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中的菊与刀
原载《文化纵横》
本刊特约记者
哑河
1998年，中国诗人李士非和妻子去日本看望儿子李缨，他感慨于日本对知识分子的尊重，10000元、5000元上面都是知识分子的头像。但到了靖国神社，李父听到日本军歌《进攻徐州战歌》，这导致小时候在徐州度过的李父心脏病发作。
10年后的2009年8月6日，韩国，李缨执导的纪录片《靖国神社》盛大公映。在此之前的媒体放映会上，时值韩国媒体大罢工，却有50多家媒体出席，远远超过平时一般的影片，主办方惴惴不安的冷场担忧烟消云散。紧随着的8月12日，影片在美国纽约电影院上映，受到《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同时，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上映日期也正在确定之中。
这是目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靖国神社的纪录片。
2009年4月10日，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将特别大奖授予中国导演李缨十年磨一剑的纪录片——《靖国神社》，这部影片吸引十多万观众走入影院，打破了日本纪录片的观映纪录。然而，《靖国神社》也在日本引起了巨大争议和波澜。
《靖国神社》整部片子以90岁的老人刈谷直治——最后一位还在世的曾经在靖国神社工作的刀匠为主线展开，向世人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绝大多数日本人，至今都不知道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就是一把军刀”。
2007年12月13日，《靖国神社》在日本举行对媒体的首映会，3天后，日本《周刊新潮》发表文章认为，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强烈的、甚至于露骨的“反日电影”。次年2月，自民党议员稻田朋美首先对影片提出质疑，要求动用国政调查权来审查电影，这在日本战后电影史上还前所未有。
另有国会议员有村治子，在3月27日的内阁委员会上表示，出现在影片里的90多岁的老刀匠说“出演该片并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删除我的名字和镜头”。牵涉道德质疑的李缨马上开了一个招待会，澄清事实，结果所有的媒体当即坐飞机，全部集中到老人那地方去采访他，一天从早到晚排满了，然后媒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这个事情的荒谬由此可见”，李缨说。
3月26日，《靖国神社》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紧接着的3月31日，原本计划上映《靖国神社》的日本影院全部宣布取消上映。影院解释：受到日本极右翼团体骚扰，担心继续上映，会危及观众安全。此时的李缨与当年的张纯如的遭遇如出一辙，这位《南京大屠杀》的当时准备将其英文著作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结果遭遇巨大阻力，只得放弃。
4月2日，日本各大媒体均发表社评来支持影片的上映。当晚，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对此事作出回应：“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最终，在各方声援下，原计划2008年4月12日在日本公映的《靖国神社》最终于5月3日公映。
从上映首天开始，这部电影就经历了很特别的“礼遇”，电影院需要警察内外重重守卫，有人说要往电影院扔炸弹，所以观众进场要安检。因安全上的考虑，每一部电影首映都在现场跟观众见面的李缨缺席了首映式，并被迫回国居住。
2009年3月5日，李缨及其制作公司“龙影”被靖国神社后援人士和团体以“侵害肖像权罪”告上东京地方法院。
“我打过一个比喻，《靖国神社》是一个关于战争后遗症的电影，这个期间日本围绕这部电影所发生的裂变就是一种并发症。”李缨说。
李缨最早在日本社会中感受到与此相关的情绪来自1997年在日本举行的“南京问题60周年研讨会”，会上放映了当年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拍的纪录片《南京》。当片中放到他们升国旗时，场内响起了一阵掌声，“听到这种掌声，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一阵机枪扫过一样。”
李缨当时是日本电影导演协会里面唯一的中国人。有一次，他得知一位日本导演朋友拍了一个电影叫《尊严》，是说东条英机怎样在东京审判上维护他们的尊严。李缨和他论战长达3个小时，无功而退。“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累，没有很多意义，因为我的声音没有人会重视。”
于是他将目标锁住1869年明治天皇诏令建造的靖国神社，试图以拍摄纪录片这种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窥探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进而表达自己的声音。
但拍摄过程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李缨的预期。他四处寻找合作伙伴，但都无果而终。“很多跟我关系不错的日本朋友，历史观也比较接近，但他们可能觉得介入到这影片之后，会在日本社会中处境尴尬。”
李缨决定自己花钱拍摄，拆东墙补西墙，加上借款。拍摄时间长了，他就成了神社的熟面孔，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有很多次，他拍摄的素材硬是被人抹掉，甚至磁带被直接抢走。
“如果就简单的一个恨，我是不可能在日本活到今天的，自己太累太复杂了，而且日本有很多很令人尊敬的地方。我从来强调的是，‘反日’是一个片面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的词汇，反对靖国神社并非等同于‘反日’，拍摄《靖国神社》恰恰是我致意日本的‘情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的社会风气。”
李缨期待着《靖国神社》在中国上映的那一天。但他仍很遗憾：“我特别想在中国公映的时候让我父亲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个电影，但我父亲去年就去世了。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对话李缨
