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生存现状及其未来前景
孙勇 李申
[内容提要] 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生存现状，是人们思考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给冷战后一直谋求摆脱发展困境的发达国家共产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挑战。而能否抓住历史机遇，有效处理好自身发展中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成为影响其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
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带来的国际金融海啸至今仍未见底，它在重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同时，也对冷战后一直处于低谷徘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因而也被许多对“社会主义”充满期待的人们视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并由此在西方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热”的回归。那么，身处危机漩涡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如何看待这场危机?对它们来说，危机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机遇和复兴的开始?对其今后斗争及未来走向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试图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各国共产党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及反应
对于这场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希腊共产党早在2000年7月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就作出预言：“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竞争和冲突的加剧，不久的将来人类可能经历一场全球性的危机。”2005年召开的美国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也曾作出预测：金融资本的全球肆虐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支配，将可能引发世界经济的大起大落乃至长期停滞。这场危机爆发后，各国共产党纷纷就其性质和根源阐述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2008年11月召开的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与会的各国共产党就金融危机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会议发表的《圣保罗宣言》充分表明了各党所达成的诸多共识。
首先，在对危机性质和特征的判定上，各国共产党普遍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从而具有“结构性、全面性的本质特征”。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发生于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资本的监管失控和“信用崩溃”，但本质上却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的集中爆发和体现，是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次周期性经济振荡，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相互交织的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逃出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事实，也从根本上表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消除，所谓“冷战后资本主义最终胜利”和“历史终结”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同时，危机的这一性质也决定了其所固有的“结构性”和“全面性”特征。法国共产党的认识更是一针见血：冲击全球的危机并非仅仅局限于金融或经济领域，它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危机；从深层看，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
其次，在对危机成因和根源的分析上，各国共产党倾向于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发展的产物。美国共产党主席萨姆·韦伯在其《金融与当前危机——危机的成因及其出路》一文中指出，触发危机的原因是“掠夺性的借贷、取消监管和永不知足的贪婪”，而这恰恰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驱使下虚拟资本和金融投机无限膨胀的结果，其背后暴露出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惟利是图的本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也都认为，不应把这场危机简单归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结果。危机产生的原因既不是银行家的失误，也不是国家对银行监管失利，而是资本的贪婪本性所致；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发表的《圣保罗宣言》表达了各国共产党对此次危机根源的共识：“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本性使然，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使然，当前的危机可能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第三，在对当前资产阶级政府所采取的“救市”策略上，各国共产党大多持批评态度。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美国共产党认为，政府一方面在筹集巨资向大型企业注资或收购不良债务，但另一方面又在削减卫生、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服务的支出，其目的是大资本家试图在自己掌控主要权力工具并使自身财富完好无损的前提下解决危机，进而将危机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普通民众；这种计划的实质是一种寄生性的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形象地称其为赌场资本主义。面对美国和欧盟的“救市”举措，葡萄牙共产党的批评更加深刻：从政府的干预目的看，这些政策和措施都不是为了救民于危难，而是为了满足大资本的利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巩固某些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充分暴露；从政府干预效果看，“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不仅是暂时的，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本身，同时它还将成为深化危机的核心因素，为新的危机埋下种子”。与美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相比，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共产党的态度略有不同，它们认为，各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必然为新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而且通过购买银行股份而实现的所谓部分国有化也并非真正的国有化，但是三党支持各国政府采取积极举措来挽救银行等金融系统，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股份抛售行为而导致危机加剧。
第四，面对危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各国共产党纷纷提出了各自应对危机的策略和主张。绝大多数共产党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现有资本主义框架内选择一种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来尽快消除危机，尽管这种方案本身并不能根除危机的隐患。在对替代性方案的理解和设计上，虽然各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重点放在了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和改善人民生活上。如法国共产党提出了监督金融机构，建立透明化的银行体系，提高薪酬和退休金，保障银行中小储户存款，保证失业人员救助金，保障受危机影响无法还贷者的住房等应对危机的紧急举措。美国共产党认为，近期“更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采取一些直接措施来恢复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最重要的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条件。英国共产党也多次发表声明，要求政府采取“为了人民而非大公司”的政策，进而主张采取一个“左翼纲领”来应对危机。与上述共产党不同的是，以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党则主张突破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用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式作为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认为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唯一出路。
