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与印共成立联合部队
: 老温
7:02pm 07/06/2010
一、 成立火焰山部队
印尼“9.30”事变后，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篡夺政权，对印共及其同情支持者进行血腥镇压，使印共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一事件后，印尼共中央发表《自我批评》声明:检讨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从严重的流血经验中吸取教训，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纠正错误，决心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印尼共西加省委在新年期间发表了文告，表示从1967年开始，要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武装，要找北加同志。他们在昔邦找到在那里搞后方地下工作的北加同志蔡国志，并通过他去华莪找在那里的北加革命领导人。
1967年2月间，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会上决定在双空与华莪中间地带建立个前哨站或中间站。这个据点将同一支、二支一样起着战略协同作用。平时负责华莪等地的联络工作和为三支购买与运送粮食、日用品与药品等物质。这项任务交由黄纪晓负责，刘顺胜、朱云辉、叶碧珠等负责人也加入工作。随后，他们就离开双空基地前往华莪。
1967年4月6日，印尼共西加省委书记苏斐安（Sofian）与副书记陈礼夫来到华莪山区(SangauLedo)与北加共产党的林和贵及黄纪晓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讨，并做出初步的决议。随后，印尼共派人下到昔邦，叫陈文协和邓武吉省委级干部上去华莪进一步研究,然后再跟北加林、黄领导人协商，最后一致通过以下的决定：(一)印尼共决定在火焰山成立一个部队；（二）军事方面由我方负责,帮忙他们训练军事干部，带动他们的军训；（三）政治工作互相配合，统一领导。大家也同意共同成立个宣传组，出版《不灭的火种》刊物；（四）后勤部也互相配合工作;（五）成立联合指挥部，由黄纪晓任司令，以反击印尼军的反革命“围剿”;（六）地方工作,由各自分头去做，西加的由他们主要负责，我方给予配合与协助。
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上台后，不但在全国掀起反共的浪潮，也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他们也把矛盾对准西加的华人，特别是66年至67年反华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印尼共西加省委为了争取华侨和统一整个华侨问题，於同年4月16日发表了关于《西加华侨的决定》。这一《决定》，有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具体纲领是要西加华人团结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与北加革命战士结合起来。
同年5月，印尼政府强逼华人在华莪地区进行修补道路，这是无代价的劳动，引起华侨强烈的不满。为此当地华侨成立了一个“西加华侨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加强团结力量，准备进行斗争。我们以前在华莪成立的农会，也跟他们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印尼右派军人政权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对在卡布亚斯河(Kapuas)一带、西加各地的华人进行烧、杀、抢的政策。西加的万足地、孟加影、华莪和甲板巴厘等地不甘被杀被捕的华族年轻人，被迫上山进行自卫自发的斗争。那时西加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上火星，星火就到处燎原。我们同志利用这血淋淋的现实揭露反动派的野蛮政策,从中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动员了大批华人青年来参军。那些没有来参军的，也当起了民兵的角色作用，支援与配合我们的斗争。
当时成立联合部队的山区很冷，为了表示我军有顽强的意志与火热的斗争，与之抗争，因而命名此山地为“火焰山”。而在此山地成立的部队，等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4支队称之为“火焰山部队”。这支部队有一百多人，多数为印尼共人，负责人是黄纪晓、刘顺胜、朱云辉和印尼共西加省的省委正副书记。火焰山部队成立三个月后，在华莪印尼空军机场进行了一场夺取武器的战斗。
二、夺取华莪空军基地武器
1967年6月，群众有反映个情报，即华莪空军基地戒备松弛，那里有很多武器，只要进一步掌握情况，做好动员与部署，可以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胜利夺取武器的。
