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日] 高田太久吉 著 武萌 张琼琼 摘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7期
高田太久吉为日本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长期致力于世界经济问题研究。日刊《前卫》2009年第5期刊登了他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的文章。文章深入分析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并为克服当前危机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源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凸显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下，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
现代资本主义已进入探索新体制的时代。本文以此次危机反映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局限性为切入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在克服当前经济危机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的分析，提出应对危机的可行性建议。
一、危机的特质
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制度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元由金本位兑换转变为不兑换货币，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取代，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极不稳定。1980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先后发生了1987年“黑色星期五”危机、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和2000年前后的IT泡沫破灭等危机。与之相比，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严重。
（一）“二战”后首次国际性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下的首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究其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快速发展的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的结构变化、金融体系极度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首当其冲。
1与以往的股票市场和社会债券市场结构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市场伴随美国房贷和消费贷款的增加而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低利率和剩余资本迅速膨胀。但这并未引起无论是金融业界抑或监督机构的重视，国际监管机制功能缺失。
2 20世纪80年代后，基于财政理论的金融工程学被广泛引入金融交易领域，并由此产生了总额达600兆美元（2007年末）的巨大金融衍生品市场。①各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交易紧密关联，形成全球性“风险连锁”。大部分衍生品交易游离于监管之外，“风险连锁”失控，其发展和蔓延机制变得无法预测。
3由少数大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家构成的网络，掌控着包括衍生品市场在内的现代金融市场中枢，而风险管理机制却严重缺失。伴随近年来金融证券化和金融产业变化，金融机构的风险中心由原来的违约风险（信用风险）质变为市场风险（利息、证券价格、汇率等变动产生的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严重滞后，难以发挥作用。
4美国的大型证券信用评价公司和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支撑着以投行为首的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的证券发售，但其业务本身却存在深刻的利益互斥问题。伴随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崩溃，一直以来作为证券市场“守门员”和市场准入的大型信用评价公司信誉扫地。金融保险公司业务模式的致命缺陷暴露，资产担保证券的价格支柱瓦解，市场全面崩溃。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金融证券化商业模式和交易体系十分脆弱，相关国际规则、制度和监督机制极不完善。几乎所有政府、金融当局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均未遏止危机的发展。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危机。
（二） 经济金融化
危机发生前的20多年里，在美国经常性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不断累积的“过剩货币资本”为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大规模流入金融市场。过剩货币资本的不断积聚与企业、家庭、公共部门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激增形成鲜明对比。金融市场中的贷出方同是借入方，债权与债务形成了内外一体的关系。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与金融产业急速膨胀（经济金融化）。优先考虑金融产业与投资者利益的“金融立国论”影响不断扩大，主要产业领域出现生产过剩，一味重视企业财务状况的经营模式导致实体性投资和研究开发停滞不前。
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依靠增加企业、家庭、公共部门、众多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维持市场需求，通过持续性资产通胀（泡沫）使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及其控股企业获取金融性收益的虚拟资本市场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体制。此次金融危机正是这种资产通胀依赖型经济体制发展至极限后，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和信用骤降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
（三） 投资银行模式的终结
