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将进入长期动荡时代
：［德］托马斯·迈尔沃尔夫·格拉本多夫著 黄汝接译 国外理论动态
德国社民党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出版的《新社会》杂志2007年第12期刊登了该杂志主编托马斯·迈尔采访沃尔夫·格拉本多夫的谈话全文，题目是《我们必须适应政治上非常动荡的时代》，认为拉美将进入政治长期动荡时代：在拉美所有国家都弥漫着反美主义和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发展模式的不满和不信任，未来即使这波左翼浪潮失败，这种情绪也不会改变，这将推动该地区作很多政治尝试而形成动荡。现摘译如下。
迈尔（以下简称“迈”）：在一系列非常不同的拉美国家里，各种形态的左翼在庆祝大选胜利。依您看原因何在？
格拉本多夫（以下简称“格”）：一个原因是，在拉美“左”字称谓不在于纲领，而在于领导人个人。“左”被用来形容各种不同的人物，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的卢拉，智利的巴切莱特，尽管他们政治上相距甚远。
迈：您能简单描绘一下涉及的国家吗？
格：这是这期间一个很难看透的地区，因为拉美国家根据它们的历史和经济发展以及争取实现的目标来看是很不相同的。越来越难用一个或两个概念概括这个地区。
我们从极端的例子，也就是古巴开始。这个国家是一个我行我素者，多年来对拉美的思想讨论来说已不再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查韦斯已取代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地区的关键人物，因为查韦斯上台已经十年，委内瑞拉也是有着巨大变化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的石油财富，要做到这一点也相对简单。转变不仅反映在内政上，而且特别反映在外交政策上。这与作为布什的死对头和地区对抗美国利益的发起人查韦斯的立场有关。查韦斯把一批国家的政府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政府不完全依附于他，但一定程度上在财政上和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它们是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广义上讲的阿根廷。此外，桑地诺主义的尼加拉瓜也在这条战线上。最近的大选之后，也许包括危地马拉。另一方面当然有智利和巴西，那里左翼政府在非常保守的经济政策下取得明显的再分配成果。
迈：查韦斯用海因茨·迪特里奇的一本书《21世纪社会主义》的书名作为他政策的标题。鉴于您描述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人们是否可以接受这些“左”的改良政策的不同游戏方式？它们存在哪些共同点？差别何在？
格：如果人们可以称之为模式的话，所有“模式”的共同点就是一种一定程度上在本地区盛行的反美主义。共同点还有就是它们都寻找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多年与“华盛顿共识”打交道的经验使所有这些国家的民众记住，传统的、外向型的、市场经济的模式基本上只对20%的民众有益，而对其余的民众来说只是面包屑或者从中什么也得不到。这种形式的社会的表现很不一样，这要看各个国家领导人物的作风。
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就是市场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建立社会国家方面有没有持久的、基础性的社会变革的征兆,这种变革赢得社会主义称谓，并且人们可以期盼变革能持久和取得成果？
格：目前我还不能看到这一点。我看到的是，这些国家中的几个国家通过改变结构，特别在委内瑞拉，也渐渐地在玻利维亚，在“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称号下进行了精英更迭。这种更迭导致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变化。对大多数这些国家来说，不能看到明确的政策，例如再分配政策。还有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再分配也是不明确的，也许在委内瑞拉基本上是由国家金库出资。也就是说，看不到执政方式采取社会的、现代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
迈：有没有联结这些国家和活动家的共同话题？
格：可以毫不怀疑地回答这一点。在所有这些体制中，政治参与的程度比以前高。这些体制与过去不同，不再通过政党或工会渠道运行，而是直接与各自的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
尽管有许多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的讲话，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共同纲领。共同点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强烈影响内政外交的社会不满情绪在蔓延。西方不再是榜样。
迈：是否有让人看到的征兆：那里在寻找或者可能已经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激发欧洲的左翼说：现在我们也可以从拉美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学习点什么？
格：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前景，因为那里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对许多人来说突然可以看到一种政治抉择，所以各种运动也就得到一种巨大的动力。这种抉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社会内部只控制一些小群体。一切都是由上层掌控。没有来自下层的革命，而只是来自上层的革命。
迈：是否会出现一项有建设性的政策？
格：这取决于这地区是否会爆发一场冷战。拉美的右翼媒体向查韦斯开炮。对他们来说他是地区内的威胁，因为他揭露新自由主义势力，并且宣扬精英（杰出人物）更迭。
迈：人们听说，在委内瑞拉连左翼民主主义力量也批评查韦斯。在这些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左翼有什么区别？更确切地说，一方面是左翼社会主义，是受马克思主义激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建设性的力量？
格：左翼社会主义的发展至少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没有被这里人所说的篡权者——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特别看重，因为它们被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智利多年来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但是在落实模式的过程中社会成果很少。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被那些现在在这些国家掌握领导权的人——也许卢拉除外——看作不值得谋求的类型。与此相反，各个政治“运动”很难加以分类。它们某种程度靠政治景气存在，在纲领方面用口号而不是用深思熟虑的政策方案来武装自己。
迈：关于拉美的宗教的作用问题。一方面在许多国家左翼天主教有强大的传统，它过去在社会运动中起过作用。另一方面人们知道，基督教——也就是新原教旨主义——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站住了脚根。宗教在左翼浪潮中起作用了吗？
格：这里人们必须非常正确地区分两种非常重要的、在本地区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潮流。左翼天主教在巴西、阿根廷，部分地在智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给天主教带来很大问题的基督教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也在巴西渐渐地很有势力。基督教倒不如说是倾向独裁的机构的帮凶，在左的和右的机构之间很难加以区别，例如查韦斯就能够与这些群体相处得很好。另一方面左翼天主教运动继续处于与保守的天主教教会统治制度的较量之中。它们的作用在每个国家很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大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小些。多数情况下它们在地区一级和乡镇一级发挥影响，但很少在国家一级有影响。
迈：作为地区问题专家和活动家，您敢不敢作出预测：如果用石油填满的委内瑞拉金库空了，现在宣布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格：剩下的就是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当他们失望时就会去寻找新的模式。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不可能回到原状，但并不意味着两种模式很有前途，而是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地区政治上非常动荡的时代。本地区运行非常好的、有名望的模式之间越来越走向两极，例如智利模式和完全另外一种模式——巴西模式。
迈：这意味着，如果社会模式没有大的成果，反对派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对曾经宣传过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的不信任也会继续存在。
格：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甚至敢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或者甚至委内瑞拉的新尝试失败了，也会把这件事归罪于美国资本主义的阴谋。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对西方模式的反感、特殊情况下对美国的反感在今后的几年或几十年就会感受到。
迈：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及其内容，如埋葬市场、社会国家的结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过去在全世界都有好名声，并且取得胜利。这个纲领在拉美能起什么作用？
格：它在讨论中起重大作用。几乎没有一个拉美政府不承认社会民主。但是，如果涉及税收领域、资源再分配，准备落实的决心就倾向于零。社会民主这个概念完全和颇有意思地被九年前就接手舆论领导权的查韦斯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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