、1712、1867是历史上印第安人三次比较著名的起义。但是革命、民族独立给印第安人的生存现实带来的改变是短暂的、表面的，因为它们都没能彻底解决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比如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1934－1940年间执政）是第一位到恰帕斯访问的墨西哥总统。他乘坐汽车、轮船、火车最后是骑马终于到达目的地。他在任期间，政府终于承认在恰帕斯事实上存在着奴隶制，于是一些改革措施付诸实施。比如州政府的部分领导岗位开始向印第安人开放。同时，他积极推动在恰帕斯被置之不理的土地改革，在任六年两度修改颁布新《土地法典》。然而，分给印第安人的，大多是最贫瘠的根本没有办法耕作的土地。卡德纳斯下令分给印第安人的38726公顷土地不仅没有实现社会公正，还导致了大土地主为了不被分走土地而对官员大肆行贿。从1970年代开始，大约有180，000危地马拉非法移民进入恰帕斯，这使得印第安人的生存更加困难，因为人均土地锐减。恰帕斯州的很多市要么被当地的大老板控制，地方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都是他们一手遮天；要么被政治精英控制，这些精英成功地通过政治和立法手段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该州刑法规定，任何对历史的、国家的、州的价值标准的攻击都是非法；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用任何手段试图起义都是非法的。印第安人以及一些替他们说话的乡村牧师都由于这些法律条文的存在而成为监狱的常住人口。许多大土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经常袭击印第安村庄。原住民说，在恰帕斯警察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而是用来恐吓贫民百姓。上世纪80年代，卡斯蒂亚诺斯·多明戈斯将军成为恰帕斯州长，他任期内327个农民失踪，153个所谓“政治杀人犯”被判处。他的继任者冈萨雷斯·加里多任期内曾经发生过一个地主的保安枪杀12个农民，警察和地主联合武力驱逐100个原住民家庭强占土地等诸多恶性事件。但是加里多反而步步高升，1993年成为内政部长，并负责1994年的总统大选。
萨里纳斯总统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是引起94年元旦起义的重要原因，因为新的宪法条例允许土地私有化，可以想见，这将使得有军队和警察撑腰的大地主在强买（占）农民土地时更加有恃无恐。原住民们甚至听说，为了木材，日本人已经打算购买恰帕斯的一块山地。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印第安人彻底丧失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土地的希望。
不仅没有土地，恰帕斯的印第安人还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健康，没有食物，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没有学校，没有自由民主的选举权。结核、霍乱、麻疹、肺炎等各种传染病肆虐，因此印第安的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样很高。那里的孩子只有长到9岁左右，才会引起妈妈的注意，因为他脱离了夭折的可能，也许会长大。
终于，印第安人说“我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再也没有”，因此即使是死，也要带着尊严去死，于是他们向世界怒喊——“我们受够了！”
上述事实表明，恰帕斯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印第安人贫穷到无法生存下去。但是恰帕斯州并不是一个贫瘠的州。它的水电站供电占墨西哥发电量的55-60％，它出产占墨西哥石油产量21％的石油，占47％的天然气。墨西哥超过一半的咖啡产量来自恰帕斯，其中68％出口。其他产品还有玉米、木材以及牛肉。多诺·加西亚·德·莱昂（Tono Garcia de León）曾在《存在与乌托邦》（Resistencia y Utopia）一书中用令人震撼的诗句描述了恰帕斯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可怕的社会现实——“过去的要素还在那里，就像幻影和游荡的灵魂一样活着……恰帕斯的土中满是被谋杀的印第安人、化石森林、弃置的城市和石油的海洋。”很显然，恰帕斯的苦难不是自然条件造成的，而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墨西哥政府从来没有代表过印第安人、农民和中下生产者的利益，他们推行的政策使得这种不公平日益加剧。尤其是萨里纳斯施行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国内阶级/地区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墨西哥资源中心主任菲利普·拉塞尔（Philip L. Russell）在《恰帕斯起义》一书（1995）中引用的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联邦区和新雷昂区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3.95％，而政府投资却将近34.63％；包括恰帕斯在内的最穷的三个州，占总人口的10.89％，而政府投资却只有8.32％。