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全球化是否有可能 （1）
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彼得 伊文思
PETER EVANS
原载于：
POLITICS & SOCIETY, Vol. 36 No. 2, June 2008 271-305
DOI: 10.1177/0032329208316570
© 2008 Sage Publications
Building on Polanyi’s concept of the “double-movement” through which society defends itself against domination by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this article sets out some key organizational and ideological hurdl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movement of movements” must surmount to challenge the hegemony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fter outlining neo-liberalism’s failures, it makes an argume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defined as a globally organized project of transformation aimed at replacing the dominant (hegemonic) global regime with one that maximizes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trol and makes the equit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ab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its priorities.
摘要
在博拉尼的“双向运动”的设想中，“社会”进行自我防卫，是对抗自行其是的市场（“自我调节的市场”）所强加的统制。本文指出了当前的“时代潮流”在挑战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时，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必须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本文历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为“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可能性建言，为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实施的改造行动，勾画出一个新的、实行民主最大化的政治规制的全球世界，它的首要目标，是人类能力的平等发展和环境保护。
Keywords: 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neoliberalism; Polanyi
关键词：全球化； 社会运动；跨国网络；新自由主义；博拉尼
My biggest debt is to Fred Block for devoting his time and energy to organizing the project that resulted in this special issu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and for his constructive readings of several drafts of this article.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Gilbert Achcar, Thomas Ponniah, and Frances Fox Piven for their useful commentary on an earlier version, and Erik Wright, Archon Fung, and the rest of Politics & Society Editorial Board, who helped me move toward a more coherent version. The distance that remains between the final result and the aspirations of this collective support effort is, of course, entirely my own responsibility.
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的财产服务处主管，史蒂夫.勒纳，力主创建一个包括全球20个城市中最大的20个跨国资产服务公司的雇员的工会，他坚信这样做，即使对于这些公司的盈利都是至关重要的1[１]；他在2007年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与流行的观点正相反的观点：“愈益扩展的跨国公司和愈益集中的资本，已经造就了颠覆全球化的条件2[２]。勒纳相信：现代的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建成了把全球化头朝下“倒置”过来的基础。他加入了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跨国活动分子组成的团体，其中有人权运动、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等。
从1999年“西雅图之战”以来的十年，跨国的社会运动成就斐然，主要表现在大众媒体和社会科学的专业这两个方面3。然而，即使把复兴了的全球劳工运动都考虑在内；这种凑集起来的运动会有足够的力量颠覆全球化吗？要不然这类运动仅仅是一种饶有趣味的社会-文化副现象，也许可以吸引大家来注意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中最坏的一面，但是说到创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范围造成经济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的真实的变革，它们有这样的能力吗？
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无情的延续”现状做辩解，总要比构想进步式的改造容易得多。维护“无情的延续”这一方，手握最强大的主流观念，而能够驳斥“延续论”的那些道理，永远只有在事后才会被看明白。所以，无论对未来的运行路径做何种讨论，仔细地研究“改革”打败“无情的延续”所必需的“王牌”，是必不可少的。
INTRODUCTION 引言
下面首先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行动，以人类能力的平等发展和环境保护为首要目标的、以替代压制性的霸权主义为长远目标的世界，即一个“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究竟具有何种可能性。
我以卡尔.博拉尼的基本假说为讨论的起点: 一个社会-政治的秩序，如果奉“自我调节的市场”为圭皋, 那么它将是不可持续的4。我的第一个论点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尽管在实践中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自由市场原理”，仍然不能逃出这个博拉尼命题。因此，今天的统治秩序，无论表现得怎样强大，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它既无力保护社会和自然，也无力保护资本免予落入它自己的市场中潜在的无底深渊。它甚至变成了追求“斯密目标”的障碍：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和知识以最大程度增加物质产品的产出。
第二步是提出一个（渐进式的）关于保护社会的乐观的假设，它是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看法中，关于演进和替代的一种有力的论点。我将要阐述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造就了一系列条件：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的，甚至经济的诸种条件，都有利于一种潜在的和可能的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将要具体指出某些政治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条件，即这个广泛的运动所需要的条件，当机会来临时将能够把可能变成现实的条件；我引证的都是当前的实践中同上述条件相符的实例。我们的分析是乐观的，但是限定这种乐观主义的条件却是严酷的。
我们所期待的组织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现在大体上仍然只是假设的可能性，有一些是事先的预想，然而却被当前的运动非常强有力地证实了。为了强调此处的条件-约束性，我也将探讨，相互竞争的行动者们和相互冲突的方案，在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蛊惑性时，将会把这个正在散架的世界秩序怎样沿着另外的一种更少有希望的轨迹推动。
在理论方面，我的观点都要归功于博拉尼5。
由博拉尼重述的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尽管马克思的“有机（构成）”论导致了含糊不清的政治因果论），在当前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发出了特别的声音。。
首先，博拉尼的理论所强调的是，问题并不像资本家在竞争推动下贪婪攫取最大化的利润这样简单，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制度基础的市场，从根本上是失败的，所有这些必然引申到对当代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他从失败的“自行调整的市场”中导出的深刻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分析当代全球大潮流（运动）的起点。对于任何一个关注反霸权式全球化的人士来说，乐观主义的“新博拉尼主义”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分析起点。
博拉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具体论证了“自行调整的市场”必然会引发的反应。市场对社会的威胁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保护运动。博拉尼所说的“社会保护运动”，还是一种不定形的、多种成分汇集的社会利益表达，其范围既包括激进的劳工，也包括保守的土地所有者6。他们开始时只是追求有限的行动，只保护部分人的利益。从一个不可约束的“自我调整的市场”留下的废墟中保护社会和自然，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赖于他们穿越有限目标的能力和代表社会利益的“广度和多样性”的能力7。一句话，博拉尼的思考，预示了一个被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激励和汇集起来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
然而，在博拉尼的双向运动理论的批判性立场（反向运动）与反霸权主义全球化的理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博拉尼特别强调了崛起中的“市场”的全球性；但是他描述的社会保护运动，却是基本上互不关联的民族的运动，每一个运动的目标和战略都由该民族国家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市场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试图保护自己的那些社会，都是以民族国家为界的社会。当面对相同的威胁时，它们在国家层面上的重大举措的确很相似，然而跨越国界的有效的组织机构却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在组织规模方面，博拉尼式的社会保护运动无法达到同他们试图改变的体制相当的规模，所以这个世界注定不能免于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衰退的苦难。即使在最享有特权的那些国家的社会里，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终于建立起来，但是这一项成功，却是无力重建全球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证明。
在“大转型”的分析中，博拉尼没有强调这一点。他的假设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已经吸取了必要的教训，他的结论是，从一个一个的社会来看，它们将市场重新纳入社会中的内在要求，将会得到具有传统形态的国际组织的帮助。这样的设想，在1944年时还是有道理的。
拉吉（Ruggie）对于“植入的自由主义”和二战后相对成功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8是这样分析的，从工业化的北半球来看，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中，确实实施了国家级的社会保护行动同初级的国际治理模式的结合。
在千年终结之时，这个世界的政治领导者并没有从二十世纪前半叶学到应有的教训。来自下方的压力不足以迫使他们改弦易辙。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社会保护行动，配之以二十世纪中叶的初级水平的全球治理机构，在对抗横行全球的“自我调整的市场”时，甚至达不到二十世纪初期曾经达到的水平。
细看这条轨迹，我们很容易走向悲观的结论。如果社会保护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没有做到避免经济动荡和战争灾难，它在二十一世纪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人也许会说，新自由主义确有失败之处，但是要想成功地保护社会，现在的（可能）比百年之前离我们更加遥远。
今天的“结构主义的悲观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不仅从根本上打破了博拉尼的乐观希望--精英们将认识到国际治理的必要性，同时又使得连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保护都不可能重现。的确如拉吉（Ruggie）所见9，在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之下，全球规则侵犯曾经被奉为内政的国家政策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全球的自由秩序初生之时，这进一步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行动的效力。
