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为“政治正确”——从法国媒体说开去
郑若麟
“在一个国家，警察突然闯进一位日报记者的家，当着他孩子的面羞辱他，咒骂他，用手铐铐住他，将他脱得全身一丝不挂……原因是近几个月在他领导的报刊上发表了某些话语。这个国家，是2008年的法国。”这是一位法国记者描述的一件事。被手铐铐上带到警察局的是法国《解放报》的维多利奥·德·菲利浦，他被指控在该报担任代理社长时，发表了涉嫌“诽谤”一位大企业家的文章。他抗议，回答是“你比贱民还坏”；他要求通知报社律师，回答是“他们不在”。在警察局，他被迫脱光、转身、咳三声——这是规定——他的鞋带、皮带、手机电池、证件等随身物品都被拿走。被送进拘留间关了两个小时后，他又被带出来，再次重复刚才做过的一切：脱光、咳嗽、搜身，然后才见到向他发出传票的法官。他拒绝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回答问题，结果被当场司法起诉……此事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东西方互动走进了误区
这是发生在2008年年底的一件“陈年旧事”了。这类事，我们中国常驻巴黎记者很少报道。因此当我在国内开讲座中或与朋友聊天时谈及，很多国人不相信是真的。“法国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当一些法国人问我，为什么中国记者不做法国的负面报道？我告诉他们，一方面我们不愿意以偏概全，像法国常驻北京记者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另一方面也是受中国传统“正面报道”思想的影响，很少涉足这类“负面”消息。久而久之，法国“民主社会没有司法不公、没有社会不公、没有人身侵害……”等不符合社会实际的概念便慢慢渗透进国人的脑海。正是这种“为西方讳”，再加上诸多出国走马观花的访问学者、作家等多如牛毛的“游记”、“随笔”等，构建了西方——包括法国在内——民主国家在中国人头脑中的一个虚幻的完美形象。而这又成为国内公众甚至学者、教授用来与中国现状相比较的坐标系，使得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产生严重扭曲。
从这种报道方式造成的心理效果说，也对国人形成负面冲击。常年正面报道西方的结果，是我们在潜意识里对自身所处社会现状更为不满，对西方更为仰慕。而西方常年负面报道中国的结果，则是西方民众长舒一口气：尽管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处境艰难，但比起“独裁”、“违反人权”……的国家要好得多。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国内学者又将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出口转内销”，当作批判中国现实的标枪，这就进一步扭曲了东西方两大世界的现实。幸亏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亲身体验和观察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现状、亲历或亲眼目睹种种不公正；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长期生活在海外，对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因而中国舆论开始质疑中国常驻国外记者的报道，认为他们从整体上说并没有为中国公众提供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西方到中国的访问者也在发出类似但相反的质疑。这一现象说明，在东西方互动问题上，双方都走进了一个误区。不同的是，中国驻外记者的“正面报道情结”是出于好意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而西方驻华记者的“负面报道原则”则更多的是源于“政治正确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取舍，以及潜意识里的种族主义。
西方媒体的“红线”——“政治正确”
其中最令国人难以理解的，是“政治正确”这道无处不在，但又隐而不见、变幻莫测的红线。甚至包括一些经常出国却习惯于浅尝辄止的人，都不了解、更遑论理解“政治正确”概念为何物。而不了解、不理解西方媒体上的这道“政治正确”红线的存在和本质，是无法真正明白西方媒体的实质的。
所谓“政治正确性”（Politically correct），是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要求法庭用语必须遵循“政治正确性”原则，即用语修辞均须“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原则”。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一股自由主义浪潮，开始将这一司法概念延伸到政治领域，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现象，确立了大众传媒用语上的某种“正确性规范”，如某些词因含有种族歧视的成份，不能再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来形容黑人的“nègre”（大致相当于中文的“黑鬼”）。今天在欧美任何传媒都很难读到、听到这个词了。美国作为世界文化强势国家，它的这种“政治正确性”概念很快就蔓延到欧洲，并进一步异化。本来，“政治正确性”还仅仅属于风俗、习惯和道德范畴，但在欧洲很快就进入了政治和司法范畴，并从大众传媒领域蔓延到全社会。在欧洲，有些禁区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因此“政治正确性”的范围在欧洲便进一步扩大、影响进一步深远。但这一范围究竟界定在哪里，却是变化的、不定的。这才是这一概念最为可怕的地方。