墨西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水平基本上只局限于墨西哥城。而除此之外的所有州，基本上还是农业为主。政府反贫困项目的公开出版物中也描述到，财富、公共设施、权力都集中在城市，为墨西哥白人和混血人享受着，而与其他人无关，他们被迫住在分散的小片土地上。近几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忽视农业，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总是用石油换取食物，而不是投资建立一个自足的食物体系。咖啡、玉米种植者遭受非常重的损失，而当墨西哥大量进口美国牛肉时，养牛者的损失也开始难以估量。另外根据福布斯杂志，1990年墨西哥只有1个亿万富翁，而到了1994年，上升到24个。而且在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后，墨西哥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将主要由穷人来承担。墨西哥大主教鲁伊兹说，我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现代化，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是非人性的，尤其是对印第安人来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更没有办法和加利弗尼亚和加拿大的现代化农场相竞争，他们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承受更大的剥削和榨取。一句话，付出更多，得到更少。1994年1月1日，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的日子，这是恰帕斯人的生死临界点。要么反抗，要么被灭绝。面对恰帕斯起义，西班牙著名知识分子（既是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也是电影导演、记者）帕科·伊戈纳西奥·达沃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带着希望又不无忧虑地问道：“我们是正在接近世界上最古老的独裁的寿终正寝吗？从1920年到1940年期间他们以现代性和被背叛的革命的名义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的时候过去了吗？”近日发生的事实表明，他的担心相当有预见性。7月初，墨西哥大选初步结果揭晓，出身显赫、哈佛毕业、坚持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总统候选人卡尔德隆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了出生于鞋匠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扶贫工作，并曾因此搬到印第安人社区生活的候选人奥布拉多。虽然后者声称握有铁证可以证明对手在大选中舞弊，并有百万平民、印第安人上街抗议大选结果，要求重新记票，但左翼候选人奥布拉多欲实现大逆转前景并不乐观。而这是恰帕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持续了十二年之后的墨西哥的社会现状。
社会学家鲁道尔夫·斯塔芬哈根预言，恰帕斯运动可能存在四种结局：与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和谈成功；漫长的对话，镇压，运动慢慢被瓦解；武装战斗扩展都墨西哥其他地区，全面的革命；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就像美洲其他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一样。但是他所总结的都是目前历史中已有的结局，也许恰帕斯可以如副司令马科斯所说能走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恰帕斯运动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无法给予明确的历史定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使得墨西哥社会的真实图景开始变得完整，另一部分的墨西哥——底层的、边缘族裔的墨西哥开始可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也说，他虽然并不是十分赞同武装起义，但是确实是恰帕斯的起义才使他这样的文人突然意识到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才使他们看到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另一位诺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恰帕斯不仅是痛苦之名，从1994年起，它也是希望之名。