在结构主义的悲观论者看来，民族国家显然被全球金融市场的惩罚吓倒，它们摆出了“别无选择”的（认命的）姿态，当面临自己国家国民的社会保护的要求时，以“无能为力”为其辩解的理由。一个缺乏快速回应的能力的民族国家，社会运动会淹没在各种各样渐进的方案中而更加难以在国家层面上受到重视。在结构主义的悲观论视角中还看到，如果社会保护运动在出现国界两边，以对抗由“自我调整的市场”强加于他们的混乱时，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甚至在国家的层面上就把它们收拾了。
“结构主义的悲观论”者，看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一般称为“广义”的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和普通人的看法是相似的。广义的全球化所指，为地理空间缩小和器物层面的与政治边界的更高的可渗透性。这些都是随二十世纪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和交通运输的强化而发生的。用常人的眼睛来看，“广义的”的全球化，只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女仆，而绝不可能是别的10。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确利用了广义全球化提供的手段，来建造一个全球性支配体系。不过广义的全球化同二十世纪后半叶利用了它的那个的支配性体系，从长期来看是不能共存的。广义的全球化也可以被看作备份的手段和备用资源，为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而备，其中也包括渐进的方案。看到这些可以用于备选方案（项目）的新手段和资源准备，对于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理念来说，具有一种根本性的意义。
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视角，看待全球化如何施加影响于（保护社会的）国家运动的持久力，同结构主义的悲观论视角恰好正相反。它并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国家机构设限，使得社会保护运动更加难以得到国家-政府的回应。但是它指出，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打破对国家设置的约束的机会同时也在扩展。
假如社会保护运动能够利用广义的全球化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和社会、文化、组织资源，那么博拉尼的“双向运动”就不会由于全球规模的组织日益重要而失去意义。新博拉尼式的乐观主义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命题之上的：广义的全球化（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将世界改变，使得当代的社会保护运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这是100年前无法做到的事情。
正如博拉尼心目中的“社会保护运动”一样，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也是一个过程。我的分析将集中于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推行）过程，而不是试图展望另外的那一种如果进步实现而造成的替代（alternative）制度结构11. 这样的选择暗示，至少有两种关于变化将如何发生的假设。由于在博拉尼的分析中没有展开其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必须在这里先进行阐发。首先，“运动”在论战中形成政治力量，而建构政治力量正是建设替代性制度的先决条件。其次，论战创造了操作经验、 预习（prefiguring）用民主方式来管理集体事务的机会，那是任何一种进步的替代性制度建设必有的中心内容。
把博拉尼观点中的另一面阐发清楚，其重要意义同探讨“双向运动”中的反向运动是同等的。在分析全球秩序如何创造一个养育了反对派行动的环境之前，有必要指出当前行动中的败笔，借此可阐明“自我调整的市场乌托邦”。博拉尼很久以前对屈从于市场之下的社会不具备可持续的能力所做的分析，适合于今天的情景更超过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失败
THE FAILURE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对当今全球权力结构最好的表述，是“遍布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尽管有永远不断的强加于人的统治，有强势权力决定资源配置，还有在各大国中重新抬头的新重商主义的争夺。在这个系统中，市场配置资源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意识形态从不被主流精英质疑。这还是一个以资本的权利为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根基的系统。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制度将永远无法逃避博拉尼在他的分析中引导我们去预见的那些问题所带来的痛苦。
撒切尔( Baroness Thatcher) 曾经坚信所有的人都只能去接受“别无选择”的选择：“无法避免”允许私营的市场来支配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模式-别无选择。在二十世纪终结时，已经可以看出她的这种自信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软肋在我们眼前展现，以任何一种智识的观点来看，都可以看到了。
来自北半球知识界的攻击12，同来自南半球的知识界的评判13一样，都是可想见的。在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造成的后果和前景14所做的批评中，看到马克思主义为激烈的批判提供理论基础，也是毫不奇怪的。
比“别无选择”（TINA）这种思想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如约翰.格雷 （John Gray）大谈“全球资本的迷惑”15，以及全球最成功的金融大腕之一以“资本主义的威胁”为题写书16。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最具有杀伤力的，大概要数国际上处于前沿的经济学家的工作了17，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尖锐的批判。
我们的社会失败于企图让市场来服务于社会的目标，从中生长出来的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幻灭感正在四处漫延，这一切正如博拉尼所预见。具体来说，这种失败具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首先是失败于不能建构一种社会机制，来做市场本来就做不到的事情：保护人民和自然，免于遭受无节制的、人为导致的风险，而且不要把问题当作“外部性”处理掉。其次，我们的社会在规制市场、约束资本方面束手无策，无法让资本家自身也免于遭受无节制的市场将要带来的混乱，让他们在竞争的压力推动下去好好的执行斯密所说的对“生产手段进行革命”的职能。
Failing to Deliver Social Protection and Collective Goods
无力提供社会保护和集体利益的失败
自然和市场都产生风险。社会本应该分散和化解风险。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本性使它看不见社会对保护的需求。
从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到就业保障，二十世纪后期有很多种类的风险从政府和公司一方转移到个人身上，而个人承受的能力却是远远不足以应对那些风险的18。从博拉尼到楚亚19这样的研究者所看到的是，不能化解风险和不提供社会保护这种失败，对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后果，超出了直接的个人身心伤害；在提供社会保护方面的失败，会腐蚀社会和社区关系，博拉尼的直言不讳的说法是：“正在湮灭人和自然中的实质性成分。”20
在社会保护问题上的诸多失败在分析的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因此提供集体-公共的物品/福利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的软肋。医疗卫生服务是一个经典事例。它可以看作社会保护中的基础内容，其核心是具有正向溢出的集体-公共物品，如果它被当成了商品，那么一定的资源使用和实现较差的总体健康服务，会自然而然地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发生出来。
守护环境，是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一个经典问题，公共品供给-环境保护失败的后果（不能提供公共品），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危机中、在目前新自由主义出世的痛苦过程中，被放大了。在博拉尼那里，自然总是被称为“假想的商品”。当人类留在地球上的脚印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时候，还把自然当成可以被生产出来、供出售或交换、可无限可再生的东西，是很有可能导致巨大灾难的。
如果有人在1900年时提出，在一些地区人类的活动有可能毁坏自然生产力、会损害整个星球的人类居住条件，一定会被当作幻想。一个世纪过去，今天这种威胁不仅非常真实，而且除非能够采取规模巨大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公共行动，我们已经无处可逃。
在环境问题上看到的集体-公共物品问题，在其他集体-公共物品上也同样存在。在一个人口分散的农业区域中，如果发生基础设施失败这样的事件，其反响会完全不同于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毫无疑问，1900年对尼日利亚农民不能供给公共物品这种失败导致了福利下降，然而对1500万拉各斯市民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种失败，则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规模和含义都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演化中，市场失败、提供集体-公共物品失败，成了人类福利的中心问题。同一个社会-经济的演化进程，把“负的外部性”变得更加有害；只有实行社会规制，才能防止市场产生出这种“负的外部性”。
Supporting Monopoly Privilege and Limiting the Fruits of Innovation
垄断特权与创新成果
受到政治保护的垄断经济租，在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最先进的部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从“制药老大”的专利药品到微软的视窗软件，依赖的都是获取和保持对无形资产的垄断控制，这是只有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得到的特权。正如布洛克（Block）所说，“权势在握的公司和它们的政治影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心特征 21。 政治决策的控制力和经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和在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的hacendados一样“亲密无间”。
现代经济中最强有力的生产手段是“创意”，因此依靠政治力量来维持的垄断权，也和农业经济中依靠政治力量维持的土地垄断权一样，具有相同的“反发展”效应。在一种新药研制的开始阶段，不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具有全程研究的能力，也不允许他人开发类似产品，只有这样限制创新的公司才能赚大钱。对垄断权力的激烈争夺被博尔勒（James Boyle）称为“第二次圈地运动”22，凡是可能变成无形资产的东西都要，从热带作物到乐曲中的和弦都在其中，并且愈演愈烈。可是与此同时，开放源代码的例子，却表明了另一类所有权模式所可能具有的生产潜力23。
这个体制给全球社会整体强加了一种长期性成本。只拥有两只手的这种“人力资本”的人，是确定无疑的失败者。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无形资本，配置在垄断权所有者的利益所在之处，因此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获得了和过去的小农“对等”的身份，因为小农接触到的土地，是用来维护地主权力的。南半球注定是输家，没有一点悬念。新自由主义的财产所有权和全球化的消费模式，把“经济租”从南半球的消费者源源不断地输导至北半球的大公司，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南半球的“人力资本”能得到同一个垄断者的允许，从事利用创意的生产，并且从中获取收益。
这个问题不仅贬损这个地球的南半球。正如布洛克所说，“那些长期控制关键技术的垄断者”“甚至可以把技术进步的速度降到和蜗牛一样慢的速度”，这样它损害的就是作为整体的全球经济了。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格局中，期望改变规则，允许创意被更加广泛的使用，就像期望土地所有者占多数的议会主张土地改革一样，是不现实的。
北半球的公司越是政治化，它们的利益就越是束缚技术进步的“枷锁”，来自无形资产的收益就越是集中到北半球，这一切都以牺牲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南半球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全球新自由主义实施的规则，限制了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潜在的生产效率，以此在市场上保护自己的小团体的特殊利益；他们吹嘘和兜售“自我约束的市场”，让无特权的人群承担风险和市场上的易变性；新自由主义远远达不到累积的经济效益最大，它的行为正是制约现代“生产力”的桎梏，其中创意和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全球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保持对创意的垄断权，因为自由使用创意，将会使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能力倍增，这又直接与失败的社会保护相关联。克鲁格（Klug）24对抗艾滋药物事件的阐述是最好的、意义最鲜明的实例。“制药大王”坚持不肯放弃从极度贫困的非洲艾滋病患者身上收取垄断租金，用他们的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成本是每人每年数千美元；一旦非品牌药品的生产和全球政治压力改变了垄断权力与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这个特殊的事件中，多达98%的制药成本一下子就消失了25。
