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保卫中国》第三篇 人类的毁灭和突围
第 7 章
中华复兴的使命
中国：前所未遇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机遇
华尔街崩溃与美国“单极世界”梦破灭
西方文明困境与美国灾难逻辑
西方精英的贪婪源于对生命的绝望
中华精英的使命：融东西方精华，示范新文明
让人类精英找到真正值得追求的理想
中华英雄主义回归已当其时
一千年了，中华男儿再次雄起已蓄势够久了
西方文明困境与美国灾难逻辑
要回答美国能够怎么变，先要合理解释美国为何会滑落得如此之快。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达到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高峰。美国右翼政治学家福山甚至自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自由民主主义或许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
这个“历史的终结”的判断在不足20年后的今天已是恍然若梦。从20世纪末表面的事实来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体在过去300年确以武力和智谋战胜（或压制了）了它所有的对手。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体却被内部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钱的统治之下。它的外在权力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其内部相互争斗和拆台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腐朽与沦丧也已达到极致。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他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
美国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种。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主要分为两类，少量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冒被大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统治。因为没有谁能够特别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其主要起草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隶主压力不得不删掉了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有力谴责的条款，而它将土著的印第安人定性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其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为后来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种族屠杀埋下了伏笔，他们似乎忘记了刚登上大陆时是如何享用印第安人慷慨礼遇的火鸡的，为此，他们还设立了“感恩节”。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存在高贵品德者，比如杰斐逊在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时，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是信用可靠的诚实人的理想。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达到同等的效果，那么这就够了，否则是无谓的浪费。
这种观点曾被指责为虚伪，尽管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为它辩护：这伦理的至善—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本身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换言之，以“清教徒”的面纱做最后薄薄的遮掩（当金钱的拥有者关起门来，谁能知道他有没有放纵享受），以掩盖其“双重标准”的虚伪价值观。
从此，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做富兰克林式的“赚钱至上”对杰斐逊式的“人人平等”价值观不断攻击、瓦解和腐蚀的过程。
在民主制设计下，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聪明，它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雇工等其他力量各个击破，从而使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如果以赚钱最大化为人生目标，那么那些最聪明的寡头就很容易达成共识：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控制媒体进而影响群众性情绪，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乃至控制货币发行的放水与抽水，来洗劫那些“无知和愚笨的羊群”，这样赚钱效率会高出很多。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一个强大帝国的衰落往往长达百年时间。
衰落首先从该国精英生命追求的堕落肇始，当精英们不再追求受人尊敬和捍卫公正，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奴仆，帝国的衰落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这个转折点的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1913年，这一年的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被通过，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金融寡头们终于战胜了美国民选总统和民主制度，它们通过新组建的美联储控制了这个新兴大国的货币发行权，即极少数金融家控制了这个国家财富再分配的权力。
金融家眼中没有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正义，“金钱”是他们的唯一上帝，他们通过操纵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元成为全球的通用货币，从而使它们的美元统治扩张到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简言之，早在美国到达帝国最辉煌顶峰之前，美国主流精英们的道德已经开始堕落，其从内向外的腐化或衰落就已经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以非正义的越南战争为导火索，精英的堕落开始传染为大众道德沦丧，美国出现“垮掉的一代”，年轻人理想幻灭之下，纷纷逃避社会责任，放纵欲望及时行乐；当投机取巧成风，人人拈轻怕重，实业立国和科技创新日益受到冷落，产业工人在美国的地位每况愈下，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开始滥用其印刷美元的权力，他们所谓的各种创新的金融衍生品，无非是给滥印的美元进行漂亮的外包装，去交换他国真实的物质财富。在华尔街极度繁荣的掩盖下，美国的工业经济迅速空心化，制造业被转移到工人工资更低的国家，如日本、墨西哥和中国，其贸易赤字迅速攀升；由于国内工商业税源减少，而金融市场偷漏税非常容易，加上国家的虚假繁荣使得国民的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日益增加。同时，美国维持其全球帝国运行的军事成本不断增加，其财政赤字也日益增多。由于借贷消费成风，国民赤字也越来越高。
进入21世纪以来，当美国在正常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中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后，帝国就会开始使用政治、金融、军事等非常规非正义手段谋求不正当经济利益，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三：（1）逼迫其他国家央行购买大量的美元债务和其他美元垃圾资产；(2）逼迫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得以驱使热钱，通过制造金融危机的方式，洗劫这些国家积累的财富。（3）通过直接和间接控制石油等战略资源，迫使他国支付更高的价格而转移他国财富；或者反向打压石油价格迫使目标国财政破产，这曾对苏联的瓦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这种霸权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欺压下，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国家势必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意志。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走向了反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霸权主义的帝国，挑战者接踵而至地出现了，首先是无明确国家属性的诸多反美武装组织，比如基地组织；而南奥塞梯事件后俄罗斯强势表现，则标志着美国国际霸权遭遇了正面的挑战。
倘若美国不能有效弹压这种反抗，则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将加速衰落，更多正面和隐性的反抗会涌现出来，将会对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产生收缩作用，从而消磨美国的国家意志和国民信心，这种恶性循环的力量，或许只能期待好莱坞电影中的超级英雄才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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