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头——危机症结
李月
如果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美国坦诚直言，那么它的建议会是：除非破除阻碍经济复苏的金融寡头，否则所有经济复兴计划都会以失败告终。美国必须同全世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抓紧时间，阻止大萧条的到来。
最近3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见证了数个国家的经济危机，乌克兰199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1998年夏天俄罗斯因发行新债券购买偿还旧债券失败而急需救助；1997年，印尼卢比大跳水，同年，韩国因外国银行突然拒绝向其发放新贷款而导致30年的经济奇迹陷于停顿。
这些危机都有相通之处：每个国家都需要贷款，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做出巨大的变革以确保这些贷款能够发挥作用。几乎所有处于危机中的国家都要学会如何自力更生，以遏制经济衰退，必须要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则需要帮助它们制定在这阶段适用的政策，如预算、货币供应量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心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最担心的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的政治问题可能会成为阻碍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通常情况下，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很简单：大权在握的巨头们透支了经济的繁荣，埋下巨大的风险。新兴市场国家（泛指美国和日本等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地区之外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和私营企业主形成了同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寡头。寡头管理国家更像管理一个上市公司，他们就是控股的股东。这些人的投资通常是有利于整体经济的，但他们总是进行风险极大的赌博式投资。他们认为，凭借政治关系，可以把所有遇到的实质性问题都推给政府解决。
过去5年，俄罗斯的私营经济体从全球各国银行及投资者那里借款4900亿美元，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在能源部门的支持下会一直快速发展下去。俄罗斯的寡头们花费资本收购其他公司并进行投资，增加了就业，同时博得了政治幕僚的好感，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就能进一步牟利，并得到税收优惠和补贴。
其他新兴市场的寡头也如此效仿，他们耗费大笔财富，背负巨额债务搭建商业帝国。当地银行迫于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向精英们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倾斜放贷。过度借贷给个人、公司或是一个国家带来的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信贷的条件必将愈发严格，而最终，借贷的条件将严格到没有人可以接受。
事态每况愈下，之前借贷给这些金融寡头的地方银行趋于崩溃，此前还是“公—私伙伴关系”如今变成“裙带资本主义” 了。信贷无法使用，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瘫痪，政府被迫削减外汇储备来维持进口、偿债并补偿私营损失。但这些储备终将耗尽。所以政府通常情况下会扫除一些导致现金流失的大窟窿，并且重组严重失衡的银行体系，换言之，就是至少压缩一些寡头。
通常新兴市场国家不会首选压缩寡头的方祛，恰恰相反的是寡头享有得到政府帮助的优先权，比如优先获得外汇，减免税收。俄罗斯式援助最典型：政府为私人债务提供担保，但寡头们最终认识到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政府不可能完全接收私营企业的债务，所以注定一些寡头不可能在经济复苏之前得到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愿意向俄罗斯发放贷款，但前提是要确保总理普京做好准备，愿意向他的好朋友们保持强硬态度，比如从无能和贪婪的“企业家”手里夺取银行体系的控制权。当然，普京的“朋友们”会反击，他们会动员盟友做工作并向政府其他部门施加压力以得到额外的补贴。
很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夭折”就是因为政府对待亲信的态度不端正，直接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等等，只有在寡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中作出正确抉择之后，项目才能重回正轨。1997年，关于让哪个强势家族的银行关门的问题，在泰国解决得还算顺利，但是在印度尼西亚直接导致了总统苏哈托的倒台以及经济混乱。
根据多年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知道，除非一些强势的寡头暗中阻挠，否则该组织稳定经济并保持有益增长的计划都会成功，而寡头的阻挠却是新兴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先进的寡头政治
美国现在面临的金融危机同以往发生在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的情况惊人地相似，都是全球投资者担心该国或其金融部门无法偿还如山的债务而突然停止放贷，而银行由于无法再举新债来偿还旧债而让担心变成了现实。这便是促成雷曼兄弟公司在去年9月15日申请破产后导致美国金融部门所有资金来源枯竭的原因。银行体系的疲弱迅速波及到经济的其他方面，造成严重的经济萎缩。
更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就是金融家——精英的商业利益是导致美国这次危机的始作俩者，他们依仗政府的支持进行越来越大的赌博，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正在利用其影响阻扰各种拉动经济所急需的改革，而美国政府似乎束手无策，或是不愿对他们采取行动。