这个故事的含义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和社会的。霸权主义依赖“一致同意”和威胁利诱的结合。达成“一致同意”依赖于把支配性-压制性秩序偷换成普适目标的本领。托马斯.弗里曼26的《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一书，把全球新自由主义视为分配物质福利最好的工具，但是假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不惜以闲置来以保护重要资产、以此收取垄断租金，那么托马斯.弗里曼此说就不能令人信服。“一致同意”将更加难以持续，而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则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Governance Failures as Neo-liberalism’s Achilles’ Heel
治理失败：阿基里斯的脚后跟
新自由主义的更大的治理失败的症状之一，是经济绩效低下。政府机构作为执行集体和社会任务的传统工具，已经失去了规制私营经济精英的力量，甚至不能迫使他们服从真正的市场竞争规则。
金融资产产生垄断经济租，依靠的是有政治保护的无形资产，而非依靠政治保护的垄断地租，它压倒了“对生产资料进行的革命”。扩大物质生产（如果不一定是公共品的话）屈居于积累经济租的目标之后。对精英们不能够执行集体制约这种制度性（译者加字）弱点，正如斯科波尔（Skocpol）所说，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曾经危及国家秩序的根源，即无法约束占据支配地位的农地所有者27，最后它们不是被更具活力的工业资本主义推翻，就是被革命推翻。
把视角从国家转移到全球，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国家层面，无力规制私营的经济精英，不能实施哪怕只是中等程度的集体性规制（最严重的情景发生在美国），都会损害生产的活力; 在国际的层面, 一个更加虚弱的治理体制，威胁的是“跨国资本家阶级”28 的财产。
最具危险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弱点，通常认为存在于金融领域中。当跨国金融的管理者和企业家学会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造就的新规则时，金融流动的规模以数倍于全球生产和交易规模的速度扩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也与金融流动的规模同步增长。但是全球控制体系的能力仍然远远滞后。这个世界距离再次发生大萧条那样的金融破坏还有多远，是一个需要推测的事情，但至少有些研究者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前兆29。
连全球新自由主义最热情的支持者都承认，市场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政治权威管辖的地理规模，这种不对等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断裂”（disjunction）。但是，治理不足的根源远不止于此。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判定，“管制”犯有“降低效率”之罪，这就给了短视的自私自利从治理缺位中谋利的机会，二者纠合在一起，使得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失能，连为了他们自己的资本长期积累所需要的制度的建设，都不能进行。
私营部门的精英不情愿向一个必须同“别处的精英”分享政治上的控制力的治理结构让步，那些“别处的精英”，可能出自于完全不同的国家和权力制度；这就使建设一个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更加衰弱。其实，比以往聪明了许多的经济精英们完全明白，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它才能捍卫他们的金融财产的价值，避免摧毁一切财产的那种金融货币系统的动荡；在二十世纪中的三十年代，世界经济曾经几乎因此而出轨。
为普通人提供社会保护（以及生态保护）的失败，同政治上的障碍纠缠在一起，建起了实现斯密式的经济活力的壁障，连保护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所必不可少的治理体系都无力建设，因此滋生出来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幻灭感，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现在，比“别无选择”(TINA)更加合理的命题，是“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可选方案”（NINA）。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何种全球化世界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全球化秩序？”换一种全球化方案，是否会更加符合正义，更加人道？但是，有可能被提出的替代方案，会不会是一种更加不平均、更非正义、生态更不可持续的全球化呢？
SHAPING A SUCCESSOR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创造一个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后继者
我们还不敢相信，一个多样化的、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以重建对社会和自然的保护为目标的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真的会成为取代当前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继模式；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另外还有两条运行路线在左右今后的运行轨道：一是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正在衰落，二是“回归-倒退式”社会保护思潮的兴起。
我们非常需要分析一种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可能的作用同一个由多种力量造就的“未来”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理解将来的成功和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补充。
以国家定义的霸权正在动摇，这一点已经改变了全球化的未来。很多人把当前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不当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换一个霸权国家，是否就解决了问题，也许因此我们就此不需要再推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
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平衡也在动摇，有一种“倒退-回归式的社会保护运动”思潮正在四处蔓延，这一点博拉尼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思潮认为，解决问题（风险放大、在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各种错位）的答案，在于重新获得所谓的原初价值，重建所谓的传统层级结构，并且把没有包括在新的社区定义之内的那些人排斥出去。这里所说的“运动”原本可能集中于在国家的意义上认定的社区，但是这些行“运动”常常怀有全球野心，并且一定会成为主张更加包容的、更强调民主宗旨的那种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对立物30。
上述两条路线如果实际结合在一起，完全可能胜过反霸权主义全球化的主张。美国霸权的衰落，可能会为南半球民族国家打开回旋的余地，其中所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有些也赞同反霸权主义全球化基本点的人看来，是把南半球的民族国家作为行动的架构，能够变成效率更高、可信赖的程度超过那些跨国的行动方案的行动者31。假如这个看法正确，那么也许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反而是分散了对更加重要的政治行动的注意力。
另外，“倒退-回归式的社会保护运动”会因为拉拢“反对方”用力过度而损害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因为“反对方”本来是有可能赞同“进步”方式的。在位的权威也很有可能被触动并采用暴力的压制行动，压缩民主化组织的政治行动空间，更进一步消减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行动）机会。它们的兴起，可视为结构主义悲观派论点的强劲回潮。
Is American Decline a Solution?
美国的衰落是出路吗？
在博拉尼看来，问题的主线是很清晰的。如果“自我管理的市场”如此直线式的扩张不能得到控制，所导致的不稳定、社会压力和动荡，将会把整个世界推回二十世纪前半叶所遭受的那种痛苦之中。正是出于这个观点，我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并排在一起进行讨论；当然要把这个世界看明白，我们还有别的许多途径。
国际关系专家所指的“霸权”，和格拉姆齐（Gramsci）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32。对于前者来说，“霸权”是西伐利亚国际体系受到单一的强权民族国家支配的那种情景。国际秩序的状况，取决于这个“霸权”国家如何定义它自身的民族利益，以及它是否有能力追求这些利益。因此，要理解当前的国际秩序“失功能”，就必须从霸主-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开始。
如果从“西伐利亚的－现实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世界就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准自由的世界里，一般的有权势的国家，特别有权势的美国，以牺牲经济的理性和对等的世界秩序，来追求商业利益和帝国主义政策。这个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世界，用一个全球体系压制南半球的弱势国家，不让它们推行有利于自己国民福利增长的发展战略。
假如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的战略和行动的性质能够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的逻辑，假如国际秩序更加多边化，霸权国家相对于他国的权力能够降低，将有可能建构一个应对今日的悲惨现状的解决方案33。此中的吸引人之处是很显然的。我们很难否认，“多边主义”将大大改进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合理的“单边主义”。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民主协商的机会，必须是增进任何一种全球性民主的要素之一。从南半球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无限制的权力的任何一种衰落都是特别有意义的。
复兴南半球国家，让它们获得追求“真正”的发展的“政策空间”，是关键之点。瓦尔登.拜罗（Walden Bello）说得非常雄辩：“对于我们南半球的人来说，美国这个全球霸主从2003年以来的明显衰落，是朝前迈出的一大步，我们的社会得到了一点呼吸的空间和行动的自由。”34 在这里，美国的权力式微同驾驭现存的全球治理体制相连，用拜罗的话来说，就是“去全球化”35。以全球治理体系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来诠释“驾驭”，那么去全球化同反霸权主义全球化的宗旨有非常多的一致之处。不过如果再超过一步，走到“找回民族主义的发展”，那就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口号了。
非常不幸，回到“民族主义”的做法，处理不了私人权力凌驾于公共机构之上这个问题，在国家层面和在国际层面都是如此。南半球国家中的私人经济精英，也许不能完全被整合到罗宾逊（Robinson）和斯科莱尔(Sklair)所说的“跨国资本家阶级”中去，36，但是它们的经济行为的宗旨同北半球的资本之间的差别，却正在日益缩小并且趋于消失。
南半球国家的本地私人经营者，对于他们本国的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声称由于来自外部的规则而“手脚被束缚（不监管-译者）”，是非常欢迎的。37 这些缺少外部保护的私人经营者也许不得不承担较多的责任，但是也非常可能选择相同的（利己-译者）政策。在来自本地社区的社会运动的支持和压力之下（最好有全球同盟者的介入），南半球国家可能成为重要的、积极的行动者，但是我们仍然很难支持“民族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代表能够改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种设想。38
过度强调南半球国家中的倒退-回归式的国家政策是现存全球规则和政策导致的后果，会使“复兴民族国家”的计划，分散了对全球治理公共体系的注意力，而这个公共体系本应更加强有力和更加民主。南半球国家对全球公共品的需要（例如金融的稳定，维护真正的和平，对环境的监护）更甚于北半球国家。这就要求全球治理更强、更民主。把全球治理体系拆分肢解，将不会有助于解决公私体系之间力量不均衡这个问题。
挑战美国一国拥有的霸权，不可避免地成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和对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秩序的追求。正是美国的霸权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负面效果。
但是一种改变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的“西伐利亚式的解决”，没有解决占据支配地位的私人权力的膨胀这个问题，也不会真正触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失功能”这个问题。
在一个国家的霸权（中国）取代另一个国家的霸权（美国）时，有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形。霸权国家的替换，会允许换一套基本利益排序的“新的世界秩序”出现吗？观察一下二十世纪中，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过程，对于那些期望通过霸主的替代来改变世界的人，将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二战之后，在前殖民地（国家），当传统欧洲的帝国主义势力被据说是平等和进步的价值取代时，在世界秩序的顶端，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有关美国同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的团结一致的宣传，充其量不过是动听的空话，美国不仅是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热心推动者，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版本更是具有特殊的“亲和力”。从格拉姆齐的观点来看，带有特殊社会-经济利益的霸权主义不仅保留下来，甚至还强化了。