记者：影片里不断出现“尊严”两字，日本也有名叫《尊严》的电影，日本人对尊严是怎样一种理解？
李缨（以下简称李）：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就是天皇尊严的问题，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因为日本一直在强调着这个尊严。因为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所以日本人不能谈天皇的战争责任，因为这影响到他们国家的尊严、面子。在靖国神社的门口等重要的地方，都可见明显的菊花标志。在日本，菊花是天皇的象征，日本最大的菊花纹标志就在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天皇的神社和祭坛，反对天皇的军人死后是不能进入靖国神社的。
记者：影片中有百人斩，当初日本当局用其来宣传战争，当时日本国民能接受这种残暴的行为，如今却认为这都是伪造的。这种似乎对立的反应，发生在同一个民族身上，这中间也就是短短几十年，如何理解？
李：战争当中他们不认为是残酷的，而认为那是国民英雄，是另外一种武士道精神。他们由于百人斩赢得了女性的崇拜，娶妻生子；现在却说这个是伪造的，要求为父辈恢复名誉，要起诉当时的一些媒体和记者。
这种对立情绪并不少见。比如战时说英美是“鬼”，一输给美国后，就开始赞美起美国来了。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为天皇作为神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天皇的认可起到了很大的稳定性。天皇已经和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是朋友了，麦克阿瑟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让天皇过上好日子。最后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他竟然成了日本的大明星。
记者：在战争时期，靖国神社规定了日本人生与死的意义，在个体存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的崇高消解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但另一方面，靖国神社的所谓英灵名字精确到个人，并非只是模糊的概念。这又让人觉得似乎他们也挺尊重个体的生命与尊严的，对于这种似乎矛盾的对立，您如何看待？
李：日本战争的可怕在于国民是充满感激地为国家和天皇去死。日本是很重视礼仪的国家，天皇（国家）对国民很好，国民反过来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感激，舍身为国在所不惜。这中间其实并不矛盾，日本的强大也是因为此。如果一个国家不精确到个人的话，就是一个空壳子，是很脆弱。
总的来说，战后的日本仍是国家大于个人。政治家当然要强调国家力量和形态，这是政治家的责任。靖国神社是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天皇是父亲，国家是大家庭，生者可以和死者在靖国神社里面相逢。日本是一个很有共同体文化的国家。岛国有一种很孤独的民族心态，所以他们反而必须连成一起才能够超越这种孤独。他们的公司和企业能够发展得那么厉害，也与此有关。
记者：有些人认为日本是缺乏“罪感”的民族，似乎他们老在强调自身的尊严与受害的“耻辱感”。您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性格特征？
李：在战争之后，日本最重要的历史教育，就是关于原子弹造成的危害，他们认为那是对人类的一种极大的罪过，他们是受伤害最大的一个国家。
但并不能简单地说日本人缺乏罪感。即使神道里面，也有善灵、恶灵、怨灵，并不是说不存在着恶，恶的还是有罪的。有些日本人说，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没有罪了，都是平等的，他们以此来反对中国人谴责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我会说：你们对外总是这样讲，反过来对自己的话，比如说一个恶人死了，把他当英雄，你们社会也定不会接受。这种内、外双重标准，是日本特有的一种相对性的文化。
记者：小泉当初说去参拜靖国神社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其他国家应该尊重。靖国能代表日本的文化或传统？有些日本人将参拜当作文化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李：神道是日本的传统，但是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的传统，这个国家神道在日本只存在了77年，从1868年到1945年，77年能代表日本的传统吗？它从成立时的政教一体化，而且将靖国神社当作超越所有宗教的一种特别存在，是一个国家的机构，这是日本在近代为了建立军国的一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传统。
真正的神道更长远。神道的价值，我们应该承认；靖国神社的矛盾在哪里呢？战后，靖国神社恢复到一个宗教的机构，是独立的宗教法人。但这依然无法摆脱它和政治的关系。
战后靖国神社同样也在维持着一种天皇祭祀的传统，天皇要给为他而死的人祭拜。很多人认为，天皇从1975年后就没有去参拜过了，这是不对的。天皇本人没有去，但是每年两次他的特使都要去，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中断过。特使代表的是国家和天皇，都是特别隆重的仪式。
记者：日本宪法第20条规定了政教分离，其中在2004年4月7日，福冈地方法院明确做出了小泉首相的参拜是“违宪”的判决。为什么违宪了还能够去参拜？小泉也研究是不是要修改宪法，要么就把靖国神社非宗教化，要么废除政教分离。
李：在日本，法律有相对的独立性，某个地方法院可以这样宣判，但最高裁判所也并没有认为他违法。
废除政教分离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一个大的倒退，在日本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麻生曾经提到过把靖国神社恢复为国有，这样天皇就可以堂堂正正去祭拜，这对于国体其实是一种更危险的说法。
靖国神社的问题其实牵扯到日本复杂的内部结构，这也是我拍摄这部电影，就是要刺激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是在考察日本人的智慧。
记者：在历史问题上，比如说“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那是否存在分祀的可能性？
