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统治集团严厉控制新闻媒体的起因及目的
一、美国政府要求利益集团严厉控制新闻媒体的起因
如果由近代美国媒体史的发展以观，60年代及70年代初之前是个阶段，当时的媒体可以说乃是一个相对独立，有一定公正性的中间势力，它和“军—产复合体”的统治阶级并无太大的利益挂勾，因而遂能以相对中立的态度看待不正义的越战，并对越战进行批评。
到了越战尾声，对于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的一些军政要人不是认真战争本身的问题，而是怪罪于新闻媒介，普遍对侵越战争期间的“新闻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松曾经宣称：“我们的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于是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制定“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
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的“三边委员会”曾特别就越战引起的统治危机进行研究，研究题目乃是《民主体制的可统治性》报告结论中指出，“媒体已成为国家权力的明显资源”，政府如果无法掌握媒体，“内则使得民主过度，使政府威信扫地；外则使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衰退”。
或许正基于这样的觉悟，美国于是在1970年代中后期通过大规模的媒体股权交换，建立起“军－产－媒体”联合的新结构来完成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从此以后，美国“自由媒体”的时代宣告结束，媒体与利益集团挂勾，并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的御用宣传机器的新时代开始来到。原先媒体敢于揭露军特部门秘件，敢于抨击侵略活动之勇气，最终在1960年到70年代初，被一种新的“共识”及“政治正确”所收编。
普利兹奖得主巴迪姜在《媒体垄断》这部著作里，即对美国当前这种“军－产－媒体”联合的新结构做了详尽的分析。
二、美国利益集团控制下的各大御用媒体的报导模式
关于美国媒体被政府控制之后对新闻事件的“论述模式”，当代美国语言学大师杭士基曾先后以《加工制造同意》、《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改变潮流》、《恐怖主义文化》等四本讨论美国媒体之著作，阐释美国媒体早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
杭士基教授介绍，美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模式及其使用的语言最常见的有两种：
其一是“排除模式”——不去问该问的问题，一则在国际上逃避责任，另外则是在国内误导美国人民的思考模式。美国媒体的这种“排除模式”，早已发展成一种不必媒体老板交代即会自动出现的新“政治正确”。
其二则是“选择性的包含”及“误讯”。
杭士基教授在这四本讨论到媒体控制的著作中，曾对80年代后，美国的媒体宣传及控制有过详细的讨论及分析。
例如，媒体会自动地设定出谁是“有价值的受害人”，或谁是“无价值的受害人”。当它要丑化某个国家时，就会从该国找出“有价值的受害人”。但若是美国的朋友，或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庸属国，纵使再多人受害，媒体也将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无价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为例，库尔德人分布于中东各国，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则所受待遇最惨，但因土耳其为美国之庸属国，纵使再多库尔德人被杀，也都只是“无价值的受害人”；伊拉克对库尔德人最好，但因伊拉克的反美，遂使得美国不断怂恿库尔德人反叛并使之成为“有价值的受害人”，美国甚至协助土耳其至外国绑架库尔德人领袖，但美国媒体却对这样的行为无所置评。
美国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由此可见。易言之，这等于他们在决定什么人的死亡与受害是有价值的或无价值的。塞尔维亚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当然没有价值。
例如，美国媒体已愈来愈习惯于报道新闻时，将什么话题“排除在外”及“包括进来”。
就以波湾战争为例，美军有一个工兵旅即用挖土机挖出壕沟，而后将伊拉克伤兵用推土机推进壕沟，主流媒体居然视为理所当然地不予报道；对美军轰炸造成伊拉克平民至少25万人死亡则轻描淡写。
有关近年来的南斯拉夫动乱，美国为了分解南斯拉夫，媒体也一面倒地丑化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对塞尔维亚人的屠杀不予报道。
前些年美国媒体配合政府，将“科索沃解放军”定位为“恐怖分子”，到了后来，则又被视为“正义斗士”，标签的任意变换，原因在于以前美国主要以肢解克罗地亚及波士尼亚为目标，设若当时也将南斯拉夫固有领土科索沃包括进来，势必造成南斯拉夫严厉反对，而使克罗地亚及波士尼亚问题亦无法解决。
而今前面的问题业已解决，已可进一步分解南斯拉夫，为了合理化自己，于是昔日的“恐怖主义”立即翻转成了“正义斗士”。
完全根据自己的策略而决定将别人贴上什么标签，媒体都能充分配合地采取必须的画面和报道视角。这些乃是选择性的“误讯”，在这个媒体发达而人民健忘的时代，借着媒体来加工制造同意，已的确愈来愈容易了。
二、控制新闻报道的终极目的
管制新闻报道的终极目的，则在于“说服公众，使人民了解敌人的邪恶，支持美国政府政策的舞台，进而达到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和武力冲突之目的，并使这一切都有高贵的理由。”
杭士基在《恐怖主义文化》里特别指出，当年的“伊朗－－尼游丑闻案”可以说乃是一个最特殊且成功，甚至“希特勒的助手戈培尔及斯大林都会为之大笑”的案例。
当时国务院为了替颠覆及侵略制造民意基础，特地在国务院下秘密设置“公关室”，展开一个代号“真理作业”的“心理战计划”，由“国安会”主控，“将宣传当作机密消息”发给媒体，为了如何掌控媒体，他们于85年3月，甚至草拟了一份厚达15页的备忘录。
那是近代美国借着掌控媒体而制造民意的最成功的经验，此后更是无往不利。
媒体时代，媒体的结构性掌控，以及借着媒体而塑造出固定的论述及修辞模式，也就等于塑造出了政治的议程及民意。掌控媒体也就掌控了概念、语言、人们谈论某个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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