目前正在发生的美国被中国取代霸权地位的过程，提出的问题还是同一个问题。从美国到中国的霸权转换，是否会改革全球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推动全球治理的方式民主化？这是阿瑞吉（Arrighi）所希望的39，而大卫.哈维根据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朝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40。在中国，当前参与到政治之中的出口导向的资本（外资和内资都包括在内）正在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及中国的金融体系同西方私人金融资本突然开始的对接，都是支持反对观点的根据。哈维低估了中国的特殊性，但是对中国作为解救全球政治经济困境的担纲者持有疑问，却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国的霸权比美国依赖军事力量横行世界、挽救衰败的霸权的行径，也许会是一种改进，但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追求一己的经济利益这种自私性，不像是能够解决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那些问题的答案41。就是阿瑞吉自己，在正面评价了中国的历史作用和当前的政治活力之后，也没有忽略一个私人资本家阶级可能会“成功地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层决定权”这种可能性42。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持现实主义立场的理论家，并没有预期霸主国位置的转换可以挑战格拉姆齐（Gramsci）用社会-经济条件定义的霸权。博拉尼也不会这样预期。简言之，尽管美国的控制权就是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遵循的中心轨道，并且确实造成了不正当的、很坏的状态，但是转变一个由各种私人力量和利益的交汇所驱动、由国家机器操纵的超级大国体系，将它转到一个以民主方式控制的全球轨道上来，取代美国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消减国家之间的不对等程度，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宗旨，但是除非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各个国家自身的行为都受到更加强有力的“时代潮流”（movement of movements）的制约，否则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只能永远是精英利益的代理者。
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西伐利亚”视角出发，是不会看到这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全球化的迫切要求的。一个更加多边主义的世界，将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改进；但是在一个对抗性社会运动高涨的情景下，扩大别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即使能够发生，也只不过是在应付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Regressive Movements for Social Protection
倒退-回归式的社会保护潮流
在塑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继者的领域中，“倒退-回归式的社会保护潮流”已经太多43。博拉尼从未设想过，被一个失败的“自我管制的市场”制造出来的社会保护的潮流，能够具有进步-渐进的形式。在二十世纪早期法西斯主义的笼罩之下，他也很难提出这样的设想。
在博拉尼的叙述中，法西斯主义的缩影就是“回归式潮流”，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授予权威主义的权力机器以无限制的权力，本意是逃避由市场造成的负面的后果，结果是推动了数种在政治上强势的“倒退-回归式潮流”的复兴。
“事实上存在的社会运动”不会对自身的理念以二分法加以区分。无论如何，同霸权式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相对抗的，有奉行“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宗旨的社会运动模式，如笔者所述。最典型的状态是，倒退-回归式社会保护思潮，要求必须无条件服从领导者的意志，才能获得参与的资格；而那些领导者则自称握有对超验的和传统道德释疑的垄断权。他们也认可不干预他人的（不同于己的）价值观；他们抗争新自由主义秩序之傲慢，但是同时又坚信自身持有的观点和价值不容置疑。
市场许诺的物质福利和政府答应提供的安全都不能实现时，这些思潮就时兴起来了。博拉尼也会这样预计，在文化上被贬损和物质上遭受剥夺，二者皆为推动这些思潮的激励因素。博拉尼假设，承担支持功能和印证价值的文化框架所遭受的毁坏，比单纯在物质上被剥夺的后果更加严重44。对他来说，在西方国家的个别“特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司文化，在全球四处蔓延并占据了支配地位时，从中会产生出强大的反对运动和思潮，是毫无疑问的。
造成“倒退-回归式”社会运动/思潮的同一个过程，也可以成为渐进-进步思潮的重要源泉。文化遗产和共同的民族压迫经历，通过这两者的结合而建立起来的认同感，可以是非常强烈的制度创新战略的要素；政府出手扶助曾经遭受歧视的民族，也是反霸权主义全球化中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项45。
在广义的全球化和正在兴起的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同样，在压制市场批判者的做法和“倒退-回归式社会保护”的思潮之间，也有这样的共生关系。恰恰是培育出了反霸权主义全球化的那种力量，赋予了倒退-回归式的运动-思潮以竞争对手的地位；不过一旦取得了支配力量，它们就会关闭民主讨论的政治空间，通过“窥镜”将社会保护的主张归于超现实的世界，它们会对最弱势和最无权的普通人群实施合法化了的暴力侵犯，只要某种主张看起来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霸权。
各种倒退-回归式的社会思潮，虽然能够产生出全球网络，但是很难想象它们能达成一个共享的行动纲领，能扩展到不同的国家，把造就一个接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继者（即新秩序-译者）作为共同的目标。它们对全球秩序演进的影响，很有可能是采取下面的途径：推动新自由主义更加远离其古典的“自由”政治之源，张扬民族国家战略中的镇压性，或者将民族国家战略中压迫性的一面合法化，以它们是否占据国内政治上的有利位置而定。试想一个没有管制的全球经济，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内竟然没有管制，从中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可以轻易地演变成一场噩梦式的灾难，到那时回望新自由主义，几乎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了。不幸的是，固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算在政治上有可能，然而要降低那种灾难发生的概率，也许是不可能的。
相反，延长新自由主义的寿命，也许是为倒退-回归式社会运动思潮提供政治营养的最佳途径。倒退-回归式运动思潮对于社会的保护作用，反衬出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之重要。考虑到这一点，除非渐进-进步思潮能够担当大任，否则倒退-回归式运动思潮将在制止迅速恶化的压迫和纠正反民主的政治中施展和作为。
所有这一切，使得对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道路、方向和可行性的研究和分析工作更加紧迫。
CONSTRUCTING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建构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
以反霸权主义的“时代的潮流”（movement of movements）来塑造一个接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世界，需要超越何种组织的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为了成功地推动一个多样化的、民主的、在全球范围组织和实施的改革，以最大化的民主的政治统治、人类能力的平等的发展和护卫全球的环境作为目标，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为了这个多样化的、民主的、在全球范围组织实施的，以最大化的民主的政治统治、人类能力的平等的发展和护卫全球的环境作为目标的改革，必须建构起何种组织形式，实现何种意识形态创新、创建何种社会联盟和政治战略？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疑问，但是初步的分析是可以做的。为了这个多种潮流汇集而建构起来的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有成功的可能，下列四条总的要求大概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并且最明显的是，当代的社会保护思潮/运动必须经受博拉尼在二十世纪之初未能通过的检验。它们不仅必须穿越国界，而且还必须打破全球的南北分界。46
第二，当代的跨国运动必须超越绝对分立的组织结构形式（“青贮窖组织结构”），不能只为处理单一事件付出努力、只为一部分利益相关者服务，必须在保持政治行动的能力的同时，将利益各不相同的人群团结在一起。博拉尼对社会保护运动的看法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吸引人之处，就在于此。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问题，他定义的是一元的“历史主题”。47
第三，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必需具有整合各个层面和各种规模的诉求的能力。不幸的是，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但是这个工作仍然是必需做的。此外，在一国范围内发生的争论，其意义更加经常被低估，但是对于任何全球变革来说，这些永远都具有实质性意义。
第四，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必需具有抓住公众想象力的本领。如果不能让公众认同一个“大有改进并且值得为之而战”48的远景，那么即使有最好的组织战略或结盟术，都不能在政治上赢得支持。
以上四个条件都需要做展开的分析。在下面的一一铺展中，我们同时还可引征别人的观点，看看现在的历史环境和运动的实践，是否能够有助于并且使超越藩篱更加可行。
Transcending Borders
穿越边界
全球空间缩小、社会政治边界渗透等现象，会在“广义全球化”之下继续存在下去，除非发生了真正的全球性的动荡和混乱。在这种状态之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必定是任何一种（全球）改革项目中的关键。正如十九世纪的社会运动和二十世纪的解放运动，都是必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规模上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一样49 ；二十一世纪的“乐章”，只有在规则制定和经济势力的重心所在的音阶上，才能够“演奏”。
在一个国家内和国内区域性范围内的组织仍然十分重要，正如以改变社会政策为目的的更早期的社会运动，曾经需要当地社区这样一个立足点；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已为二十一世纪的行动所必不可少 50。如果反霸权的全球化仅仅是为了打破现有的秩序，并不需要找到替代方式，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就不重要了。“聚集在大门口的野蛮人”要推翻一个君王，是不需要把大家组织在一起的。但是如同他们的目的是“重建”，那就必须有一个规模相当的组织。假如物品、信息、人群、文化都在全球网络中流动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与全球网络规模相当的组织，我们期望在这里达到一种公平和民主的管理，那只能是堂吉珂德式的狂想。
初看之下，穿越阻挡各种潮流的多重边界，似乎只是一种空想。不过做一个深刻的思考实验，我们会看到另外一幅图景。把推动一个国家范围的运动在十九世纪时所遭遇的困难，同二十一世纪推动全球范围的运动会遇到的困难做一个简单比较，那么在直觉上可以感觉到，跨越国界的可行性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交流时发生的困难能够被度量，那么在圣保罗、新德里、首尔甚至深圳，在它们之间发生交流时，它们与巴塞罗那、西雅图交流时会遇到的困难，是否会超过十九世纪在英国的达拉谟（Durham）、卡莱尔（Carlisle）、诺维卡（Norwich）之间进行协调时遇到的困难呢？我认为不会。如果十九世纪时地方性的运动能够结合而成为一国范围的保护社会运动，那么在当代，我们有何理由低估这些运动升级到全球范围的能力呢？
蒂利（Tilly）提出51，社会运动的规模总是受制于治理规模的，这是对“打破边界”论的一个很好的质疑，但这个论点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试想一下，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社区生活形态怎样被一国政府的规则所规定，当代的社区生活形态如何被全球规则所规定，把二者做一个对比，那么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治理体制，同它的十九世纪的国家规模这个对等物一样，作为一个目标，至少是可以设想的。
勒纳（Lerner）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在经济方面就是跨国公司，已经在不经意间促成了打破边界的、反对（它自身）的工人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推行同一个政策模版，所造就的正是反对派所持有的同一个立场。
以全球经济治理的组织化身（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作为样板，我们会找到非常多的机会，把多姿多彩的源于各国家的潮流汇集起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不能否认，跨越国界的运动有可能承担起堪比以往国家规模的社会运动组织那样的功能。从经验上看，以往三十年给予我们富有成效的跨国运动的大量的实例，打破南北分割的有效的行动意义更加重要。人权运动是对跨国行动作用最好的说明52。环保组织长期以来的行动特点都是全球性的53。
那些不太容易被看见的例子更加生动。农场主和小农的政治行动是最易于被束缚在当地的，然而他们当前的跨国行动组织，*Via Campensina，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的全球性机构54。卡斯特说过，55就连想摆脱当代普世性的支配力量的那些思潮和运动，最后都得利用全球网络和全球意识形态。在这里有一个标准个案：*萨帕塔主义以互联网的交流能力作为工具，建立它们地方性的权威56。劳工问题是检验反对跨国跨地区运动的理论的最有意思的事例，正因为如此，我才以勒纳的全球劳工运动的思想作为本文的开始。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证明劳工的跨国团结不可能，他首先会想象，流动中的资本伤害各个方面的工人，工人们在跨国竞争强化起来的时候会开始内斗。
