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至少3名武装人员在北爱尔兰北部一处村庄与警察发生交火。同日，位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警务委员会遭受汽车炸弹袭击。据北爱尔兰官员认为，参与两起袭击的武装人员均来自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发动暴力袭击意在破坏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今年3月，英国首相布朗在访问北爱尔兰时，曾对在3月7日发生的袭击事件中死去的英国士兵表示哀悼。该事件也被怀疑是致力于通过暴力方式实现北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军激进分子所为。尽管布朗声明袭击事件不会阻碍北爱尔兰和平的努力，“和平进程将不会也永远不会动摇”，但是，不断发生的袭击再次表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并非坦途。
三尺之冰：北爱尔兰问题的深厚历史根源
如果算上殖民地独立运动，英国可能是世界上分离主义运动最为严重的国家。上可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下可以延伸到1980年大英帝国最后一个殖民地津巴布韦独立。英国也从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回归到大不列颠王国。但这并不是英国国家认同的最大威胁，因为在大不列颠民族想象的深处，海外殖民地从来不是那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心脏地带。北爱尔兰则完全不同，它早在12世纪就成为英国的领土，是国旗上的红色交叉十字，是英国国徽上那只金黄色的竖琴。失去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名字都要更改。因此对英国来说，北爱尔兰问题才是国家统一的真正威胁。
北爱尔兰问题的根源与英国的历史一样久远。12世纪爱尔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英格兰人与爱尔兰的原住民即凯尔特人之间就存在矛盾。当英国发生内战时，凯尔特人暗中支持反对党；当英国与欧洲发生战争时，凯尔特人与英国的敌人合作。直到现在，北爱尔兰人仍自称盖尔人，而把英格兰新教徒称为老英格兰人或奥兰治党人。
不过，双方最严重的裂隙发生在宗教领域。1534年，亨利八世通过《最高治权法案》，施行宗教改革，宣布脱离罗马教廷，改信新教并建立英国国教会，自立为教会最高首脑，由此拉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但爱尔兰人一直坚持信奉天主教，忠诚于罗马教廷，为此长期受到占优势地位的新教徒的歧视。1640年至1649年内战期间，克伦威尔在爱尔兰镇压反叛，两度屠杀天主教徒。后来继位的詹姆士二世因信奉天主教而受到爱尔兰人的大力支持，但随着“光荣革命”以新教徒的胜利告终，威廉三世对他们进行了报复性镇压，爱尔兰对英格兰的仇恨又增添了许多血色记忆。为了削弱天主教徒在爱尔兰的势力，英格兰一方面没收他们的土地，并向该地区大规模迁移新教徒；另一方面则从各个方面对天主教徒进行限制，比如限制财产继承权、教育权、参政权以及禁止爱尔兰人持有武器等。这些压制措施引发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几次起义。为加强对爱尔兰的控制，1800年，英国解散爱尔兰议会，和大不列颠组成联合王国，由此爱尔兰丧失了所有自主权。
属灵的差异也反映在世俗层面，表现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经济差距的增大。长期以来，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都由新教徒占据，而天主教徒则是佃农的主力。进入19世纪后，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新教徒居多的东北部地区迅速实现工业化，经济和社会获得较快发展。以农业为主且天主教徒居多的南部地区则几乎与现代化无缘，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原因在于英国无意推动该地区的现代化改革。长期的贫困落后和少量的土地使得爱尔兰人只能依靠产量比较大的马铃薯糊口。1845年至1852年，受一种被称做是卵菌的真菌感染，大量马铃薯在未成熟之前就腐烂坏掉，由此导致了爱尔兰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据统计，7年间爱尔兰人口锐减四分之一。除病死、饿死外，还有接近200万人移居美国，他们构成后来支持爱尔兰独立的最大一支海外力量。这次“大饥荒”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因为一方面“大饥荒”期间英国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对饥荒采取漠视的做法是导致饥荒不断恶化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饥荒”的受害者只是爱尔兰人，那些吃谷物的新教徒大地主都居住在英格兰，几乎不受饥荒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爱尔兰人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自治”主张。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新教徒反对自治、主张联合，这就是后来爱尔兰民族派和联合派的源头。1916年，爱尔兰兄弟会在都柏林起义，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英军在完成对起义的镇压之后，将所有起义领袖以叛国罪处死。英国的血腥镇压不仅使天主教徒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也让联合派势力感到失望。于是同情起义的新芬党在1918年的大选中获胜，并以民意为由成立共和政府，组建爱尔兰共和军。共和军与驻扎都柏林的英军发生冲突，爱尔兰内战爆发。经过多次冲突和协调，1921年，双方达成《英爱条约》并于1922年获得各方通过。根据该条约，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自由邦，而被新教徒控制的北方六郡则选择留在英国。爱尔兰从此处于南北分治状态，北爱尔兰问题也由此开始。