1919年，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被害，年仅39岁——切·格瓦拉也遇害于他生命的这一年。萨帕塔死后留下这样的传说，一匹枣红马在独自飞奔，奔向南方，奔驰在崇山峻岭之中。1996年，枣红马出现在马科斯的故事中，他写道——
“从前有匹毛色斑斓的枣红马，住在一个穷极了的农夫家。这个穷农夫有个穷极了的妻子，他们有一只瘦极了的鸡和一只瘸腿的小猪。如此这般。有一天，穷农夫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太穷，我们再没有东西吃了，我们只能吃那只极瘦的鸡了。’如此，他们杀了那只极瘦的鸡，做了个极瘦的汤吃。于是，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十分惬意，可饥饿又回来了，极穷的农夫告诉他极穷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太穷了，我们再没有东西吃了，我们只能吃那头瘸腿的小猪了。’如此，轮到那头瘸腿的小猪了，他们杀了它，做了个瘸腿的汤吃。接着，轮到枣红马了。枣红马可不想等到故事结尾，它逃走了，跑进了另一个故事。
没有后来，没有结局。马科斯说你只能到另一个故事里去寻找枣红马了。即使有一天，萨帕塔运动走到了终点，枣红马依然会独自飞奔，因为总会有新的故事开始……
http://www.eywedu.com/Dushu/dush2006/dush20061012.html
蒋子丹：萨帕塔的关键词
明星看见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司令空缺）马科斯的照片，自然联想起另一个人物切·格瓦拉。切的英俊面孔和挺拔身躯，在他死后的四十年间，以一个偶像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被顶礼膜拜，有时候甚至超出了他的精神所在。切的脸和身体成为符号，作为现代革命明星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中，这是不可更改也不能重复的。副司令马科斯要成为切·格瓦拉之后的另一个世界革命明星，需要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他不能放弃做一个明星。后现代时期是明星的天下，一切民众的狂热都离不开明星效应，从世界杯、好莱坞、股票交易到萨帕塔都是如此。副司令马科斯显然深谙此道，他的文字说明了这一点：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马科斯，那么这个新的副司令是否英俊？因为最近他们派给我几个实在丑陋的家伙，害得我的女性笔友深感幻灭。并在署名之后自我调侃地描绘:副司令以骷髅卖弄风情的姿势重整他的滑雪帽。
黑色滑雪帽是副司令马科斯的无面之面庞。切·格瓦拉的英俊有目共睹，副司令的英俊存在于从众的幻想里，更加无与伦比。十数年来，副司令面对敌手的威逼、盟友的恳求、拥趸的欢呼，从来没有揭开过蒙面的滑雪帽，以放弃他本人作为明星出场的所有机会为代价，造就了切之后最具个人魅力的“非我”明星。
较之切·格瓦拉，副司令更自觉地运用了身体的甚至是性感身体的魅力，较之传统意义上的革命领袖，副司令似乎在努力昭彰他反领袖的做派。没有高屋建瓴的深刻，没有正襟危坐的宏论，也没有痛心疾首的呼告，在他那些云山雾罩神乎其神的文稿里，这一切变成了寓言、戏说和故事。根据有关副司令经历的传奇记载，这原本并不是他成竹在胸的刻意包装，而是碰壁后无奈中的顺势而为。当他从城市来到山区的原住民中间，也曾经模仿着传统革命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而回应他的是一片黯然的眼睛和沉默的嘴。是他的悟性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他，他选择了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非我”明星，通过他的声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意愿在言说。他用尽可能文学化的语言完成他的训示，不排斥诗情不忌讳亵渎，有意无意使自己成了包括性幻想在内的各种幻想的虚拟载体。不期然，这看似削弱了他个人影响力的做法，反而使他声名远扬，
副司令的身体由此符号化了，以一个浪漫英雄的扮相，扮演着后现代版的蒙面大侠佐罗。符号化是不朽的前提，哪怕在很久以后某一天，马科斯的真身肉体回归了大地，他的滑雪帽和烟斗，以及帽子下时隐时现的黑眼睛，将一直存留在萨帕塔甚至是世界革命的史册，跟四十年来的切·格瓦拉一样，至少有希望跟切一样。
文化能否粗略地说，文化就是记忆，属于公众的集体记忆?一个外来者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另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将遭遇抵抗。当初来乍到的马科斯，对原住民说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黯然和沉默就是文化的抵抗。即使他真心诚意想帮助他们，得到的回应还是沉默，只能是沉默。一个尚处于原始生活边缘的族群，显然无法对自己记忆中的空白做出反应。资本阶级、无产者和工人，跟他们并无瓜葛。他们牢记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他们烂熟于心的语言，他们无师自通的绘画和歌舞。这一切组成他们民族的记忆东西，给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身份识别标志，也是他们的族群得以延续的依据和保持尊严的理由。马科斯的尴尬在于他闯入了记忆的空白。挽回这种颓势的办法，只有融进他想介入的文化，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和语言发出他们想要发出的声音。他这样做了，所以成功了，于是他领导的革命，按照玛雅人的路径，进入了神话和魔幻，成了现在这样前无古人的模样。
