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超越霸权，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超越霸权，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程恩富

    摘要：经济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的界限，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但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要利用知识产权、金融、语言等霸权，来制造和扩大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必须超越西方霸权，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最终用社会主义全球化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此，中国要认清自己的合作对象。

一、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

    2009年9月匹兹堡G20峰会上，针对美国等国家提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动议，胡锦涛主席指出：“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
    美国一直强调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但却忽视了这一表象背后更深层的失衡问题——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当今世界，财富分布极不均衡。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2006年12月发布了《世界家庭财富分配报告》，该报告被认为是国际上首次发布的包含所有国家以及所有财产构成的研究。该研究显示：从人口分布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1%。从区域分布看，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波士顿企业咨询公司2009年9月15日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认为，受经济衰退影响财富大幅缩水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拥有最多的百万富翁，而欧洲则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该咨询公司此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最富裕的1%家庭掌握着全球35%的财富。
    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在全球经济份额中占比少。拿中国来说，尽管GDP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但IMF在2009年4月推出的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排在第106位。所以，美国人指责中国人消费少是没道理的。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发达国家国内的财富分布不均也是一个大问题。英国、法国超过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美国的这一比例则高达70%。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负债经济难以为继的恶果。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的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当前的全球危机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还不够，因为这只从一国内部来考察分析，而现在经济社会化已经升级为全球化了。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流通大发展等等，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有冲突，甚至与集体所有、合作所有、国家所有也都有矛盾。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的界限，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但是，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搞公正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它要保持南北之间的差距，维护它本国的狭隘的利益，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发达国家还要搞资源战、气候战、金融战、贸易战、货币战等等，来损人利己。这种种形式的博弈在本质上是因为现在的各种制度包括国有制度，都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
    既然现今的全球化无法扭转，怎么办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呢？欧洲首先成立欧盟，东盟也成立起来，这实际上都是在现有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框架范围内的局部改良，一个部分的质变。欧盟的产生、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朝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大方向“蠕动”。过去列宁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进一步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可以称欧盟、跨国公司、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更进一步，它们已逐渐站在全球社会主义的入口处。
    但是，个别国家地区的联合或合作，根本无法抵消全球资本主义分裂与霸权并存的消极作用。

三、发达国家制造南北失衡的手段

    导致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原因，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的垄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大发展，拉大了各国之间在信息资源及其占有方面的差距，或者说扩大了知识经济分布的不平衡。现代的南北鸿沟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是资本输出。现在，资本输出、商品输出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以来的经济全球化阶段的输出，其突出特征是知识产权输出，垄断也不是一般的资本垄断，而是知识产权垄断。知识产权垄断导致南北差距比过去更大。它是靠商标、专利，靠核心技术、技术标准、技术许可证转让等手段，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发达国家是“脑国”，发展中国家是“躯国”，知识产权这个经济发展的脑袋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控制了。
    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方面早就有“比较优势”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特又提出了“竞争优势”，包含了六七个主要变量，我把它叫做综合竞争优势。这两个说法都是有缺陷的。综合竞争优势论最明显的问题是变量太多，不突出，就像一个人成绩好当然是有很多的因素影响，但一定有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前几年我提出了第三种优势理论——“知识产权优势”。我站在发展中国家自由公正的立场发现，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不可能揭示这个真理，即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心里明白也不会说。
    2009年我在上海参加知识产权局的咨询专家会议，讲中国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打破西方的垄断，打破垄断就是和西方一起对人类作出贡献，同时使得国际社会更加自由公正。但在座的一位跨国公司在华联合机构的代言人却说：中国应当提知识产权，但不要提自主知识产权，因为，自主知识产权就是用公的权力来支持私的经济，干预市场经济，会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对。这显然是站在西方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的。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也是有利有弊的，它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土地、税收等资源来搞发明，但大头都归它。在国内，我最早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基础，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创造）是目标”。近年来搞高速铁路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就是除了自主创新之外，我们买发达国家的产品时一定要求对方把核心技术卖给我们。千万不能再重复改革头二十几年“用市场换技术”的老路了。
    导致南北差距巨大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元霸权。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储蓄机制，合法地掠夺各国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以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换方式为例，能很清楚地揭示这种掠夺本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中高级人才等等各类资源进行多种类的生产经营，生产完了廉价卖给美国，美国就不生产了；然后，美国印钞票来换你的商品，你把赚来的钱又存在美国，等于又借给美国用，美国用的时候还不给你保值增值，利息是负的，因为它大量发行美元导致美元贬值；到最后，他还倒打一耙，指控你制造了经济失衡。美国的那么多财富不仅是美国人民创造的，更是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主张不仅要搞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还要积极推动构建“世界元”体系，统一全球货币。
    美英等发达国家还通过文化霸权掠夺别国的财富，其中很重要的依赖途径是语言，即英语。《经济动态》曾经发表过华南师大经管学院林勇院长的一篇语言经济学的好文章，就阐述了这一点。首先互联网92%~95%都是英语，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英语，你都要买英语书，那么欧美的出版商也就发达了。英语杂志可以在世界发行，中文和其他国家语言的杂志很难国际化。我们现在要翻译英文书都要8%左右的版税，这个钱很轻易地就进了他的腰包。还有影视作品，美国大片占据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所以，现在最应加速的全球化工作，除了“世元”以外，就是语言全球化。取代英语的，要么就是现在的世界语，要么就是联合国领导下再创造一个共同的语言，这样每个人的生命就变相延长了若干年。而且，全球每年几千亿美元的翻译费用，都可以节省下来，一举就能解决全球的很多贫困问题。
    但搞“世元”和“世界语”谁最反对呢？是美国。所以，美国是阻碍世界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的世界第一障碍。