投资银行家们和政府官员更喜欢责怪美国在网络泡沫破灭后降低利率，或是中国大量的美元储备阻碍了美国货币的流通，还有人抱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促进住房的长期努力。但是这些不同的政策：轻度调控、低息贷款、不成文的中美经济联盟、促进住房等都有一定的共同点，即无论是否与政治势力有关，都要让金融机构获利。如果政策的变化应对了危机但又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收益，那么这一政策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金融机构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带给了银行家们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金融业的繁荣始于里根时期，在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宽松政策支持下，货币政策、证券交易、利率互换等大大增加了金融服务的获利机会。华尔街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从1973年到1985年，金融业利润仅占美国企业利润的16％，20世纪90年代达到20％～30％，此后一度达到41％。2007年，金融业利润为美国国内企业平均利润的181％。
早在摩根大通的时代，银行恐慌仅通过私有银行间的协调即可解决，政府根本无法插手。而现在，美国不仅有最先进的经济、军事、科技，也有最先进的寡头政治。不同于原始的政权制度，美国金融业通过积累文化资本来获得政治权利。银行业和证券业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最大贡献者。
金融业对政治的影响渠道就是在华尔街和华盛顿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曾任高盛投资公司的联合主席，后成为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亨利•保尔森，高盛的CEO，后担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艾伦•格林斯潘离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后，成为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一名顾问。这些人脉关系在过去三届总统政府中强有力地拉近了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联系。
华尔街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空气中都充满了权力，那些执行官们也认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操控世界的杠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金融业巨头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美国最高层的政府官员颇感震惊。
几代决策者已经过于迷信华尔街了，不管银行说的是否真实都会盲从。接任格林斯潘的伯南克在2006年说道：“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管理越来越复杂……各种规模的银行组织在过去二十年中在风险分析和管理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但这只是一种臆测，立法者、学者、管理者们都认为银行会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以AIG为例，其金融产品部门在2005年创造了25亿美元税前利润，主要是通过销售大量低价的金融衍生品保险业务所得。这一策略在往年是盈利的，但是现在却是灾难性的。截至去年秋季AIG共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未支付证券保险，目前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公司承诺用180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弥补AIG在制定自己的复杂风险模型时所说的那种“不可能出现的损失”。
美国寡头与经济危机
美国寡头经济体系和政府对寡头们的倾斜政策，不仅导致了去年的经济危机爆发，还波及到了其他很多方面，包括过度房贷，以及大大超过金融界承受能力的过于宽松的贷款标准等。但这十年资产市场泡沫的最主要受益者，则是商业和投资银行——以及与其比肩的对冲基金，他们在相对极小的有形资产的基础上获得了巨额利润。
由于人人都变得更富裕了，尽管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健康严重依赖于房产业与金融业的高速增长，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对此发出任何质疑。相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固执地认为美国经济在本质上是健康健全的，金融衍生品的巨大增长和不断攀升的信用分担等“合理分布的风险”则正是经济体系健康的证明。
在2007年夏季，变象陡生。突然增多的债务，使哪怕一个小小的经济失败都可能导致重大问题，进而导致了次贷危机。从那时起，美国财政部门和联邦政府便被予以厚望，应对这一新的危机。
美国政府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确定性——不确定主要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产以支付债务。盲目乐观的观望态度显然无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但政府不愿意得罪金融机构：当一个主要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便会在周末提供援助，并在下个星期一宣称，一切尽在掌握。
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被出售给摩根大通，但在大多数人眼中，这更像是白送了摩根大通一份厚礼而非什么收购，9月，我们也看到了美林被出售给了美国银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政府促成的。去年10月，华盛顿的九大银行在同一天关门重组。而相应的，便是针对它们的一系列救助计划。
美国政府至今仍未明确这些行动的目的何在，如何产生效果。财政部和美联储并没有遵照任何公开阐明的原则，只是暗地制订了一项交易，然后声称这是现阶段的最佳选择——典型的暗箱操作。
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政府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以防得罪金融机构，也不质疑任何现存的基本制度。在2008年9月，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要求国会花费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其购买决定也不得经过任何司法审查。许多观察家怀疑，其目的是超额购买这些资产，从而把问题从银行转嫁给政府——事实上，这正是政府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的唯一作用。大概是因为这一无耻的补贴方案无法找到任何政治依据，因而该计划被搁置。