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衰退，文化则会随着记忆的衰退而衰退。对一个古老的族群来说，遗忘就是被征服，副司令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发出声音，为了不被遗忘，换言之为了不被征服。他们深知自己的文化只能植根于土地，它有着土地的颜色，而跨国公司闪烁着金钱颜色的市场，是它豪华的坟墓。他们同时深知，在洪水猛兽般势不可挡的全球化狂涛里，封闭起来只能自取灭亡，与全球化周旋的方略恰恰不是将世界挡在外面，而是敞开，敞开，再敞开，否则他们的斗争只会下降为族裔争端事件，被外界轻轻放过。
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把历史久远的土地和文化，与完全属于后现代的工具和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生产马科斯式的滑雪帽、玛雅式的人偶和印有特定图案的各种T恤等标志性产品，制作特色独具的各种海报和明信片，而分布于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四五万个网站，把这些带着强烈萨帕塔原住民文化印迹的信息，经营成了范围广泛的时尚。所以当他们发出邀请，就有全世界的社运人士不远万里前来相会，包括从诺贝尔奖得主到贫民窟里的浪仔等形形色色的人。
通道被打开，记忆加入了新的元素，古老的文化通过现代技术和工业产品得以张扬。访问者们曾经在会议现场看到普通的萨帕塔人即兴作画，色彩和构图都很奇异的巨幅画卷，在他们手下几乎一挥而就，自成一派地表达着他们对世间万物独特而稳定的认识。面对外来人夸张的惊叹，天才画家们的解释显得轻描淡写，我们并没有改变什么创作什么，只是再现了我们眼中本来的世界。
这是古老文化赐予他们的超常特质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他们的文化特质会不会因为新元素的加入而模糊？这有可能是每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都会遇到的两难选择：封闭意味着枯竭，敞开意味着改变。萨帕塔能两全吗？
副司令马科斯说，在时间的土壤里，我们涂鸦着叫做历史的东西。这是他们自信的回答，但是否加分要等时间来评判。
形式形式是后现代行为殊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现代的革命不能例外，萨帕塔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形式。
副司令马科斯宣布，他们的武器是互联网、摄像机、语词、思想和希望。为了适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必须重视行头和道具：戴上蒙面的垒球帽或滑雪帽，背上木制的仿真枪或者子弹从不上膛的猎枪。他们必定醉心于文字游戏：把自己的理想描述为一个剥夺了睡眠的梦，警醒的与无眠之时的梦；对晴朗的天空说，今天下的是昨天的雨；领袖的教诲给处理成谜语而不是断言；理想的宣言和战斗的呼喊被改编为诗行、传奇和重复的爵士乐段；而对待他们的劲敌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副司令使用的是古灵精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嘲讽：灰色可能获胜。句号。急需彩虹。
萨帕塔人决心把他们的起义，做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起义，一场拥有一个拒绝和许多种不同追求的运动。Oneno andmanyyeses，他们这样表述——文字游戏再次发挥着神奇的功效，让所有粗通英语的人一见难忘。他们设计了诉求的不确定性，也就同时设计了参与者的不确定性。副司令在他的滑雪帽后面说，我们就是你。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卜赛人，夜晚二十二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无地农民，贫民窟里的帮派小子，失业工人，不快乐的学生，当然了，还是墨西哥东南群山中的萨帕塔人。在这里，不确定性代表着最大的包容性，全世界的弱势群体和个体都可以囊括其中。他们要让远在天边的同盟者知道，我们的今天是你们的明天，或者是你们的昨天。他们并不想特立独行。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声援，他们甚至从不忌讳矮化自己。萨帕塔运动的宣言写道：我们并不存在。在那里，我们的生命贱于机器或牲畜，我们就像路上的石砾、路边的野草。我们曾无语，我们曾无容颜。这在局外人看来，多少有点像后现代风格的小剧场话剧，舞台和观众席连成一片，分不清演员和观众，故事发生在所有人中间。形式和内容由此浑然一体，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后现代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形式的不断更新维持着这个时代存在。