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尼泊尔，充满希望的革命进展

：萨米尔•阿明

译者：带Q过人

原文来自 《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真正的革命性进步

设想一下，一个支持广泛的农民起义的解放军抵达首都的城下，而市民则奋起推翻了王室政府的权力来迎接他们的解放者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CPN-M）。其有效的革命策略已无需更多证明。这其中涉及了我们的时代最激进因此也是最有希望的胜利的革命进展。
尼泊尔的胜利制造出一个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形势，并被尼共毛自己定性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确，这场联合了贫困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广泛的城市革命，迫使尼泊尔的所有政党宣称自己为“共和革命者”。在毛派取得胜利之前，其他政党选择了“和平斗争”的改良主义路线，寄希望于“大选”。另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UML），早在2004年就加入了王室政府，并公开指责毛派的“冒险主义”。
考虑到共同支持革命使一些党派（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重新获得了在民众中无可争议的最少合法席位，尼共毛有意与相关党派达成了妥协。
这个妥协——促成此事的联合国管理机构称其为“和平协议”——授权制宪会议制定一部民主和广泛认同的新的共和宪法。多党选举使尼共毛在组成胜利联盟的党派中获得了最多的席位，从而让其领导人普拉昌达得以被委任为总理。这个国家的议会中历史上首次包括了数量上成比例的贫困农民、城市临时工、贱民和普通妇女。

未来的五大挑战

妥协的共识并没有解决未来的全部问题；相反，这暴露出了问题的广泛性。革命的群众武装由此而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1.土地改革

农民起义是尼共毛对土地问题的正确分析和从中得出的恰当的战略性结论的产物：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被组织进联合阵线并转向武装斗争、占领土地、降低和废除地租以及从农村驱逐高利贷者。由于这些原因，起义逐渐在全国扩展，尼共毛组织下的军队使政府军屡遭败绩。但是当首都的暴动为共产党（毛主义）敞开大门的时候，群众武装事实上还没有摧毁由德里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强力支持和武装的政府军。
在当前的折中办法下，议会中的政治势力逐渐联合并表述为两种路线：
（A）尼共毛拥护的是彻底的土地改革路线，保证全部贫困农民（大多数人民）的土地使用权（对以此为生者至关重要），但不触及中农和富农的土地所有权。
（B）主要由大会党支持的模糊的路线是一种更加温和的土地改革，要求在法律制定新的制度之前恢复旧封建主和高利贷者在农民起义解放的地区的既得利益。

2.武装力量的前途

当前有两支武装军队并存。这种和平共处显然无法持久。尼共毛建议双方合并，毛派的反对者则担心（并公开承认）这种合并会导致政府军的普通士兵被毛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感染”!但是他们除了关于毛派武装的“复活”的毫无意义的词语之外无法提出任何东西。

3.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人民民主？

这个大问题是尼泊尔一切争论的源泉。尼泊尔社会中存在着可归结为多党制、选举、形式上的分权和名义上的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的议会民主形式的拥护者。这就是被主流媒体（主要是西方国家媒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以图引导舆论的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一般形式。
毛派指出，以上提出的“民主”所借以实现的基本权利中，尊重私有财产是被置于所谓的“人权”的首要地位的。作为对应，尼共毛竭力维护社会权力的优先地位，认为不实现这些权力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即生存、衣食、居住、工作、教育以及健康的权力。私有财产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其的保护仅限于保障社会权力实现的需要。
换句话说，一方拥护以神圣财产权为特点的民主观念，将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其分离开来（资产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民主”观念），而另一方则支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民主概念。
尼泊尔的争论并不复杂，却常常十分激烈。“西方民主”的保卫者将真正的反对派算在他们的行列之内。但他们同时也将对普通民众的真实苦难没有真切感受但无疑是真诚的民主人士计算在内。主要在国外支持下被广泛动员的“保护民主权利”NGO尽其所能地为“温和”路线辩护。有些人满足于传统的有限民主好过没有民主之类的说法，好像更多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其他人则列出了针对尼共毛的一长串指控，把他们叫做“恶劣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集权主义者”、“中国独裁模式的模仿者”，等等。
毛派的自卫做得很好。他们提醒每一个人，他们并不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甚至是国内外资本家的财产。但他们并不排除为了国家利益（阻止外国银行借助于将本国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而从中渔利）的需要而实行财产国有化的可能性。他们仅仅对国王给予他们的委托人以使他们得以剥削农民群体的“封建的”领地和建筑采取措施。他们并不侵犯人权和保障这些权利实现的独立司法权。通过授权制宪会议来制定社会权力的基本原则及其执行所需的制度形式，他们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人权的地位。他们定义的这种人民民主，显然要依靠群众自治组织和国家的共同努力而逐步实现。
对于未来的担保——保证尼泊尔不发生倒退，例如独裁的政府权力的诱惑或者同样不可忽视的在不久的将来看上去“可能”的毛派与其“温和”道路的竞争对手结盟的机会主义路线——显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既然其知道这里提到的问题涉及到严肃的党内争论，我们又有什么权力事先去责备这一试验？而且这其中的观点存在着多元性。
这些继续斗争的分析和策略超出了1955年万隆会议时期的民族解放意识形态。那时亚非国家广泛而合法的民族解放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较为低级的。其权力的合法性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各种东拼西凑，结合了被广泛改造并呈现为根本“进步”（通过宣称的古代社会权力运用的民主形式和近乎本性的宗教式解释）的历史的借鉴和民族主义的神话，以及对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无关紧要的实用主义。万隆体制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极为模糊的，难以与重建和保障“社会正义”的平民主义政府控制区别开来。
尼泊尔毛派为社会主义问题发展出了一个极为不同的版本。他们拒绝将“社会主义建设”简化为实现哪怕他们当前计划所能达到的的全部（彻底的土地改革、人民军队、人民民主）。他们将这一计划定义为“民族民主推广”，开启了（但仅限于此）通向长期的社会主义转化的途径。

