蜱虫是美军重要的生物武器--此次蜱虫事件让人想到《257实验室》 -

　　这几天，美国人被三只老鼠“整”得不轻。大约2周前，美国实验室内三只感染了鼠疫的老鼠突然神秘失踪。人们担心，这些老鼠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里，可怕的恐怖袭击可能随时降临。

　　目前，FBI和CDC的调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引起美国民众对于实验室安全性的担忧。

　　FBI搜索三只失踪小鼠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鼠疫和鼠疫疫苗方面的研究比以前多了3倍。这意味着，各个实验室里被注射了鼠疫杆菌的实验小鼠比以前多了很多。9月15日，美国多家媒体在头版醒目位置披露，在美国新泽西医学与牙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里，3只感染了鼠疫杆菌的实验小鼠突然间“人间蒸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8月18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24只小鼠注射了鼠疫杆菌。3天后，只有8只小鼠幸存，其余16只小鼠都死于鼠疫。小鼠究竟是哪一天失踪的，研究人员也搞不清楚。但8月29日那天，他们猛然间发现原本活着的8只小鼠只剩下7只了，16只死小鼠的尸体也只有14只。就这样，3只感染鼠疫杆菌的小鼠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研究鼠疫的实验室属于高度戒备地点，其生物安全级别为3级（最高为4级），因此专家们对这次小鼠失踪事件也感到震惊。由于新泽西医药与牙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是一家专门为联邦政府做反生物恐怖袭击方面研究的机构，所以事故发生后，美国官员感到十分紧张。他们担心，这些小鼠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里，灾难性的生物恐怖袭击就随时可能降临。

　　为找到这3只神秘失踪的小鼠，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全国范围展开大搜寻。目前初步断定，3只感染鼠疫杆菌的小鼠没有落在恐怖分子手里，那只活着的小鼠很有可能会死于注射的鼠疫杆菌。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美国民众对实验室安全性的担忧。罗格斯大学的微生物专家理查德·埃布赖特批评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反生物恐怖袭击研究项目现在越来越多，但安全措施却很不力。《257实验室》一书中披露的内幕新闻正在更多的实验室里重演！”

　　《257实验室》震撼美国

　　2004年，一本名为《257实验室》的书震撼了全美。书中披露了一个令人异常震惊的秘密：在紧挨着纽约市的普拉姆岛上，存在着一家绝密生化实验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在美国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均是源于该实验室！

　　这本书是纽约曼哈顿的律师迈克尔·卡洛尔在调阅了大量军方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基础上，费时7年实地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卡洛尔在书中所提到的257实验室，就是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疾病研究中心”，257是它的军方代号。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代号和实验室的内幕一样，绝密不为人知。

　　卡罗尔在书中写道：“第一例莱姆关节炎，1975年源于康涅狄格州的莱姆小镇。这个小镇就在普拉姆岛西南数英里处。根据绝密档案记载，当时“动物疾病研究中心”养着成千上万只虱蝇，而这恰恰就是莱姆关节炎病毒的宿体和传播者。美国政府的绝密档案还准确记载着，在莱姆关节炎大规模暴发两三年之后，安全检查人员发现实验室主楼的房顶居然有多处四分之三英寸的裂缝，空调系统也有外漏现象，而按要求，整个实验室是不容许有丝毫裂缝的，因为这意味着实验室的病毒极可能会外泄。”

　　1999年，让美国人闻之色变的西尼罗河病毒暴发。卡罗尔写道：“就在第一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人类事件发生之前数周，普拉姆岛附近北福克的13匹马暴病而死，事后发现是西尼罗河病毒在作怪。第一例人类感染西尼罗河病毒是1999年8月2日，是在纽约的皇后区，恰恰是在普拉姆岛的另一端。8月8日，距离普拉姆岛不远的布洛克斯动物园内大量动物染病，同样离普拉姆岛不远。”

　　卡罗尔指出，这家曾经被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实验室”。它栖身在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边，收藏有地球上最危险的多种病原微生物，而它的安全保卫设施还不抵美国普通中学的生物实验室。

　　实验室安全警钟长鸣

　　《257实验室》一书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还无法评判。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随着实验室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各种微生物研究的不断深入，实验室泄漏事件日益突出，甚至形成公害。

　　经美国权威机构鉴定，从2001年以来，在美国境内屡屡制造恐慌的炭疽病毒，来自于美国军队的生化实验室。这一可怕病毒已造成数人死亡，几十人染病。

　　2003年1月11日，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巴特勒教授检查实验室的时候发现，实验室中30份鼠疫杆菌样本不翼而飞。60多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紧急搜查后，并没找到这批鼠疫杆菌样本，且实验室似乎也没遭到入侵迹象。

　　发生于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布氏杆菌病实验室的一起布氏杆菌泄露事件，共感染了45人，死亡1人。美国华盛顿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次Q热实验室感染，导致153人发病，1人死亡。

　　2001年，在英国波布特莱尔实验室东北方向50公里的布伦特伍德地区首先发生了口蹄疫。据分析，口蹄疫病毒很可能就是从波布特莱尔实验室里泄漏出来，经过空气传播到布特伍德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口蹄疫爆发。

