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遭遇的“颜色革命”与新疆的稳定

中亚国家遭遇的“颜色革命”与新疆的稳定

蒋新卫　

    一、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
    自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开始，独联体的一些国家接二连三发生“颜色革命”，据这些国家反对派领导人称，他们发起这场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摆脱俄罗斯对本国的控制和影响，摒弃苏联时期传承下来的体制，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最终融入西方社会。所谓“颜色革命”，是因为这几次“革命” 都有鲜明的颜色标志。格鲁吉亚的叫“玫瑰革命”，也称“玫瑰色革命”，因为格是盛产鲜花的国度；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本来叫“栗子花革命”，因为栗子花是橙色的，所以后来就被称为“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因为该国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迎春花。“颜色革命”与20世纪苏东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指的是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夺取政权。鲜花、美丽的色彩与天鹅绒一样，都暗示着组织者试图让“革命”以尽可能“优雅” 的方式进行。“颜色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街头非暴力革命”，它迎合了所在国一些老百姓“求变” 又怕大乱的心理特点，同时又符合西方政治文化中强调走程序的传统，于是在西方和“革命” 所在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
    2005年3月议会选举结束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骤变，“街头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汹汹来势，迅速覆盖了国际媒体的头版。3月20日，吉南部贾拉拉巴德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和骚乱，上万名示威者冲击警察局，并占领了数座政府大楼，造成人员伤亡，随后很快蔓延至首都并发展或为政治骚乱。3月24日，头上系着黄色带子的示威者冲进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大楼内，而此前一天还称“不会示弱”的吉总统阿卡耶夫携家眷远走他乡。4月4日，他签署辞职声明，宣布从4月5日起辞去总统职务。
    2005年5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未稳，乌兹别克斯坦又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上百名不明身份的暴乱分子在午夜时分冲进安集延市一座监狱后，将数千名囚犯悉数释放。聚集在市政广场上的约5万居民高呼口号，强烈要求现总统卡里莫夫及其政府下台。卡里莫夫率领多名亲信火速由首都塔什干飞往事发的安集延市，亲临现场督战平暴。乌当局动用了大量军警，局势最终得到控制。一波接一波的街头政治和暴乱，让独联体其他国家国内的反对派跃跃欲试，震颤了整个中亚政局，对各国当局维护政局稳定带来了巨大 的困难。
    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亚国家“颜色革命”
    （一）美国全球民主扩张战略与“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个挑战美国的国家集团或势力。在苏联刚解体之后的1992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旨在帮助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实行经济和民主过渡的《支持自由法案》。“9•11”事件以前，欧亚大陆的中东、外高加索、中亚等地区还是美国战略的薄弱环节，美国改造这些地区的手段主要是军事合作和有限的经济援助。“9•11”事件为美国在全球部署军事力量和扩张提供了契机，美国进入中亚后，开始强调用新一轮的“和平演变” 手段对中亚等地区进行改造，中亚地区各国的大选又为美国对该地区进行非武力的温和式“民主改造”提供了可能。颜色革命的实质就是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其目的是要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并将原苏联地区的政权和平改造成“亲美”的政权，扩大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国专家团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同在其他国家支持民主与自由是密不可分，如果纽约的安全同巴格达等地的局势有关系，那么美国就应当到那里去推行民主，完善那里的社会制度。这样做的重要性不亚于研制新式武器。” 美国政府为达到扶植吉尔吉斯斯坦亲美势力的目的，用尽了各种办法。美驻吉大使斯蒂芬•扬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吉议会选举期间局势的报告说，“吉议会选举期问，美国在各项推动‘民主’和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的活动方面已经花了500万美元，报告呼吁美政府在支持吉反对派方面再拨款2500万美元”。
    中亚地区丰富的资源与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埋下了大国角逐与国内冲突的种子。吉尔吉斯斯坦联邦委员会独联体事务委员会主席瓦季姆•古斯托夫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在利用反对总统阿卡耶夫的力量达到上台的目的，“这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拥有军事基地的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力量发生的冲突。吉尔吉斯斯坦有大量可用来发展电力的资源，此外，它蕴藏着不少其他自然资源，未来可能在整个中亚地区发挥重要作用。”2005年5月，布什政府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建立一支文职“快速反应部队”，直接介入世界各地的“民主革命”，“填补这些国家在动荡后出现的真空”。5月18日，布什在华盛顿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历数了近年来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伊拉克和黎巴嫩正在发生的变化，并预言“这仅仅是开始”，在中亚、高加索和中东地区，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颜色革命”，“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说：“我们在伊拉克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的军事人员能很快地部署到全世界任何地方，但我们的文职人员没有这一能力。” 因此，美国政府将建立一支由外交人员和文职官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待命，一有地方发生危机，“将在几天，最多几个星期就派遣到那里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为此，布什在其2006年度的政府预算中，已经为国务院新设一个“重建和稳定办公室” 列出了所需开支，这个办公室将负责指挥这支“民主别动队”。虽然部队的规模还没有宣布，但仅从该办公室2400万美元的预算，外加1亿美元的“冲突回应基金” 就可看出它规模不小，全球扩展美国民主计划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跨国网络渗透与中亚地区“颜色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私人机构在内的国际性、综合性的社会网络，在“颜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思想、意识、观念演变缓慢，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社会思想和意识多元化就难以避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旦被纳入西方民主化的轨道，也即进入了一个社会网络迅速传递信息的世界，其社会思想与观念自由多元化也成为必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非政府组织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以手机短信、互联网作为联络工具，散播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或现政权腐败、内讧等虚假信息，使民众丧失对现政府的信任和耐心。