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困境与中国辉煌六十年
宋鲁郑
就在中国迎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全力展示六十年巨大成就一刻，有关亚洲另一个大国、得到西方全力肯定和支持、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两起负面甚至是灾难性的报道引发普遍关注。
一是英国慈善组织“救助儿童”周一发表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新生儿死亡总数当中，印度占据五分之一。目前每年全世界有200万婴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夭折，印度的儿童死亡状况更加糟糕，每1000名新生儿中就有72人死亡。该组织的负责人托马斯·尚迪（Thomas Chandy）说，印度政府为全民提供基础医疗保健的措施并没有改变婴儿仍然面临的“惨痛真相”。报告还说，每一年，印度有20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死亡率千分之七十六，中国为千分之二十四）。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之内夭折的主要原因包括营养不良、肺炎等。该组织的报告说，一些代价低廉的方法可以将印度新生儿死亡率降低70%，但是，公众对医疗保健成本的态度导致印度政府无法采取行动。 过去十来年，印度经济有了飞跃性发展，政府可以向贫穷的乡村地区加大投资。但是，救助儿童认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并没有从中受益。
二是印度发生30多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当地白米、蔗糖和马铃薯等农作物歉收。商人操纵市场，粮食价格暴涨。穷人叫苦连天，有些人甚至一天只吃一餐。尽管政府也分派粮食给贫困人民，但由于贪污问题过于猖獗，粮食还没送到穷人手中，就已经少了一大部分。英国风险分析公司Maplecroft所公布的“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指出，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出现粮食短缺的风险相当高。
印度做为英国的殖民地长达百年，独立后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可以说制度方面是西方的优等生。然而，面对上述残酷的现象，不由令人产生众多疑问和困惑：何以西方制度优等生的印度民主六十年了，居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营养不良竟然成为婴儿死亡的第一杀手？其制度优越性何在？何以一个拥有免费医疗体系的印度竟然造成每年40万新生儿、20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何以一些代价低廉的方法可以将印度新生儿死亡率降低70%，但是，公众对医疗保健成本的态度导致印度政府无法采取行动？何以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印度竟然是一个粮食风险短缺相当高的国家？何以一个拥有政党监督、新闻自由的印度甚至在粮食救助中贪污都过于猖獗？何以经济起飞后的印度投向贫困地区的投资，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并没有从中受益？
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但一个连人民最基本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制度绝不是一个好制度相信是不会有争议的。不过和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相比，何以印度发展了六十年竟然沦落至此？也许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印度令人难以置信的现状。他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认为：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而印度自以为有了西方的制度，就有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准，其认识水平竟还尚停留在中国的孙中山时代。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这也包括土地的私有化。西方凭借工业文明的成果既可以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也可以对农业提供大量的补贴，同时通过城市化大量吸纳从农村分离出来的人口。从而不仅满足本身对农产品的需要，还可向全球出口。但中国和印度这种遭受西方长期掠夺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并不具备同样的条件。中国前三十年尝试用人民公社的方法加以解决，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为土地国有的前提下进行分田到户提供了试错经验。这和印度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皆然不同。应该说在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进行分田到户是中国的创举，并为后来的越南等国借鉴，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实是中国对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这和苏联式的国有化、西方私有化的道路完全不同。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西方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在经济起飞阶段（也即社会转型期）全局性的腐败严重存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时被揭发贪腐，他公开承认，但辩解说不是敲诈，由此获得选民谅解成功连任。腐败得到全面遏制是在经济起飞阶段结束、度过社会转型阶段、积累了巨大财富之后并配以法制的健全，才最终达到现在的程度。当然这个过程被西方“老大哥”修正了，改成和民主制度挂钩的西方模式。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印度民主了六十多年，腐败程度仍然超过中国（据德国透明国际排名），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民主化后，腐败反而到了失控的地步。就是现在排名仍然在140余位。而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伊拉克和阿富汗腐败排名倒数第一和第三。
印度儿童的悲惨现状还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公众对医疗保健成本的态度导致印度政府无法采取行动。二是虽然政府可以向贫穷的乡村地区加大投资，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并没有从中受益。这反映了民主制度下普遍的弊端。一是民意，二是利益集团的影响。
在民主制度下，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意，二是利益集团，也就是财团。普通民众只考虑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对于全局性的事务既不关心，也不通晓。所以在今天的印度尽管一些代价低廉的方法可以将印度新生儿死亡率降低70%，但由于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或者仅仅是他们主观上认为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反对（美国医改的困境也是一例）。从而导致政府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数的儿童死亡而无计可施。其实纵观印度，不仅新生儿死亡这一影响到部分群体（主要是贫困人口）的事件如此，就是影响到全局甚至印度未来生死存亡的计划生育也是如此。
利益集团现在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毒瘤。在瑞典，负责制订法案的“皇家委员会”就是由“政府官员、立法者和利益集团的代表”组成的。利益集团从影响规则的制订者直接变身为规则制订者。当然更普遍的现象是利益集团以金钱开道，接近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当然这种做法是符合美国宪法的。根据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作的解释：使用金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非常无奈的说道：“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大公司都希望能够在国会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是使公司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经济学家曼琴尔.奥尔森曾对利益集团的危害做过警告:受一个或多个强势利益集团影响的政治家,不会再去考虑公众的普遍利益。这虽然是警告美国，却是今日印度的真实写照。
不过，根据人类历史，一旦一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如果不到了国家崩溃的程度，如中华民国、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印度的厄运恐怕还在后头。也许是人口失控超过自然承载力，造成危机全面爆发，也许是更多的百姓陷入贫困线以下（目前已达4.5亿人）导致危机发生。但不管什么情况，做为印度的邻国中国还是要未雨绸缪。只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一个重蹈“中华民国、俄罗斯、魏玛共和国”后尘的印度，还能象中国、俄罗斯和德国一样重新涅磐而生吗?至于中国的未来，不妨从25年前以一本《大趋势》而风靡中国及全球的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书《中国大趋势》看个究竟。他在此书中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约翰·奈斯比特在此书中还坚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至此奈斯比预言的可信度有几何，不妨以《大趋势》做个参考。这个全球销售了1400万册、25年前所做的十大预言，今天几乎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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