　　最恐怖的事件要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实验室泄露事故。1979年4月3日，在位于前苏联乌拉尔南部的大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爆炸，约10公斤的炭疽芽孢粉剂泄露，爆炸释放出大量的细菌毒雾，造成附近1000多人发病，数百人死亡。

　　这一桩桩、一件件恐怖事件，人们不禁要问：生物实验室，到底是否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WHO）一直非常重视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早在1983年就出版《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将传染性微生物根据其致病能力和传染的危险程度等划分为四类；将生物实验室根据其设备和技术条件等划分为四级；其相应的操作程序也划分为四级，并对相应级别的实验室及程序进行规范。

　　2003年4月，《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以电子版形式在WHO网页上问世，再次强调良好的专业训练和技术能力对安全健康的实验室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人员对自身、同事、社会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尤其强调在对新发现的病原体进行研究时，一定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预先评价其危险性。

《257实验室》第一部分疫病大爆发

全文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7013.html

第一部分疫病大爆发

第1节：前言

第2节：莱姆病的关联

第3节：“纸夹”计划

第4节：莱姆病

第5节：《白俄罗斯的秘密》

第6节：莱姆岛

第7节：玩火自焚

第8节：毒袭击纽约州东岸

第9节：当时可真神秘

第10节：鸭子的死亡

第一部分疫病大爆发前言(1)

1998年5月，苏尔坦·巴希鲁丁·马赫默德（Sultan Bashiruddin Mahmood），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巴基斯坦籍核物理学家，在伊斯兰堡拥挤的街道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作为巴基斯坦原子能协会的主席，在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帮助下，马赫默德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研究开发出了核武器，并于当年5月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试验，以对抗其劲敌邻国印度的一项核试验。巴基斯坦举国庆祝马赫默德和其伙伴的成功，庆典之规模和隆重程度不逊于巴基斯坦的独立日。　　

马赫默德成了国家英雄。

但在2002年，他却被处以24小时房屋监禁，财产也随之被冻结。

马赫默德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毕业于英国，在90年代中期成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作为极端宗教分子，他敦促巴基斯坦采取其邻国阿富汗塔利班的生活方式，并强烈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Nuclear Test Ban Treaty），力争发展炸弹试验，正因如此，明智的巴基斯坦高层强制把他调离了原子能项目。于是，马赫默德来到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并在那里建立了名为UTN的慈善机构，该组织也称为伊斯兰社会重建基金会。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一个月，美国军方的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截获了马赫默德和塔利班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llah Mohammed Omar）之间的电话。此时，由奥马尔所领导的、支持恐怖分子活动的庞大帝国已经被美国军队逼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美国政府宣布，所谓的慈善团体“伊斯兰社会重建基金会”，实质上是恐怖分子阵线组织。此组织的资产被巴基斯坦的主要银行查封、没收，巴基斯坦军队也逮捕了他们的核英雄，并把他交给了美国的权威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J. Tenet）也立即赶往伊斯兰堡，亲自负责马赫默德事件。

在审讯过程中，马赫默德宣称，电话内容只涉及了奥马尔的个人安全问题，以及他想为自己的慈善机构在坎大哈建一个面粉厂。但是，他却没有通过接下来6个测谎仪的检测。马赫默德把检测结果的不同归结于技术瑕疵。但是，同时他也承认，除了在多个场合会见过奥马尔之外，他还见过沙特阿拉伯的百万富翁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其首席代表阿尔扎瓦西里（Al Zawahiri），最近的一次就在2001年8月。他描述的会面场景和全世界广为流传的录像带显示的一样。只是在那段录像中，本拉登还在与他的同僚策划破坏行动。马赫默德告诉审讯者，除了学校和面粉厂之外，本拉登其实还有别的设想，他说他拥有放射性原料，想建立“脏弹”核设备（马赫默德的儿子阿西姆晚些时候也确认了这一会谈，同时还表示，拉登还有“别的计划”）。

由于担心本已灰头土脸的核能项目将面临更尴尬的处境，巴基斯坦于2002年早些时候对马赫默德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位伊斯兰圣战组织权威刊物《克什米尔拥护运动》（Kashmir Jihad）2001年12月的封面人物，被巴基斯坦政府判处了侵犯国家安全罪。时至今日，马赫默德仍处于房屋监禁中，并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囚禁在他自己两层楼的家里。

巴基斯坦方面逮捕了马赫默德，美军也控制了喀布尔及周边地区，作为对恐怖主义宣战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陆战队搜查了马赫默德在喀布尔的住宅，以及UTN组织在此地的办公室。在这两处，美军除发现了马赫默德的著作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足以使马赫默德获罪的原始材料。其中一项是氦气球结构图，用于向空气中释放大量的炭疽热孢子，另外还有一份大型文件，名为《细菌：你所需要知道的》（Bacteria：What You Need to Know），以及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一捆从互联网上搜索的研究炭疽热疫苗的文稿。

此外，还有一本卷宗，内容是关于纽约的普拉姆岛外国动物疾病中心的信息。在这本卷宗中，甚至还有一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介绍这个岛屿的文章。

为什么与本拉登有密切关系的人会对这个地处纽约、不为人知的小岛这么感兴趣呢？

如果说普拉姆岛在美国并不是家喻户晓的话，那么对于像马赫默德这样的人，它却是如雷贯耳。当然，对这座岛屿的关注，在马赫默德与其同伴来说，显然不是因为海岸沙滩和摇曳多姿的棕榈树。

