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彼得拉斯：全球化——批判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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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财富分配后果
全球化的财富分配后果同大机构的占有和控制模式、阶级结构和国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仅仅考察和修补分配机制及其结果，只能是枉谈“平等”和“市场社会主义”。今天，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因为现在资产所有者和制造商随时会迁移投资和雇人地点，或以迁移作为威胁，假如再分配、环境和税收政策不对他们的胃口的话。在资产占有和生产与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有着无法掩盖的相互联系。
主张全球化的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上升，已经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依赖工资的工人、农民、雇员和自我从业人员等人群。恰恰是推行全球化的政策的增强和渗透引发了拥护全球化的一小撮人与受其剥削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在社会各阶级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是全球化扩张的结果，还有其他几种不平等跨国家和文化界限而存在。税收变得越来越累退：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工薪阶层的工资，而从跨国公司资本那里征收的税务的百分比不断下降。其部分原因是在于大量的法律漏洞以及大公司税收律师为其筑起税务屏障，并把盈利的地点转移到那些低税率的国家（所谓的“转移定价”）。同累退的税收系统共存的，是越来越累退的国家补贴或开支计划。一方面是低利率贷款、出口优惠、对工厂建设、地产出让、基础设施发展、研究与开发的补贴等等大公司的权益，一方面是支付给工薪阶层的社会福利的急剧缩减。国家对跨国公司资本的补贴在增加，而对依靠工薪的工人、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低收入家庭、病残人员、单亲家庭和儿童的福利则在下降。
这些社会不平等是由两个结构因素造成的：由于兼并、收购、合资所造成的所有权的不断集中和集权，以及国家精英和全球化财团精英的紧密结合。政治决策的集中是国家资源进一步集中并强化利润、促进集中化的资本的增长的关键因素。今天，在发达的帝国中心的财产占有模式，与被鄙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土地占有模式相似：不到5%的人口拥有几乎90%的私有财产。而且，一小撮经纪人和银行投资者在各种私有的、非私有的投资基金进行公司和征券的买卖过程中，获取数十亿美元手续费。
最大的社会危机恰恰存在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得最远的国家。无医疗保险的工人人数、无工会的工人人数以及没有或仅有极低社会福利（如假期、退休金等）的临时工或半日工的劳动力的数量在美国最高，英国其次。与欧洲相比，美国所大加自诩的低失业率，被其比率最高的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人人数所抵消－－这种境况是欧洲劳工运动界所不能接受的。
相似的过程也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着。阿根廷和巴西的失业率分别为18%和15%，这两个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失业率成倍增长。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东欧，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那里的生活水平下降了30%-80%。第三世界国家的模范－－墨西哥，其工资收入水平大幅度跌落至十五年前的30%。
推动全球化的阶级所造成的这一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 ，是通过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整套立法，即所谓结构调整政策，包括对利润丰厚的公众资源实行私有化，以及在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下，资助和指导整个私有化过程。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几个概念游戏，来为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的涂上一层学理的光彩：它强调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并强调个人责任的观念，以掩盖经济活动的集中本质、掩盖其恶性的社会后果。通过掩盖体制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关键作用，及其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使权力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非政治化，同时把处理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的负担，转嫁给家庭、个人或地方社区。这又反过来腾出了人手和资金，去推动全球扩张和积累。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自由市场，而实际上大多数全球公司的交易都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海外投资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掩盖了国家和全球公司之间、全球公司相互之间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政治议程。
拥护全球化的阶级所具有的结构性权力，是“结构调整政策”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得以实施的原因，并反过来加强其结构性权力。“结构调整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削减大财团税务及增加补贴的方式来进行“收入再集中”的过程。以牺牲依靠工薪的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被成为“劳动的灵活化”），将权力集中在雇主手中，这导致大财团的组织等级更加森严。雇主有权力单方面修订雇佣、解雇、外包、承包合同的条件，并用其他各种办法在更多的全球投资项目中增加剥削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增加利润。