4.联邦制的问题

喜马拉雅山谷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充分体现在尼泊尔农民社群的极端多样性。这不是两个、三个或四个“族群”的问题，而是上百个所谓的公社。这些公社的居民渴望恢复对他们被效忠国王的武力征服者的代理人所征用的土地的使用权，并要求承认他们的尊严和平等待遇。但他们并不希望分裂。这同样是“Terai”（与印度毗邻的平原地区）的各种公社中存在的问题，而它们最近也成为国外干涉的首要目标。
毛派提出的联邦共和国的体制无疑可以满足尼泊尔人的需求，但也并不排除各邦中央政权的对立将操控这套体制的可能。

5. 国家经济独立的问题

尼泊尔被联合国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国家的“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均依赖于外界援助。现任政府似乎意识到了摆脱这种极度依赖的需要，但它知道这只能逐渐实现。食物管制并非尼泊尔的主要问题。尽管这个地区的自给自足饱受少的可怜的食物产出的制约，但农业生产者和城镇消费者之间更加有效和廉价的销售网络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使中间人得到高额利润。一个发展半手工办工业的小规模生产并内容那个狗降低对进口的依赖的计划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产生明显的成效。
毛派提出了一个“包容性”发展模式，即每个阶段都让普通阶层直接受益，而恰好相反于“印度模式”下“排斥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即仅让人口的20%得利而使其余80%人口陷于停滞——如果不是更加贫穷。这证实了一个只能被支持的原则性选择。这一设计向实践的转化真正尚待完成。

谁来实现这些

革命的尼泊尔受到其主要邻国印度的极度敌视，因为其统治阶级害怕受到传染。将尼泊尔取得的胜利看做起点的纳萨尔派地方起义将会严重威胁到印度次大陆剥削和压迫模式的稳固。
这种敌对状态不应被低估。这构成了印度与美国恢复军事友好关系的原因之一，调动起大量的政治物质资源。另外，印度用资金支持一种以沙文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为模型的“非常规”的印度教政治团体的组织尝试，类似于巴基斯坦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教政治团体和达赖喇嘛的佛教团体。来自美国和其它西方力量——尤其是英国——的支持也通过这些反动计划被纳入进来。一旦新尼泊尔的——即使是温和路线的——建设长期不见成效，这种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印度教尼泊尔人政治势力就会得到机会。外来干涉届时也会煽动起尼泊尔反对派和分裂分子的行动。带有附加限制（即使不曾承认）的外部援助和NGO组织关于“人权”和民主制联邦的煽动性言论也都是这种敌对策略的组成部分。
现在的折中方案极大地延迟了彻底的改革计划的执行，而这本是尼共毛的民众支持的来源。这助长了——在政治领导队伍自身中的——静待折中方案的成效的倾向，从而为旧制度的反攻埋下了隐患。
但是没有必要绝望。毛派公开重申，无论制宪会议审议的结果如何，民众阶层拥有保持动员和继续为执行其计划而斗争的权力。尼共毛并未陷入追求多数选票的选举囚笼。他们仔细的将其所称的由大多数人（贫苦农民、普通城市工人、学生和青年、妇女、以及中产阶级的民主爱国人士）组成的社会基础（社会控制区域）与一向不稳定的选民基础（选取）加以区分。将这一广泛的社会基础打造成有秩序的组织化社会集团来取代失去了权力的封建买办集团构成了尼共毛的长期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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