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外交新政”及其局限性
：尹承德
奥巴马是在布什主政8年政策失措，落得美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高倡“变革”口号而当选为第44届美国总统的。“变革”将成为奥政府的施政基调。推行“外交新政”将是奥政府“变革”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从奥当选前后的言行看，他将扬弃布什的“单边主义”和过于强硬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外交带有某种灵活务实色彩。其“外交新政”可能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适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现实，通过沟通和对话，理顺与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关系。
布什罔顾世界力量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坚持推行由美国独家主宰世界的单极霸权战略，导致同主张世界多极化的主要盟国关系疏离，同非西方大国关系频生波折，尤其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矛盾空前尖锐，两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糟糕时期”。这使美国在世界大国的纵横捭阖中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奥巴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比布什清醒。他基本认可多极化进程，并主张美国应“采取适应多极化进程的方针”，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加强同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力量中心的“沟通和协调”。预计他上台后，将把加强与欧、日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置于外交首位，还可能适当提升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关系。俄罗斯因其超强军力被布什政府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布什通过在独联体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一再主导北约东扩和在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竭力挤压俄的战略空间，对俄国家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引发俄的强烈反制和反击，两国关系几乎滑至冷战边缘。有鉴于此，奥可能松动对俄关系，表达了暂停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和不急于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入北约的意向，有利于消除俄最大的两块心病，从而为缓和与改善紧绷的美俄关系铺平道路。
其二，不再固执在敌对国家搞“政权更替”的迷思，将通过直接对话，改善相互关系，以解决美国极为关切的有关热点问题。
美国对敌对国家持“势不两立”的超强硬态度，以在这些国家实现改朝换代作为政策目标。为此，他对它们横加“流氓国家”、“暴政前哨”等罪名，进行百般打压，甚至武力相向。但结果除在伊拉克通过战争手段和付出巨大代价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外，在所有其他这类国家非但没有实现政权更替的目标，还促使它们增强了抗拒美国的军事力量，其中伊朗、朝鲜还在发展核力量。奥巴马以布什的失败为鉴，不但没有接过布什给这些国家横加的罪名，还向它们伸出橄榄枝。他在竞选演说中明确表示，他如当选将同伊、朝领导人直接谈判，谋求改善双边关系，以解决该两国久拖未决的核问题。
其三，不热衷搞反恐扩大化，试图将反恐斗争回归本原。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中心和当务之急，随后发动了围剿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塔利班的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的恐怖势力尚未根除之时，布什即大搞反恐扩大化，把“防扩散”和“反暴政”也纳入反恐范畴，将反恐斗争引入歧途，并捏造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致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获得喘息之机，进而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布什搞反恐扩大化种下了可怕的恶果，造成“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的局面，使国际恐怖主义膨胀成人类的最大祸害之一，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主要的现实安全威胁。如此惨重的教训在前，原本就一直反对伊战的奥巴马将对布什的反恐政策“纠偏”。他一再表示将在16个月内从伊撤军，并将反恐主战场东移回到阿富汗，以集中力量剿灭基地组织。这意味着奥要把反恐斗争回归反恐本身，避免反恐扩大化，以免重蹈布什之覆辙。
其四，谋求巴以问题较为公正的解决，以稳定中东局势。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矛盾的根源。布什政府奉行袒以压巴政策，引起广大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不但加剧了阿以矛盾，使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还在阿拉伯国家播下了仇美的种子，是主要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国际恐怖主义滋长和蔓延的主因。布什坚持偏以政策不但遗祸中东，美国也因此引火烧身，其中东战略严重受挫，连其国家安全也受到损害。奥巴马从美国利益出发，流露出调整布什中东政策的意向，即改变其过于偏以立场，注意在阿以和巴以之间保持适度平衡，谋求巴以问题较为公正的解决。为此，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要求以色列在阿以和谈中“必须作出适当让步”，敦促它自己搬开横亘在阿以和平进程中一些“沉重挡路石”。如此直接对本国盟友以色列施压，在美国以往总统中是罕见的。