二、危机下的发展机遇及其现实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产阶级近年来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无疑也给冷战后一直谋求摆脱发展困境的发达国家共产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难逃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现实，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苏东剧变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马克思曾经作出的“两个必然”结论也随之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嘲讽的对象。在资本主义“最终胜利论”的全面鼓吹下，发达国家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怀疑和理想信念的动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党、老党相继改旗易帜或宣告解散，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一些共产党也可谓步履维艰。但此次危机的发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给困境中的发达国家共产党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的回归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旧在全球化形态下发生作用，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其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推进社会化大生产，似乎获得了基本矛盾的一定程度的缓和与自身衰亡的延缓。但从实质上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在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把其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全球化了，进而加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层面崩溃的可能；另一方面，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在地域上达到了极限，资本的增殖、商品贸易放量、生产扩大等都很难通过开辟新的处女地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命运就更多地取决于全球市场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资本主义调节其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旦这种能力达到饱和，不管资本主义愿不愿意，它都必然要发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更何况，当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全面社会化的特征，以及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直接干预市场，采取变相国有化的重大措施，都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判断依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社会主义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有利于发达国家共产党国内外政治影响的回升。与苏东社会主义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中国，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在现代化的征途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而极大地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特别是在此次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正日益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GDP增长“保8”目标的提出，还是G20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树立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从而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尊重，以致西方有人感叹：“现在要靠社会主义中国来拯救资本主义世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西方民众对共产党传统认识的改变，客观上也为发达国家共产党国内外政治影响的回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危机的蔓延及西方民众生活水准的下降、担忧的加剧，为发达国家共产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冷战结束以来，受右翼势力打压和自身斗争策略的影响，发达国家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空间一直遭受挤压。但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人们对危机反思的深入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再次得到宣扬，这无疑为共产党扩大自身政治影响提供了契机。如法国共产党就积极通过舆论讨伐、举行集会、抗议示威等形式，彰显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政治立场。2008年9月18日，法共就萨科齐对当前经济局势的解释表示抗议；9月27日，法共分别在巴黎和马赛组织了15000名共产党员参加的示威活动，游行者要求政府停止向投机者提供金融支持，要求政府将资金转向支持实体经济，要求政府设法恢复国民的购买力等；10月1日，法国左派四大政党首脑集体磋商，敦促法国参议院和法国国民议会就经济形势展开讨论；11月，法共又先后发起和组织了“保卫公立学校”、“反对政府操纵和支持邮局私有化”、“争取住房权”等多场全国性游行示威活动；12月11～14日，法共召开了党的第三十四次代表大会，深入讨论了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阐述了法共应对危机的策略主张，号召全党在这场金融甚至是社会、环境、民主的危机面前，“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责任，并汇集所有力量，全力应对危机，重建一个新世界”。2008年10月2日，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就经济危机发表声明，指出“危机现象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腐朽性”。10月21日，希共在雅典等希腊主要城市参与发起罢工游行，抗议希腊政府的私有化计划及其针对养老金体系进行的改革。随着共产党身影在政治舞台上的不断闪现和话语权的逐步增加，其政治影响力较以往相比也有了显著回升。在这方面，日本共产党可谓最具代表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衰退令许多失去工作和退休金的人把目光投向日本共产党。而日共则积极开展活动帮助失业民众，以年轻人为目标开展宣传。日共领导人在电视中宣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手法，赢得了民心，其支持率在大学生和年轻雇员中逐年“升温”。据日共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党现有党员41.5万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而且现在正以每月1000名新党员的速度递增，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这与现执政党大规模的党员流失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致日本《东方时报》发文感慨：“日本人开始热爱共产党”。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金融危机在给发达国家共产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隐藏着严峻的现实挑战。这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金融危机并未暴露出资本主义马上要崩溃的迹象。2008年11月召开的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对此作出了准确判断，即尽管此次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胜利”论的破产，但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马上终结。相反，当前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如近期国际市场美元的走软、大宗消费品销售的增长、国际黄金价格的飙升和道琼斯股指的连创新高，都预示着全球经济开始回暖，而中国经济复苏的强劲态势更是远超人们意料。欧美发达国家正是借助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原本一国范围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向其他国家扩散，从而有效避免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减缓了自身的衰亡。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身命运，而不得不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使生产关系向着社会占有的方向进行渐进式调整。它们的这些举措，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积聚和增长，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悄然转变。
第二，金融危机并未改变共产党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尽管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共产党借助各种场合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它们当下的最大困境依然是合法性资源匮乏，在西方民众心目中难以得到更多的政治认同。究其原因，一方面，苏东剧变对共产党存在合法性的灾难性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另一方面，其他政党的政策调整和自我革新也进一步打压了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导致共产党在历次政党选举中得票率较低，政治处境日益“边缘化”的重要诱因。