四、全球治理的历史类型

    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治理大致经历了三种类型。
    第一，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00～1945年，伴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日渐衰落和美国等国势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强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加剧，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缺失，各国之间弱肉强食，单边主义政策盛行，“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战与货币战频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剧烈动荡，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殖民主义战争和一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全球政治经济的民主治理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
    第二，两超阵营型治理。1946~1989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支配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各方都尽力维持着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持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出于遏止“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政治需要，容忍了西欧和日本等国长期的“搭便车”行为，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在军事政治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集团，向其盟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伞；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主导了以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规则，从而维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某种长期稳定。在此期间，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也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作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的积极因素持续提升。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动的“冷战”，严重妨碍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并使军备竞赛加剧。
    第三，一霸数强型治理。1990年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了惟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为了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交替使用“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战略手段阻遏多极化趋势，从立足于联合国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和北约军事组织等，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推行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露骨地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它提供对外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越来越露骨地把国际政策变成促进或维护其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破坏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主治理。这导致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明显降低，导致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凸现。仅在经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金融战、资源战、科技战等就层出不穷。

五、未来的全球民主治理与中国的举措

    展望未来，超越霸权治理、实现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任重而道远。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激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决策，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应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即“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即“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目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肆虐，又一次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世界体系的变革和再造恰逢其时。对此应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这一次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不在于什么操作问题，或者是信心不足问题，或者是诚信不足问题，而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第二，长期解决的根本出路和办法就是用全球社会主义逐步取代全球资本主义。苏东国家剧变以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西风逐渐压倒社会主义的东风，而二战以后到苏东巨变之前，则是社会主义东风逐步压倒资本主义西风的时期。以这次全球危机为标志和起点，世界社会主义正式走出了低谷，各国进步人士要通过自己的实际工作来逐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虽受到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后，已经继续高涨。中国模式必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
    面对现实，发展中国家若要更好地维护本国以及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加强合作。合作对象有哪些呢？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印度等国家加强了合作，对美国推行“气候霸权”，起了重要的遏制作用。我们越是团结得好，合作得好，就越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二是加强政党之间合作。现在是政党政治，尤其是对那些共产党或左翼党没有掌权的国家，只能通过政党的合作在国际上造舆论，使得各国的右翼力量受到遏制，国际社会因此而进步。三是加强全球工会的合作。因为除了共产党、左翼政党外，工会也是代表工人阶级、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四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的合作。因为他们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可以从学术和政策研究，从舆论方面，来促进世界更加和谐。媒体如果单独拿出来，就是第五个要合作的力量。中国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封锁，打破他们在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局面，就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媒体间的团结合作。中国现在外汇很多，媒体也很多，中国大的媒体集团应该主动地走出去并购（或采取其他合作方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媒体，促使它们客观报道中国，维护世界公众的利益。当然美国等肯定会极力反对，那么，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其虚假的经济自由和新闻自由。
    有些合作要加强，有些则要削弱。比如，世界财富论坛以及世界经济论坛为什么总提要保护知识产权而不说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呢？因为它是跨国公司搞的，所以强调的始终是片面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的各种垄断地位。对这种论坛，不必太热心。全世界左翼则搞了一个世界社会论坛，参会的非政府组织比世界经济论坛更多，出席的人也更多，对于当前的世界，这个论坛揭示了很多真相和真理。我主张中国应该派人去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甚至也可以在中国举办。这样，我们才能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有个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再比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风范，要与其他国家平等交流，外交上要讲对等原则。美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哪怕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国家领导人也根本没必要接见他，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很强的价值观和政治性的。对待西方左中右学者的方式至少应是一视同仁的。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大家到底有多少见识呢？面对全球危机他们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以至于英国女王不久前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提出预警的。干吗抬举他们？

（责任编辑：杜建国）

●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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