现代信息的流通速度和渗透力使各国政府当局防不胜防。如果说十多年前美国和平演变的重点是做上层人士的工作，那么今天“美国化”的工作已深入最基层的“草根”，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政客们一方面通过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展开活动，另一方面帮助当地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就在推动亚非拉与原苏联东欧国家内发动了一场所谓的“民主化运动”。“小布什上台后，200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允许美国国际开发署可以直接向国外非政府组织赠款的法案。2003年众议院又通过了《全球民主促进法》，2004年国会在通过的拨款法案中提出促进民主项目，支持非政府组织加强在国外促进民主的活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亚地区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了1万个。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在发动“革命” 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培训，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反对派的组织效率和活动能量。各种非政府组织从国内外发动全方位的媒体攻势，对“革命”形势进行“全景”式的现场报道，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原因，报道的内容往往片面和夸大，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从而为“颜色革命”营造了强大的声势和浓烈的舆论氛围。而一旦“革命” 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 效应。
    在中亚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接受美国或西方政府资助并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服务，比如国际共和政体协会、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等；有的纯属民间个人建立的非政府组织，最典型的如索罗斯基金会，完全从个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出发。各组织性质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话语，出发点都是推广美国式价值观。所以，它们都积极参与了“颜色革命”，在中亚国家的政治风波中推波助澜，在客观上对美国政府的“民主扩展”战略起到了密切配合的作用。
    三、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爆发的内在深层矛盾
    苏东剧变历史性地转变了原苏联国家的发展方向。各国普遍在理论上认同了西方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原则，接受了多党制、选举制、私有制、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理念。尽管各国在对这些原则的实践中差别很大，许多国家实际上名实不符，甚至是南辕北辙，但所有国家政权在为自己辩护时，都努力使人相信它的一切行为都符合这些原则和理念。现阶段，中亚各国民主化虽然还不够充分，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化、自由化一旦启动，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为，资本的私有化孕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益集团，多元的利益主体和社会势力又催发了多样化的观念、价值。在民主运动大潮中，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都感到了变革的震荡，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再按旧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面对变革的震荡，人们不仅要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存在和未来，而且要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力量——思维、体力、财产，甚至生命——来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之后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专门分析了美国的争取普选权运动，并有过一段精彩论述：“选举权的范围越扩大，人们越想把它扩大，因为在每得到一次新的让步之后，民主的力量便有增加，而民主的要求又随其力量的增加而增加。没有选举资格的人奋起争取选举资格，其争取的劲头与有选举资格的人的多寡成正比。最后，例外终于成了常规，即接连让步，直到实行普选为止。”这些不断获得的民主权利又会再次孕育出新的民主诉求，如此往复，不断深入，在民主化不受阻碍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切都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不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个“领域”，是作为主体的人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反映并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关系与矛盾，一旦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断裂之后，社会矛盾就会急速膨胀。也就是说，当充满诉求的社会主体不能得到物质利益的合理要求，沉淀于社会深层的矛盾就会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斗争表现出来。
    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处境艰难。当今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制定的经济活动规则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不发达国家有被日益边缘化的危险，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势必使南北差距和矛盾呈现扩大和激化的趋势。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和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通过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与掠夺，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提供者和倾销商品的大市场，在全球性的资本周转与循环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由此构成南北之间严重的贫富对立与分化。中亚地区在独立初期，经济发展上不仅被俄罗斯“边缘化”，而且也被发达国家“忽视”。新世纪以来，在整个国际格局变迁的背景下，中亚地缘地位上升很快，该地区也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逐步进入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经济增长比较乐观。但是，由于基础差，起点低，多年积累的贫困不可能短期消除。