结构调整政策的进展程度与劳动者的抵抗有直接联系。劳动者的抵抗又与工会的内部结构、工会领导者的思想状况以及领导者接触群众的程度和领导者的轮换有关。在工会内部存在民主的地方、当工会领导者面对着有组织的反对派时、当领导者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或者领导者最起码把工会看成是一个运动而不是一门生意，以及在领导者能受到普通会员的挑战或能被其取而代之的地方，工会就能比较成功地抵制结构调整政策与整个全球化议程。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就都是这样。相反，在美国，工会领导人操纵着寡头式的组织，身为百万富翁的工会官员把工会当成一桩生意一样来运作，通过官僚机器，把工会成员边缘化，管理退休基金和利润丰厚的房地产物业，工会完全无法反对全球化的议程。难怪克林顿总统对他实施倒退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任何民主的、激进的工会势力同他捣乱。
美国经济是全球化扩张的原型。克林顿政府甚至称之为一个榜样。然而，这是拥护全球化的阶级的榜样，而被世界各地的劳动者所坚决拒绝。甚至欧洲的领导人都对它皱眉头，深恐忠实地追求全球化会带来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
一个主要理论问题在于：全球化计划在世界许多地区都达到了其政治上的极限：亦即帝国和共和国之间矛盾，它的解决将牵涉到维系着成千上万工薪阶层、家庭和退休人员的信念和利益的社会组织的崩溃与否。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危机时期，这个时期很可能充满着动乱。只有当内部的各阶级（资方／劳方）的关系发生剧烈转变后，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全球化才可能加以输出。逐渐的或寸进的改变正在发生着：德国社会预算的削减和工厂的迁址、意大利的私有化和工资指标联系物价的终结、西班牙高的失业率和劳动市场的割裂化境况，等等。
欧洲劳工界的“捍卫权益的斗争”反映出一种信念：只能在以往的福利国家的残余和推行全球化的资本之间二者择一。很清楚的是，全球化扩张并未伴随着福利国家的保留，更不用说它的扩张了。利益和境遇方面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不同结构地位的强烈对比，很清楚地要求我们对生产体系特别是所有制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私有利润，以一种最为有组织和延展的形式出现（跨国公司企业），这是问题的关键，否定这一点，就会堕入云雾，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今天在政治上埋头于局部政策和短期效应，而不是去关注国家结构和国家的内部构成（依赖全球化的阶级和执政部门之间强有力的关系），就等于忽视了改造所有制和财产形式的关键工具，正是所有制和财产形式决定着全球化进程的方向。
进行私有化是不合理性的，它进而削弱了全球化扩张的再生产的环境条件。新的阶级、新的地区、人们的休养生息和喘息空间都被贪婪地盘剥：南极洲、亚马逊雨林、乔治河两岸、大城市、臭氧层等无一例外。私有化政策不仅把公众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全球化的亿万巨富的腰包中，而且还是肆无忌惮地剥削的许可证。一面大谈可持续的增长，一面又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银行以及与其配合的推动全球化的投资者和政客们加紧私有化和掠夺，这实在是一种无耻下流：没有任何地方，私有化带来了环境的保护，私有化总是伴随着加剧的掠夺、人民和土地被榨干油水并被遗弃。
私有化以全球的规模发生着，但没有在任何地方导致生产力的活力和发展。如果我们考虑进人口的增长，美国的人均增长低于百分之一，欧洲和日本近于零。私有化只是现有存量财富和资产的私分和掠夺。它成了建立新公司、发明新产品和开发新市场的替代。证券市场的繁荣伴随着实物经济的衰退。投机的增长抵消了停滞。最大的增长来自兼并、解雇和压低工资。美国的工会受极度膨胀的寡头控制，这是一个反常和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在社会、政治方面对全球化的反抗斗争正在掀起。
国家政策和“全球化”
也许全球化空谈家所散布的错误概念中流传最广的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财团和各种新的国际组织的大规模进军之下，已经变得过时（或者变得“软弱”）。事实却正好相反：民族国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影响去干涉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经济转变和投资。没有民族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干涉作为先决条件，就无法想象跨国银行和公司的扩张和渗透。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出钱搞宣传活动、刺激军备竞赛、资助文化和宗教宣传方面的关键政治作用，也就不可能理解市场在俄国、中国和东欧国家以及曾经是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最基本的和重要的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会议）和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991年3月26日成立，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译注］）被民族国家所设计出来、编成法律并加以实施。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如大规模减税、提供大规模的补贴以及降低国内劳动力成本等，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制订的。民族国家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我们需要把称作是“新国家主义”，而非自由市场。全球化首先是新国家主义的产物，今后它仍将伴随和依靠国家的直接干预。