当然应该承认，副司令们创造了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另类革命，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后续考验，那便是为了保持从众的兴致，他们必须无休止地在形式上推陈出新。萨帕塔人出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支撑他们走多远？一旦他们的灵魂人物副司令马科斯老去，他充满浪漫、幽默与自嘲自讽的思维再续乏力，他们会因为自恋止步于曾经使之应者如云的形式吗？假定这个以喜新厌旧为荣的时代，一直鼓励着大众，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欲求，都匆匆追赶着时髦的刺激不放，失却了新颖形式的萨帕塔，会沦落于拥趸一哄而散，偶像人老珠黄，山林一片寂静的遗忘吗？
遗忘就是被征服。兴许不是被敌人，而是被大众。
革命秀什么是革命？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有一个人给出的答案历久弥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个人是毛泽东。大约八十年前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如是说。
萨帕塔的革命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成千上万来自全世界的客人邀请到丛林营地，“监督我们，校正我们的战斗”。他们在客人面前满身披挂，戴着扮演暴徒的蒙面头套，扛着不发一弹的道具枪，在自己绘制的布景下，排着长长的队伍亮相，如果条件许可他们甚至愿意把抗议的集会开成盛大的音乐会。副司令马科斯热衷演讲和接受采访，通过互联网发表文学化的时评政见，嬉笑怒骂妙语连珠，还忘不了适度卖弄风情，选择某年情人节公布他已婚的坏消息。浪漫故事、奇异图画、游戏文字、诡辩智慧、作秀姿态，这一切在萨帕塔人的革命历程中此起彼伏轮番上演，唯独没有暴烈行动。玛雅印第安原住民五百年斗争历史的鲜血警示他们，罪受够了受够了，血也流够了流够了。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之初，与墨西哥政府军的暴力冲突曾经一触即发。政府军出动了上万兵力，相信能够像碾死一只虫子般地剿灭萨帕塔的丛林起义。副司令马科斯审时度势，自知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打赢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于是选择了退守丛林，成功地把阵亡人数降到了十人以下。在丛林中，他没有让斗争形式停留于前人惯用的游击“跳蚤战”，而是将其创造性地演变为令对手极为头痛的网络“蜂群战”。这两者的区别何在，知者不详，但至少在望文生义的水平上揣度，蜂群的数量不会低于跳蚤，而它们的移动不受距离和空间的制约，比跳蚤更难对付。寄希望用后现代文化的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许是遵从和平主义的萨帕塔得以生存的要诀，也是每当政府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时，萨帕塔的“红色警报”总是在动员撤退隐蔽的理由。
自从人类催生出了革命，暴力和流血就是它形影不离的伴侣，起义者和镇压者都把消灭对方的有形生命作为要务，有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具体目标。然而在非暴力的萨帕塔对面，这样的具体目标几乎是不存在的，荷枪实弹的政府军只不过在为虎作伥，真正张开血盆大口要将所有原住民囫囵吞下的，是那只千变万化的全球化怪兽。它时而具体，时而抽象，时而狰狞可怖，时而风情万种，隐身于每一个它以为合适的地方：跨国公司修建在资源产出国的标准化厂房，分不出国籍和种族的摩天大厦和高速公路，发达国家倾倒在公共海域的废料垃圾，国际强权操纵的各种经济议定书，以伸张正义的名誉入侵他国的坦克装甲车。抑或在狂饮可口可乐的红唇上，好莱坞大片英雄美女的缠绵里，人世间情感枯竭慈悲凋谢的淡漠中，也有它的幽灵在徘徊。它法力无边生命无形，所以刀枪不入死可复生。
萨帕塔要与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交手，弱小已成事实，壮大声势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他们的革命，言说高于暴力，作秀胜于流血。这情形有点像祭司捉鬼，高声大气，载歌载舞，以调动起信众的觉悟为己任，鬼是否捉得到还在其次。萨帕塔的革命秀，对抗的是全球化的入侵，颠覆的是传统意义的革命。
对于大众来说，由明星率领的革命秀显然更具吸引力，作为明星的领袖马科斯，则非常清楚时刻可能发生的流血，并且早就表明了决心：如果说生死一线间，那么，自起义的那个黎明起，我便踏在那条线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终了。一旦鲜血成了随时可能竖立起来的背景，舞台就变得沉重和庄严。马科斯怀着流血牺牲的决心，策划和领导着不流血的起义，让所有注视着他的目光立时充满敬意。巡天遥看纵横古今，能背负现实的伤痛和民族的苦难，将一场秀做得如此感天动地可圈可点的主角能有几人。
转来转去，仿佛又回到了原地，流血跟在革命的后面不肯轻易退场，只不过这一次它也是蒙面或隐身的。
悖论 萨帕塔充满了悖论，正是层出不穷的悖论赋予了副司令马科斯智慧的光环和迷人的力量。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钻进他精心编制的一个个悖论的怪圈，兴味盎然并且流连忘返，这个蒙面人会在他的滑雪帽后边狡黠地微笑吗？