这种想象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工人中的大多数现在在服务业中，不论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他们的“产品”必须被送达他们工作的地点（例如：健康，教育，销售，运输）。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主要障碍，不是别国工人的竞争，而是工作的性质在政治上不利于地方性工会组织。对那些在服务业中的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来说，无处不在的威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强加于全球的“严峻”形势，而不是“外国竞争”。
即使在制造业部门，在一个全球整合的跨国生产网络中工作（而不是在“国家的”厂商中同别国的“国家的”厂商竞争），已使工人们更易于理解，他们的命运在何种程度上，被别处支配工人的那同一种力量所决定。全球性的劳资协议会为南北两半球的工会领导者提供了相聚的组织平台57。与此同时，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创建跨国机构的努力，也推动了劳工跨国主义的产生。例如，西半球最近的贸易协定（实际的和意向性的）已经把劳工从按照民族主义分化的状态推向了利益共享的区域立场58.
很明显，当前的社会运动超越了国界和全球大区的分界。它们可能还不具备足以威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力量，但是这种组织方面的壁垒，看起来是阻挡不住一个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潮流的。
Braiding Together Diverse Constituencies
汇集利益不同的多种人群
博拉尼的中心命题之一是：威胁了整个社会的“自我管制的市场”乌托邦，造成了社会保护运动，为利益不相同的人群团结起来提供了一种机遇。只是对于当前的“时代潮流”来说，我们还不能设想，利益诉求不同的人群必然会追求共同的利益；我们还不能把它作为给定的前提（这是博拉尼的基本观点）。
这是一个战略性目标，更是一项政治的原则，是追寻一个高度民主理念的政治基础。
桑托斯（见本卷）提出，当代反霸权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清晰的特点，是“拒绝历史条件概念，不对社会行动者做论资排辈区分”。戴拉.坡塔（Della porta）等人59对欧洲的全球正义运动参与者所做的调查支持这个看法。他们发现，表达“激进的、完全排他的认同”的那种传统的、单一理念的思潮，正在被多层次的身份认同所取代，其中综合了性别、种族、代、阶级和宗教等内容，在行动者之间创造出一个明显的“多层多面”包容性的认同。
这个包容了差异性-基本公民权利的政治模式，挑战了我们的理念。钱德拉.莫罕提（Chandra Mohanty）提出，“承认差异之后，我们还需要看看，应当如何更全面地把对普世价值的思考理论化”60。把尊重差异和普世关怀相结合并付诸实践时，实际的挑战将表现在组织结构（设计）和政治联盟的具体操作上。
全球化政治中的“反方”所具有的关键特征，就是团结和组织利益诉求不相同的各种人群。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在利用对话和人权运动战略。“作为人权的劳工权利”成为劳工运动中一项重要的组织宗旨61。妇女运动与人权运动交汇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62。发生在科恰班巴（玻利维亚中西部城市）的“水之战”表明63，以社区为基础的抗争和劳工运动组织的交叉，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64。与此同时，劳工中的女性人数激增，又把妇女变成了高涨中的劳工运动的天然前锋，女性劳工问题也更加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心事件。
即使在通常所认为的相互对立的各种潮流中，分析冲突的逻辑常常会忽视发生了合作的反例，而走向建构非典型状态。例如在媒体的描绘中，劳工运动同环保人士之间，通常是一种充满了冲突的关系，但是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实际情形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是非常有希望联合起来的。我们既有1999年西雅图的 “卡车司机加海龟”标志（所代表的冲突），也有持久的劳工和环保运动的结盟，如“全球社会同盟”（Hemispheric Social Alliance），以及现在的“蓝绿同盟”加盟“钢铁工人之山俱乐部”（Steelworkers and the Sierra Club 65）这样的进展。
把利益诉求和观点不相同的人群组织在一起，将要遭遇到的复杂性，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WSF)66 上最清晰地表达出来。桑托斯认为“WSF 可以代表今天在组织方面最团结一致的反霸权主义全球化的宣言”67，哈特和奈格里持相同观点68，不过哈特对WSF“不可知、无秩序和分散化”69 的看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组织方面，保持WSF目前的这个多样化民主的愿望，是否能够让它向维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家-公司联盟发起有效的政治攻势？在WSF中，一些资深成员如瓦尔顿.拜罗，对此心存疑虑。
上面的争论，只是更大的争论中的一部分。卡斯特70相信网络是毫无悬念的优越的组织形态，而包括“传统左派”在内的人群，仍然把传统的“树状结构”当作从政党、军队到公司的现代组织的特征。哈特和奈格理推介他们的“新科层制和无中心网络结构”71，依据的是德鲁兹（Deleuze）和伽塔利（Guattari）的“主干结构”72。“主干”说较好地描述了大量存在的关联关系和跨国的社会运动、相距遥远而共同行动的现象。
然而，不论是跨国的运动还是地方性的组织，还是要依赖有清晰定义的决策中心和从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权威意义的协调活动。“树”这个概念没有被放弃，现在“树”可用“主干”来加以补充。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组织形式，差不多可以肯定最终是“主干”式网络加上传统的“树”（新自由主义也是围绕着“主干”建构的，精英人物在顶端，与支配了国家和公司的传统之树相连结，此外还有企业同盟网络，再后是日益壮大的公众-私人网络73）。可以想见，找出能够最大程度保存民主的多样性、汇集不同利益群体这样的“主干”和“树”，结合二者，同时建设政治斗争的能力，是比超越民族和区域的边界更加具有核心意义的挑战。
Institutionalizing Multilevel Contestation
多层次论争的制度化
没有人能够预期，仅仅在国际层面上组织起来，就能够产生出取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继者模式。博拉尼式的社会保护运动，在一国范围内的成功是以地方动员为核心的，在一个以全球范围组织起来的“时代潮流”中，这两者仍然是行动所依据的（舞台）。正如塔偌（Tarrow）所强调，跨国行动人员永远都是“有根的世界主义者”，他们的努力扎根于地方的网络和经验之中74。同时，全球联盟也已成为地方行动者的可用手段中的主要武器。
社会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不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差不多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介而实现的。在创建全球体制中，国家继续担当着关键性角色，在社会运动中发生的政治压力仍然是制约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禁锢如何回应的关键。为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成功，我们必须通晓多层次论争的复杂性，在回应跨越边界的挑战的同时，把民主的多样性同实际的权力协调结合起来。
全球-地方携手，可能有助于改变全球权力结构，但是最直接、更重要的，也许是赋予反复遭受剥夺的社会群体以新的地方性斗争的杠杆75。地方精英往往顽固地维护他们自身特权所系之处的不平等，远不如他们世界主义的同行所具有的灵活性。从内地的农民活动分子如巴西的齐科.曼迪斯（Chico Mendes）76 到危地马拉国内暴力的受害者77，我们看到倾斜的权力令人失望，而在可能汲取外地资源的时候，地方性斗争会获得新的活力。
虽然实施压迫的地方精英也许有时候为了自己而行动，然而地方斗争与全球权力结构的亲密结盟是更加通行的规则。把地方水资源私有化，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说明。78 把地方的水私有化，压力来自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决策人员和全球性平台中的公司经理，如世界水源委员会（the World Water Council）。政府急于吸引北半球的捐赠者和私人投资，这些压力就通过国家政府传导过来。最终的后果完全留在当地。
对私有化的抵制也有多层次的步骤，为了全球的利润增加而牺牲地方居民使用水源的权力这样的“水源私有化”，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地方利益的争斗。直到地方性争斗爆发之前，跨国机构并无事可做；但是只要它们出手，地方行动者由于没有跨国同盟，一定遭受失败。所以更加重要的是，包括了全球联合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全球性联盟，对于全球范围内对抗私有化水源的霸权主义话语是至关重要的。
由跨国公司建造起来的生产网络，同时也造就了一种全球权力结构同地方压迫性力量亲密结合的情境，作为回应，从中产生出全球-地方行动者的网络。在南半球国家，激烈的地方性工人运动加盟全球行动者网络，已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劳工争取自身权利的主要形式。赫曼荪（Hermanson）解剖了一个标志性例证，墨西哥普艾波拉（Puebla）的服装业工人，被地方政治体系、腐败的工会领导、无情的合同转包人组成的“非神圣同盟”彻底击败79。当一个NGO的全球网络和劳工运动组织建构起来，其中包括韩国的工会（合同转包人的“本垒”所在地），墨西哥的劳工NGO，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以及同AFL-CIO有关系的美国政治家，这时候他们获得了扭转潮流的能力。这种网络建构现在还只是罕见的例外80，但是改革跨境结盟、通过政治性活动建立持久的机构和制度的努力已经出现了81。如果得到成功，这将是朝向一系列跨国劳工网络的行动，可称为“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在分析全球-地方的联盟时，如果把“全球”设想为以北半球为基地的网络或者组织，而把“地方性”设想为南半球82，那就是在呼唤一个幽灵：复制跨国的社会运动中北-南不对称这个压迫性政治制度的幽灵（尽管只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这是一个现实的危险，它同时表明，扩大南-南跨国联盟的广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永远要进行的反思北半球的特权者和他们在南半球的盟友的作为83。测定全球网络的缺陷，有一项评估的结果要看：北半球利益和南半球的利益之差，是否超过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创造出来的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情景下的确会超过。大量存在并出现在北半球和南半球人士面前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的条件，从中发生的优先排序的区别，不应该被掩盖起来。例如，在找寻可持续的生计时，对于守护环境这一点，北方的保守主义者同南方的农民可能怀有相互冲突的基本定义。在另外的情境中，假想的冲突似乎更多是分析人员决疑能力的产品，而不是真实世界中相左的利益。
北-南网络是否会破坏南半球地方政府的能力，根据克利夫.鲍勃提出的看法84，还有赖于南半球各国运动的“韧性”。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的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问题85。
另外一种同样很可能出现的情境，是源于南半球的地方性创新。一个改写宏大宗旨的“逆过程”，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定向”概念。这个作用，超出了把理论理想化、把地方英雄主义的行动例如萨帕塔主义86理想化的意义。最先出现在南半球国家地方性的应用型创新，同样可以成为北半球重建社会保护的（可借鉴的模式）。同世界社会论坛的情况一样，“参与式预算编制” 受到人脉很广的地方政治活动家波尔多.阿莱格（Porto Alegre）的帮助。它也成了北半球国家“增权的参与式治理”的一个模式。87
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支，“事实真相与调解委员会”，在南半球国家进行过多种试验，已经成为弥合裂痕很深的冲突的跨国模式。关于全球-地方交流的假设，必须颠覆以南半球为“地方”和北半球为“全球”的模式，以免忽略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那一种活力。
如何将地方的斗争同全球运动以最佳方式相结合的争论，将会一直进行下去。如何将二者同国家机器整合起来，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到过，有些人如哈特和奈格理，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国家，他们认为，连富裕国家都不再是独立的行动者，已经没有哪一种国家机器还应该被看成潜在的同盟者了88。 其他人如拜罗89仍然把强势的北半球国家看作重大的威胁、南半球的穷国是可能的进步方的行动者。强调多层次论争和对话，还会导出对于国家职能的另外一个看法，即作为实际的和可能的行动者在当前的全球政治中承担何种职能。
国家既是进步式运动的敌人，也是它的盟友。抵抗国家对内镇压的能力，特别在南半球，已成为跨国运动的方式之一，对地方行动者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地方为争取人权的斗争和被触发的跨国行动之间的互动，例如起诉皮诺切克的企图，是具有象征意义的。90 同时国家管理者可以充当地方社会运动的关键性同盟者，反对全球的经济精英，就像克虏格（Klug）讨论过的，在反对“制药巨头（Big Pharma）”维护它的垄断租金时表现出来的国家行动91。两种情形都指出，应该将国家作为行动者，包括在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每一项分析之中。
在讨论以“西伐利亚模式”为基础的后-新自由主义道路时，我们已经表明，低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所永远保有的功能，在分析工作上是站不住脚的。不幸的是，完全依赖国家政治机器（在北半球和南半球都一样），在缺少跨国运动和地方性运动的约束时，期望国家会走渐进式的进步道路的想法，也站不住脚。
国家政治精英会急切地辩解，是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使得他们完全“无能为力”（hands are tied）而不得不推行“后退-回归式”（regressive）政策；“被侵蚀的国家”真是一份无价的政治礼物92。掌控国家机器的精英，即使是在南半球的贫穷国家，都从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中收获了物质利益。在这种时候，不去挖掘南半球的穷国和北半球的富国之间，在战略利益上的分歧之处，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只要在形式上坚持了西伐利亚模式（一国一票）国际常规，也有希望造成跨国社会运动联盟同弱小贫穷国家之间的联合。1999年的西雅图，2003年的坎昆，都是明证。弱小贫穷的国家是否为参与这样的联合准备就绪，或者相反，是否因听信并接受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并在国内加以实施，由此而变成了一条加工-传送带，那就要看该国家之中反对派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了。
