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渲染“长期战争”意在独霸
美国国防部在年初公布的2006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长期战争”（longwar）的概念。报告前言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是正在进行长期战争的国家。”报告分析了战争开始5年来的形势，不厌其烦地强调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强调美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反恐”战争的长期性、全球性和复杂性，通篇充满了战时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报告指出，美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作战行动只是这场长期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初级阶段，而这场“长期战争”将和冷战一样，要持续几十年时间并在几十个国家内进行。
其实客观现实早已表明，美国发动的这场所谓“战争”，是由一系列作战和非作战战争行为构成的形式复杂、对象广泛、目标深远的全球性战争。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并涉及众多国家的根本利益。
决定“长期战争”的是霸权
没有一场战争像“反恐战争”一样具有如此强烈的迷惑性。不可否认，“反恐战争”中确实含有反恐因素。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现在“基地”组织和与其有关联的运动在80多个国家中活动。他们“将选择包括恐怖主义、叛乱或游击战在内的非正规战争方式，试图通过持久的冲突来摧毁我们的意志”。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其伙伴国的政权，美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反恐怖主义、反叛乱等非正规和非常规战争。
但是，美国针对所谓恐怖袭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根本不是所谓“反恐战争”的主要内容，所谓恐怖分子也不是战争的主要对象，美国最核心的战略性军事资源并没有用来对付什么恐怖分子。决定“长期战争”发生发展的根本因素是霸权而不是“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冷战刚一结束，美国决策层就意识到历史性机遇已经降临到美国身上，并且公开宣布要确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要建立美国的全球霸权。在这一点上，美国历届决策阶层的所有派别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区别主要在于具体的策略选择。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美国实力达到有史以来的顶点。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使美国的战争政策受不到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军事制约，国际政治气氛也使美国的战争政策难以受到强有力的政治抵制。与此同时，国际上一系列不利于霸权稳定和霸权扩张的因素逐渐出现。其中对美国霸权构成最大挑战的，就是一些新兴大国崛起势头强劲，一些转轨国家出现再次转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不利于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国际形势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世界形势将要发生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美国建立新型霸权的紧迫感明显增强。于是，一场旨在扩大势力范围，夺取地缘战略制高点和资源，遏制竞争对手的全球性霸权战争逐步展开。
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影响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和美国霸权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主要的和新兴的大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认为，“主要和新兴大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未来的战略地位和行动自由”。而在其中，中国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参与报告起草工作的美助理国防部长亨利在报告公布前就说，新的评估报告将把未来的中国当作“能力几乎对等的军事挑战者”。用刚刚宣布辞职的副国务卿佐利克的话说就是：“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
目前，美国对“处在战略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的政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应警惕的是，近来在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讨论中，“防范”甚至“遏制”的字眼频繁出现，被“反恐战争”掩盖起来的围攻式的对华战略部署逐渐露出真实面目。
战略核心是控制整个欧亚大陆
对美国霸权来说，最根本的地缘战略问题就是全面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这也是“长期战争”的核心战略目标。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众多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美国霸权势力范围自西向东缓缓推进。“反恐战争”开始后，军事打击与政治改造相结合，美国霸权扩张的进程明显加快。经过“长期战争”第一阶段的两场战争，美国在西线取得巨大重大进展，势力范围在中东和中亚大幅推进。继伊拉克之后，伊朗问题马上浮出水面。现在，伊朗问题几乎完全重复着当年伊拉克问题的发展轨迹。伊朗虽因其内外条件而非伊拉克可比，但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西线仍是近期美国的重点。
此外，中亚的“颜色革命”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对俄罗斯的包围也日益加紧。但是，所有这些决不意味着美国只在西线采取行动。中东、中亚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条战线，而实际上美国武器库中最精锐、最具进攻性的战略力量的部署重点根本就不是中东。“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美国战略军事力量调整和部署的一个突出重点是亚太。
为了提升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能力，美国近年来不断向夏威夷和关岛调集战略力量，其战备水平已达越战以来的最高点。美国正计划将其大量最先进、最精锐的王牌战略力量从美国本土调往夏威夷和关岛，从而将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心从美国本土向西大幅前移。《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要求比原定计划提前20年，即在2018年以前将新一代远程打击力量投入战场，同时加强现有轰炸机部队的现代化。报告计划2010年前将把至少6艘航空母舰和包括18艘战略核潜艇在内的60%的潜水艇部署在太平洋地区。
对驻日美军进行调整、充实，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合作和美日军事一体化，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美日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计划将目前驻扎在华盛顿的美国陆军第一军司令部迁往日本神奈川县的座间基地，并整编成一个能够指挥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各军种协同作战的联合司令部。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座间基地成立中央应急司令部以配合美军。在美日军事一体化的架构中，日本的军事作用大幅提升，外向性明显增强，它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已大大超出防卫日本的范围。除日本外，美国还极力深化与澳大利亚、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力求将它们纳入到美国新型亚太战略结构中去。2006年3月，赖斯出访澳大利亚，美日澳举行了明显针对中国的三边战略对话。此外，美国还对北面的蒙古和南面的印度大做文章，试图形成针对中国的完整的包围圈。