由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全面崩溃，过去20多年中引领“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证券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型投资银行大多濒临破产，其经营模式走向终结。
源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模式是无实际储蓄存款业务的“影子银行”模式，它规避大多数规定和监管，开展银行业不被允许的证券业务和高利贷等业务，以追求高资本收益率和高股价为目标，被称为组织—买卖（OAD）商业模式。
大型投资银行、机构投资家、大证券信用评级公司、保险公司等华尔街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捆绑式发展至今，形成了金融投机依赖型“基金资本主义”，投行模式的终结意味着这种模式的破产。③
（四） 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与“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资产证券化市场出现多米诺骨牌式崩溃。大型金融机构发生“波纹状”经营破产危机，银行间短期金融市场④因短期流动资金枯竭而陷入瘫痪。为挽救短期金融市场，各国政府和金融当局纷纷实施无限制“流动性供给”，动用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救济和介入。此举甚至被西方媒体戏称为“金融社会主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提出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论⑤的虚构性暴露无余，政府和监管机构推出的“太大而不能倒”政策，显示出现代金融监管制度潜在的两难困境。
二、现代资本主义的局限
通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考察金融市场的深刻病因，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历史局限。
（一） 货币资本过剩与经济金融化
过去20多年中，伴随结构性变化和巨额过剩货币资本膨胀，金融市场与金融产业极度肥大化。金融资产和债务的同时膨胀导致经济金融化。
金融市场以高于经济增长率几倍的速度迅速膨胀，金融产业的规模和利润剧增。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资本市场所左右，“重视股东利益”的经营模式被大大强化。企业一味优先考虑股东利益而无暇顾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为维持股价而抑制积极投资，借款买入本公司股份、抬高股价、控制人工费用和裁员。而金融当局为维持证券价格和经济繁荣不断采取低息政策，有计划地将储蓄导入证券市场。一方面，企业投资和家庭支出缩减、国内市场萎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货币资本不断膨胀，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极度失衡。⑥
（二） 风险管理中空化与次贷膨胀
世界性货币资本过剩引起了次贷市场和证券化资产市场的异常膨胀，以及不动产和衍生品证券的复合性泡沫（不反映实体经济的增长、只反映过剩货币资本的资产通胀）。银行贷款通过住宅贷款中介的掠夺性扩张迅速扩大至低收入阶层，汽车、消费、助学等贷款也因审查放宽而大量流入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彻底中空化。
现代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础和支柱瓦解，自身已无法进行机能修复。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依靠掠夺性金融和资产（虚拟资本）通胀维持 “经济增长”的现代资本主义遇到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三）金融危机恶化源于实体经济的恶化
危机虽得到各国政府和金融当局的空前干预和救济，但最终失控并发展成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率大降、失业率骤升、企业破产倒闭激增。现代资本主义的累积性构造不仅蕴含着金融体制的各种脆弱性，还孕育着实体经济深层的脆弱性：生产过剩、收益低下、生产性增长困难、家庭与政府的债务依赖型市场需求、过度的国际竞争等。
（四） 大型金融机构间合作机制失效
各大金融机构未能构筑起防止危机蔓延的必要合作机制。回顾近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危机、大型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危机发生时，本为国际市场竞争对手的大型金融机构，在遇到连锁性风险的威胁面前达成了被动合作，最终渡过了难关。
但2007年末至2008年春，由花旗银行、美林证券等发起，得到美国财长强力支持的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SIV）计划，不仅未获得欧洲和日本的大银行的合作，即使在美国国内亦最终被迫流产。这也说明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特殊性。
（五） 原油、商品市场的投机市场化
全球流动的投机资本不仅进入不动产和证券等虚拟资本市场，也侵入了原油、商品及其他实体市场，致使包括原油和农产品在内的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剧烈震荡。
受其影响，金融市场乃至社会保险、劳动力、环境、能源、食品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诸多领域都出现混乱。货币资本过剩和限制松动导致投机活动剧增，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法避免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与自然、资本与人类、资本与社会的矛盾激化。人们对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安、不信任和批判高涨，最鲜明的例子是最近在拉美诸国对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关注。⑦
三、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
多年来无限制的政策放宽和过剩的资本积累，致使经济体制自身的结构性、复合性矛盾加深。
（一） 政府、监管机关的责任和职能
作为此次金融危机主犯的华尔街和作为其监护人的政府、金融当局，未能控制危机的爆发和蔓延。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不健康且无计划的信用膨胀和投机活动，破坏了金融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国际金融市场整体成为一个巨大的传销网。
要恢复金融体系的健全和稳定，就必须正视金融市场存在的各种制度性问题，全面重建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要以改革国际清算银行（BIS）体制为中心，重新建立银行和评估公司市场准入人功能，大力强化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
1重新评价国际清算银行扭曲的评估制度，构筑以银行经营的健全性和安全性为依据的、多指标的、综合性的监控机制。大力提高信息公开标准，从根本上改善包括各种资产负债的会计制度。