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时期就是经济最落后的共和国之一。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衰退给吉尔吉斯斯坦造成的社会灾难更加严重。“1999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全国500万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占到60％。1999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开始缓慢恢复，不过到2002年全国的贫困人口仍达52％。吉尔吉斯斯坦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6％。农村的贫困现象更加普遍。在有的地区，例如纳伦州，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超过80％，塔拉斯州是72％”。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29．1美元，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达38％。吉的外债达19．2亿美元，为全年税收总额的5倍。独联体国家研究所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研究室主任安德烈•格罗津认为，“南部不满情绪的大规模爆发实际上是穷人暴动。居住在这些州的居民一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贫困的人口，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和经济前景”。“大多数劳动力移民，包括前往俄罗斯的移民，传统上正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地区”，“这些州工业落后，没有什么工作岗位。这里的农业发展水平也很低”。
    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民主的“超前”进入和经济全球化中的“边缘化”困境形成的巨大反差和矛盾冲突，为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个冲突的链条上，吉尔吉斯斯坦则是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它既没有哈萨克斯坦那样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成果，也没有乌兹别克斯坦那样总统对整个国家的强力控制。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在经济上取得显著成果，却在西方式民主道路上走得最快，两者深刻的断裂，激发了社会各种反政府的势力的成长。正是这些深刻的矛盾冲突，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亚“颜色革命”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四、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及其警示
    （一）中亚地区“颜色革命” 的主要表现形式
    “颜色革命”一般表现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集会、占领广场、围困政府机关等活动。就参与主体来说，既有雄心勃勃的政治精英，也有普普通通的社会公众，主体异常广泛与多元，有时是分散无序的乌合之众，有时是有组织协同性很强的体制外反对派。为扩大影响力，街头政治通常在一国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或者地区的首府爆发；表现方式上一般是和平进行，但由于参与主体的异常杂乱，往往走向失控，演变成为暴力冲突，造成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甚至国家分裂。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这种街头乌合之众式的混乱有过精彩描述：“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在“颜色革命” 中，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乌合之众聚集到街头，置宪法、法律于不顾，蔑视法律权威，阻塞交通，占领广场，游行示威，发表演说，占领机关，冲击政府，直到占领最高权力机关。在吉尔吉斯斯坦还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参与人群进行打砸、哄抢商店等行为，造成国家法律体系瘫痪，社会生活陷入无序状态，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演变的同时，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街头政治也不断高涨。2000年10月5日，在反对派示威者的强行占领下，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联盟政权倒台。从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颜色革命”，到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再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原本比较稳定的政权一个个被街头政治掀翻在地，街头政治像无羁的洪水袭扰着独联体等国家，对邻近国家也敲响了警钟。
    （二）“颜色革命” 的文化分析
    1．“颜色革命”中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在独联体国家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后现代文化在事变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冯绍雷教授指出，“所谓后现代文化因素在这里指的是不讲价值观念，不讲理想追求，更多地关注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感官的刺激。所谓‘颜色革命’中各种色彩颜色的被运用，比如，在乌克兰，乃至于在街头洒满被认为是反对派象征的橙黄色的橘子水以示抗议；以及前政府官员腐败形象通过媒体的传播不断地被复制与放大，向人们灌输前政府官员的丑恶形象。这种后现代手法特别在年青一代身上发生效应。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研究，但远为值得注意的一个领域”。“颜色革命” 从其起源的国际大背景来看，是与20世纪苏东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的，都是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夺取政权的方式，但它与“天鹅绒革命”的重大区别在于，街头抗议和示威的人群普遍采用了“颜色”这一形象、标志、符号。这些大量被运用于街头政治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为复制、传播、放大政治活动能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手段，成为推翻现政权的一把利剑。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颜色革命” 似乎很难直接和后现代文化直接关联起来，但恰恰就是这种不讲价值观念、不讲理想追求、不讲判断、强调大量的无意识和鲜明的感官刺激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在街头政治中的运用，对于现政权具有颠覆性意义。因为，所谓的各种“颜色’”或者鲜花并无明确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反映了民众对于新体制和新生活的一种相当模糊的渴求。在“颜色革命” 过程中，有记者在吉尔吉斯斯坦访问时，曾问过街头的抗议者：你们佩戴的标志有红色、黄色，还有其他颜色的，都是代表什么？他们的回答非常干脆，管他什么颜色，只要“有色”就行。这种直白的回答在参与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颜色革命” 中所有街头政治的手法普遍以物作为媒介，以符号、影像为特征，并不寻求以一个真理替代另一个真理，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诉求，有的只是对现状的颠覆、破坏和解构，唯一的目的就是使现政权失去正当性。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表现。