第三，发达国家共产党并不具备解决危机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从当下共产党所倡导的应对危机的主张来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执政资源，这些主张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另一方面，部分主张也过于抽象而缺乏操作性，更多地则带有理念性质，同时这些主张也不可能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接受。其次，从斗争形式来看，共产党目前主要是通过集会和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方式来表达政治立场，宣扬民众心声。虽然这种形式有助于自身社会影响的扩大，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和释放，在根本上无助于危机实际问题的解决。再次，从斗争策略来看，多数共产党主张通过资本主义现有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来缓解和摆脱危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危机的最终解决只能依赖于资产阶级政府；而少数共产党提出的制度变革主张显然时机还不成熟。最后，从处理危机的能力水平来看，共产党在以往现实斗争中所暴露出的执政能力较弱、自身定位不准、斗争经验不足、手段方式不灵活、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也使西方民众对其期望值普遍不高。无论是经济管理能力还是社会治理能力，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比，都还有较大的差距。
三、在把握机遇中寻求未来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金融危机既为发达国家共产党摆脱当下的发展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给其重新走向复兴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无论如何，危机的爆发，使它们再次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和魅力所在，从而极大地坚定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信心和决心。就目前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共产党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但仅凭此就对其未来作出任何过于悲观或盲目乐观的结论均为时尚早。事实上，面对历史提供的机遇，发达国家共产党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能否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就成为影响其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
首先，在现阶段如何对自身角色及其奋斗目标予以准确定位。过去受苏共思维模式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以“先锋党”、“领导党”自居，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发现，这些原则不仅难以得到民众认同，而且又与左翼联合的现实相违背，事实上后来多数共产党都在各自的实践中悄悄放弃了这些概念。正如美共所指出：“党迟早会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的唯一和不可挑战的领导者的概念已经过时，这也是从苏联挫折中得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法共也强调，共产党过去让群众跟随自己，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做法已不符合法国人民对法共的期待；因此，法共必须同这种“向导党”和“先锋党”的做法决裂。但是，在新的斗争形势面前，共产党究竟对自身角色如何定位，对其未来发展可谓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法共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将自己定性为一个“对法国人民有用”的党，但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仍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此外，在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后，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定位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也是共产党无法回避的方向性问题。
其次，如何在现代政党转型中始终保持共产党的自身特性。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和日益激烈的政党竞争，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呈现出各类政党政策调整的“左右趋同”。这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在队伍构成上纷纷打破传统的阶级界限向“全民党”转变，并将越来越多的重心转移至争取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的支持上；第二，都将自由、责任、人的尊严、团结、互助、法治、民主等作为自己基本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并突出强调维护社会公正和尊重个人权益的重要性；第三，在社会政策上，普遍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作为施政重点，并注重加强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整合，努力展示其贴近大众、捍卫国民利益的一面；第四，主动加强自身与国家的渗透和融合，积极推动政党职能由以往阶级斗争的工具向参与国家、社会、经济、社区管理转变，并广泛建立各种决策专门研究机构，为本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务；第五，在政策宣传上重视向全社会开放，尤其重视利用因特网、多媒体等现代信息工具，扩大与党内外各阶层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对话与交流，努力缩小并消除与群众之间的隔阂。由此不难看出，其他政党的政策调整对共产党的政治空间造成了巨大挤压，不仅挤占了共产党原有的“核心阵地”，而且似乎也有取而代之之势。因此，共产党如何在这种压力下寻求自身理论的突破，并始终保持自己的政党特色，就成为能否赢得未来激烈政党竞争的关键。
第三，如何有效克服党内分歧，保持共产党内部的高度团结和协调一致。出于对苏共垮台的深刻反思和党内革新的需要，冷战后发达国家共产党普遍将“民主”摆在了党内建设的突出位置，并相继放弃了过去长期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内各种持不同意见的政治派别存在。这在增加党的活力的同时，也使党内原本存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随着共产党理论主张革新力度的加大，党内反对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并逐渐衍变为“改革派”与“正统派”之间的争论。事实上，当前共产党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即“如果政党未能适应选民的压力，那就将导致选票流失或自身的消失；而如果变化太大，那就可能导致政党的分裂，因为政党组织内部的传统主义者可能会拒绝接受在选举中实属必要的改革”。这在西欧共产党内部表现得尤为突出。实践证明，党内团结则政党兴，党内分裂则政党亡。党内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不仅不利于共产党凝聚力的增强和战斗力的发挥，客观上也为右翼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第四，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与其他左翼政党既联盟又斗争的关系。面对右翼势力的不断整合，左翼力量之间的联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如美共所指出的：“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那种认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便可以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是错误的，其结果只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美共认为，党必须进行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上的重大调整，加强同包括反种族压迫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移民和青年运动以及劳工运动等在内的所有进步成员的联系，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在一些观点主张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共产党与它们进行对话和采取共同行动。但在现实政治特别是西欧政治实践中，共产党却陷入了“两难”困境：鉴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如果在一些政策主张上一味对其他左翼政党进行迁就、退让，势必会造成自身独立性的丧失；而如果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又必然会导致分歧的加剧和联盟的破裂。在这方面，法共就有着多次在参加左翼联合政府过程中因未能保持自身独立性而导致大批选民流失并遭受社会党排挤的深刻教训。因此，如何在左翼联盟内部处理好既团结又斗争、既妥协又抗争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共产党自身作用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左翼的兴衰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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