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了约半个世纪的故事之二：
砂共游击队第二支队
: 老温
5:51pm 13/06/2010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驻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巴莱加拉岸(Balai Kerangan)至史奴都(Senotu)地区。成立时人数有六十多人,政委是沈友贵，副政委是杨贤华(杨小杨)，司令是温国鸿（赖百佳）。
这一地带都是偏僻的民族地区，要在这一地带活动、建基地,必须重视搞好民族工作。其实，汶莱“12.8”事件前后，组织都已派干部开展这一带民族工作。当成立第二支队时，这些民族工都参加了部队。第二支队成立后，我们继续开展这一带的民族工作。我们派民族工定居甘榜，通过医疗服务、开办学校、文娱活动、开会和参与土著民族的劳动生产，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通过努力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这些群众跟我们同志站在一起，积极支援我们的斗争。这些群众主动帮忙我们同志开芭种稻，还帮忙囤集粮谷。这些伊班民族兄弟经常到同志们的营地，还背来了米和杂菜给同志们，跟我们打成一片。这些群众有些想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们多不敢接受，仅收六位,也同意有时让他们回甘榜居住。在敌军“围剿”时,敌人对土著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其中在史鲁都Sekajang的甘榜头被印尼军野蛮杀害，还有几位民族青年，被捕时用香烟烧灼得红肿也没有使他们屈服。不过在敌人的反复不断残暴镇压下，后来群众被分化了，大部分感到害怕，有的变成反对我们，甚至杀害我们的队员，提着人头去领赏。
我们的武器来源，是沈友贵、温国鸿通过西加里曼丹的一个军队司令Diawkudu搞统战，搞到约2百支来福枪和轻机关枪、四支中型机关枪、三支手枪等，还有大批装备弹药。第二支队还搞到一万元马币，和一个小型广播电台。这个北加里曼丹革命之声还播了一小段时间。这些从统战搞来的武器、弹药等，多数交上总部。第二支队也有派人到三支去训练，有些人与枪支就留在第三支。
这支队除了军训和上政治课之外，还进行了劳动生产，我们种了稻、赤豆、蔬菜和杂粮等。粮食除了自己动手自供自给解决一部分之外，有的从统战工作中得到解决。
第二支队有分为二处：在下游的A处，以Sentas为中心，是由彭福贵（刘振华）负责；在上游的B处，以Senotu为中心，是由杨贤华（杨小杨）负责。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沈友贵则在这两处轮流走动。1966年，总部内部领导闹矛盾，又对第二支队不关心，给二支带来负面的影响。当时温国鸿带了几位向印（尼）方投诚，二支又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加上支队主要干部又不团结，处境艰难。
1967年，印尼军对我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在第二支队活动的所有甘榜都有驻兵，初时一个连分驻守三个甘榜，后来每个甘榜驻有一连的兵力。其中史奴都甘榜只有四十八户人家，却驻有几百名兵力。这些印尼兵对当地居民进行偷窃、强奸，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令群众无比愤懑。
第二支队曾跟印尼军队发生多次战斗。1967年4、5月间，Poh的营地被印尼军攻打，双方激烈驳火，我方没有死伤，敌军却在自我枪战中死伤一批。
1967年下半年后，第二支队跟总部失去了联系。沈友贵也派有小组回国内联络，也音讯杳然。他决定自己回去，但在要回之前，在一次被敌人袭击中受伤，杨贤华却牺牲了。
1969年5月，沈友贵带了几位同志回国内，走了整个月总算顺利地回到地下领导中心。随后，又派人倒回边区把余下的第二支队人员带回国内，并全部编入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老温
主题:砂共游击队第二支队
送交:黄庭
转载自《大马华人网站》
一段尘封了约半个世纪的故事之三
全军覆灭的第三支队
: 老温
06:39am 14/06/2010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於1965年11月下旬，营地建在双空巴拔山地区。双空山海拔6000尺以上，周围80公里山峦起伏，山势陡峭，绝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盖覆。山区内分布有九座达雅长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就在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不利的群众条件下，扮演着一部可歌可泣的战史。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人数约有200人，队伍是三个支队中最大，领导力量最集中，战斗力也最强，加上总部也设在第三支队驻地，总部的司令和政委更兼任三支的司令与政委。这样，第三支理所当然成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主力与核心。
为了更好与更有效地进行领导与指挥，大家决定在第三支中设立一个指挥部。它由总部成员加上庄其全、赖水、温长江、彭梦合、黄祥明、陈金贞、黄生祥、刘月辉、陈宗有和刘业勇等同志组成。
1966年2月,叶存厚从印尼椰加达(即雅加达)几经辗转来到第三支队,经会议决定，叶存厚加入总部和接任政委之职,原政委黄纪晓改任副司令。
第三支队成立时，印尼的政治舞台已风云突变，印尼从过去的支持我们的反马斗争，转变为反对我们的斗争，只是由于当时他们要应付内部问题而一时无暇对付我们。因此,当时部队除了进行生产,搞运输，准备战备粮，还进行一般的军事训练，同时还派大批指战员开展周边的长屋群众工作。同志们当时以木薯为主粮，物质生活虽然清苦些，然而生活还算安定。直到1966年中，印马开始准备联合对付我军，第三支队因此也就开始准备反“围剿”的斗争。
由于是第一次准备面对“围剿”，大家完全没有经验。第三支队领导前后于1966年8月和9月召开了两次冗长的会议，研究反“围剿”计划，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激烈争论。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由林和贵提出，经同志们修改补充的如下反“围剿”斗争计划.