错综复杂：宗教歧视、领土冲突和英国政府解决问题的粗暴做法
爱尔兰南北分治后，北爱尔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概括起来集中在3个问题上，即宗教歧视、领土冲突和英国政府解决问题的粗暴做法。此外，随着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以及美国爱尔兰裔的参与，北爱尔兰问题也增添了国际背景。具体来说就是：
首先，在北爱尔兰内部，历史上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和抑制延续下来，并且愈发严重。除新教徒一直独揽政权外，在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天主教徒也一直受到多种限制，如因学校采用新教仪式而使得天主教徒的孩子无法接受教育等。这些分歧使得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界限非常分明，如同存在两个社会。根据考克雷对最近十几年在北爱尔兰的一些社会调查分析整理，在选举问题上两个阵营几乎不存在交叉投票现象。
其次，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保守政策导致问题不断升级和激化。爱尔兰南北分治以来，英国政府对北爱尔兰寻求自治权的行为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和“以暴制暴”的做法。为消弭民族主义和联合主义之间的冲突，英国政府采取了“隔离”战略。首先，根据《英爱条约》安排新教徒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并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的做法，使得新教徒能够长期保持这一优势。这一做法直接导致1921年新选举出来的12名天主教议员拒绝向北爱尔兰议会宣誓，转而向爱尔兰议会宣誓。其次，收回了地方议会加入自由邦的权力。“隔离”战略使得对天主教徒的歧视进一步恶化。
1968年的民权运动即是上述偏袒行为的结果。受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一些北爱尔兰青年组成北爱尔兰民权协会，走上街头要求废除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做法，给予天主教徒以平等权利。该运动最终由于民族派和联合派的冲突，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民族骚乱。英国政府于1969年派军队进驻北爱尔兰，但是由于军方采取了偏袒联合派的做法，不仅没有消除骚乱，反而导致骚乱的进一步升级。1972年1月30日，英军向数千名抗议平民开枪，导致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事件也被称做“血色星期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爱尔兰共和军的激进力量即临时派共和军成立，成为后来数十年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的主力。1972年，英国收回了北爱尔兰的自治权，对其进行“直接统治”，并解决了一些民权运动的要求。但是，持续发生的暴力冲突证明英国政府的保守做法对北爱尔兰问题已经难有作为。
最后，爱尔兰独立后，北爱尔兰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围绕北爱尔兰问题，英国和爱尔兰之间一直存在主权争端。直到1998年签署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爱尔兰才修改宪法表示放弃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长期以来，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等民族派的目标也是致力于爱尔兰南北统一，所以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分裂主义，而是领土收复主义。
此外，北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和最终解决与美国一直有莫大关系。美国的爱尔兰后裔是北爱尔兰民族派的主要支持力量。没有他们的支持，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不可能坚持到现在。这些人对美国政治也有巨大的影响，如前总统克林顿即是爱尔兰裔，他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重回正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方分歧
1997年新工党赢得大选，年轻的布莱尔带给英国政坛一种新的气象，也给北爱尔兰问题带来转折。早在上任之初，布莱尔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纲，即“超越左与右、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英国学者吉登斯曾自豪地宣称：“第三条道路不但没有放弃社会正义和团结，而正是今天追求以上理想的唯一手段，它决非不能处理不平等和企业权力问题，而正是当代世界达此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