奥巴马可能推出“外交新政”，对布什的对外政策作出适当调整，主要是形势使然。近年来，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消长变化，美国实力地位大幅下降，其他大国力量显著上升。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在西方一枝独秀，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到2000年，美国GDP占到全球的近1/3，其独超实力达到鼎盛，这是布什加紧推行全球独霸战略的实力基础。近些年来，美国在经济领域长期积累的严重问题发酵，直至引发世纪性的金融大危机，经济下滑以至衰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8年其GDP降到只占全球的1/4。与此同时，欧盟通过扩员，力量大增，经济总量在2006年即已超过美国。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如中国在1980年GDP仅占美国的7.2％，到2007年占到美国的25％，2008年将占到美国的近30％。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君临天下，独家主宰世界已力不从心，其他力量中心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节节上升。现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诸如反恐、防扩散、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美国都独力难支。离开欧盟和新兴大国的参与和合作，上述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美国搞单边主义越来越行不通了。
再者，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严重挫折使奥引以为戒，与它拉开距离。布什实行单边主义强硬外交政策，甚至为扩大势力范围，穷兵黩武，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和占领，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和抵制。美国自身也几乎深陷“霸权困境”，外交目标几乎“全线失守”：侵占伊拉克使其道义扫地，并付出伤亡数万人、耗资6000亿美元的惨痛代价，至今仍深陷泥潭而难以自拔；在国际反恐、防扩散、成立非洲司令部、中东和谈及向全球扩展“民主”等关键领域，政策目标都告落空；遏俄战略严重受挫，且同俄关系空前紧张；在其传统后院拉丁美洲，反对美国干涉和控制的浪潮持续高涨，其传统盟友几乎全部离它而去，以致美国媒体惊呼该地区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上述种种表明，美国在外交上遭受大面积挫败，国际地位与影响降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面对布什留下的外交烂摊子和负资产，奥巴马不能不萌发外交“新思维”，而不会“萧规曹随”，一仍前任之旧章。
奥巴马的“外交新政”可能给美国外交和对外关系带来一些新气象、新起色，但是其新政本身及正面作用有很大局限。因为奥和美国历届总统一样，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工具。在外交方面，他必须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社会根本制度及其衍生的要由美国主导世界这一价值取向的框架下行事，否则他就站不住。这就决定了奥主政不会给美国外交带来突变，他对布什外交政策可能显示的“新”和“变”只能是策略手法和具体问题上的具体政策的“新”和“变”，而不可能是基本政策和总体目标上的“新”和“变”。实际上，在维护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维护美国的独超地位与西方盟主地位，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扩展美式民主、自由、人权等根本问题上，奥同布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的现实，但仍强调美国作为“头号大国”，要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同当年尼克松总统提出世界“五极”观点却竭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出一辙；他虽提出要同西方大国重建密切的联盟关系，主张改善和加强同中、俄的关系，但他不会让欧、日与美“平起平坐”，不会改变对中、俄“遏制加接触”的既定方针；他虽表明要与伊、朝直接对话以解决其核问题，但并未放弃对该两国使用武力的最后选择；他虽计划将反恐矛头集中指向基地组织，但申言美军可进入巴基斯坦打击恐怖分子，表明他也将无视他国主权，以霸权手段反恐；他虽流露出要在阿以之间维持其某种平衡的意向，但不会改变美国一贯的重以轻阿和在总体上袒护以色列的固有立场，中东和平之路仍将荆棘丛生。
由此可见，奥巴马对布什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革只能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只能是枝节性的变化而不是整体性变化，只能是浅层次的变化而不是深层次的变化。总之，奥巴马的“外交新政”和“变革”是新而不改其旧，变而不离其宗，这个“旧”、这个“宗”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计划中的“外交新政”如付诸实践，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影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回升，但其“霸权困境”和在世界格局中地位下降的趋势难以根本摆脱和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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