1966年9月11日早上，在我军某生产地发现敌情，同志们便撤退。当天下午，派出郭文忠和斯能（达雅族）两位同志到早上发现敌情的生产地侦察，结果被印尼兵逮捕。敌人从对两位同志审向中得不到什么情报，于是第二天便将两位同志枪杀。对两位同志被杀事件的看法和处理,叶存厚和杨柱中与林和贵和黄纪晓的意见不同。
叶存厚认为这两位同志遭害是印尼反动派向我军“围剿”的序幕，应坚决为牺牲同志报仇，应撤退我军设立在双空的公开站,准备主动伏击敌兵。林和贵和黄纪晓则认为，两位同志们的遇害可能是印尼右派向我军“围剿”的序幕，但也可能是右派军人的个别行动，我们应对此事持慎重态度，在明确了印尼右派军人杀害我们同志的目的，即确定了对方的政策后，才主动袭击敌人比较恰当，对于双空的公开站可慢些撤退，先通知双空公开站向敌方提出强烈的抗议。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延长与敌方的统战关系，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但若由对方首先采取决裂行动,我们只得坚决进行战斗。
由于一段时间来叶、杨与林、黄在处理其他一些问题时的意见也有相左，产生一些矛盾，而且叶、杨在此之前本来就对林和贵的官僚作风及其他一些缺点有意见和不满，加上林和贵又没有按照“9.19”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去东部，而却留在西部到第三支队来,对此,叶、杨甚为不解和不满。因此叶、杨与林的矛盾日益尖锐，无形中成了叶、杨一方与林，黄的又一方。
尽管林和贵没有去东部而留在西部的问题，后来经开会承认他在西部的领导地位，然而并没能因此而完全消除叶、杨对林的疑惑和不满。
1966年5月间，经领导会议研究决定第三支队指挥部改组成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司令部由杨柱中领导、政治部由叶存厚领导、后勤部则由黄纪晓领导。而林和贵、谢嫣素等则留在后勤部属下的生产部工作。
1967年1月间,林和贵决定离开第三支队，并且认为在离开第三支队前要把与叶、杨的关系问题跟一些同志说明。
1967年2月7日，林和贵准备离开第三支队，当天早上得到通知出席一个会议。会议由黄祥明负责主持，是一个大型的群众性会议。这个所谓“民主斗争”会议，说是针对第三支内部出现的矛盾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批判，然而，会议上更多的是批判倾向林和贵一方干部和战士的问题，有的发言还带攻击性的，会议带有宗派气息。因此会议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和矛盾，相反却扩大和激化了矛盾。显然，会议是起着坏的影响。会议后林和贵等先后离开了第三支队。
随着印尼右派军队的“围剿”逐步加紧，加上内部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部队内部逃兵开始增加，面对这种情况，部队领导提出，在规定时间内愿意离队者，部队可以负责遣送，否则此后再逃跑者，则以军法处置。因此部队曾经集体遣送一批为数十几位同志离队，在往后的严重反“围剿”中，部队亦曾抢决过逃兵。
以下根据第三支队同志，其中两位同志是在1969年3月叶存厚和杨柱中牺牲后约两个月间先后被印尼兵逮捕的；另三位同志是在1968年底先后被印尼兵逮捕的同志们的回忆。
1967年7月15日，火焰山部队在华莪地区攻打印尼军的华莪空军基地后的一星期的一个早上九点半，印尼空军飞机一架，飞到第三支队二号芭和三号芭的生产地，投下十几颗炸弹。过后大约十分钟，两架军用直升机向二号芭和三号芭周围的树林扫射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还投下传单。大约半个月后，印尼大兵进驻双空地区的甘榜打梦、甘榜文汪、甘榜双空、甘榜士拉央，以及整营军队驻扎在三八洞。敌兵在直升机场还空投粮食。
接着，印尼兵在“围剿”中，进攻了第三支队的主要据点四号芭，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放弃该据点，从此转入大森林，开始了极为艰险困难的反“围剿”斗争。
起初指战员们的体力还行，虽然吃的是野果野菜，还有盐、干粮等调配。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敌兵追击，持续的驳火后，死伤人员的增加，部队战斗力逐渐减弱。