这个占地约341平方公里、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岛距纽约大约137公里，距长岛东端则不到3.5公里。绝大多数的地图上都没有它的标记，即便个别地图有，所标示的颜色也非红即黄，印有“美国政府—危险动物疾病限制区”的字样。

在长岛东端的奥连特尖岬与康涅狄格州之间，每天都有6艘能够装载1000人和120辆汽车的大型渡轮往返，途中就能看见这座小岛。尽管每年夏天，约有100多万人会在汉普顿度假，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猪排形的小岛，即便它就坐落在美国最大的人口聚集中心旁边。至于岛上是否有人居住，以及为什么地图上没有任何标示，则更鲜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决定写普拉姆岛。1992年夏天，我的一个朋友从康涅狄格乘渡轮到纽约。按照惯常的习惯，我把车开往灯塔方向，停在25号高速公路旁一条小土路的尽头，徒步穿过蔓延约2公里的海滩上茂密的杂草，就到了长岛的尽头。我爬上高大陡峭的岩石峭壁，峭壁斜对着沙丘，沙丘与海水相接，延伸到远方。远处的古老灯塔与其说有预警作用，其实更像一尊铸铁的咖啡壶。站在峭壁上，我看着长岛海峡的海浪与加德纳斯湾的洋流融合在一起，拍打着这大西洋边的悬崖，在空中溅起巨大的浪花，又回溅到海岸上。在薄雾中，我还可以看见北方约16公里处康涅狄格州长长的海岸线。灯塔再远处，就是一片广袤的绿色土地，除了一个蓝灰色的水塔像从一片绿色的帐篷中钻出来似的矗立在那里，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片荒废的土地。那就是普拉姆岛。这岛屿激起了我一连串的遐想：关于生化战争实验的谣传，致命的病毒实验的传说。莱姆关节炎据说就是从这里起源的，还有某个曾在岛上工作过的男人在暴风雨中得了某种奇怪而又无法诊断出来的怪病的故事，等等。但是，这个小岛看起来却是那样质朴无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巨大的白色渡轮慢慢驶入了普拉姆海峡, 也就是横亘在峭壁与普拉姆岛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海峡。当我回到车上时，我决定，终有一天，我要解开普拉姆岛的秘密。

这些就是我10年前的思绪。几年后，当我刚从法律学校毕业时，我重返故地，试图把零星的线索拼凑在一起，从而揭开故事的真相：普拉姆岛那扇深锁的大门背后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在继续）。为了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我投入到了很多生僻领域的学习当中：地质学、殖民历史、动物疾病、人类疾病、动物心理学、微生物学、细菌战、沿海炮兵、恐怖主义、灯塔以及美国印第安人的研究。我跟科学家、政府官员、当地居民、历史学家，以及曾经或正在普拉姆岛上工作的人员交谈，搜集这片不为人知、令人费解的土地的第一手资料。朋友们都觉得我对此近乎痴狂，他们没有错，这个“李子”（那些了解内幕的人这样称呼普拉姆岛），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对普拉姆岛的研究可谓五花八门，比如“人间大浩劫”、“无处可逃的山姆大叔之岛”，或者是“能与007系列小说媲美的传奇”，我最喜欢的名字则是：“寻找普拉姆岛，就好像寻找科学怪人居住的古堡。”但当地的一家报纸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那样描述那些在岛上工作的科学家：“他们每天乘坐渡轮上班，回家后享受天伦之乐，和普通的白领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是进行动物实验。”但是，当我深入研究、构思这个故事时，我却越来越觉得这很像小时候读过的科幻小说，只是，事实比科幻小说更加震撼人心。

我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农业部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声誉清白，其研究人员也不是那种给宠物看病的和善兽医。当故事逐渐成型时，我对他们的好感却随之灰飞烟灭。350多年以来，普拉姆岛一直都非安静祥和之地：原先它是印第安人捕鱼的前哨；后来成了英国殖民者饲养牛羊的牧场；1812年，这里成为英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战场；再往后，普拉姆岛又先后作为国防要塞、海军潜水艇制造工厂，以及美军生化武器实验室。自1954年开始，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疾病中心就负责保护国家价值上亿的畜牧业，使之避免受到国外病毒的侵袭，比如2001年在欧洲肆虐的口蹄疫。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普拉姆岛的任务则转向了生化细菌战研究。

今天，岛上不仅有美丽的海滩、岩石、森林、池塘、公路、其他建筑物，以及人——更重要的是，还有曾经在地球上肆虐的致命病菌。

在我上次访问普拉姆岛的时候，也就是我的第六次访问，普拉姆岛前技工本罗宾斯（Ben Robbins）陪我同行。本对普拉姆岛可谓了如指掌，因为几十年来，他每年都要为该岛绘制地图。我很快就感觉到，普拉姆岛就像一块疏于管理的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有毒的常青藤。”顺着本指着的方向望去，我看到路边一蓬蓬的灰色杂草，长得非常浓密茂盛。这片地处东海岸的茂密丛林，可能是这一带最荒芜、最疏于养护、最原始的土地了。

我们来到岛东岸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这里有一个美军气象观测站。沿着窄窄的石阶我们来到观测室，里面有风速检测仪和手绘的信号旗，以及气象专用的摩斯代码字母表。杂草从破碎的窗子和厚厚的鸟粪中冒出来，探头望去，外面是壮观、惊险的大西洋。