通常，油腔滑调的评论员、经济新闻记者和公关人员争辩说，我们过去所知的“国家”，已经被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所超越，在这个秩序中，跨国公司已获得了脱离国家的自主地位。其他的意识形态空谈家争辩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国家的功能，并将其作用减至最低限度的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不奇怪的是，许多前左派或自封的“新思想家”争辩说，以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组织为基础、根植于被他们称作“市民社会”中的“第三经济”正在形成。最后，一群边缘思想家认为，一种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并正在建立一个超级国家的实体，只是可能由于缺乏信息的缘故，尚未充分透露给公众。
所谓民族国家瓦解的意识形态到处泛滥，与此相应的是，其鼓吹者对于造成并继续推动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的关键性事件和力量的茫然无知。
全球化的中心环节是其涵盖范围极广的政治框架：其结构是建立在国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废除福利国家、消除对海外流通的管制，以及取消对国外市场的政治和经济的限制。这些是全球化的砖瓦，被民族国家搭好之后，紧跟着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是由民族国家所任命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人员，设计、实施和监督其政策的实行，亦即所谓的“结构调整政策”。全球化的最顶层，是由中级的功能工作人员对全球经济进行短期的、日常的微观管理，他们监视私人投资、部门交换和每月商业报表。
国家的政治经济角色，同时还伴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对各国的警察、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深入渗透。以往本来是美国国内的机构，如联邦调查局、毒品管制暑等，如今自由出入于其他国家的最高政府机构。美国的药物批准计划进一步扩张美国的权力，对其他国家的部长、军队和警察部门的任命发生影响。华盛顿推行治外法权的原则，坚持认为其法律至高无上，凌驾于其他本来也是主权国家的法律之上，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就是一例。所有这些都强有力地说明：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正在将其能力应用到极限，以加强跨国公司的作用，以及更重要的是，增加其在国际流通中的世界市场份额，以中饱统治阶级的私囊。
如果说，全球主义者所谓的“虚弱的和过时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夸夸其谈根本不能反映现实，那么它到底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首先它是为了对批评者实行解除武装－－阻止那些反对它的社会力量，使它们无法掌握为开辟替代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另一种道路的所必须掌握的首要的和关键的因素。其次，它为了达到一种政治心理目的，以便搅乱斗争的阵营，因为如果国家都已不存在了，斗争所围绕的中心也不再是国家了，斗争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三，是为了引诱政治和社会团体集中精力在体制内的空隙地带运作，比如小规模的经济互惠活动。其目的就是使其对推行全球化阶级所统治宏观经济体系形成依赖的关系。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无论从资金来源上说，还是从它们的当地合作活动上说，都不是什么非政府的。
最后，制造出来一个象“市民社会”这样无所不包的范畴，其实，“市民社会”的居民，是参与全球化的、残酷剥削劳工的血汗工厂厂主，而“市民社会”却被描述成政治民主和民间私人地方经济主动性的场所。这个话语完全忽视“市民社会”的主要人员（亦即统治阶级）和最高国家机构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识民族国家在现阶段“全球化”中的推动和中心作用，能够使我们认清国家有巨大潜力推行另一种全新形式的经济组织。这包括发展公有企业、自治合作经济，以及对收入、信用、土地和技术援助的重新配置和重新分配实现非中心式的计划。国家进行投资的重新配置，首先要求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其中国家力量将在司法、政治和经济方面上起到强大的作用。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将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将生产和消费从全球市场中心转向本国和当地，而将全球交流转变为补充性活动。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是技术组织和革新的基础，使得技术组织和革新意在加强社会凝聚和社区纽带，并将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人的闲暇时间联系起来。
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也起着关键性的教育作用，以加强企业进行工人自我管理的转变，使得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性赢利果实回到集体生产者手中。
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是通向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桥梁：作为成功地替代全球化的另一种选择，提供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来加深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在下层建设更强的整合，以便为替代全球化的体制作准备。
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对市场重新定位，把它放入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使得生产者阶级处于社会关系的首位地位。受民众支持的民族国家的市场，是基于由“社会利益”的政治原则指导下的交换－－给普遍的社会工薪阶层、而不是个人或公司的食利者增加收入。当地的和全国市场由这种新型的人民大众政权所塑造，并进而塑造全球性交换－－从而推动当今全球化进程的逆转过程。