到了1968年中，由于敌兵依然不停的追击，队伍人多更难解决食物等困难，被迫把队伍分成两部份转移。由黄祥明和林广民带的一队，出发时有20多人，途中饿死的饿死。其中一个上午，本来规定六点出发，黄、林到8点多才出发，才走一个小时,就受到敌军居高临下的袭击又牺牲了几位同志。一个月后到跟叶、杨集合时，这一队只剩下8位同志了。之后两部份同志只好又再集中一起转移。
这段时间部队除了遇上敌兵时战斗外，就是找吃的。然而再也没有木薯、榴连、竹笋可吃，只好吃树头酸、山番薯、山香蕉芯、榴连叶等，所有能够吃的各种树叶。如果偶尔在山沟里抓到小鱼,用火烤了骨头全吃了；有的同志抓到小鱼小虾放进嘴里就吃；有的同志还吃蚯蚓和昆虫，等等。总之，看到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加上没有盐,有的同志不但脚肿大，脸也开始浮肿起来，个个同志瘦骨如柴，他们走在山垄又累又渴，不能下山找水喝，一下山就爬不上来。同志们都带病行军，平时几分钟的路程要走整小时，个别同志走不动，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有多少次有多少个同志走不动了，跟不上队伍，有些主动要求留下来，同志们扶他们躺下，简单盖个棚子，第二天拿点吃的野菜倒回去给他们时，他们已经断气了！
由于有的同志被捕，有的牺牲，有的被土著杀害，有的离队,有的病死，饿死，人员越来越少。到了1969年2月间，只剩下30多位，而有约半数是病号，行动都非常困难。此时有病弱者向叶存厚和杨柱中提议，为了不影响大家，把他们放下，然而叶、杨表示不能放弃他们，要死大家一起死！于是大家继续一起转移，躲避敌兵的追杀。
1969年2月尾，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的同志，到一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住，由坚利同志带队。可是，转移到半路被敌军袭击，整小队全部牺牲了！
到了1969年3月中，队伍只剩下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陈水和、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3月25日上午10时，我们又遭到印尼兵的突然袭击，政委叶存厚和司令杨柱中光荣牺牲！我们六位同志几天后又被袭击，又牺牲了水和、和秀妹二位同志。那时仅剩下4位同志，为了找粮食到一块旧稻芭一间小茅屋住。曾永光不大会走了，留在小茅屋里，其他三位同志去找木薯，又被敌军追杀，陈梅枝当场牺牲。她们跟曾永光同志失散了。两位女同志实在走不动，只能爬着前进。最后三位都先后被活捉，并在印尼坐了六年的牢。至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覆灭了！
探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覆灭, 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覆灭的直接的主观原因是,叶存厚和杨柱中对敌军“围剿”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的轻敌思想，以及过份强调“双空武装红旗不能倒”，而形成死守根据地的保守的左的军事思想路线造成。如果叶、杨能在适当的时候坚决主动放弃双空，做战略转移，就不至于全军覆没。在游击战争中，必要时暂时放弃根据地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客观的看，在敌人的严重而长期“围剿”下，像双空那样群众不但觉悟低（先前支持部队的群众，后来不少反过来反对部队）,而且群众人数少以及地域不大的不利条件，加上部队战斗力还不够强，即使主观指导正确，也不可能胜利坚持双空，也只能暂时放弃双空，做战略转移。
第二，第三支队隔邻的火焰山部队攻打华莪空军基地，引发印尼军方强烈报复，造成对第三支队的加重“围剿”的极大压力与打击。
第三，由于林和贵没有按“9.19“会议决定去东部而到三支，造成三支领导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和矛盾斗争，造成的消极影响,并一定程度的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老温
主题:全军覆灭的第三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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