走出观测室时，我发现一楼的门背后有个储物盒，拂去盒盖上厚厚的尘土，我看到一行小字：喷雾器——化学用品——工程人员——军需物品。我很奇怪，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这里是岛上的制高点，如果进行室外病菌喷射或昆虫带菌试验，那么应该从这里开始吧？但这时，本在外面喊我，我只好出去和他会合，继续我们的旅行。

当我们坐面包车回实验室吃午餐的路上，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卡其布裤子，突然发现，每个裤腿上都粘着大约七八个黑色的小圆点儿，一下子我汗毛倒竖——这不正是蜱虫吗？我把它们一个个小心地掸到面包车的地板上，然后想：我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怎么能穿着无袖衬衫，也不戴帽子，就去穿越一人多高、茂密的灌木丛呢？看着在副驾驶座上和司机谈笑风生的本，我才注意到，他戴着红色棒球帽，穿着长袖衬衫。我想尽量保持冷静，但却仍然焦躁不安。

正在这时，我们忽然闻到一股烤焦东西的味道，那种浓烈的味道很难描述，就像是在灼烧什么有害物质散发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到一团浓厚的乌云向岛的西南方缓缓移动。“看，他们在焚烧动物。”本先生把头转过来对我说。乌云现在向加德纳斯湾及附近的岛屿飘去，再往前就是赛格港和汉普顿地区了。

当我们回到实验室后，我赶紧跑进了洗手间。我在T恤上发现了7个蜱虫，裤子里也有4个。我如临大敌，把头对着镜子，一寸一寸仔细地捋着头皮。接着，我又跑进洗手间的隔断，脱下衣裤，仔细地检查每寸衣服和身体的每个部分。结果，我又发现了4个蜱虫。还好，我没有被它们叮咬。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又从衣服上掸下了更多的虫子，尤其是徒步经过树下时，我一直都用双手护着头部。

当我的研究逐步深入时，我发现，西尼罗河病毒、莱姆病和普拉姆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当然，你无法要求一个岛屿开口为自己辩解，要想揭开岛上的重重黑幕，就必须设法让那些与这个岛有过接触的人开口。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岛上工作过，1个月或是35年，而有些则从未涉足过这片土地。但是，正是他们，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今天的普拉姆岛。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愿泄露这里发生的事情。在这本书中，重要的人物有杰里卡利斯博士（Jerry Callis），一位在佐治亚州农场长大的科学家，他毕生从事动物疾病研究，主管普拉姆岛四分之一个世纪。杰里博士的继任者，英国的罗杰布里兹博士（Roger Breeze），他因钦慕美国知识界的成就，来此寻求更高的科研境界。另外，还有一些受害者，比如菲利普皮加利（Phillip Piegari），以及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Frances Demorest），前者作为维护人员，经历了生物安全防范系统的彻底崩溃，后者则是岛上工龄最长的雇员，由于泄露秘密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说，岛上出产三头鸡或五条腿的牛，肯定要遭到农业部的耻笑。但是，接下来你会在书里看到纳粹细菌战科学家、细菌战士、病毒猎手、炭疽热的发现者、纽约后方爆发的疫病，以及生化危机与毒害环境等一系列的焦点、热点事件。

普拉姆岛这个题材，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更应该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它进行研究的个人，他们所持的心态也不应该是揭露政府腐败浪费，或者寻求、发现什么阴谋理论。相反，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索半个多世纪以来岛上生化细菌实验的内幕，以及在这些生化实验及科研成果的背后，被层层遮掩而又令人发指的管理诟病与懈怠。普拉姆岛上的这群人就像江湖上的暗杀手，只不过，他们手里的暗器却是人类的致命病毒。

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普拉姆岛故事的真相。同时，我也希望它能唤起公众与政府的注意，为保护我们及下一代展开更公开、更深入的讨论，不至使那些本可预防的事演变为无法避免的灾难。

第一部分莱姆病的关联

亲爱的安：

你听说过莱姆病么？我知道，你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认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我已经与它搏斗了18年，老实讲，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糟糕了。

这些年它带给我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无以言表。我已经42岁了，结婚快20年了也有了自己的家，那些扛?5公斤重的东西在自家后院漫步的年少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现在甚至提不动2.5公斤面粉。而以前，我却能够弹奏9种乐器，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还曾拥有自己的小公司。自从得病之后，我保存每一份气力，用来对付莱姆关节炎。

治疗所需的费用很高，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就需要150~475美元，我们已经把房屋贷款的1/3都投进去了。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治这个病要花那么多钱，还不如当初就买一剂15美元的抗生素直接吞下去自杀了事呢！

谢谢你，安，愿意了解我的病情，还愿意帮助其他的人。

S.J.N．纽约

保卫一个核工厂可不是件小事。1980年，位于长岛的Shoreham核能工厂初建时，动用了175名全副武装的民兵重点防护。此后，这个民兵连就在核能工厂周边巡逻。一支由50个全副武装的人所组成的特遣部队，每8小时换一次岗。他们在保护区内的小路和沼泽四周巡逻，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入侵者。一个身材矮小、金色胡须的保安长官回忆说，他至今仍记得1987年10月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当班时的情景：当时他正指挥全排人马把大约三四十头野鹿赶回峡谷中，突然，他觉得左脚的踝关节好像被蜇了一下，当时还以为是新军靴不合脚的原因。晚上回家洗澡时，他发现左脚踝关节上一个小的红色标记。“该死的靴子。”他想道，然后就睡觉了。

