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于2010/4/9
宗教问题仍然缠绕着我们的社会，而伊斯兰教更是近年各种政治争议的焦点。在西方国家，尤其是911事件后，在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反恐战争”渲染下，恐伊斯兰教症（Islamophobia）风行一时。至于在我国马来西亚，宗教课题更始曾出不穷，各造在宗教自由、改教、亵渎宗教、真主阿拉的“版权”等课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引发群众动员和暴力事件。
宗教问题的纠缠不清，肯定将让工人阶级继续分化，并随时成为统治阶级处于危机时为自保而大肆炒作的课题。在政治化宗教的氛围下，以及宗教政治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时，我们不得不重视宗教问题，必须从阶级的角度去认识当今宗教政治的本质与结构。
马克思论宗教
在人类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人类进入了一个独立于他们意志之外的关系，那就是跟特定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架构，也就是真实的基础。在这个社会经济基础上，孕育了跟社会意识相联的法律、文化、政治等上层结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
作为上层结构的宗教，是人的创造，不是宗教创造人，无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宗教是人类“异化”的反应，也就是对人“迷失自己”的反应。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是非历史性的情况，宗教是若干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这个社会产生宗教，作为人类向他们自己创造的想象中的“神”屈膝，以回应阶级社会压迫所带来的异化。
不过，宗教并不仅仅迷信或者是虚假信仰的随意结合，宗教是这个被异化世界的“一般理论”，也就是被异化的人们尝试为他们被异化的生命，以及被异化的社会，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认为，反对宗教的斗争，是反对“宗教作为精神芬芳剂”的世界—一个人们需要宗教的被异化世界。
马克思于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如此写道：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经常被引用来作为马克思对宗教的全部分析。事实上，前面一句才是认识宗教政治角色的重点。马克思强调宗教既是苦难的表现，也是对苦难的抗议。因此，将宗教过于简单化约为毒品的论述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在历史上，很多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运动，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不是充满着宗教色彩，就是由宗教人士所领导。
宗教是阶级斗争的两刃剑。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宗教对基层人民起着麻醉作用；对于被压迫人民来说，宗教可以是反抗统治阶级寻求解放的精神泉源。而在强大世俗左翼政治力量缺席或薄弱的情况下，往往是激进主义宗教力量填补了作为领导群众抗争的政治核心。
社会主义与宗教
尽管马克思主义反宗教，但是不表示禁止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不禁止宗教，而且还主张宗教必须是国家不得干预的私人事务。无论社会主义下，宗教自由必须获得保障。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反对宗教干预国家事务（政教合一）。
只有在宗教的社会成因（异化、剥削、压迫等）的消失后，宗教才会逐渐的自然消亡。
一般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采取的态度，是受到苏俄、东欧、北韩、中国等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经验所影响。须知，这些政权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扭曲，不是真材实料的社会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斯大林主义对宗教的打压，很多时候也是被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所夸大或扭曲事实。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没有怎么打压主要的宗教或教会，反而是容忍它们，甚至是跟它们结盟，条件是这些宗教机构在政治上服从于斯大林主义政权（而事实上这些宗教机构在也顺从于在这之前的统治集团）。那些被斯大林主义政权迫害的宗教组织或个人，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威胁着官僚政权，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拥有宗教色彩的人民运动上，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态度，并不是基于这些运动领袖或其支持者的宗教思想，或者是其宗教的教义，而是这个运动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利益所形成的政治意义和角色。
