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一个虚幻的神话
来源:红旗文稿 :尹均生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提出的进步口号。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和“出版自由”的口号，约翰·弥尔顿1644年撰写的《论出版自由》政论小册子，最早提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在美国反英独立斗争中，178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受命起草《独立宣言》，又明确提出公民的宗教、出版自由不受侵犯，首次使用了“新闻自由”的概念；同年8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进一步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中，新闻出版自由的号召在团结人民反抗封建统治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列宁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但是，斗转星移，到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在欧洲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当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之后，资产阶级为了自己阶级利益和统治的需要，他们立刻变过脸来，毫不手软地反对广大人民群众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对无产阶级的新闻报纸实行残酷镇压。1848年6月1日，马克思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日报《新莱茵报》，不到一年时间，于1845年5月19日就被迫停刊。1871年巴黎公社创办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人民呼声报》、《人民觉醒报》等革命报刊，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凡尔赛梯也尔政权不仅封闭了所有革命报刊，并流放和处决了公社的一些报刊活动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布尔什维克1905年出版了《新生活报》、《浪潮报》、《前进报》、《回声报》，常常在很短时间就遭到查封。1912年，列宁创办了《真理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被沙皇政府查封八次，记者、编辑遭到拘捕。在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瞿秋白主办的《响导》周刊，均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封杀和迫害。资产阶级以“双重标准”的两面手法，镇压、限制、封锁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自由，在世界报刊史上留下了斑斑劣迹。
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浪潮。欧美资产阶级手中的“新闻自由”又有了新的用场，他们一方面扼制本国革命的、进步的思想传播，如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迫害了许多进步的新闻工和作家；另一方面，他们又用“新闻自由”来颠覆、分化、西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几十年来，他们用大投入、大机构、高科技武装他们的舆论机关、出版系统、情报机关，下大力气从事此项工作。美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立了200多个新闻中心，出版80多种杂志，60多种期刊，2000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转播台，以60多种语言向全球宣传美国思想。1960年11月7日，肯尼迪在波士顿发表竞选演说时说：“从北平到华沙，从布达佩斯到哈瓦那，千百万人丧失了自由。我们必须通过加强美国之音的广播，通过新闻自由流通和提供经济援助等办法经常提醒他们。美国期待着他们有一天将获得自由。”美国还动用中央情报局、好莱坞，以及所有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多媒体对全世界人民，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心理大战。
美国政府控制的最大新闻机构“美国之音”有2100个雇员，每年预算8500万美元，用38种语言对外广播，上世纪60年代主要是针对苏联、东欧和中国。80年代，又投资15亿美元进行“广播星球大战计划”。“美国之音”的任务被定为“利用广大的无线电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美国之音”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参与颠覆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消亡，布什上台，1989年7月，他访问东欧回国后，洋洋得意地说：“我这次东欧之行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亲眼看到了过去30年的工作没有白做”，“这是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无形战线上最成功的胜利。”他还说：“我们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融化掉社会主义。”
西方的政要一方面赤裸裸地说出他们称霸全球的政治野心；一方面却又假惺惺地宣传民主、自由。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美国国会1976年通过法案中规定：美国之音要成为一个始终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它的新闻一定要准确、客观和全面。美国政客们还到处鼓吹“新闻自由”，口头宣称他们的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另一方面美国却没有任何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新闻自由，在舆论实践中，积极动用行政、金钱力量来扼制新闻自由，实行严酷的新闻控制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如何进行战争报道，最能看出一个国家对新闻控制的行为，从而检验其对“新闻自由”的态度。在阿富汗战争中，由于美国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很少有记者能获准到现场进行战争报道。以捕捉新闻为己任的记者转向新兴的半岛电视台，因而美国电视观众看到的多是美军轰炸平民的画面，反而使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宣传得到有利地传播。于是在对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改变了新闻控制的策略，转而实行“媒体嵌入”的办法，国防部允许600多名记者（包括外国记者）随军采访，记者和部队同吃住、同行军，让记者体验士兵的艰苦，让记者感受伊拉克“敢死队”对美军的“袭击”，让记者观察美军士兵作战的“勇敢”，不知不觉地使记者改变了视角，以美方的眼光看待这场战争。于是全世界看到的是美军火力的威猛，士兵的勇敢与牺牲，似乎美军成了伊拉克的“解放者”，这种“嵌入”策略获得很大成功。被侵略者的反抗被“妖魔化”了，人民的灾难、痛苦被掩盖了，侵略者则变成了“为正义而战的斗士。”