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踝关节的肿疱更厉害了，于是他就从浴室拿了个小镊子把它刺穿了，突然，他发现伤口处有个东西在蠕动，这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个肿疱，而是一个小虫子，他猛地往下一戳，虫子断成了两截，但它肚子里面的东西却流到了他的伤口中。

72小时过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感冒；一周之后，他的关节开始疼痛。

很多人都以为鹿不会游泳，实际上它们游得很好。生长在美国和加拿大本土的白尾鹿最远能够游6.5公里。

他们的天敌狼、熊、山狮、山狗在东北部都早已绝迹了，不过还有一种——蜱虫。这种小小的虫子呆在草叶上，安静地等待着路过的任何一种温血动物，比如鹿、鸟、老鼠，然后就黏附在它们的身上，用锋利的嘴刺穿它们的皮肤吸血，并且寄生在它们身上。别看蜱的个头很小，它们的胃口却很大，能连着吸整整两天的血，身体膨胀到原来的3倍以上。同时，这些小寄生虫还会把自己的粘液留在寄主身上，这些粘液是足以致命的。

老莱姆镇位于康涅狄格州，镇上的居民对蜱的这种习性和鹿能够游泳的现象一无所知。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城镇之一，老莱姆镇拥有安静的街区、漂亮的殖民风格的房子，马路两旁绿树成荫，美国北部风格的建筑坐落其间。当美国正准备庆祝自己独立200周年的时候，老莱姆镇却已悄悄迎来了300周年纪念日。但就在1975年7月，一股奇怪的暗流改变了这一切，把老莱姆镇从一个安宁、温馨、魅力十足的小镇，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地方。

老莱姆镇在长岛海峡北边，这里的夏天天气是典型的康涅狄格海滨气候：潮湿、闷热。1975的仲夏也不例外。小点儿的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全然不顾夏天的燥热天气；而大一点儿的孩子们则坐在门廊上，享受着凉爽微风。突然，孩子们的母亲波莉默里（Polly Murray）和朱迪思曼茨（Judith Mensch）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孩子们的身体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不安。两个警觉的母亲马上打电话给她们的邻居，发现邻居们的孩子也有类似情况。不仅如此，社区中的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皮疹、间歇性头痛、关节肿胀、疼痛等现象。

波莉和曼茨很快向康涅狄格州卫生部反映了她们的担心，卫生部马上派遣耶鲁大学的医生前去调查。一开始，医生把39个孩子和12个大人的病症误诊为一种青少年风湿性关节炎，并且根据发病的地点命名为“莱姆关节炎”。两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莱姆关节炎与鹿蜱叮咬之间的关系。198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沃利伯格多夫博士（Dr.Wally Burgdorfer）在蜱的粘液中发现了螺旋菌。他证明，这种新发现的螺旋菌不仅是莱姆关节炎的罪魁祸首，也是一种新疾病——莱姆病的根源。

沃利博士发现的螺旋菌被命名为伯氏疏螺旋体。它能以多种方式进攻人类，这也是它很难诊断的原因之一。除了面神经麻痹和脖子及关节的僵直、囊肿这些典型症状之外，它还能引起其他的病变，如脑膜炎和脑炎（这两种都是脑部肿胀），以及心脏疾病如房室传导阻滞、心肌萎缩、心脏扩大症等。由于伯氏疏螺旋体攻击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还会引发剧烈的头痛、综合性疲劳、发烧、喜怒无常和抑郁症等。

核工厂保安踝关节上的肿疱就是蜱的杰作。它的个头比英文的句号还要小，所以极难被发现。叮咬那位保安的蜱不是鹿蜱就是独星蜱，它们在吸完血之后能够膨胀到原来尺寸的100倍以上。当它们离开伤口时，就把成百上千个螺旋状的伯氏疏螺旋体留在了被叮咬者的血液中。

蜱是完美的细菌携带者和传播者。这就是为什么对细菌战的早期设想中，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前苏联、美国都把它当作细菌武器的原因。通过感知哺乳动物呼出的CO2，它能够找到寄主，并牢牢地黏附在寄主身上，很难甩掉。蜱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荷尔蒙，能帮助它与寄主的抗体进行搏斗；它还可以分泌出一种止痒的粘液，使寄主很难觉察它的存在。

如果说蜱是完美的带菌传播者，那么伯氏疏螺旋体就是非常聪明的细菌。它的外部结构极难破坏，内部的细菌病原体又能抵抗免疫系统的反应和抗生素的攻击。伯氏疏螺旋体附在蜱的蛹和幼虫的嘴里和唾腺上，还能在雌性蜱的子宫里存活。因此，攻击鹿之后产下的成千上万的卵里也带有这种细菌（细菌对鹿没有什么作用），这在鸟和老鼠身上也很常见。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五种伯氏疏螺旋体的亚种，还有100多种的变体。

但是，专家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在1975年的夏天，这种疾病会突然降临到老莱姆镇？