就拿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新教在历史上的角色来看。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是封建王朝的宗教，因此几乎完全是反动的力量；与此相反，新教代表着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以及被王权所压迫的人民，而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力量，当时出名的造反者，如闵采尔，是热忱的新教徒—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宗教极端分子或者“原教旨主义者”。不过，当资产阶级的造反者当权后，他们就变成“资本原始累积”的参与者，也就是变成了资本主义殖民者和奴隶主。原本是英格兰的革命者柯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后来变成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农民的压迫着。天主教会的反动角色，在欧洲（尤其是南欧）延续了下来，支持了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并跟穆索里尼和希特勒同流合污。至于在爱尔兰和波兰，天主教力量则倾向于反对民族压迫。
任何社会主义者，如果是处在17世纪就会立即倾向于新教的起义者，对抗天主教的王权；如果处在独立战争时的爱尔兰或者是1970年代的北爱尔兰，就肯定会跟“天主教徒”的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反对“新教徒”的联合派。
伊斯兰教的阶级形成基础
在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上，也就是阶级斗争史上，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诞生并付诸实践前，宗教几乎是阶级斗争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都是诞生于社会阶级矛盾中。
伊斯兰教是诞生于阿拉伯人民反抗波斯（萨珊）帝国霸权统治的斗争。穆罕默德和最初的伊斯兰教信徒是有着深刻的反权威激进主义色彩。在倡导一神论的亚伯拉罕宗教中（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其先知们大都是出身低微的平民，不是牧民就是难民之类的，正好反映着这个宗教形成的阶级背景。在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中，穆罕默德被视为中东奴隶、平民的解放者。伊斯兰信徒主要是遭到波斯王朝和拜占庭压迫的贫民，伊斯兰教成为团结这些被压迫群体的精神领导。早期的伊斯兰领袖和信徒们除了破坏神像，也过着简朴的生活。今天世界各地富丽堂皇的伊斯兰教清真寺，跟穆罕默德时代简陋的祈祷场所差异很大。这是形式/规范，和本质/教义的差异。在穆罕默德时代，清真寺是让穆斯林社区成员祈祷的场所，是凝聚穆斯林社群的地方，因此在这里社群本身比场所更为重要；但是莫罕默德死后出现的各个王朝，无不以建造宏伟的清真寺为荣。宏伟的清真寺，跟堂皇的宫殿一样，无论是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罗马的竞技场，还是北京的故宫，再宏伟壮观的气派，说穿了只是当时统治者压迫平民百姓、血淋淋堆砌起来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死物。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准则，是“六大信仰”（Aqidah，简称“六信”或“六圣条”），也就是信真主（Allah）、信使者（Rasul，也就是穆罕默德）、信经典（kutub / kitab，真主的启示，包括最后的启示--《古兰经》）、信天使（mala’ika）、信末日（Qiyama，也就是“复活日”或“审判日”）、信前定（Qadar，前定非绝对的宿命论，也非绝对的人定论。安拉是一切行为的创造者，人类是自己行为的营谋者，可以运用理智判断善恶，自由选择信仰。每个人对自己行为，应顺应前定，而自负其责。）另一种说法则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信真主和信使者，只要缺了任何一者，伊斯兰教就不再是伊斯兰教了。
至于伊斯兰教的形式，就是伊斯兰教的教条和教规，也就是沙里亚法规（Sharia）。沙里亚法规仅是一种规范，并不完全代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尤其是在莫罕默德之后各门各派教士们对法规作出的不同诠释和修改，很多已经跟基本教义没有直接关系。
今天，好些人会把伊斯兰教理解为一个落后的宗教，主要的论据就是穆斯林国家流行着的对女性和同性恋者压迫和歧视的态度。我们也不要忘记，西方社会也曾流行对女性压制和歧视，而这种父权制的“教规”现今仍然存在于很多基督教会中。事实上，如果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并不是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决定女性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反而是女性在穆斯林社会上的真实地位，塑造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及对女性的态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政治的结构，形成了对女性的压迫。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并向西扩散到北非，向东扩张到中亚，而这些地区在过去千多年来大都处于贫困、经济落后、乡村为主的情况，而到了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还是处于如此的状况。