    2．后现代文化现象及其负面作用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涉及艺术、文学、历史、政治和哲学等观念形态的诸多领域。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20世纪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飞速发展，工业技术大量运用，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急剧膨胀，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环境的力量，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富的巨大增长。然而，经济发展的“效率”逻辑日益成为衡量资本主义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高度技术化、效率化、功利化，以及资本主义追求人类自身终极价值与目的的残缺和迷失。西方工业文明的困境和矛盾冲突，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打碎了资本主义是“理性的王国”、“人类的天堂”的神话，这就在认识上产生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情结，这种情绪逐渐沉淀为一种批判。否定、超越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逆向思维为基本特征的观念思潮，其本质对现状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大量中间阶层的出现，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原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层，它包括“白领工人”和从事生产管理的一般技术人员。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资本家与劳工之间，他们既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思想控制不满，又嫌弃传统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多元论、相对主义、自由主义，中产阶层队伍的壮大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的阶级基础。再次，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出现“符号化”、“虚拟化” 等特征，为后现代文化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计算机信息化浪潮，不仅把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迁移” 到了电脑储存器中，更利用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现实进行全面的模拟与仿真，构建了虚拟、异度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体与客体、影像与真实、表征与实在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一切变得超越真实而存在，真实的人成为网络中的一个符号，而真实的自我渐渐退居幕后，虚拟的符号化的人格开始强化，而真实的身份开始虚化。人们的生活、观念甚至情感知识的发现、传播似乎与真假无关，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真理”、“崇高”产生一种疏离感与此对应的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的作品变得五花八门，无主体性、无权威性、无历史性、无深度感的戏说成为潮流，由于人们对真实和现实的高度的警惕与戒备心理，逐步为不确定性、易逝性、无深度性、零散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创造了条件。
    后现代文化否认理想和已有价值。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在西方层出不穷，各派别之间的理论观点各有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但其基本的、共同的理论特征是：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不存在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否认人们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真理性和客观性的认识；否认千变万化的现象之后有着内在的、稳定的、终极的本质，从而把人的思维与存在以及人与世界截然对立起来；宣扬事物变化的多样性、差异性、零散性、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逻辑如下：现代性是利用科学技术的结果，只要有对世界的客观真理的确定性知识的信念及其追求，就必然导致科学知识在人类社会中推广和应用，科学发展的“效率”逻辑日益成为人们衡估和处理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高度技术化、效率化、功利化，必然导致人类追求自身终极价值与目的的残缺和迷失，因此必须排斥和消解作为对人进行操纵和控制的科学及其客观理性的思维方式。从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批判、解构与破坏。后现代主义对待理想的立场是消解和取消，认为所有的理想都不过是虚妄之物，没有什么理想值得人们不懈追求，因为未来是虚无、不确定的，所谓理想只是彼岸世界毫无根据的乌托邦。当街头政治与后现代文化现象结合时，其最大的威胁就是对现政权建立在已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合法性的颠覆和否定。意识形态解决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实际上是为特定的社会寻找存在的根据，并为它确定终极的价值标准，它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统治者能够通过宣传教化，以获得信仰的权威，从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然而，街头政治中的后现代文化则试图从根本上取消政府当局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政府当局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后，在纷乱的街头政治中，在满目的“颜色”中，人们往往抛弃了以往的理想和价值，四处弥漫推翻现政权的冲动和叛逆精神。
    （三）青年群体与“颜色革命”
    在整个“颜色革命”中，青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成为街头暴力的制造者。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各国的“颜色革命”中，青年组织和团体表现得特别活跃和特别坚决，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组织，它们在格鲁吉亚是科马拉（意思是“够了”）、在乌克兰是波拉（意思是“到时候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凯尔凯尔（意思是“革新之路”），它们能起到宣传发动和冲锋陷阵的作用 青年群体思想活跃，喜欢求新求变，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多元论、相对主义、自由主义，前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现有政权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尚未完成，西方的各种思潮汹涌而来，加上社会管理从原来集权式突然走向放任式自由状态，一些青少年盲目地崇拜和接受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不顾条件地强调人权，一些人对理想嗤之以鼻，或者沉湎于当下的及时行乐，或者把对美好理想追寻转换成对世俗现实利益的追逐，向往西方所谓的天堂式生活。这必然导致人们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旋涡，国家意识淡漠，民族观念淡薄，不能正确认识国情，不能正确对待国家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只求索取、不讲回报，一旦社会满足不了自己的一时需求，就找机会发泄自己的不满，成为反抗现政权最活跃的群体。从接二连三的“颜色革命”到2005年法国严重的政治骚乱，青年人不仅活跃，甚至成为街头暴力的最主要的制造者。街头政治的后现代文化符号与青年群体结合后，对现政权的具有相当大的破坏力，这一点值得各国政府警惕。