具体到北爱尔兰问题上，“第三条道路”主张以分权为核心，采取更为灵活和务实的政策，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双方存在的分歧。首先，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不设前提条件的做法。之前在保守党执政的18年里，“不和恐怖分子坐在一起”是其对北爱尔兰民族派的主要态度。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以《英爱协议》为基础的谈判框架，但保守党一直以爱尔兰共和军交出武器为前提，导致和谈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布莱尔改变了这一立场，采取在谈判的同时共和军平行解除武器的折中做法。1997年，他更是力排众议，邀请民族派政党新芬党参加多党谈判，并在官邸与新芬党领袖亚当斯会晤。其次，赋予北爱尔兰政府以更多自主权，建立一种“联邦式分权”和“分权式联邦”的双层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北爱尔兰政府享有特殊地位，其行政和立法权力将大于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第三，建立更为平等的北爱尔兰族群关系。由民族派和联合派组成跨族群和党派的联合政府，规定第一大党担任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第二大民族的第一大党担任副首席部长，其他部长则根据各党在议会中的实力大小分配。采用“单一可转移投票”制，即依据各党比例分配议会议席，在给予选民更多选择的同时实现党派平等。在国际层面上，布莱尔政府同爱尔兰就领土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促使爱尔兰修改宪法放弃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为北爱尔兰问题消除了最大的外部障碍。同时利用美国爱尔兰裔对北爱尔兰党派施加影响，推动和谈进程。正是克林顿在1998年谈判最后时刻的斡旋，才促成了《复活节协议》的达成。
除了官方政治议程以外，“民间和解”也是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1916年，致力于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在一封信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强迫安特里姆郡和英国的奥兰治人爱我们吗？”意思是说，即使在政治层面上达成和解，但存在于社区的族群界限和冲突仍然存在。没有民间的真正和解，和谈只会变成空谈。在信奉精英政治的保守党执政时期，政治家们对“民间和解”一直不屑一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政府才开始重视民间和解。1987年成立的“北爱尔兰社群活动组织中心”，向政府提供改善社群关系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两大教派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教育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来。一些父母把孩子送到“非隔离学校”接受教育，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尽管数量非常少，但它表明民间的和解已经开始。1998年《复活节协议》投票中出现的跨族群投票现象，即是民间和解努力的结果。
1998年《复活节协议》在英国和北爱尔兰均以高票通过，成为北爱尔兰问题的重大转折。1999年，经过选举组建了北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个联合自治政府。尽管签订和平协议以来，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跌跌撞撞，甚至在2002年因新芬党间谍事件导致英国终止北爱尔兰政府，恢复直接统治。各种刺杀、炸弹袭击等恐怖事件仍然时常见诸各种媒体，并没有因为和平协议的签署而有显著减少。《新政治家》杂志曾在2002年撰文认为，武器仍然是北爱尔兰政治问题中的一个要素，组建联合政府也会面临再次解散的威胁。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毕竟为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提供了框架和平台。2007年重新组建的北爱尔兰联合政府恢复行使自治权力，意味着北爱尔兰和平进程重新走向正轨。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表明，暴力不是解决民族分歧的正确方式，只有通过协商谈判的和平途径，才能够减少分歧、达成共识。推动民族和解、实现族群团结，既需要政府宽容和灵活的政策，也需要通过民间组织打破族群界限，增强族群间的接触和交流，这大概是布莱尔执政10年留给英国意义最为深远的遗产。2007年，即将卸任的布莱尔在北爱尔兰新政府成立仪式上讲到：“回顾过去，我们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居住在爱尔兰岛上的人们之间充满仇恨，这段历史满是痛苦的疮疤；今天终于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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