分歧意见的多层次论争，还能够造成跨层次变迁的“良性循环”。假如跨国的和国内的运动之间那种共生的关系能够加强国内行动、增强它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杠杆作用，那么已有的共生关系也会有助于一国的国内政治在全球层面具有更大的进取性质。更多的改革取向的国家行动者，会在国际上为跨国运动提供潜在的国家盟友。加强这些跨国运动，提高它们在国内作为行动者盟友的力量；维系一个多层论争的“良性循环”，就像汇集不同人群的利益和战略那样，并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方面的挑战。它还有赖于建构一个意识形态框架、必须有能力应对多层次的和相互竞争的理念挑战：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替代社会保护的地方版本的倒退倾向，等等。
Capturing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集体想象力之比较
缺乏常规的权力资源的、持反对立场的派别，它们在组织上的成功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成功。一种能够抓住梦想，激发普通人活力的想象力，是建构反对派力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反对霸权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提出一种关于未来的、能够和人民所期望的那种未来的生活远景挂上钩的蓝图。新自由主义的每一种失败，都是建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机遇。把风险从个人和家庭转移出去，由本该承担它们并且有此能力的那些大规模机构来承担，是没有分歧的首位目标。提供公共-集体物品，以护卫环境为首，是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远景中第二项确定的内容。对于处在垄断之下但是易于共享的创意和无形财产，必需打开通道，让大众最大限度地使用，是其三。为全球规模的私人经营的生产和交换，建构一个规模相匹配的、具有民主本质的治理体系，大概是所有的任务中最迫切的一项。
新自由主义用空话把民主抬至最高地位、定为唯一合法的政治决策形式，反而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全球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机会。在一国的层面上，取得代表资格的规定和程序会被操控，“民主”可被降低为一整套无害的选举过场。在全球的层面上，这个虚饰的幌子（façade）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失败，更加反衬出全球治理之重要。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IMF）丢人现眼的“民主之不足”，ＷＴＯ试图操纵“一国一票”遭遇的困境，还有反对一国之内的民主的自吹自擂的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等等，我们看到的是：超过一国范围的民主几乎是不存在的９３。
然而，全球新自由主义没有办法舍弃民主的这种幻象。在全球层面上精英们特别需要互相提防。以规则操作的全球治理，代价最小也最可靠。走民主程序比发生霍布斯式的混乱伤害为轻，但执行起来很复杂，也会增加意识形态脆弱性，而公然放弃民主将会打开一个潘多拉之盒，里面装满了精英冲突的可能性。
坚持不懈地主张真正的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张意识形态的王牌。阿玛蒂亚. 森提出的“接受能力模式”94 提出了一种联结经济资源配置和社会保护的新的分析路径；在森的眼里，一个以公开讨论，以理念、信息、观点的交流为基础的，“深厚的民主”决策体系，是设定一个好的经济目标的惟一恰当的途径。民主是所有的合法的经济项目和政治目标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仅仅提出一个“值得为之而斗争的重大改进”的前景方案还不够，这个设想必须具有实现的可能，才能“抓住集体的想象力”。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的潮流”，能否提出让人信赖的纲领，说明它作为一个集中了经济权力和暴力控制力的一套体制，如何在行动时能够“俯首”于很少的经济资源和实现对于暴力的“零控制”？当前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秩序，不是同样很彻底地控制了经济权力、也掌握了对暴力手段的控制吗？
帝国总是以倾覆为终结；我们没有理由设想现在的这一个会有不同的结局。这个事实回答了上述疑问的基本点；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磨难，已有的很多分析都支持这个论点。我们还知道，失去了全体一致赞同的高压政治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来自下层的有组织的行动能够改变一部分人的信仰、“瓦解规范95”，打破“一致赞同”，高压政治也不能保证安全。
苏联的统治体系坍塌，虽然迷雾重重，但是为我们这里的命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范例。常用的标准化分析只强调一点，一旦组织中受压制者的数量足够多，他们拒绝服从的趋势，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将无法制止。这个逻辑非常接近对“规范瓦解”的学术分析。“时代的潮流”应该利用这个已经为人熟知的意识形态路线。
有能力打倒一个帝国，并不一定意味着有能力建造一个更好的制度，后苏维埃时代的俄国不幸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假如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能够催生“去合法化”（以及去权威化）的涓流，在对抗（霸权）的行程中保持多样性和民主化，并且通过操作地方治理系统而获得实践的经验，它们在建造另一种制度大厦时，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来自另一个方向的疑虑，不是不相信建造另外一种制度体系的可能性，而是觉得“为它而斗争不值得”。他们看“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只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从属形式，不过是把资本主义的统治变得仁慈一些，让它长久延续。对于此种疑虑，很难给出理念上的简单回应。纯洁性和坚定性不会自动实现；实践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回答。无论如何，“时代的潮流”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推进，其结果决不会是无足轻重的。
在一个以民主方式调节的政治和经济中，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市场不能统治社会，这是最基本的目标。在民主最大化的政治管理中，人类能力的公平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所获得的至高的地位，是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无法与之相比的，即使有意愿推进一种“嵌入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版本，也不可相提并论。如果人权、劳工、妇女、环境保护和其他跨国的社会运动，能够走到一起来实现它们的目标，那么一定是达到了“另一个世界”（实现了“来世”）。
ONCLUSION
结语
本文中开列的建构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基本要素，并不是一剂浅薄的乐观主义药方。组织一个全球与地方的联盟，而不是去复制当前的世界秩序中的权力不对等，在多种权宜之计的环绕中铸造一个集体主义的行动纲领，形成一种集体的远景理想，使得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都能认同它为“远胜于当前现状，值得为之而斗争”，这不是为胆小怕事之徒而提出的纲领。
由于组织一个进步的、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是如此复杂，其他的能够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不那么全面的“解放”途经，很容易被认为更易于实行。但是计算得失的考虑，并不能扭转有条件的乐观主义逻辑。我们已经提及的任何困难，都不能动摇乐观的新波拉尼主义据为基础的基本前提。历史和未来是多维度的。这个多维度的性质为实践者创造了机遇。每一种压迫性的制度都会创造出针对它自身的挑战和改革的机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不例外。
我们有很多重的机会去抓住和把握。从制度和结构的角度看，把握机会的含意是：利用/借助广义的全球化所创造的手段穿越各种边缘地带；将无权势人群的利益交叉点汇集成一套多样化的民主“套餐”，把官僚主义之“树”同网络之“核”相联，利用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地方的，国家规模，全球规模）获得的力量，去瓦解在另外一个地方构筑起来的压迫。从思想和理念看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我们从那里得到两类机遇。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把无法承受的风险强加于社区和家庭，同时拒绝对社会提供补偿性的保护，它自称崇尚民主的价值，却不情愿并且无能力去实践民主的真正规则，在全球的范围内，更是公然违背它宣称的原则。
抽象的说，抓住机遇的先决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但是长时间以来，地方性的和跨国的行动，正在实践中积累起必要的经验。跨越和打破横向和纵向的界限、把各种问题和各不相同的利益联结和团结起来，扶助首创性的改革对话，这些都是发展的实践，也是对挑战的回应。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时代的潮流”，它的结构与理念正在为一个共同的信仰开创出新的基础，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实践改革行动，推动民主政治管理最大化，把人类能力的平等发展和护卫环境这两点，设定为我们第一位的最紧迫的目标。
NOTES
1. Steve Lerner, “Global Unions: A Solution to Labor’s Worldwide Decline,” New
Labor Forum 16, no. 1 (2007): 23–37. 史蒂夫 勒纳: “全球的工会: 全球性排斥劳工的解决方案”, 见”新劳工论坛” 卷16, no. 1 (2007): 23–37; 又见史蒂夫 勒纳: “全球公司,全球工会”, 载于《脉络》Contexts 6, no. 3 (2007): 16–22.
See also Steve Lerner, “Global Corporations, Global Unions,” Contexts 6, no. 3 (2007): 16–22.
2. Lerner, “Global Unions: A Solution to Labor’s Worldwide Decline,” 17.
3. The literature o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contributors to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is now broad and well-developed. Prominent examples would include Kate Bronfenbrenner, Global Unions: Challenging Transnational Capital through Cross-Border Campaig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ristopher Chase-Dunn et al., “The Contours of Solidarity and Division among Glob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Forthcoming);
Donatella della Porta et al.,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and Protest Network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William 298 POLITICS & SOCIETY
PETER EVANS 299
Fisher and Thomas Ponniah, ed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Popular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London: Zed, 2003);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Sanjeev Khagram et al.,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Tom Mertes,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Is Another World Really Possible? (London: Verso, 2004); Jackie Smith, Social Movements for Global Democr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kie Smith et al.,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Sidney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y own efforts to add to this literature include, among others, Peter Evans, “Fighting Marginaliz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no. 1 (2000): 230–41; Evans,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itfalls of Monocropping and the Potentials of Delib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no. 4 (2004): 30–52; and Evan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ed. T. Janoski,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Our Time (Boston: Beacon, 2001 [1944]).