2基于所谓“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各主要国家的央行采取了大规模“流动性供给”措施，用于购买价格暴跌的证券和实施信用保证；投入巨额财政资金购买不良债权、提供担保和注入资本，甚至实施了部分银行的国有化。但濒临破产的银行在得到政府的巨额资本注入后，又并购其他濒临破产的银行。要采取综合措施，抑制大规模金融机构的并购再扩大。
3此次危机的深远背景是证券公司、对冲基金、投资基金、消费金融公司、借贷公司等所谓“影子银行”的资产膨胀。这些金融机构不经营储蓄业务，没有储蓄保险等安全保障体系，无法受到实际监督而被放任自流。这致使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等也主动规避监管，将业务向影子银行转移，而政府、监督机关和银行间都无法把握真实交易情况。故而，必须对属于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实施与银行监管标准相仿的严格监控。
4现代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迷宫，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上约有70—80家所谓“逃税天堂”，它们控制着国际资本转移的半壁江山。要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就必须采取措施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和企业使用这些不正当手段，直至将其彻底消灭。
5从根本上加强对外汇、证券和商品市场的监管，抑制其投机行为，保护健康企业和投资者。严加限制衍生品交易、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关系人们生活领域的投机活动。
6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革时价会计制度。时价会计制度根据各种虚拟资本的价格对投资者的复杂组合证券进行评估，其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价格，这种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评估体系极其危险。在新制度出台之前，首先应限制资产担保债券的发行。
（二） 金融主导型经济的转型
限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以及“基金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构筑有益于兼顾家庭经济活动和健康企业经营活动的金融体系。转变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立即停止政府、金融业界和部分专家高举的“金融立国论”以及毫无根据的所谓“国际标准”理论。
（三） 限制投机热钱
为恢复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抑制过剩货币资本转为投机热钱，必须构筑有利于货币资本可持续增值、改善贫困等社会问题、抑制地球变暖和科技文化发展的新型金融体系。
严格限制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邮政储蓄等领域的资金流向投机市场。废除鼓励金融收益的措施，对金融所得课以高于一般所得税的累积课税。改革投行和衍生品交易，对有争讼预期企业的并购，要研究出台包括第三方审查制度在内的妥善规定。祛除不合理的“企业是股东的企业”的危险论调。
（四） 建立代替“华盛顿共识”的国际新秩序
构筑基于多国合作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取代直至今日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强加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未采取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政策，反而充当美国华尔街政策向全世界渗透的先锋。在此次危机面前，美国为维持其经济霸权，表现出同欧盟、亚洲各国、拉美各国等展开合作的姿态，旨在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的部分修改，使其继续服役。着眼未来，必须建立一个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的危机管理机构，通过真正的国际合作，实施切实反映发展中国家利害状况的危机应对机制。采取措施加强那些因美国干预而逐渐弱化的联合国有关发展中国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的机构。
四、尚不可预期的危机
过剩货币资本累积导致了经济金融化，新自由主义支配下金融自由化和制度民营化不断发展，导致了金融证券化失控，最终引起了深层次、复合性的世界金融危机。仅从其已经出现的庞大资产萎缩来看，危机在短期内难以克服。但对此次危机的发展要有正确的认识。
1从世界范围看，具有潜在增长可能的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地区仍然存在。且其中最有发展希望的国家（中、印、俄、阿拉伯产油国等）的话语权在上升。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较小，金融危机对其宏观经济的影响比美、英等国要小，而且政府更容易采取果断的措施。
2以欧盟诸国为代表的先进工业国，采取的是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型经济资本主义路线（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等）。这些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缓解因消费需求降低和失业率上升等导致的压力。另外，这些国家国民较高的储蓄率使得资本流入投机证券市场的机制落后于美、英等国，而且其对衍生品和避税天堂的限制措施较为积极。
3即使在美国，过剩投资并非已深刻波及所有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产业领域的投资一般不太活跃，这抑制了过剩设备的累积。但美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储蓄率处于负增长状态将会给今后的经济走势带来深刻影响。
4虽然至今各国政府、金融当局正在实施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政策，为防止金融机构连锁性破产，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救助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最终效果如何，尚难预测。
5从中长期来看，中、印等亚洲诸国、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诸国、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社会主义”诸国、乃至非洲诸国，经济增长潜力很大。伴随上述地区持续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些地区将会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倘若发达工业国家能与中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构筑起国际合作机制，世界范围内较长时期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将值得期待。