对替代全球化的体制的探索，需要从历史角度对私有化和社会化比较优势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很明显，社会化的趋势是为更多的劳动阶级（包括计件和计时工资、自我雇佣）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工作安全保障、更广泛的健康保险，和更多的公众高等教育机会，并比私有化主宰趋势下更多地关注性别和妇女问题。有关生活水平比较数据表明，目前正在经历私有化的国家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尤其对于较年青的一代更是如此。由于退休年龄在推迟，人的一生中被剥削的时间被扩展到了老龄。由于管理者特权的增强，工作压力和不安全感在增强，工作福利（医疗、假期等）在缩减。客观的人们能看到，对高级管理层的收入的过度关注（以所谓“竞争力”为借口）意味着工人阶级被贬低。欧洲工人享有四到六周假期，因而被《纽约时报》描述为“被溺爱”。欧洲高级管理层与工人收入的比率为40：1，被《福布斯》(Forbes)杂志描述为收入过低，或者落后于时代，因为其数目远远低于美国的240：1的比率。
私有化有一种无头苍蝇式的精神，它企图制造出一种根植于资本的绝对权力的西方专制主义，去控制国家、把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威胁劳动力。其最先进的模式就是美国。
社会化提供了替代现有模式的一种民主模式，在该模式中资本变成社会资本，这通过在法律上使资本从属于国家权力、权威下放到各个生产、消费和环境保护的委员会而成为可能。生产率的提高为每个人增加健康计划基金；公共教育对一切合格的人开放，退休或第二职业的机会提供给55或50岁的人；工作时间减少到25-30小时。社会化的优点不仅在于财产的重新分配，而且在于生产和媒体的重新定向，使它们服务于通过民主过程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这将是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所阐明的社会价值质的深化和扩展。它是建立在民主和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
世界范围内对全球化的抵抗
考察对全球化政治的抵抗，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它们力量大小悬殊不同，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起领导作用，也采取各不相同的行动策略。然而，除了各国和各地区的特殊性之外，一些共同的趋势也很明显。
首先，尽管选举仍然是反抗的手段之一，议会体制之外的行动，却是阻止和限制全球化政策的最为广泛和有效的手段。在选举中由于绝大多数的全球化反对派局限于争取立法席位，而且力量很小，全球化政策继续通过行政法令和全球化意识形态对立法的影响得以推行。选举舞弊，就象萨林纳斯当选总统（墨西哥），或象卡多索任下巴西的国会投票中政府公开的贿选，使选举制度作为反抗的工具的作用遭到破坏。第二，作为反对派的中间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一旦被选进政府，就会屈从于主导阶级、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现存的国家机构的要求。最新近的例子是萨尔瓦多民族解放阵线(FMLN)的艾克多·西尔瓦当选圣萨尔瓦多市长后，将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要支持者视为发展过程中的同盟。七、八十年代的革命组织，在转向选举政治并被选入政治机构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放弃反对全球化，反而接受其观念。结果，受到全球化恶性影响的全部群体，都转向议会体制外的活动和组织：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南韩等国的总罢工，巴西、巴拉圭、萨尔瓦多、墨西哥、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的占领土地，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阿根廷等国的城市反抗，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扎伊尔等国的游击战运动。议会内的党派的无能和被收买，使得议会体制外的运动变成了反全球化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反对全球化力量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开始时均以捍卫现存权利和利益的保守防御运动的面目出现，这些权利和利益受到推行全球化的统治阶级的威胁。无论是反对失业、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还是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生活水平下降、削减退休金、削减公共教育设施等，最开始的对抗都是有关某种权益的大规模倒退。由于全球化从新的渠道攫取利润，同时降低财政花费，社会运动对此被迫做出反应。在这种对过去得来的大众权益的捍卫的共性中，也有一些运动采取了主动进攻，尝试提出结构变革：墨西哥恰帕斯的农民运动、巴西的“无地者运动”(MST)、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力量”(FARC)农民运动、玻利维亚查帕雷种古可的农民等，都成立了合作社，并建立了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注重国内市场，从而同全球化作对。尽管仍是少数，反全球化的意识在增长，在现有的防御性群众运动中，反资本主义意识的萌芽甚至也在增长。
对抗全球化力量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所有的运动都倾向于联合或包容环境、性别、少数民族的团体和斗争。全球化整体工程具有多方面的恶性影响，剥削、污染、造成贫困化、排斥大多数、使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恶化、加深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国际金融机构和和各国政府试图使不同的身份认同四分五裂、使其非政治化，使其成为一系列自顾自的、相互孤立的文化团体，使它们和阶级斗争相分离，而现在各种团体的汇合，对此提出了挑战。
除了抵抗全球化力量的共同特征外，还应记住几点一般性的问题。首先，对抗的过程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均衡。这种抵抗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更为强大，超过美国、巴西等国，而在墨西哥这种抵抗，则超过了智利和秘鲁。斗争水平的区别在于政治组织、斗争传统、群众组织的内部结构的水平，以及抵抗的起因来自下层还是官僚等因素。