李：分祀的概念是媒体的一个误区，觉得分开就是分祀。按照神道的方式，分祀的概念就是蔓延，就像烛光的火一样，你一根蜡烛分出来100多根蜡烛，烛光更亮，但是原来那个火光一点也没有损失，这叫分祀。按照神道来讲的话，那只会扩大，而不等于真正分出去，它所有的灵魂在一把刀上，你怎么分得出去？所以说台湾高金素梅的要求他们是不能答应的。
但是实际研究一下战争中的历史，既然你要从宗教的说法来解释，那么我们就找宗教上的例证。二战以后日本人从殖民地上撤走，殖民地上建立过很多神社，为把其中的“英灵”有效地转移到靖国神社去，他们就用了升魂和招魂的方法。首先升魂，先把这些灵魂一次升到空中去，然后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将灵魂招到靖国神社里面。或许也可以将这些“英灵”再一次进行升魂，招魂时，甲级战犯或是台湾韩国的魂就不要招，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在《靖国》（朝日新闻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提出这一观点，其实是想说明他们有这种传统。所以它本质是一个尊严问题，是愿不愿意这么做的问题。在战败后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这么做，而现在他们拥有充分的主权，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进入到靖国神社的“英灵”，要成为护国之神，都是经过天皇过目的，只有神（天皇）才可以赋予他们这个资格，人（政府）是不可能的。天皇是日本最大的神，他一旦认可了就不可更改。实质就是一个天皇的尊严问题，所以他表面上只能用所谓宗教的理论来对付。
天皇制是一个很复杂性的问题。天皇表面已经脱离政治了，但是日本宪法里面明确规定，他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的国体。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国体问题，是国家面子问题，或说尊严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
要分两个部分来看天皇，一个是穿军服的天皇，一个是没有穿军服的天皇。穿军服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这个国家神道只有77年的历史，这个是有问题的天皇，而更长时间的天皇是没有问题的，起码是没有战争罪恶的问题。从明治维新开始，天皇才拥有了权力，政教合为一体。有人对天皇制反感甚至仇恨，说要废掉天皇，其实是由于那段战争历史。但我们必须拉开一段距离，广阔地来看日本的历史文化，天皇有他存在的某种道理和价值，它是一种文化，天皇里面凝聚了很多东西，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废除天皇制。
记者：就像您的电影最后的歌词，靖国刀，最后被玷污了；天皇的传统，被军装玷污了。您刚才说到分祀，若分祀的话，那人们就可以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14个甲级战犯，其他人，包括天皇就不用追究责任，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去参拜了。这样，由于缺乏真正的反省意识，战争的责任不就更容易被忽略掉了？
李：我们必须要看到日本有另外一部分人不断在追究、在反省这个问题。现在支持我打官司的律师也都是日本人，有那么多日本人支持这部电影的上映。这说明日本是非常多元性的，对战争反省的一面是有的，但是在主流的政治里面还非常含糊，这就是政治和天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记者：若日本人也像德国人一样，认错、忏悔，甚至跑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下跪，这是否是您想要的结果？
李：日本和德国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德国为什么能够彻底反省，不仅仅由于它有反省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战后，美国、法国和英国对德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它不反省在欧洲就无法生存。德国的皇室制度在一战后就被不存在了，这使得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比较容易重新奠定，这是德国的幸运。日本明治以后天皇集权的一套制度完全是模仿德国的，天皇是战争中最高的存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宪法仍然规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征。
而且战后日本在亚洲受到的压力不够大，亚洲国家无法对它构成压力。而且美国还宽恕了它。美国实际上就是从意识形态、从东西方冷战的构造这一角度选择了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甲级战犯又是“英灵”，谁有战争责任？对于应该谁来负这个战争责任，日本内部都搞不清楚，它怎么可能对外、对亚洲各国来讲清楚这个问题？
记者：每年8月15日，日本政府都会举行一次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天皇、首相都会去参拜，14名甲级战犯也在其中。为什么其他国家很少批评这一仪式，它和靖国神社的区别是什么？
李：靖国神社是明确地把祭祀的人当作神或是英雄，而追悼仪式只将里面的人当作死者，用来反省战争。参拜本质上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参拜本身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若是忏悔，这未尝不可，而且必要。问题是你用感谢或尊重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意思就是你做得好，做得对。
日本人民需要的其实是“反省”，而非追悼或彰显。因为只有反省才会涉及战争责任的问题。如果在战争责任上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无论采用何种仪式，都无法从实质上改变大家对他们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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