    （四）中亚“颜色革命” 对我国及新疆地区政治稳定的警示
    1．街头政治的警示
    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中国社会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当中，“即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制型社会转型，由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在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当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因此，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既处于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矛盾高发期，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在这样一个关键的阶段，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无法正常地进行建设，而且已有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
    政治秩序在整个社会秩序中占核心地位。任何社会都必须首先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使政权得到巩固，然后才能确立和巩固整个社会秩序。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秩序下，人民有通过各种政治行为活动，反映、表达其意愿，追求和满足一定利益的自由，即有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但是，人民又必须在一定政治规范下进行其行为活动，否则会出现政治行为偏差甚至社会政治动乱。我国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如我国建国初期，初步形成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秩序。但随着“左”的错误的滋生泛滥，“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 等形式的大民主，结果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无法维持，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民主政治秩序本身也受到极大破坏。1989年夏天发生在中国的严重政治动乱，也同样是游行示威、抗议等街头政治，逐步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政治动乱，教训深刻，值得牢记。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深刻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法国学者勒庞也认为，“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所以，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秩序既包括人们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也包括人们在政治规范特别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个关系，才能形成既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是毛泽东设想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请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世界各国极为活跃的“街头政治”，其参加者不少是由心怀不满和失望的人群组成的，他们往往缺乏理性的思考，很难正确地认识自己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很难选择正确的意愿表达方式和实现条件。如果政府当局没有正确及时地处理、沟通和疏导，参与的人群很容易做出不负责的、偏执的、狭隘的行为，最终使局势失去控制。
    中国目前正进入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各地发展差距较大，新疆等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在新疆87个县（市）中，有27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过去5年（2002－2006年）中，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在新疆1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共计投入1．47亿元，帮助新疆105万特困人口越过了低收入贫困线，贫困人口由329万人减少到224万人，农牧民贫困程度得到缓解。但新疆贫困人口比重还很大，经济发展任务还很繁重。同时，一些值得警惕的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正影响着社会稳定。近几年，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l－9月，新疆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780多起，比去年同期上升13.7％。其中，乌鲁木齐市就达360起。2005年1－9月全区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1300起，同比上升66.9％”。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除规模不断扩大外，还出现了相互串联的现象，行为趋于激烈，对抗加剧，动辄围堵党政机关，这为维护新疆地区整体上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困难。应当认识到，我国新疆与中亚“颜色革命”地区相邻，而且早已是美国民主扩展战略的重点目标地区之一，国外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以来都在试图寻找机会，伺机发难。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区情下，社会动荡与矛盾是境内外反对势力以及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的重要条件。如果对此类社会矛盾不能及时处置，使其滋生蔓延，就会有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可能，一旦普通群众与分裂分子等势力混杂一起，导致一定范围的社会无序动乱状态，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独联体国家大量群众跟随反对派闹“革命”，从国家内部说，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人们生活贫困、政府腐败、社会矛盾突出，国内的矛盾被反对派和国外势力利用，最终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革命”。“颜色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要真正防患于未然，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同时必须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得到合理的分配，政府清廉，才能赢得民心，才能为政治稳定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2．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在我国意识形态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出的“消解理想、躲避崇高”，主张平面写作以及哲学领域表现出的反本体论、主张走向生活世界等现象。