不仅如此，美国还故意制造假新闻以迷惑视听，在伊战期间，电视上出现过一个住在堪萨斯的伊裔美国人兴高采烈地对着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事后才知道这是美国国务院精心安排的“杰作”。伊战期间，布什出访，总是遇到示威抗议，为了抵消这些新闻，白宫官方网站刊载了布什出访受到“热情欢迎”的报道和画面。在战争中，连伊拉克民众推倒萨达姆的雕像也是苦心导演出来的。据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布什政府在其第一届任期的四年中，向全国各州电视台和大报提供了几百条“新闻”供媒体播发，而且绝对不说明这些新闻是由政府“加工制造”的。
此外，美国政府还运用行政权力和金钱来打压说真话的媒体和新闻记者。在伊战中，至少有四名记者或主播因为不听话、或违规讲了真话、或发表了不利于军方的报道而被赶走。另外，政府还出钱雇用“制造新闻”的公司，不惜给丰厚的报酬；美国军方在伊拉克还以付费的方式让伊拉克媒体刊登有利于美军的新闻。总之，在使用枪炮的同时，美国还以金钱来收买舆论工具使之成为“御用”，所谓“新闻自由”在这里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团。
连《纽约时报》也曾批评过美国政府的这种善于“包装”的“不正当宣传”。该报曾刊发过一篇《布什当政：一个预先包装的电视新闻时代》，批评政府控制新闻是家常便饭。但布什却亲自出面辩解说：这些行为是合法的，而且他不会停止这种违背“新闻自由”的行径。对于美国新闻业的这种现状，美国报业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说：“在这个国家，我们确实没有书报检查，找到不同的观点仍然是可能的。但我们确实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主要的媒体公司以取悦执政党的方式去报道新闻。”这种“制度”加上政府的操纵，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成了泡影。
西方国家总是以“新闻自由”来责难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目的是为干涉别国内政找借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英国都没有《新闻法》，在出版法中只含糊地提出“出版自由”的模糊概念，根本没有“新闻自由”的概念，但其政治家和媒体大亨总是咄咄逼人地批判别人没有“新闻自由”。他们依仗其舆论力量的优势去颠覆他们不喜欢的政权，苏联、东欧的剧变就是明证。而在他们国内，则利用各种法规限制新闻、言论、出版自由。所以，许多西方国家的新闻学专家不相信什么“新闻自由”。法国的贝尔纳·瓦耶纳教授在其《现代新闻学》中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以主权原则为理由，要对新闻的输出或输入进行独家控制”。日本的和田洋一教授在其《新闻学概论》中也指出：“国际报道实际上是处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通讯社的垄断之下的”，“在日本是信息输入国这一点上，可以说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从新闻自由这一点上看，日本又将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应付发展中国家”。
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喋喋不休地对别人大念“新闻自由”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制造一个幻象来恐吓、挟制别人。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产阶级这种虚伪性。他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当工人阶级揭露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时，他们便编造“原罪”的神话，“反复念叨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为其剥削罪行开脱。像封建贵族一样，他们也学会“把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以欺骗人民。“新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用以恐吓、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虚幻的神话，至于他们自己是决不会真正实行的。
20世纪新闻事业的发达与进步彰显了人类追求真理、光明与进步的历程。那些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许多记者付出了他们一生的辛劳甚至生命，他们为此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迫害。记录巴黎公社斗争的利沙加勒曾被法国政府拘禁，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得到马克思的支持，才得以出版《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报道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遭到美国政府迫害，两次被捕，最后在苏联出版了他的著作。采访过苏联的记者斯特朗一回到美国，就被联邦调查局塞给一张传票，要她当天就出席法庭受审，家中被安装窃听器，一直被折磨病倒。到过中国红区的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被麦克阿瑟将军指控为间谍。采访过毛泽东的斯诺受麦卡锡主义迫害，流亡瑞士而病死。即使一直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毫不沾边的德国记者君特·瓦尔拉夫，也因为揭露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一再被大企业主以“诽谤罪”告上法庭。20世纪这些记者的典型遭遇，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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