今天法国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政治正确”比较一致的定义是“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也就是说，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说或这么认为，那就是“政治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怎么才能知道“大多数”舆论是怎样的呢？舆论与媒体，究竟是谁在影响谁，谁在决定谁？只能靠揣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舆论的操控才有可能，操控舆论，也就是间接地操控人的思想。
正是由于“政治正确性”的隐蔽性，因此很难从上游去划分哪些是“政治正确”的，哪些是“政治不正确”的；因而只能从下游，即一个用语或用辞，当它引起一场风波时，才理解这是“政治不正确”的。在法国，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已经被划入了“政治不正确”的范畴。因此，所有涉及中国的新闻，都会有一个尺度，即不管中国怎么做，总是从负面的角度去报道、评论，这也是很多初次赴法长期居留、工作、学习的中国人最吃惊的。拉萨事件时禁止外国记者采访是“封锁新闻”，乌鲁木齐开放外国记者采访呢？又变成了“操纵新闻”。难怪一位法国网友在一家著名报刊攻击中国在乌鲁木齐操纵新闻的跟帖上这样写道：“无论中国发生什么事，贵报总是从负面的角度，将责任推给政府或共产党。这显然是贵报制定的编辑方针。一年以来，读者已经识破贵报‘中国城’报道的内幕，发表文章的语气在变，也增加了一些实地报道，但报道方针却始终如一：以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人权的普世性和民主的好处为籍口，以某些（反华的）汉学家和一批政治异见者为依托，贵报有关中国的文章始终不渝地在传播、并在一部分读者中培养这样一种信念——也就是贵报的信念，即北京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必须尽快使之消亡。这样一种‘信念’在最近一些电台、电视节目中也得到非常明确的认证，结论再也没有任何歧义：中国是不可与之交往的国家，只是我们不得不与魔鬼打交道。”这段言论非常清晰地将有关“中国报道”上的“政治正确性”红线划了出来。如果重新以这条线来观察一下今天的世界，我们就能发现，这不仅可以解释很多过去的事，而且也能够对很多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定下西方传媒报道的基调……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通过西方大众传媒来了解世界，其实仅仅看到了“政治正确”的那一部分，很多“新闻”其实是为舆论导向故意渲染、放大甚至制造出来的。
法国“新闻自由”的紧箍咒
回到本文开头时《解放报》前代理社长的遭遇，该事件证明在“政治正确性”的隐性紧箍咒之外，法国其实还存在着侵犯记者权益、对新闻自由形成实际上的“心理威慑”的问题，这同样极大地制约着法国新闻的自由度。《解放报》记者只是被司法传唤而已，何至于要在清晨敲门而入、并蓄意以对待刑事罪犯的方式来对付记者？要知道，在法国即使最终被证实犯有诽谤罪，也不至于被判刑入狱。可知警方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羞辱记者，让记者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而不敢再涉入敏感领域。这类事件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除了侮辱性传讯外，还有查税、交通处罚、搜查、伪装在失窃外表下的抄家等多种多样的方法。应该承认，因言获罪在法国确实不多，这是因为“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使得媒体在政治上越界极为罕见。记者或报社遭到司法起诉的，罪名从来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其他“刑事”原因：如诽谤、造谣、逃税、泄密等等。事实上近年来统计证明，法国记者被传询、起诉、报社被司法搜查的事件正在增多。除了司法机构的介入，记者因报道或言论而丢饭碗，是套在“新闻自由”头上的另一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咒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在法国犯这种事丢饭碗，往往意味着在整个行业被排斥出局。这就令那些有越界企图的记者在下笔前三思而行。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
欧洲人权事务机构已多次指出，法国人权状况，特别在涉及新闻机构的领域正在退步。在这种气氛下，法国很多记者在“某些”新闻热点问题上，会自觉禁笔。最近法国还发生一件令人深省的事：一位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撰写了一本涉及法国总统的书，法国却不出版、不发行（法国之所以没有禁书，就是因为对某些书法国出版商可以不出版、发行书店拒绝发行，所以也就不必禁止），一家书店就从境外比利时出版社直接订购了50册，放在自己的书店里销售。结果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突然闯进书店，将书店砸个底朝天。事后警方调查却不了了之……这类事，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报道！考虑到法国只是个6000万人口的“中等国家”，如果将法国发生的种种涉及新闻自由的事件按比例乘以20（即等于中国的规模时）的话，我相信，我们会重新认识法国和中国。
今天，是到了承认我们并不认识世界、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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