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共产党十八大对苏联历史的总结
刘春元编写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
摘要： 希腊共产党于2009年2月18日—22日召开了第18次代表大会。在希共中央委员的大会报告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希共在苏东剧变后的政治路线不同于法共等共产党，比较坚守自己以前的政治观点。在2009年10月初的希腊大选中，希共得票数居第三。其观点值得研究。现将希共十八大报告中关于苏联部分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吸取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通过分析反革命胜利（首先是在苏联的胜利）的原因来丰富希共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任务对于希共来说十分迫切，而且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说也是如此）。从希共14大和1995年的泛希腊会议到今天，希共一直面对着这个任务。
一、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经验教训的方法论
苏联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群众的社会地位，废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取得重大进步，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使它们能够解除殖民化以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苏联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判断的标准是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首先是在几十年里对人类整体生产力的推动，甚至包括二战以后的时期）。
在革命之后遗留下来的、与沙皇帝国内部严重的不平等相关的基本问题，在二战前夕已被克服。这个事实表现在国际力量平衡之中，表现在苏联在世界工业原料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劳动力的素质大幅提高上（这一事实给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它感到恐惧）。20世纪70年代在生产份额方面国际力量平衡的这种发展趋势逐渐结束，并且发生了逆转，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1973年发生危机之后的复苏阶段。这种观点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义发展活力的中断及80年代国际力量平衡的改变并不矛盾。随着反革命的胜利，苏共党和国家政权最终解体。
希共早已预料到阶级敌人会通过资产阶级媒体来攻击和歪曲希共的观点。资产阶级媒体将希腊共产党描述为“教条主义”、“对内部民主和公共民主反应迟钝”以及“顽固坚持已经过时的过去”等。事实上它们想要通过各种观点来再次从历史上抹杀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贡献（其重点是苏联），向人们灌输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景和希共的战略。希共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论点通常表现为知识精英主义（intellectual elitism），目的是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核心——它通常否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工人阶级政权）的必然性。尤其是它反对俄国十月革命（第一个胜利的革命）的成果。一个世纪以来，每一个否定革命斗争必要性的倾向以及在此方面的退让都被鼓吹为“民主社会主义”，并与“极权主义的、独裁的、通过政变建立的共产主义”形成对比。
当然，希共并不是对苏联的矛盾、苏共的错误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偏离视而不见，但是希共没有否定一切，而是批判地继承它们，充实希共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使希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希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又对自身的缺点有了正确的认识。在过去，希共的缺点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建设新社会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低估了与历史遗留问题斗争的复杂性，高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低估了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
二、苏共机会主义的产生
希共党内一些批评意见反对希共中央委员会文件中关于苏共20大转向机会主义的说法。
为了反驳这一错误观点，我们将具体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阶段。希共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必要的，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历史形式都必然有这个阶段。希共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共党内冲突是废除资本主义残余并实行集体化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在建立和发展新社会的时期必然发生的现象。这个总体上正确的方向不能被苏共或苏联国家机关（在集体化进程或政治斗争中）所犯的部分主观错误所否定。希共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把斯大林时期的错误称为“红色法西斯”或“极权主义”。
希共认为机会主义的出现和取得支配地位不是偶然现象。希共已经提醒要注意苏共右倾机会主义出现之前（在20世纪末期，30年代，50年代初期）的党内冲突，这些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冲突的中心是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在二战前是关于反对资本主义因素（尤其是在农村）的必要性的问题，在二战后主要是关于反对个人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必要性的问题。希共认识到在苏共20大之前苏共党内已经存在着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斯大林死后、苏共20大期间以及后来的时期逐渐支配了苏联共产党。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将弄明白导致这个变化的所有因素和条件。希共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导致机会主义突然加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时期内的理论混乱和理论弱化，而此时扩展和加深社会主义关系是十分关键的。
在二战结束后及战后经济重建时期，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那些客观上导致苏联前进或后退的转折点的因素包括历史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希共认为有必要更清楚地揭示那些有利于加强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其支配力量）的国际条件。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的各种外部压力包括以下形式：德国帝国主义占领了苏联的重要地区；以各国与美英的强制联盟为形式，帝国主义包围了苏联；当苏联的重要地区被德占领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美共和英共，即主要的帝国主义盟国的共产党）出现路线问题；来自苏联新盟国内的解放阵线及其政府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压力。外部的压力与来自小资产阶级势力（或者是经济和政府部门中的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干部）的内部压力纠缠在一起。二战后随着苏联整合新的地区，个人商业生产随之也加强了。所有上述因素鼓励了机会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苏共队伍的扩大，却丧失了革命的干部和党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是苏共社会构成和党内程序的演变。
苏共20大是思想和政治上的后退，这并不是新的说法，早在1995年希共就指出了这一点。希共中央委员会认为苏共20大使社会主义进步的动力逐渐被削弱，这个过程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差别，这个限制社会主义扩展和加深的进程加强了倾覆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和可能性。这一进程通过斗争而不断演进，有许多里程碑和阶段。在这个进程中作为执政党和政治体制核心的具有革命性的苏共逐渐丧失了先锋指导作用。党运转的原则和规定以及选拔干部的政策被削弱和模糊。苏共党的队伍中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发生在苏共20大会前、会中及会后，甚至发生在“戏剧的最后一幕”苏共28大上。历史证明在反革命最后袭击的“前夕”即苏共28大期间，苏共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力量。共产主义力量不能支配形势并推翻反革命的胜利，然而他们抵制了苏共28大，并在“俄罗斯统一工人阵线”（United WorkersFront of Russia）的名义下集结在一起，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俄罗斯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在“争取共产主义主动权的运动”（Movement for Communist Initiative）中他们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党活动而被驱逐出党。
希共中央委员会不同意党内一些同志关于苏联20大逆转了社会主义进程、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观点。希共中央委员会维持其立场（以及14大和1995年泛希腊大会的立场）：苏共20大使社会主义进程开始倒退，并使在中央计划外积累产品的可能性逐渐加大。随后，反革命利用“改革”的口号（这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口号来转向）来推动一个进程，导致社会主义进程的逆转。在支配苏共领导层的一些人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之后，反革命在1988—1991年间发动了最后的一击。
三、政治的优先地位
希共18大考察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其主线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重点考察了苏联新社会建设低谷时期的经济规律以及关于商品和金融关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漫长阶段），政治（即以共产党为领导的革命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塑造、扩展和加深新社会关系方面是最关键的。这并非唯意志论。
如果存在着私有制，那么社会所有制就不会自发产生。它不像资本主义关系那样产生于封建制度仍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政治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政治又使过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得以维持并使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然而，社会所有制只能是革命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作用。
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及其战胜资本家政权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革命政治对于新生产力的塑造、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过渡性合作制的消失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社会所有制代替合作制、由合作制生产过渡到直接的社会生产不是通过合作制下生产力的有计划发展而自发地进行的，而是革命行动的结果。
当然，希共所讲的政治优先地位指的并不是政治专断。希共指的是客观评价社会分层、一般趋势、不同社会力量的共同利益（例如工人和农民之间）及他们之间的差别（形成阶级矛盾的基础）。希共希望通过有计划的干预来促使它们消失。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对机会主义（即在消灭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斗争中的政治退却和思想退却）并废除其他社会差别（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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