“纸夹”计划的记录引出了普拉姆岛

“我认为，关于保护二战后的德国人，我们不应该提供任何保证……他们当中有战争罪犯，至少参与了纳粹活动，应该遭到逮捕……”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44年)

“胜利恰恰是由于敌人的失误。”

——美国参议员威廉姆马西（William L. Marcy）（1832年）

在1956年普拉姆岛贡献日的演讲中，米切尔博士（C. A. Mitchell）回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经常想，如果我们的日耳曼敌人在细菌战方面的开发更积极一点的话，我们将会怎么样。当我想到这些时，我就觉得颤栗不安。据说，有些纳粹科学家就曾建议利用人工播种对家养动物散播疾病。好在德国人的阵营也会像我们一样犯错误，科学家们的这种想法被认为是空想，没有真的付之实践。如果在当时，对生化武器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能向轰炸机看齐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自由世界’将变得不堪一击。”

听到博士的这番话，底下的听众不禁窃窃私语，为此感到庆幸。不过，有一个人的出席引起了全场的骚动——普拉姆岛的主管莫里斯谢安（Maurice S. Shahan）以私人名义邀请的贵宾，来自西德蒂宾根市新病毒实验室的主管。这位棕色头发的客人脸上有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上嘴唇。他的心里好像存着巨大的秘密。当他坐在那里，用他那棕褐色的眼珠盯着米切尔博士的时候，也许他在琢磨，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过去。

此人就是埃里希特劳布（Erich Traub），纳粹德国的生化细菌战专家。

令人诧异的是，这位来自德国的“敌人”倒是有充足的理由光临此地，因为他就是后来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之一。

第一部分“纸夹”计划

二战结束后，为了争夺霸主地位，美国和前苏联争相招募德国科学家为自己工作。代号为“纸夹”的顶级机密计划就是美国出的一张牌。通过签订雇佣合约，军方把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发给他们美国护照。此项计划本来应该招募那些只参与过普通纳粹活动的人，但蔷方却狂热地招募?000多名科学家，且其中很多人都着罪恶的纳粹经历。

美国科学家把这些德国人看成自己的同行，很快忘记了在那场可怕的、丧失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战争中，这些人恰恰是敌对的一方。由于害怕前苏联人对纳粹的野蛮行径进行报复，有些科学家选择了与美国人进行合作，以便得到特赦。还有些人则是两面派，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同时为前苏联和美国提供服务。二战后，前苏联一直在找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麻烦，他们命令他为前苏联进行细菌武器病毒研究。于是在1949年，特劳布博士携带家眷逃到西柏林，并申请为美国的“纸夹”计划服务。他说他希望“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

隐秘的纳粹细菌战实验室建在波罗的海一座新月形的小岛上，埃里希特劳布博士就是那里的主管，他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在那里，他负责将口蹄疫病毒制成生化武器，并通过德国空军的炸弹散播到前苏联的牛群和驯鹿的身体上。依照希姆莱的要求，他还亲自到土耳其黑海沿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寻找一种致命的牛瘟病毒对付同盟军。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专门研究传染性动物疾病，尤其是马类的。他和他的兽医部队研制了一种名叫“马鼻疽”的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和罗马尼亚的马匹。同时，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个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事实上，这个组织的第一个成员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间是1930年4月。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长岛雅浦汉克地区，在普拉姆岛以西大约50公里处，是美国纳粹运动的国家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每个周末，他们列队操练，佩戴纳粹十字军徽章，焚毁美籍犹太人的塑像，并高唱种族灭绝主义的歌曲。他们还庄严宣誓，誓死效忠最高元首希特勒和第三帝国。

讽刺的是，二战之前，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但就在开战前夕，他却回到了德国。虽然特劳布过往的经历并不光彩，但是美国海军不记前嫌，仍然聘请他做科学设计，并把他分配到马里兰州贝瑟斯塔的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

就在特劳布和“纸夹”计划的合同生效之后几个月，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以下简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以及中央情报局的相关人员邀请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被记录在一份顶级机密卷宗的总结中：

特劳布博士是德国和欧洲著名的病毒和疾病专家。从细菌战的角度讲，此次谈话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动物疾病项目方面的信息。特劳布博士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工作,以及当此实验室被前苏联控制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

特劳布对当时纳粹德国秘密实验室的详尽讲述，以及他在战时和后来为前苏联所作的事，成了德特里克堡指挥部在普拉姆岛建立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蓝本。这样一来，特劳布也就成了普拉姆岛上实验室的奠基人。

公众对特劳布为美国军方所做的工作毫不知情。在信息自由的法案通过之后，他主持的两份研究的名称才得以公开，分别是“口蹄疫应用于鸡胚胎的实验”和“对鸡血中的纽卡斯尔疾病病毒体外繁殖的研究”，不过具体内容却没有人能够看到。特劳布博士的实验室助手安妮伯格（Anne Burger）于1951参与研究，他们一起对40多种致命性病毒进行了大型动物实验。

特劳布还在农业部的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生化武器病毒，并对其感染人类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如何通过无休止的进攻，从而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一年以后，这种强效病毒在普拉姆岛上的第一个病毒实验中感染了人类。