随着危机的加深，金融机构需要更多的援助，美国政府表现得越来越有创造性，绞尽脑汁所提供的银行补贴名目复杂，一般民众甚至根本无法理解。在今年2月下旬实施的花旗第三救援计划，政府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政府拥有的优先股转换成了普通股，而这些决策却丝毫没有通知解决危机的第三方参与者——纳税人。
政府的这种柔软手腕让麻烦加剧，原因很简单：这不足以改变金融机构己经习惯了的旧有经营模式。一名高级银行官员去年秋天在《纽约时报》上宣称：“甭管保尔森给了我们什么，在经济好转之前我们不会借出一个铜板。” 但是，症结在于；如果银行不能健康运转并开始借贷，经济是不会好转的。
敢问路在何方？
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危机至少需要面临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病人膏肓的银行业威胁甚至扼杀任何财政刺激因素能带来的经济复苏的萌芽；第二个是因为同政治的联姻，尽管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金融机构依然拥有否决公共政策的能力。
大银行似乎只有在经济危机开始时才会开始影响政治。由于金融体系如此脆弱，一个主要银行的倒闭所能造成的损失会远远大于平时。而银行则会利用这种担心，拼命地榨取政府的油水。美国银行在争取第二批救援计划时曾警告美国政府，如果财政部不考虑对其救援，那么他们可能无法收购美林证券。
银行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在证券和贷款组合信用风险上的损失。但是它们又不愿承认，以免因此而导致破产。于是，它们掩饰自己过错，隐瞒问题后所能申请到的援助又不足以使其恢复健康运转，只能苟延残喘。那些不能健康运转的美国银行，要么拒绝借贷（囤积资金以支撑储备），要么进行赌博性的高风险高回报的贷款和投资。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进一步打击美国经济。银行资产将会持续恶化，进而形成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恶性循环。
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如果隐去国家名字而只展示数据，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会很快提出这样的措施：把陷入困境的银行国有化，如有必要，则令其破产。政府必须迫使银行承认其损失的真实规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国有化。国有化并不意味着永久性的国家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是：扩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干预进程”就是由政府管理的银行破产程序。政府需有权力剔除银行股东，替换不良管理者，清理资产负债表，然后再将银行回售给私营机构。这一措施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清楚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在其恶化前解决掉。
清理巨型银行的过程极其复杂，且成本高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清理美国银行系统的长期成本将达到近1.5万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但是，只有这样断然的政府行动——最大限度地暴露财政腐败，归还公众确认的健康银行资产——才能整体性地治愈现有的金融机构危机。
这一举动看似猛药，其实依然不够。美国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寡头的权力——与眼下的信贷危机同样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同样简单：打破寡头体系。
美国的大银行正是因为攫取了过大的权力而变得不容有失。国有化和重新私有化并不会改变这一现状，更换银行的管理者在这一危机时刻是有必要的，但最终也不过是换一个新的寡头而已。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将大银行按照区域或者业务类型拆分成中小规模售出。这一方案看似粗暴，但却是限制机构中个人权力的最佳解决办法。当然，这种分散的银行体系可能会招致“效率成本低下”的抱怨，但是，相比银行规模过大进而变成自毁式的“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来说，多大的成本都算不上“太大”。
为了确保有系统地拆分银行，并防止这种危险的金融巨臂的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还需要大幅修改反垄断法案。100多年前所建立的法案是为了打击工业垄断，而非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金融机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公司由于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而垄断价格，而是一个或一小串相关企业一旦倒闭就会摧毁整个经济。
人们一直在讨论的实施金融业薪酬上限可以帮助恢复政治力量的平衡，并遏制新的寡头政治出现。华尔街的最大光环就是持续创造出愕人的财富。限制薪酬即可减少金融机构的诱惑力，进而使金融业回归正常温度。
当然，长远来看，直接限制薪酬支付上限略显简单。毕竟，大多数财富都是由巨大的不受控的私人对冲基金和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生成的，因此，降低工资将无比复杂。管制和税收应该是个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主要的途径将是扩大透明度和增加竞争，这将直接降低金融业的运营成本。
可能现在美国和全世界的精英们还保持着旧有的观点，认为目前的不景气“不叫能比大萧条时还要糟”。事实上，比大萧条时期还要糟，因为现在全球关联密切，银行业的地位也更高，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步下滑的经济形势，个人和公司的信心削弱，政府财政出现重大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认识到潜在的后果，就应该对银行体系和寡头政治采取行动。希望现在还为时未晚。
（《环球视野》2010年3月29日第285期，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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