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命运从来不是“共同体”
■ 环球财经记者 薛晓明
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与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有过多次会见。事实上早在“中美国”、“G2”概念提出的30多年以前，1972年访华的尼克松总统已经在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推销实质上的“中美国”了
新世纪世界格局的首要特点，不是9·11和反恐战争，也不是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而是中国崛起。对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所要解决的头等地缘政治大事就变成了：对中国怎么办？
从马汉到布热津斯基，美国从来不缺战略家。
命运共同体
2007年3月4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轰动世界的文章：《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尼尔·弗格森。
此公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执教哈佛大学历史学和商学院，写过一部名动江湖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举世公认的金融史专家；就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年，被英国对冲基金GLG任命为合伙人，主要负责评估基金投资方向的地缘政治风险。
就在弗格森创造出新词Chimerica（中美国）并认为这是“极好的联姻”的第二年夏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America'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机关报”《外交》在其夏季刊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伙伴关系》的文章，首次提出中美“两国集团论”即“G2”。
不管是弗格森的“中美国”还是博格斯滕的“G2”，都得到了美国战略家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的认可和鼓吹。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大选期间曾任奥巴马外交事务顾问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强调，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两国集团”。 布热津斯基强调“美中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美中高层领导人应进行例行的非正式会见，不仅就美中双边关系，还应就整个世界问题进行一种真正个人之间的深入讨论”。中国所强调的“和谐”可以成为美中峰会一个有益的起始点。
几乎与此同时，基辛格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这位曾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促成全球战略格局大变的政治家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
为什么是“中美国”？
美国人如此热捧“中美国”，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可以一直回溯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
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之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就是说美国人可以大量印刷美元，但是当外国人手上拿了美元之后，是可以通过外国中央银行拿到美国来根据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来交换的。
因此到尼克松总统时期，美国出现了一个很要命的情况，那就是美国欠外国人，主要是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债太多，大概是750亿美元。这些债务的主要来源，就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支出，和越战的战争费用。
面对债务危机，以及由此连锁导致的美元危机和国际贸易清算系统危机，尼克松政府毅然决然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和黄金脱钩，将美国国债变成一个新的挂钩系统。
在这个系统之下，美国开始采取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在这个政策下，美国政府将实行大规模的赤字计划，大幅度减税（尼克松时代的富人税率是70%，今天是大概33%），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美国有足够的就业率，保证美国的经济有快速的增长，而且最好就是能够把通胀率压下去。
又要加大财政支出，又要减税刺激经济；又要高增长率，高就业率，还要低通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事在人为，两位美国犹太裔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还真给美国设计出来一套靠白吃白喝、依赖于吸欧洲和日本血液的国际经济体制，而这个体制的要害，就是那些向美国出口而存储大量美元的国家要很乐意购买美国国债，当然最好就是长期国债。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高增长、高就业、低税、低通胀的好日子就可以继续下去。
美国的想法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切断美元和黄金的联系，然后让外国的债权人，比如说欧洲和日本，手上拿着大把的美元找不到出路。
对这些国家来讲，美国通过所谓的国际自由贸易经济理论减少各种贸易壁垒，让欧洲和日本向美国狂销商品。然后这些贸易出超国，自然手上就拿满了过剩的美元。
紧接着美国的做法就是开打汇率战，宣布美元不贬值，但是这些国家的货币必须升值。升值的幅度当然是要由美国来定。最后的结果，就是总体外国货币对美元升值了11%。其中日元升值了14.4%，德国马克升值11.9%，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分别升值10.4%，英镑和法郎升值7.9%，意大利里拉升值7%。连北美的加元也升值8%。经过这么一折腾，当时美国对这些国家中央银行本来750亿美元的债务，就实际变成了400亿美元，差不多是47%贬值。然后，美国的国债就开始大幅增加。
从此以后，每次美国遇到经济危机，就逼迫主要外国货币升值一次，就会伴随着美国国债的大幅跳升。然后白吃白喝一大轮，过几年就再玩一次外币升值游戏。萨缪尔森说得好，每次金融危机，对美国都是一次重新平衡的大好机会。不过这一金融系统要运转成功的话，必须得到为美国买单的国家热情的配合，相信这是对大家双赢的事情，这个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才可以继续玩下去。
现在这一棒交到了中国的手中。
联姻概念背后的犹太推手
事实上，从G2和“中美国”概念发明者的一些身家背景上，我们似乎已经能嗅到某种“危险”的味道。
尼尔·弗格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御用写手，其作为专栏作家供职的《星期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背后不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影；他本人是对冲基金GLG的合伙人，这家GLG对冲基金也不简单，其掌门人是犹太裔美国人诺姆·哥特斯曼（Noam Gottesman），此公出身犹太财团高盛，1995年在同为犹太系的雷曼兄弟扶持下脱离高盛自立门户，并将总部设在伦敦，毗邻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弗格森在其《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中表达了如下观点：
“中国进口压低了美国通货膨胀，中国人的储蓄压低了美国利率，中国的劳动力压低了美国的工资成本，因此借贷成本非常低廉⋯⋯由于中美国的出现，美国企业利润在2006年增幅高于GDP平均份额。”
发明G2概念的弗雷德·伯格斯滕也不是省油的灯。