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些特定的部门、地区、阶级或少数民族群体显示出更大的抵抗性。阿根廷的各个省站在抵抗的最前线，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落在后面。巴西的无地民工比城市贫民窟的居民或工会组织更具有斗争性。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城市贫民比官方的工会更为活跃。一般来说，公有部门的工人比私有部门的更激进（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一般来说，，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更激进的斗争中心总是在乡村和各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基本上处于防御斗争的阶段。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和固定的。在欧洲和亚洲，正是那些最发达部门（法国的运输业和南韩的钢铁工人）的工人在斗争中冲锋陷阵。在议会体制之外的抵抗的扩展和深化，创造了一个体制性的替代选择的基础。另一方面，推行全球化的政客们和经济精英们在选举政治以外的领域内的社会基础变得更脆弱了。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性中心就是美国：在这里它未受到严重挑战，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工会组织的寡头性质（和大多数工人严重脱离），以及主要的少数民族、性别和环保团体的领导人被收买，使其组织仅仅成为推行全球化的主导阶级的压力团体。一旦离开美国，尤其是当我们来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动态，就能发现一个相似的过程：如果只是皮毛地观看选举过程，只能得到一个全球化力量十分强大的印象。如果不只是注意拉选票活动，而是注意每日每时的群众斗争，以及团体和个人的倾向，就会发现对全球化政治的许多方面甚至所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抵抗。
尚未解决的、或仍在不断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果存在如此普遍的抵抗，为何全球化还没被推翻？答案是两方面的：首先，很多的团体已陷入资源非常有限的困境，结果很大程度上只在进行防御性的斗争；其次，虽然各种替代方案正在被详细地提出，却无一得到普遍的接受，或者只适用于具体部门或当地的条件。
取代全球化的是什么？
多年来，批判全球化的人们反复强调需要创造出取代全球化的东西。一些知识分子继续在强调这一点，而其他许多人则仍在被动地、无能地评论着无往不胜的全球化大扫荡，少数人已经开始考察由积极分子们在斗争中所创造的、在现实世界中替代全球化的新生事物。
取代的全球化的新生事物，不仅应该仅仅理解为它们正在创造的东西，也要理解为他们扬弃了什么。这可以被简明地总结为“既非自由市场又非官僚化的国家主义”。在这样的限定中，取代全球化的新生事物需要被进一步分析，以区别于推行全球化的国际金融机构所资助的、为了消解其全球化政策所造成的不满的小规模项目。
替代全球化的东西，存在于进行武装斗争的团体兴办的当地项目，以及斗争中的运动组织的纲领性变革之中。首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组织替代形式：从巴西MST组织的包括15万个家庭的农村合作社网络，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巴塔解放军领导下的印第安人社区自治，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正在新生的地区农业生产者集体，到智利和阿根廷的大学民主化建议，到法国、南韩和意大利工会组织的激进派提出的工人自治建议。这些部门性的或小范围的活动，和国际金融组织与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另类发展项目”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变革的政治工程中的一部分。它们是由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推行全球化的国家和阶级的革命团体所发起，其内部组织通常是民主的。其领导者由当地社区所选举并对其负责（不同于依赖于外国捐款人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只对其捐款人负责）。这样，小范围的替代模式形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一砖一瓦；替代模式诞生于斗争之中，因而强化阶级和民族意识，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于建立反全球化的思想霸权联盟，其组织形式是民主的、集体主义的。使这些替代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为社会化经济而斗争，这种社会化经济把可持续增长、企业精神和经济民主结合在一起。这些替代模式互相之间的区别是很多的：劳动关系、私人占有的范围，对市场的依赖程度等。但是，清楚的一点是：是社会利益决定着市场交换的条件：其“市场”必然是当地的或国内的，其外部交换服务于内部市场的深化。首要的纲领性问题是：对微观制度同宏观水平的关系予以系统化的阐述，将纲领性的变革落实成具体的制度设置。首要的政治问题，是反对那些和全球化思想绑在一起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将受大众欢迎的社会福利与自由经济掺在一起（“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僵化的集体主义者，这些人不能理解多种形式的大众生产（小型合作社、合作社、全民所有、家庭等等）。一些知识分子在头脑中认为有必要创造出取代全球化的模式，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一些替代模式，已经在创造的过程中存在了，或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接受了推行全球化的人的论点，即：“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现在，是正在斗争中的社会运动与仍在阐明过程中的替代模式相联系的时候了。
取代全球化的模式，等待着我们加以充实、使其完整连贯，并应用到民族国家的大范围内及更广的范围上。此时此刻，反对推行全球化的阶级的全国性斗争运动，正在建立起国际联系，各种运动都具有其当地经济内容和纲领性变革。这些至少对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增加了强大的武器：就在推翻主导全球化的阶级的斗争当中，存在着替代全球化的模式。这些还可能意味着更多。
（新建、墨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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