伊斯兰最初是作为阿拉伯社会被压迫者反抗权威的激进思想，不过很快就为阿拉伯统治阶级接纳为其治理国家的思想。这是因为莫罕默德的伊斯兰教思想，跟其它“一神论” 的宗教思想一样，有着团结人民的“神化”作用，对抗着信奉多神教的腐败波斯王国。
跟其它阿伯拉罕一神教那样，伊斯兰教倡导的是唯一的、普世的“神”，有着统一社会各阶层的用意，因此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阿拉伯统治阶级利用“一神论”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征服周边国家、扩张政治版图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就像基督教那样，耶稣时代的基督教，其实就是对抗荒淫腐败的罗马帝国而诞生的激进主义，后来罗马统治者意识到基督教一神论起着统一国家社会的作用，而将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官方宗教了。
自伊斯兰王朝在中东建立起来后，伊斯兰教从原本处于社会权力边缘的激进主义宗教思想，逐渐向社会统治权力中心转移时，其原初的激进主义就被妥协掉，以符合统治阶级用来抚平人民抗争的反动意图。不过，伊斯兰教本身仍然存在着各种思想流派，尤其是继承着伊斯兰教激进传统的思潮，总是游走在伊斯兰建制边缘，批判向权威妥协的思想，及伊斯兰宗教机构保守和固步自封。
资本主义冲击下伊斯兰教的内部矛盾与变化
当阿拉伯世界的统治阶级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借助伊斯兰教那种大统一、普世的意识形态基础，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体制。不过，由于阿拉伯社会在伊斯兰教帝王的封建式统治下封，其社会动力被凝固了。君主只为了维护本身的统治地位，排斥一切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潮，对于批判性的激进主义更打压起来绝不手软。曾经引领世界科技的伊斯兰文明，被扼杀在统治阶级的固步自封中。
不过，当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跟凝固的伊斯兰文明于17-18世纪碰撞时，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面前显得矮了一节，开始引起伊斯兰社会内部的反省和转变。在尝试解释伊斯兰社会衰亡时，伊斯兰社会思想精英发展出了伊斯兰对垒“他人”的论述，以及对科技的恐惧。伊斯兰社会精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应，主要有两种：一是保守派，他们的“分析”是伊斯兰社会不够虔诚而“罪孽深重”，因此克服的方法是建更多的清真寺，更虔诚的祈祷（！）；另一种是改革派，他们意识到伊斯兰社会在科学和技术上落后于欧洲社会，伊斯兰社会必须接纳被封建保守派视为异端的西方现代科技，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哲马鲁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al-dīn al-Afghānī）。
伊斯兰社会保守与改革的辩论，不仅发生在伊斯兰社会，基本上也发生在其它所谓“东方”的社会。其中的一个争议，是应不应该用现代印刷术印制《古兰经》，这对于冥顽不灵的保守派来说是亵渎《古兰经》。这就好比如日本，认为欧洲枪炮侮辱武士道而坚持继续挥刀的日本武士，最后被现代化的枪炮武器所淘汰。
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冒起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向阿拉伯世界扩张时，伊斯兰政治运动开始冒起。这些伊斯兰政治运动有着各种各样流派。保守的流派主张“净化”伊斯兰教，如促成沙特阿拉伯成立的瓦哈比派（Wahhabi）。进步的流派，则主张伊斯兰教改革或现代化，而这些进步的伊斯兰教政治运动，大都在西方帝国主义将伊斯兰世界瓜分后，形成了伊斯兰世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激进力量。在20世纪的前半叶，这些伊斯兰教激进力量，经常跟民族主义者、左翼力量结合在一起。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最早的政治团体是伊斯兰联合会（Sarekat Islam），这个组织最初的形成是基于经济原因，是一群巴迪布（腊染印花布）商人组成的合作社，成立的目的是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取回经济自主权，后来演化为一个主张将生产资源国有化及人民控制社会财富的左翼政治团体，是印度尼西亚三大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教主义）的摇篮。伊斯兰联合会也主张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而且还散布到东南亚各地。马来亚的第一个伊斯兰政治团体—于1948年成立的马来亚穆斯林人党（Hizbul Muslimin），是跟伊斯兰联合会在马来亚的分支有着联系。Hizbul Muslimin是泛马回教党（PAS）的前身。
冷战和伊斯兰教运动
冷战于1940年代拉开序幕后，东南亚的右翼保守民族主义势力（如泰国军人、印度尼西亚的苏哈多）在获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得以壮大。在印度尼西亚，帝国主义势力支撑的右翼民族主义，打破了苏卡诺所倡议形成的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的三角联盟（Nasakom）。在三角联盟的瓦解过程中，伊斯兰主义者跟右翼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镇压左翼，那场血腥镇压将当时除苏联和中国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党员给全部杀掉。