一时间，“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我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景观。后现代主义能在我国产生影响，有其社会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完成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观念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这些变化都给人们以一种反传统的外貌，诸如，对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提倡“全盘西化”和“私有化”的错误理论和观念的出现，就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扩大和泛滥的结果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也曾极力主张西式民主。邓小平在“6•4” 动乱后深有感触地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今天，我国国内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国际环境正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内与国际政治相互影响程度加深，政治风险加强。发生于国外的“颜色革命” 以及各类街头政治，会对国内的青年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法制教育，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国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成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3．“美式民主输出” 给政治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政治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席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把这股由全球化浪潮引发的民主化浪潮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于1974年的南欧，以葡萄牙废除军事独裁、确立民主政体为标志，随后希腊、西班牙也结束了军人独裁政权，建立了民主政体。此后，民主化浪潮涌向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些国家全部转向了西方式的民主，使得“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声势浩大，波及全球。现在，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 潮流从总体上基本退潮，但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已经深刻地改变着并将继续改变着中亚地缘政治格局。
    当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时，少数国家的专制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民主政治以不可遏制的巨大力量摧毁着专制主义、传统的权威主义，推动全球现代民主进程。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当代世界的历史潮流，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可能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制度”。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7月1 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国文化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人类文明自然包括政治文明，社会制度自然包括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在认识全球化的时候，“不能因为全球化包含有单一化、一体化、集中化和国际化的内容，而忽视其相反的多样性、破碎化、分散化和本土化因素。反之亦然。”“我们对待全球化的正确态度”就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在放眼世界的同时，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当前国际关系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美国凭借它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优势地位，借全球化大发展的时机，把在美国本土独特环境中逐步形成的民主及价值观念，推广到全世界，大肆进行“文化扩张”和“民主输出”。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动的所谓“普世性”的民主观念必然会与发展中国家探寻民族特色的多样化民主道路发生冲突，必然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表明了美国等西方大国“民主战略”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巨大破坏力。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推进全球民主战略的势头突出，不断开出的“暴政”名单，标志着其民主改造目标正在扩大。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对于毗邻而居的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构成现实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赖斯2006年1月18日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发表题为《布局调整——美国的‘变革’外交》的基调讲演，她在演讲中转述布什的话说，“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实现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这一目标，这就是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民主变革外交”是在总结苏东剧变和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越来越强的进攻性特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维护新疆的稳定更显重要。热比娅——一个臭名昭著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曾因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判刑。此后，她又勾结境外的“东突”恐怖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歪曲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频繁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分裂分子，在2006年却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并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由此可见美国拉拢分离主义、激进势力为其战略目的服务的本质以及反恐合作的虚伪性。因此，新疆作为反分裂的重点地区，更要高度关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民主改造战略下对我国进行的“西化”、“分化”活动，要坚决防止新疆地区成为西方“民主变革外交”的突破口。
    （《环球视野》2010年5月17日第292期，摘自《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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