刚好，4月间，孟足地、孟加影和华莪一带有近百位群众在刘汉明、马云的带领下，来到华莪，寻求军训。6月间印共又征收了一批新兵，我方帮忙他们做短期的训练。我们一边训练，一边派情报组进行侦察。通过侦察与调查，我们了解到他们有多少兵力，属于什么兵种，拿什么武器，怎么布兵，等等。
7月13日，我们又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即7月17日他们的头目会来。由于6月间印尼军队内有发生磨擦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枪对枪、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上面就把整连空军驻兵的武器收起来。在7月17日头目会来检阅，还会收回枪支，若没收回就不能向上头交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的好机会。印尼共发展的新兵没有武器，而他们只有少数陈旧的枪，多数都打不响，正需要装备自己。我们考虑结果，下决心打。我们从第一批印尼新兵训练中挑选出6个技术较好的队员，加进我们队伍，人员共有30个出。
7月13日，做出战斗决定后，还花二天时间进行紧锣密鼓的部署。
我们同志最后掌握到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四个守兵，换岗的时间是14日到16日，他们拿什么武器都清楚。我方派出30多人，多数是西加人，由黄纪晓指挥。这样，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迅速控制了整个基地。这个贮存武器的仓库是当年荷兰人做的相当牢固。当时我们有准备烧焊去割铁条，却偶然拿到钥匙，行动进行得更快，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行动时要求尽量少杀伤，因为里面有些是好人，因而行动时只打死4个守兵。印尼共还写了字条，大意是说：我们不是要打你们，而是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政府。
这场战斗，夺取武器共100多支枪，其中包括50多支来福枪，和50多支冲锋枪，各种子弹共四万八千多发，而我方无人伤亡。我们又即刻派2个通讯员，用一天的时间到四面八方去通知80个左右群众来帮忙运走武器。这些负责运输的群众平时要到各地去进行劳动生产。当晚，就一股脑儿把武器搬完，天亮之前撤回火焰山。
三、“7.15”夺武战的影响
这一场夺武战斗震撼印尼反动当局，他们派了陆军教导团特种部队（又称红帽兵）来驻守，并调查实况，以为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打的，但调查不出其实质。初时，第12军总司令DiaKud曾到处贴告示:“我们原是朋友，共同打马来西亚，为什么变成打印尼？……希望你们不要留在此地，回去更好……”。面对印军进山搜索，我军开展麻雀战进行骚扰，也袭击进农村的印军。但接下又发生了2个印军去甘榜采波罗蜜被火焰山部队歼灭，并缴两把AK47。同时，於8月25日有12个印军去参加李三保、杨长新的生日会，也被火焰山部队全歼。
这一系列的攻击行动，使印尼反动当局恨得要命，马上派了七、八千名兵力进行追剿。他们在华莪的宋彬港、马拉舨、上下板先、哇郎等华族农村进行四光（即杀、烧、抢与砍）政策，其中杀了几百名华族群众，约有整千名群众被迫上山，撤向巫落河港一带。上山群众跟火焰山部队在山里坚持一个月出。后来，印军来搜索，发生交战，部队同志在前面狙击，掩护群众转移。新军区司令苏玛尼走马上任，他采取怀柔政策，到处贴告示，号召群众，只要出来,就不对付。后来中老年、妇女、小孩先后出去，被遣送到山口洋、坤甸等城镇去，民兵和青年留在山上。出去的群众中出现坏分子，出卖了情况，造成几百群众被捕。
长达一年多的持续“围剿”。初期火焰山部队坚守阵地，敌军来就打。后来内部出现逃兵，有些沦为敌人的耳目帮凶，部分伊班群众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也反过来带了猎犬配合印军的军事行动。逐渐的困难越来越多，坚守阵地三个月后部队完全撤进大森林，坚持斗争。面对敌人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又面对粮食的短缺，火焰部队的领导人认为，分散战斗更有利于保存与发展。於是1968年1月后,火焰山部队北加同志与火焰山部队印尼共同志分开战斗。一年多后(1968年底)，火焰山坚持不了，黄纪晓带领剩余的成员转向第一支队去，又再撤进国内。至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从1964年成立，经过五年的在印尼边区的浴血奋战，终于坚持不了，完全撤回国内。
在攻打华莪军用机场之前，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不知情。攻打后不到一星期，印尼空军就到第三支队的双空去轰炸。火焰山部队原本是要分散和牵制“围剿”三支的敌军的作用，但攻打机场基地之后，却起了反作用，成为印尼皇牌军更疯狂残酷的“围剿”三支。
火焰山部队打华莪空军基地，虽然军事上是成功的，但不应单纯的从军事观点去看，若从政治的和军事战略要求的层面来看是不可取的，结果是得不偿失。