1953年，西德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我们认为特劳布博士是业界受全世界认可的权威人士，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专长在军事领域里应用的潜力很大。因此，在我们允许他回到德国之后，有关方面仍然应该对他的工作进行适当的监控。”换句话说，中情局将年复一年地紧盯着他。当西德的生物实验室开始运转后，特劳布向普拉姆岛要所需的病毒，它们很快就被运到了西德，而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也经常到西德旅行，访问他的实验室。

埃里希特劳布和普拉姆岛

在纳粹的细菌战中有一项名为“癌症研究”的核心项目，特劳布在里面担任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还曾经为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工作过。但是，似乎每个人对他这些肮脏的过去都不计较，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疯狂效忠纳粹俱乐部的行径也不在意。实际上，美国农业部非常器重他，不仅粉饰了特劳布可疑的过去，还两次安排他担任普拉姆岛新建实验室的主管。1952年，就在对选择普拉姆岛这个地点修建实验室进行公众听证的前几个月，谢安先生还打电话给在海军实验业奶乩筒迹和他讨论建立实验室的方案以及安排的职务?

六年后，也就是在特劳布参加普拉姆岛贡献日活动仪式之后仅两年时，当时岛上的高级科学家雅各布特劳姆博士（Jacob Traum）退休了。那么，由谁来接任呢？农业部认为需要找到一位 “具有杰出才干、声誉卓著、在国际国内都有广泛影响” 的人物。但是找来找去也没合适的美国人能接这个班。于是农业部又说：“最后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位能够担当此任的外国人。” 在农业部看来，“从任何方面来说，特劳布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58年农业部备忘录中“有关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雇佣说明”，这份文件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特劳布在二战中的行径，还特意强调了特劳布的“创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并说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锻炼出来的。

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写信推荐特劳布担任普拉姆岛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尽一切努力争取到特劳布，他在战前和战后德国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的院长，黑根博士在描述特劳布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时非常有选择性。最终拍板定音的则是特劳布的美国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时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劳布是“认真、技巧高超、硕果累累又具独创性”，“世界上最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之一”。肖普博士对特劳布在战争中的评价也是轻描淡写的：“战争期间他在德国，为德国军队服务。”

但是，特劳布并没有接受农业部的邀请，而是继续留在德国，不过他倒是常常访问普拉姆岛。1960年，由于有人怀疑他涉嫌财产侵占，特劳布被迫辞了主管之职，但还是陆续做了三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最终离开了德国，谋求更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倍受尊敬的罗伯特肖普博士（Robert Shope），理查德肖普博士的儿子，在一次出差到慕尼黑时，顺路看望了特劳布。当时，特劳布已退休约10年了。“我跟特劳布共进晚餐，一起回忆了旧日时光。”肖普说，“当时，他看起来非常糟糕。”1985年5月18号，埃里希特劳布在西德去世，时年78岁。

这个唯利是图的纳粹生化专家曾服务于三个不同的势力：纳粹德国、前苏联和美国，但他却从未因战争罪而被调查过，也因此躲过了对他在战争年代行径的任何质疑。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已被公开，但是，其主要部分却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束之高阁。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第一部分莱姆病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从头到脚打碎了。” 史蒂文诺斯特姆（Steven J. Nostrum），这位核工厂的保安回忆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经扭曲变形，声带也变薄了，完全无法说话，左侧身体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莱姆镇那些孩子一样，风湿病专家对他的诊断也是错误的，他们都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除了关节炎，他们都还有神经学上的病变。史蒂文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又很狂怒，会不自觉地大声叫骂。对光线的敏感使他像个囚犯一样呆在家里，整天拉着帘子，不能开灯。对他来说，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厉害，折断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块。当他告诉医生，他怀疑自己被误诊、而真正的病因应该是莱姆病时，医生甚至还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册护士，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自己与莱姆病40个症状中的38个相符。检测结果显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体病毒剂量是全纽约州最高的，然后他住进医院，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但是，根据另一个患者的说法，用口服或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莱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装水去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徒劳无功。

被蜱叮咬后，开始的6个月病症不太明显，但再过5个月后，症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静脉注射的抗生素剂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忆说：“我记得我对家庭医生说，‘医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识了。’”他的心脏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能再承受大剂量的化学药物。他开始什么都不在乎了，决定用尽他所剩不多的一点力气再做点儿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已经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里服务了25年，他决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这点力量。

“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关节的疼痛令人无法忍受，而手指则疼得想把它切下来。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能说话，我还怎么布教呢？’这时，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还有打字机，你可以打字啊！’我只剩下左手小拇指还能活动，而我又习惯用右手。”但他没有放弃，他开始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按，把他想到的点点滴滴都锹枷吕础５彼打第一个字母“我”时用力过度，打字机掉到了地上。?0岁的我哭得像个孩子，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说。但他最终还是写成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过的最谦卑的一封信。” 这封写得歪歪斜斜、磕磕绊绊的信，史蒂文以为没有人会读，但是安兰德斯（Ann Landers），这位全国闻名的专栏作家不仅读了这封信，还发表了它。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接到了莱姆病患者及其家人打来的成百上千的电话，他们都能理解他遭受的痛苦。受到这些鼓励，史蒂文开始帮助别人，再说这样也有助于自己的恢复。他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莱姆病帮助团体，并每月开办一次活动。通过这个组织，他发布时事通讯，出版录音带，分发宣传品，还在有线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节目，每月一次。他还在市政会议、教堂、学校演讲，并且在一次美国议员针对莱姆病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证。