马科斯本人就是一个悖论。他是一个用暴力的造型包装出来的和平主义者，有人非常准确地将他演绎为切·格瓦拉＋甘地的组合。他用蒙面为自己创造了炫目的神话形象，他具有领袖的自恋，但他拒绝在神坛上入座，并发誓一旦民众的意愿达成，他将脱下面具立刻消失在人群里。总之，他不是可以用一两个固定词组来简单界定的人。
由这样一个人领导的革命，像他本人一样无法用常理解读。他们因武装而获得倾听，因隐藏而获得注视，因匿名而获得命名，以武装的形式发动起义却并不图谋夺取政权，坚决捍卫视为生命的土地但并不想拼上性命，重视族裔历史传承并不惧怕外来文化因子植入，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同时尽一切努力争取外援，凭借国际化高科技工具，阻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入侵。诸如此类的悖论，给萨帕塔的革命涂上富有哲学意味的喜剧色彩。从这点上看，政府军官员指认这位超人，就是前大学哲学教授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大约不全是空穴来风。
二○○一年初，副司令马科斯与他的二十四位原住民起义军首脑，蒙面徒手走出游击区丛林，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和平大行走，最后抵达由政府军重兵把守的首都墨西哥城。马科斯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土地之色的人民》，把他以往诗化、诡谲、神秘、睿智的文风，发挥到了极致。瞧这些句子：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镜。不是现实，只是映象。不是光，只是闪烁。不是路径，只是足迹。不是向导，只是若干通向明天的路径之一。
世界主流传媒认为，这次行动可媲美于马丁·路德·金的进军华盛顿，而马科斯的演讲直追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非常凑巧的是，两次演讲现场的听众都是二十五万人，两个演讲稿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金用充满诗意的激情道出了那个时代美国黑人的吁求：停止种族歧视，争取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由，进而把这种吁求演绎为一个梦境：奴隶的儿子与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张桌子旁共叙友情，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携手并肩亲如手足。毫无疑问，这个梦境的延伸指向着政权，黑人和白人平起平坐的所在是议会、法庭、政府和军队。二○○三年，在美国人纪念《我有一个梦想》发表四十周年的集会上，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第三说，我知道我父亲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梦。
马科斯的演讲诗意依旧，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仍是关键的诉求，但马丁·路德·金式的激情已经让位于马科斯式的理性，诉求的伸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相反——让国家权力离他们远着点，萨帕塔的原住民只要掌控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保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传承。他们不再天真地梦想跟对手或者他们的儿子亲如手足了，比起马丁·路德·金来，马科斯显得更加务实和绝望。这并不难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是怎么说也已经风雨飘摇的种族主义泥泽，而另一个是方兴未艾浊浪滔天的资本全球化汪洋。
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同途殊归，马科斯明确地说：我们是军人，我们准备去杀或者被杀，这样的人不该执掌权力。是的，你手里拿着枪，便几乎难以去除专权与暴力，也几乎不可能实践高纯度的民主。萨帕塔最大的悖论就此浮出了水面：他们不拥护也无意参与任何国家政权，那么他们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自治空间，能在一个各行其是的符号学嘉年华里建立并且巩固吗？他们的革命，是否避开了战场上的牺牲、污浊、武断之后，又趋近了舞台上的虚幻、涣散、软弱？从这个角度看待马科斯，这个身处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偶像，在比马丁·路德·金更加深刻的同时，是不是又多了另一种天真？
以我平凡的想象力判断，这个难题，不仅仅将困扰副司令马科斯，也将困扰我们所有仰视他的人。
（《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健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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