若是站在印尼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也可以看到这场攻打行动后的影响。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印尼右派军人的法西斯大屠杀与残酷镇压下，濒临瓦解的边缘。对保存下来的印共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教训后，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拾残局，重建或重整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为印尼人民指明斗争方向，顽强地带领印尼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在那时，他们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加以至整个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以及逐步建立革命政权。若能这样做，这将对西加省委的斗争和我们在边区的武装斗争都是有利的。但印共跟我们的合作引起了印尼右派军人的不安，尤其是火焰山部队的攻打华莪机场,和接连开展几场进攻战，导致他们下了铁心，要消灭火焰山部队和其他边区部队。
我军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去考虑，我军应不主动出击，即使有很好的夺武机会。主动出击，就失去争取盟友的机会，盟友就转化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树敌越多，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不利的地位。在印方认为，在不断镇压之下，印尼共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了，在西加还出现省委和北加革命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华莪空军事件给他们狠狠一揍，刺激了他们派大军来“围剿”。实际上，华莪空军基地夺武的成果不能持久也巩固不了。
四、西加印尼共的最后战斗
1967年初，印尼共成立了以鲁斯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代主席的新中央，并继续领导印尼人民进行斗争。1968年6月，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发动了对在爪哇省勿里达县南部的印尼共中央所在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使印尼共力量又一次遭受损失，鲁斯兰7 月被捕后被判死刑。
1968年初，火焰山部队已化整为零，印尼共所领导的大部分成员，有的下到昔邦，跟那里的群众自发力量结合起来坚持斗争：有的分散到山口洋、坤甸、三发等沿海地带跟地方同志结合起来，开展地下工作；西加印尼共省委书记苏菲安则带领了一股武装力量转辗於华莪、孟加影、中公港、上候、横平山里、松柏港农村以及米仓港上游等一带。
1971年，印尼共在米仓召开了一次西加印尼共扩大工作会议。会议是由苏菲安主持，还有陈文协、郭明山、老马、老潘、邓武吉等10多人参加。会议提出建党和开展群众工作，以及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会议有总结一条经验：要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就要作长期的准备，而且要有人民的觉悟和参与，才能进行武装斗争。苏菲安强调，往后的工作重点是在卡江上游，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华族为主的在三发、华莪一带。
印尼共订1972年5月25日为“升旗日“，在兵营等处升旗，在沿海城镇广泛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结果招致敌人从三发至坤甸沿海城镇进行大逮捕,使印尼共遭受严重的损失。
1972年，印尼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仍在昔邦、华莪和卡江等一带坚持斗争。但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在“围剿”中牺牲，有些被捕，有些离队投诚，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遭到削弱。
苏菲安带领的10多人最后一股武装力量，是以合法的身份潜伏在Kualan自己的伐木场。1973年，印尼反动当局出动了特种部队——红帽兵，从山口洋和坤甸分二路合击苏菲安的部队。
在敌人不断“围剿”打击下，最后只剩下苏菲安和他的两位警卫员。当时他分配其中一个警卫员下来搞粮食，不幸在途中被捉。叛徒带着印军上去包围苏菲安。印军在包围袭击中打中苏菲安的头额而壮烈牺牲，另外一位警卫员逃出，后向敌人自首。至此，印尼共在西加党组织陷于全面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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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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