博格斯滕先生在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拿到博士学位后即进入美国盎格鲁-撒克逊高层精英圈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1969年至1971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出任基辛格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期间主持协调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参与了尼克松政府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变事实上的“金本位”为事实上的“美国国债本位”的“金融革命”全过程；在卡特政府时期则出任美国财政部主管对外工作的副部长。1981年卸任后创办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这家标榜无党派、中立、非盈利的智库，其董事会成员有博格斯滕的密友——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正是这家美国智库，吹响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号角。
早在2006年4月11日，彼得森研究所即与另一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通过SMIM模型计算得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分析师科林(William Cline)和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表示，“与美元估值过高相对的主要是人民币估值过低。人民币加权平均汇价需上升21%左右，兑美元则需升值大约40%，才能实现平衡。” 此后，该数据成为美国国会议员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证据，犹太裔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引用该数据，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
谁的天堂？谁的陷阱？
这里运行的是一个“无耻”的经济循环系统：中国牺牲自己的环境、剥削自己的劳工、消耗自己的资源，做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换回来废纸做成的美元；然后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赚来价值可疑的美元，一倒手又回到了美国财政部的腰包，最后得到的只有美国财政部打的白条；中国人辛辛苦苦地工作，美国人潇潇洒洒地消费，危机到了不是反省自己的劳动付出跟所得是否成正比，而是指责中国不应该向美国廉价出口商品，不应该买太多美国国债。
还是在《货币崛起》一书中，弗格森认为，“中国越是愿意放贷给美国，美国人越是愿意从中国借钱。换言之，中美国是银行贷款、债券发行、新兴衍生工具合约激增的首要原因，也是对冲基金数量膨胀的首要原因，是私募股权能够为杠杆收购胡乱融资的首要原因。中美国⋯⋯是2006年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现金泛滥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2008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美国提供商品增加值超过3.6万亿美元，为美国社会提供了4.8万亿美元的商品，而中国从自己生产的商品中所得增加值只有0.24万亿美元。这种贸易，基本相当于赔本赚吆喝。
然后美国再通过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购买美国股票债券，把中国耗费资源、牺牲环境和人民收入换取的美元，再加倍送还美国。这近乎是一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美国用自己印制的美元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债券股票；结果就是美元在中国“旅游”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
那么中国手里拥有的股票债券呢？股票债券这类虚拟资产与实际资产相比较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终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虚拟资产所有权这个特点，决定了购买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实际上购买的是当事人的承诺和信用，虚拟资产完全是建立在这种承诺和信用基础上的一种价值符号和价值预期，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在国内，这种承诺和信用是靠政府来保证的，而国家之间这种承诺和信用则没有任何保证；在没有变现之前，拥有这些虚拟资产与没有资产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而“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可能变现美国股票债券，甚至还要继续购买。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老百姓没钱，买不了所生产的商品，只能卖给美国换取美元，而美元放在手里又贬值，就只能购买美国股票债券。
“我就不送你了”
事实上，早在“中美国”、“G2”概念提出的30多年以前，1972年访华的尼克松总统已经在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推销实质上的“中美国”了，而毛主席对此的回应或可为今之镜鉴。请看下面毛主席与尼克松会谈摘录：
时间：1972年2月21日；地点：北京毛主席书房
尼克松：⋯⋯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泽东：（询问周恩来时间）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毛主席第一次岔开了话题。）
周恩来：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泽东：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险请我们来的，这对我们也是一项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某些著作。我看到主席写道，机会来到面前时，要“只争朝夕”。
毛泽东（笑，指着基辛格）：只争朝夕就是他。
（毛主席第二次岔开了话题。）
尼克松：⋯⋯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于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泽东：你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毛主席第三次岔开了话题）
⋯⋯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双方站起来）
尼克松（握着毛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我就不送你了。
（毛主席第四次岔开了话题。）
尼克松总统在与毛主席1小时15分钟的会谈中，多次向毛主席建议，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起⋯⋯改变世界”，“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强调只有中美两国才能谈得上这个问题，“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并且向毛主席恳切表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对于美国总统十分恳切的联盟要求，毛泽东连续四次故意将话题岔开，婉转地回绝了对方。但是，如同毛主席生前多次强调的那样，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客气妥协，中国对尼克松“中美国”要求的回答，十分明确地体现在《中美上海公报》中：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2009年11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首度访华。11月18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奥巴马。会谈中，温总理说到：“我们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时历近40年，中国的态度，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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