5. Ibid. For discussion of Polanyi’s approach, see among others Fred Block,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no. 3
(2003): 275–306;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Michael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 193–261.
6.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38.
7. Ibid., 163. In a rant that sounds much like contemporary diatribes against neoliberalism,
Polanyi sums up these ravages as entailing “the destruction of family life, the
devastation of neighborhoods, the denudation of forests, the pollution of rivers . . . and
the general degradation of existence including housing and the arts, as well as the innumerable
forms of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that do not affect profits.” See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39.
8.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no. 2
(1982): 379–415.
9. John Ruggie, “At Home Abroad, Abroad at Home: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the New
World Econom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no. 3 (1994): 507–26.
10. Articulating this view most fluently is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0).
11. The best elaborated version of an approach, which starts from envisag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n moves to the analysis of processes of change, is Erik Olin Wright’s
“Envisaging Real Utopians” project. See http://www.ssc.wisc .edu/~wright/ERU.htm,
and also Erik Olin Wright, “Compass Points: Towards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New Left
Review 41 (2006): 93–124.
12. See, for example, George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2004); and Ritzer, 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2007).
300 POLITICS & SOCIETY
13. Examples are Walden Bello, Deglobalization: New Ideas for Running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2002); Bello,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Capitalist Overstretch,
Civil Society and the Crisis of the Globalist Project,”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2007): 209–20; Martin Khor,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uth: Some Critical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CTAD “South Summit,” Havana, 2000); and Khor, “The
WTO’s Doha Negotiations and Impasse: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Network
Online at http://www.twnside.org.sg/title2/par/The.WTOs.Doha.Negotiations.doc (2006).
14. For example, Giovanni Arrighi et al.,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rrighi et 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no. 1 (2003): 3–31; and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John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1998).
16. George Soros, “The Capitalist Threat,” Atlantic Monthly 279 (1997): 2.
17. Allan Meltzer,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dvisor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ongress, 2000);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and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18. See Jacob S.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Assault on American Jobs,
Families, Health Care, and Retirement—and How You Can Fight Ba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 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4).
20.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3.
21. Fred Block,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Partial Construction of a U.S.
Developmental State,” Politics & Society (this issue).
22. James Boyle,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 no. 1-2 (2003): 33–74.
23. The idea that granting a long-term monopoly is the best way to promote innovation
is hard to justify using “free market” theories. For an interesting historic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s requi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imposition of the idea, see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Traditional arguments that current schemes for granting monopoly rights are in the
service of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find remarkably little support in analyses of sectors like
pharmaceuticals; see Marcia Angell,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Conversely, arguments
for the benefits of non-exclusionary property rights over productive knowledge have
been able to find compelling support in the evolution of open-source software; see Steven
Weber, 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ee also Evans,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24. Heinz Klug, “Law, Politics, and Access to Essential Medicin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tics & Society (this issue).
25. McNeil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of costs from 2000 to 2007 as follows: “Triple
therapy cost $12,000 a year per patient. Cipla Ltd., the Indian generic-drug maker, had
not yet offered to supply the drugs for $350, which set prices tumbling; they are now
$150.” (Donald McNeil, “A Time to Rethink Aids’s Grip,”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1/25/weekinreview/25mcneil.html).
26.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27.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8. William Robinson,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UK: Blackwell, 2001).
29. See Jan Kregel, “Yes, ‘It’ Did Happen Again—a Minsky Crisis Happened in
Asia,”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1998).
30. Al Qaeda and its allies have become the empirical archetype of “regressive movements
for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see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
Qae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But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contemporary examples; cf. Peter Waldmann, “Ethnic and
Sociorevolutionary Terrorism: A Comparison of Structure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Violence: Participation in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ed. D. della Porta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2). For a useful discussion of “fundamentalism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 also Manue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31. See the discussion of “multilevel contestation” below.
32. See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33. For the radical antithesis of this position, 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For them, the nation state has
become contemptibly anachronistic.
34. Bello,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209.
35. Bello, Deglobalization.
36. See Robinson,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Les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and Sklair,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idea of a politically hegemonic,
globally integrated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the full
range of state-centric analyses. If state-centric views tend to ignore the degree to which
private economic interests are organized to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perspective underestimates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national
politics both as an ideological vector and as a vehicle for the particular interests.