（在巴厘岛，今天的旅游胜地海滩，当年可是伊斯兰主义者屠杀共产党人的地方，当时整个海滩都染成血红色。这是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马来（西）亚，英国殖民者颁布紧急状态之间，泛马回教党被迫在左翼反殖运动和（右翼）马来民族主义间作选择。1970-82年期间，回教党比当权的巫统更加反共，这跟其早年反帝国主义的激进传统，有着天壤之别。
在中东，以色列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以掠夺巴勒斯坦的土地去“建国”，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冒起。这些伊斯兰政治运动，无论是早期的法塔赫，还是哈马斯，或者是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都有着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倾向。
当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圣战组织（Mujahideen）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建立起来，还被西方媒体吹捧为“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泰龙主演的好莱坞《兰博第三集》（Rambo III）。圣战组织就是美国要与之打到焦头烂额的塔利班（Taliban）前身。当塔利班于1996年攻陷喀布尔建立新政权时，《金融时报》的编辑“欢呼”道：“这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大日子”。说穿了，美国帝国主义扶持保守极端的伊斯兰教武装组织，目的不外是要控制中东和中亚的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而今天，当塔利班、阿尔盖达倒戈相向时，美国所发动的“反恐战争”，也是一场政治经济利益所推动的博弈。
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激进伊斯兰政治运动的一次高潮，那是一场反帝国主义霸权的群众革命。当时参与在革命中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主要有6个，进步的左翼团体不下200个，因此那是一场充满思想激荡的政治运动。当然，后来阿亚图拉集团在伊斯兰主义者、自由派、左派等革命派别间的斗争中夺取政权，骑劫了了革命。不过伊朗革命为伊斯兰世界开了一个先例，通过群众革命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这震惊了美国还有当时的苏联，以至它们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入侵伊朗。
认清伊斯兰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倾向
我们必须理清的是，当初得到美帝支持建立起来的极端保守伊斯兰政治势力（塔利班、阿尔盖达），跟诞生于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激进伊斯兰政治运动（真主党、哈马斯）是势不两立的。塔利班曾是美国中情局在阿富汗的马前卒，是反共的先锋，现在还在推动着“反恐”的经济效益；真主党跟爱尔兰共和军（IRA）是盟友，因为大家都是站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一阵线上。
就算是激进的伊斯兰政治运动，不同政治团体也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真主党跟哈马斯在思想上、信仰上和政治目标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他们也是主张伊斯兰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力量。另外有好些披着伊斯兰外衣的团体，实际上支持帝国主义，譬如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政治思想极为保守反动的沙特阿拉伯统治集团跟美国帝国主义关系密切，通过其庞大的财力尝试影响其它伊斯兰国家。
对于左翼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活动的左翼，最大的问题是谁可能成为我们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盟友？谁是伊斯兰政治运动中的进步元素？在马来西亚，有很多伊斯兰政治组织，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进步的，有的仍有着原来伊斯兰的激进主义传统，有的则是极端保守反动，因此我们必须很小心地鉴定谁是我们的战略盟友。
对伊斯兰政治运动的进一步理解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清各个政治流派的真面貌、思想倾向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并让我们能够从中寻找建立起反资本主义抗争战略联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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