当前，美国正一边大张旗鼓地在西线推进，一边不动声色地在东线布局，从战略武器、部队结构、军事同盟等几方面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集中在这一地区的不是防御力量，而是最先进、最强大的进攻性战略力量。现在，西太平洋地区已成为惟一云集美军所有军兵种最精锐力量的地区，战略力量的密集程度达全球第一。美国已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其他地区美军所不具备的联合作战能力。经过“长期战争”的第一阶段，美国正在形成西线挺进，东线集结，东西合围，意在长远的全球战略态势。
向全球输出“自由”“民主”的政治工具
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明确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支柱。一是“促进自由、公正和人类尊严——致力于结束暴政，扩展有效的民主国家，通过自由、公正的贸易和广泛的发展政策扩大繁荣”；二是“通过领导一个日益增长的民主国家共同体来勇敢地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显然，扩展“自由”、推行保护“自由”的“民主”制度，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长期战争”的根本政治任务。
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赖斯等人都多次表达过别国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对美国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影响这个意思。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文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阐明，“美国的政策就是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结束暴政为最终目标，在所有国家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这是为美国人民提供持久安全的最佳途径。”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自由能够促进美国的利益，因为自由在美国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自由在国外的成功。从以上表述和美国近年来的具体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新世纪的霸权战略与冷战时期相比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基本战略不是遏制而是全球进攻，而且进攻也不是为了实现有限的军事目标，而是主动地从根本上改变别国的社会制度和整个世界的政治走向。这也正是“先发制人”战略深刻的政治含义。在如此战略环境下，社会制度、国家性质成为决定一个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根本问题，用布什的话说就是“自由决定敌人”。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具体地列出了“有效的民主政体”的基本标准，在促进“有效民主外”，提出推行“民主”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结束暴政，并开列了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白俄罗斯、缅甸和津巴布韦7个“暴政”国家的名单。报告特别强调了伊朗的威胁，指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伊朗改变其内外政策，开放政治制度，给人民以自由。显然，伊朗问题的实质不是核问题而是政权问题，是“自由”和“民主”制度问题。报告明确表示：“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实践我们的社会准则，美国寻求通过领导一项结束暴政和促进有效民主的国际努力而在全球范围扩展自由”。
从美国的种种报告、战略、咨文、讲话特别是实际行动可以看出，美国所谋求的是史无前例的世界霸权。但过度扩张往往是霸权衰落的直接原因。“长期战争”一方面大量消耗美国的经济实力，一方面不断激化国际、国内矛盾，最终只能加速国际霸权体系走向崩溃的步伐。然而在世界选择方向和道路的转折关头，美国深谋远虑的霸权战略和极其危险的战争政策，必然会使历史进程更加曲折复杂并充满变数。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文/任卫东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百年沉浮）从胡林翼到胡祖六
十年前，当中国的WTO之旅遭受美国保护主义的阻击的时候（现如俄国），胡祖六写了《美国重犯了清王朝的历史性错误》一文。遥想当年，中英的自由贸易无以为继，遂发展成非理性的鸦片战争。虽说我们是受害者，但之前的白莲教起义却是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的先声，即便洪秀全等人标举“拜上帝会”，然而封建与殖民势力的合流存在着内在转化机制的缺失。
即便如此，湘、粤双方仍坚持了“中体西用”的底线，当此之时，胡林翼在长江之上一睹急弛而过的蒸汽船，不免大受打击、口吐鲜血。这“血”时在湘粤互残之后、是在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前，是江南士大夫阶层为现代化所作的艰难挣扎。虽已无如美国南北战争、日本西南战争、德意统一战争之虞，然而洋务派仍处于同北方保守派斗争的劣势，只铁路一项竟辗转于上海、台湾、天津而久无着落。而今天则是遍地开花、条条大路通北京了，这之间是开放与改革的辨证，是内外兼修的“鲲鹏之举”。
由此而后，全盘西（英美）化如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共两党的苏联（东欧）式改造，建国之初的内外交逼，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在“左”或“右”的讨论中，不应忘记美、苏的“扶风”、“羊角”双螺旋，毛-周的十年仿苏、十年内省、十年联美。我们在自强（改革）与开放的大辩论中，固然应当坚持“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但是不能无视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自宋明以来的内卷。我们不应忘记地理大发现后，“洋”历、“番”薯、“洋”芋等进口事物对清代人口的爆炸性提升。在此之间仍然右路易十四与康熙大帝的亚欧互访。（现代汉语就吸收了日本人对中国古文西化改造的经验、正如那时的留洋潮）
从抑郁而亡的胡林翼到他的湖南后辈胡祖六，这之间右多少华人漂洋过海去谋生、求自强，抗战时期的华侨之捐，建国之初的“海归”热潮，当使我们更明白“修远绥化”的古训。胡林翼之世正是中、美GDP地位交接之时，胡祖六之时又重回这样势力消长的节点，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人定胜天”的真谛。
（胡祖六：“如果不研究经济，我想做一个左...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 胡林翼是咸丰深为倚重的湘军大帅。湖南...）
《澳大利亚人报》人民币之争将引发全球金融动荡
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同乔治·布什较量过。他的新对手则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他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确定人民币的币值。由于与克鲁格曼和美国的论争，北京得以将自身的问题说成是外国的偏见所致。
……
可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拥有2.4万亿美圆储备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堡垒。但是，在（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看来，这是“一种脆弱、尔不是强大的迹象。一个国家累积起来这样的财富贮备，现代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每一次之后都出现了大萧条。
对中国来说，最实际的做法就是逐步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仓促升值或世界对立都不是可持续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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