37. Transposing this view to the North and assuming that neo-liberal policies in the
North are primarily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s an
even harder position to defend,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major pow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ricature only slightly, U.S. corporations write the rules, which are then imposed by
the U.S. government on global institutions, and then negative welfare outcomes of neoliberalism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veniently blamed on the global “other.”
38. Even when the state apparatus achieves exceptional “relative autonomy” as currently
epitomized by the oil-based exceptionalism of Chávez’s Venezuela, individual
nation states can be effective instruments for promoting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only insofar as they can become effectively connected to broader transnational strategies
(as Chávez himself appears to recognize).
39. See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and Arrighi et al.,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The biggest danger in this perspective is that U.S. resistance
to the shift of hegemony might unleash a catastrophic military confrontation.
PETER EVANS 301
40.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41. One can imagine China trying to dislodge the current monopoly of Northern corporations
over global intangible assets, but it is more plausible to project continuation of
recent efforts at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s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and currently
dominan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42.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The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369.
43. In Castells’s terminology, these are “reactive movements” aimed at defensive
re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proactive movements” with a transformative project aimed
at constructing a new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2.)
44.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60.
45. A good example is the analysis of Latin American movements built around indigenous
identities in Deborah J. Yasha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Latin America: The Rise
of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the Postliberal Challe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ee also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Left,” Politics & Society (this issue).
46. Polanyi was sharply critical of the socially destructive effects of colonial rule, but did not envisage the possibility that movements of social protection based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might eventually join forces with the movements engendered by struggles against colonial domination.
47.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 Polanyian vision cannot be integrated with a Marxist one. While I have chosen to focu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Polanyi her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others have made good arguments for combining a Polanyian frame with a Gramscian one—e.g., Vicki Birchfield, “Contesting the Hegemony of Market Ideology: Gramsci’s ‘Good Sense’ and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1999): 27–54; and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48. Santos,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Left,” Footnote 5.
49. Cf. Charles Tilly, “Globalization Threatens Labor’s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47 (1995): 1–23.
50.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line that local organizing is not just an auxiliary to global organizing.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applies to both movements and governments. While addressing some issues is contingent on global scope, other grievances are best addressed locally or regional.
51. Tilly, “Globalization Threatens Labor’s Rights.”
52. See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nd Stephen Ropp et al., eds.,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For a critical view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see David Kennedy, The Dark Sides of Virtue: Reassess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53. See Peter Newell, Climate for Change: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he Greenho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imone Pulver, “Making Sens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An Environmental Contestation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limate Change Policy Split in the Oil Industry,”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 no. 1 (2007): 44–83; and Paul
Wapner, “Politics Beyond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l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47, no. 3 (1995): 311–40.
54. Saturnino Borras, La Vía Campesina: An Evolving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Amsterdam, Netherlands: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2004); and José Bové, “A Farmers’ International?” New Left Review 12 (2001): 89–101.
302 POLITICS & SOCIETY 55.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56. See also Markus Schulz, “Collective Action across Borders: Opportunity Structures, Network Capacities, and Communicative Praxis in the Age of Advanced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1, no. 3 (1998): 587–616.
57. Cf. Mark Anner and Peter Evans, “Building Bridges across a Double Divide: Alliances between U.S. and Latin American Labour and NGO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4, no. 1-2 (2004): 34–47.
58. For example, Mark Herkenrath,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ransnational Coalition-Building: A Case Study on the Hemispheric Social Alliance and the Pan-American Campaign against the Fta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Durban, South Africa, 2006); and Tamara Kay, “Labor Transnat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Impact of NAFTA on Transnational Labor Relationships in North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no. 3 (2005): 715–56.
59. della Porta et al.,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241.
60.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6.
61. For an analysis of the limits of this particular fusion, see Gay Seidman, Beyond the Boycott: Labor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62. See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nd Sally Engle Merry,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Violence: 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o Local Justi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and Merry,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Local Activism: Mapping the Midd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 no. 1 (2006): 38–51.
63. See Oscar Olivera, Cochabamba:Water War in Bolivi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4).
64. Clawson, among others, makes an analogous case for the “fusion” of the labor movement and community-base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Dan Clawson, The Next Upsurge: Labor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65. See Brian Obach, Labor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he Quest for Common Grou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alliance between the Steel Workers and the Sierra Club, also see http://www.bluegreenalliance .org/ and David Foster, “Steel Magnolias: Labor Allie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New Labor Forum 16, no. 1 (2007): 59–67.
66. Among the many efforts to capture th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one of the best collections is Fisher and Ponniah, ed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67. Santos,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Left.”
68. Hardt and Negri, Empire.
69. Michael Hardt, “Porto Alegre: Today’s Bandung?” New Left Review 14 (2002): 112–18.
70.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71. Hardt and Negri, Empire, 299.
72.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Deleuze and Guattari are not easy to parse, but the concrete reference to plants that spread by sending out shoots and roots from nodes in networks of underground stems is an apt description of the way in which many activists believe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should be
organized.
73. On the rise of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 as a response to the weakness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at global level, see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4.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46–47.
75. This is the goal of the “boomerang model”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or “externalization” in the terminology of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146.
76. See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77. See Merry,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Local Activism.”
78. See Belén Balanyá et al., eds., Reclaiming Public Water: Achievements, Struggles, and Vis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msterdam, Netherlands: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and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2005); David Hall and Emanuele Lobina,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Water and Energy,”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8, no. 4 (2004): 268–77; and Olivera, Cochabamba.
79. Jeff Hermanson, “Global Corporations, Global Campaigns: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at Kukdong International in Mexico”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enter for Labor Solidarity, 2004).
80. For more general discussions of transnational labor campaigns, see Anner and Evans, “Building Bridges across a Double Divide”; César Rodríguez-Garavi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Labor Rights: Codes of Conduct and Anti-Sweatshop Struggles in Global Apparel Factories in Mexico and Guatemala,” Politics & Society 33, no. 2 (2005): 203–333; and Heather Williams, “Mobile Capital and Transborder Labor Rights Mobilization,” Politics & Society 27, no. 1 (1999): 139–66.
81.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of these institutionalizing efforts is the “designated suppliers program” currently being promoted by the Worker’s Rights Consortium. See http://www.workersrights.org/dsp.asp.
82. Cases can also, of course, be found in which local militancy in the North has been the beneficiary of global networks in which key leverage is applied in the South. For example, in the recent lockout at Whitby Gerdau Ameristeel plant in Beaumont, Texas, building a network that coordinated pressure by Brazilian metalworkers against the Brazilian parent company was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campaign. See
http://www.usw.ca/program/content/3030.php.
83. Paying attention to Santos’s admonishing refrain “no global social justice without global cognitive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such vigilance.
84. Clifford Bob,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5. Bob’s claims in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about the nefarious consequences of the Zapatistas’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represents one side of the debate. For a somewhat uncritical counterpoint on the same case, see Thomas Olesen, “Globalising the Zapatistas: From Third World Solidarity to Global Solida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no. 1 (2004): 255–67. And for a nicely balance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ensions generated by North-South alliances in the women’s movement, see Millie Thayer, “Negotiating the Global: Rural Brazilian Women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in Rethinking Feminisms in the Americas, ed. D. Castill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ayer, “Traveling Feminisms: From Embodied Women to Gendered Citizenship ,” in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ed. M. Burawo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and Thayer, “Transnational Feminism: Reading Joan Scott in the Brazilian Sertão,” Ethnography 2, no. 2 (2001): 243–71.
86. For examples of the iconic role of the Zapatistas for certain strands of activists in Europe, see della Porta et al.,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41, 53.
87. See http://www.participatorybudgeting.org/ and also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eds., 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London: Verso, 2003).
88. Starting from the premise that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the “poisoned gift” to the former colonies of the Global South, Hardt and Negri go on to suggest that trying to use the nation-state as a weapon against neo-liberalism is politically counterproductive; Hardt and Negri, Empire, 132. See also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1986); Hardt, “Porto Alegre”; and Mertes,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89. Bello,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90. The recent work of Sikkink on human rights in Latin American makes this argument with great lucidity; Kathryn Sikkink, From State Responsibility to Individual Criminal Accountability: A New Regulatory Model for Cor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xford, UK: Global Governance Project, 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2007).
91. Klug, “Law, Politics, and Access to Essential Medicin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92. Cf.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no. 1 (1997): 62–87.
93. The United Nations (UN) system is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For a discussion of contradictory potential of the UN system as a focus for the democratic demands of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see Smith, Social Movements for Global Democracy.
94.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9).
95. On this concept, see Timur Kuran, “Sparks and Prairie Fires: A Theory of Unanticipated Political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61, no. 1 (1989): 41–74; and Timur Kuran and Cass Sunstein, “Availability Cascades and Risk Regul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51 (1999): 683–768. Also see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 4 (1998): 897–917.
[１] Steve Lerner, “Global Unions: A Solution to Labor’s Worldwide Decline,” New Labor Forum 16, no. 1 (2007): 23–37. See also Steve Lerner, “Global Corporations, Global Unions,” Contexts 6, no. 3 (2007): 16–22.
[２] Lerner, “Global Unions: A Solution to Labor’s Worldwide Declin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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