6克服危机的措施是否会带来经济的稳定恢复，将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会导致新一轮泡沫经济密切相关。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措施，抑制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家的投资活动。重新审视金融当局采取的 “流动性”货币供应政策。经济复苏需要的是建立在市场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购买力提高和投资恢复，而不是盲目的流动性货币供应。股市的维持和复苏也不应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7斩断银行倒闭和股价下跌与金融市场结构性风险的关联。废除对面临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援助措施。政府不应救济作为盈利组织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而要确保作为“公共财产”的金融市场、结算体系的机能恢复和运转。
8必须认识到作为“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实施对象的巨大金融机构，业已发展到了超过人类所能控制和经营水平的巨大规模、复杂程度和广泛化程度。倘若轻率地依据“太大而不能倒”政策进行大规模金融机构改革和实施无原则的救助，将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
五、结论
与“二战”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过的几次危机相比，此次危机破坏程度前所未有。各国政府、金融当局不断出台的救助措施亦是空前的，但这并未能控制金融危机的扩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各国推崇的，所谓“三位一体”经济政策的影响力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1巨额货币资本不被用于生产领域，而被作为投机资本注入金融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乃至进入原油和农产品为代表的重要的商品市场，并将这些领域变为危险的金融投机市场。
2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生产过剩状况不断扩大，而市场需求却急剧下滑。这导致世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企业大举裁员、失业增加，贫困阶层规模不断扩大。
3支配国际金融市场的大规模金融机构相继破产，一直推崇宽松管理政策的各国政府和金融当局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救助和国有化等措施。
4欧盟和美国等国的政策存在明显不同，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社会经济体系的新探索在世界范围内展开，部分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也在展开。
从根本上批判“三位一体”政策，在清楚认识其危险性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对现代资本主义不能仅限于对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过剩的货币资本成为危险的投机资本而无法给苦于失业和贫困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不仅是“市场的失败”，也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应对当前经济危机，首要的不是急于制定金融市场恢复政策。恢复实体经济、提高企业收益、增加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是一切政策的前提条件。没有实体经济的恢复，经济危机很难应对。各国政府要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实施刺激市场需求政策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提高国民的信心，并引导企业的投资着眼于长远发展。
注释：
① 由汇兑、债券、证券及其他“原生资产”派生出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的总称。它的主要目的是规避现行的金融贸易规定和转移风险。
② 有关美英的典型债务依存消费需要，参考Montgomerie,Financi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Rising Consumer Debt Levels in Anglo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CRESC Working Paper No43,Dec2007.
③ 详见论文，『サブプライム問題に現れたローン証券化市場の虚構性』，『前衛』,2008年2月号。『資産証券化市場の膨張と金融市場：サブプライム問題の本質』，『経済』,2008年4月号。
④ 信用票据市场、债券买断式回购市场等。
⑤ 一部分专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市场引起的问题已被严密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所控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危机已被封杀。参考BBernanke,The Great Moderation,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siation,Feb202004.
⑥ 1980年，世界的GDP总额（101兆美元）和世界金融资产总额（109兆美元）的规模大致相同；到2006年，前者为483兆美元，后者则为167兆美元（约为前者的35倍）；若算上衍生品市场的"估算资本"（600兆美元）的话，其差距约达15倍。美国的消费者信用卡借款余额所占的名义GDP比例，1980—1990年平均为137%，2000—2006年则上升至187%。同样的比例，在英国由52%上升到169%，增加了3倍以上。参考：Bank of England,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No24October 2008,および、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pping Global Capital Markets,Fourth Annual Report,January 2008论文：『現代資本主義論としての"経済の金融化"論』，『企業研究』第14号，2009年3月。
⑦ 参考：『大転換』，カール?ポラニー著 ，野口建彦、栖原学訳，東洋経済新報社，2009年。
［武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张琼琼：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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