“虽然我已为基督教部门服务多年，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史蒂文说，“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认为应该挖掘此事的真相，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站在教育和预防的立场。”对莱姆病的钻研，将把他带入一个更令人惊讶的领域。

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 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

“《60分钟》栏目获得了艾美奖。” 洛夫特斯说，“但我的家庭却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当洛夫特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白俄罗斯的秘密》（The Belarus Secret）之后，就有间谍劝他把手稿交给政府进行审查，删除敏感的部分以保证国家安全。另外这些幽灵般的人物还交给他一些秘密卷宗，告诉他一些内幕故事。通过这些线索，洛夫特斯查到了奥地利前总统、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曾是纳粹分子。洛夫特斯披露，在二战期间，瓦尔德海姆曾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官员，并在南斯拉夫犯下了很多罪恶的勾当。经过这样的曝光，瓦尔德海姆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

在《白俄罗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讲到了他通过自己的间谍网络搜集来的一些信息：

更让人懊恼的其实还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他们曾经用蜱试验那些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是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从前苏联的控制中逃出来后一直到1953年，埃里希特劳布一直为美国的生化细菌项目工作。我们知道，他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科学家，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谈过这个问题。而当时，他为美国农业部工作，所以，他曾在1952年定期和谢安博士通话，后来还曾三次亲自到普拉姆岛。一次是1956年的贡献日，另外两次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的春天。谢安曾明令禁止任何外部人员到访普拉姆岛，但是特劳布的几次访问都是经国务院特批的。

在国家档案馆三份关于美国农业部的文件中，有两份标为“蜱研究”，另一份则标有“埃里希特劳布”的字样。但装这三份文件的袋子都是空的，上面厚厚的尘土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被尘封以后，至今都没有被打开过。

虽然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在那个年代，进行秘密的室外生化细菌实验其实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军队参谋部的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应该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生化武器实验项目，各个感兴趣的机构都可以参加。”当年的晚些时候，在一封写给国防部秘书的信笺上这样写到：“我们应该在德特里克堡、普拉姆岛等地区建立相应的设施，进行生化实验，还应该开辟一座岛屿作为实验基场”。那么，这个实验基地是不是就是普拉姆岛呢？一点也没错。当初军方在检测普拉姆岛在冷战中的作用时，就把当地的风速、风向制成了图表。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岛上的风是吹向海边的，而不是吹到相邻的陆地上。

当时“感兴趣”的机构之一就是美国农业部，它在中西部建立了很多实验点，研究危害农作物的喷剂在空气中的传播问题。驻在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组曾做过“易受攻击性程度实验”，工作人员携带着装有沙雷氏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华盛顿和旧金山。这种病菌就是由特劳布的上司、纳粹德国细菌战权威专家、纽伦堡的战犯库尔特布洛梅（Kurt Blome）推荐的。它能够透过细微的缺口，因此，不久之后，就有11名上了年纪的男女感染了这种从未见过的沙雷氏细菌，其中一个还因此丧命。当这项实验在几十年后曝光时，军方否认应对此负责。此后，一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这种细菌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病原体……能引起心内膜、血液、伤口、泌尿和呼吸系统的感染”。1966年夏天，特别行动组的成员还在纽约市的三个地铁站内投放了装有枯草芽孢杆菌的化学弹。虽然这种细菌没有毒副作用，但是由于地铁列车能在整个系统中传播细菌，理论上，这样的病毒投放能够造成数百万乘客死亡。

针对动物的活性剧毒细菌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两枚装有猪瘟病毒的导弹就投放在猪舍方圆460米的范围内。另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农场里，人们还试图用携带纽卡斯尔病毒的火鸡羽毛感染其他动物。

军方从未真正放弃过用细菌武器对付家畜的努力。在美国军方向农业部推荐了普拉姆岛之后的两年，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获知此事后的第三年，军方停止了所有对家畜的生化武器实验。但是，他们仍建议应该把“对付家畜的细菌武器与军队的需要”结合起来，而且这样的工作还应继续进行下去，另外还应该把“针对食物的细菌实地实验与军用相结合”。比如1957年11月，美国军方就研究了切断前苏联的食物供给所需要的卡路里数：

只有在某个动植物生长季节内，使人均摄入的热量由2800卡减少到1400卡，才有可能威胁到前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换句话说，1400卡的摄入量就是其饥馑线。如果能够把食物的供应量降到这个水平，并维持12个月，那么，灾祸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增长20%，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95%，脑力及轻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80%。

在1964到1965年间，美国军方至少进行了6次户外牲畜围栏试验。在沃斯堡、堪萨斯城、圣保罗、苏福尔斯市以及奥马哈市，都曾经使用过模拟喷雾剂进行牲畜围栏试验，以便确定破坏食物供给所需的口蹄疫病毒的数量。

那么，军方有没有把普拉姆岛作为其户外实验场所呢？在这方面，农业部也逃脱不了干系，就像它曾在西部填埋过一些大型的实验场。总而言之，正是美国军方和农业部之间关于普拉姆岛的协议，才使得军队能够从农业部借到这块土地，并借着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所需的实验。

当时可能正是特劳布在监控这些实验的进行。根据一位曾于1950年间在普拉姆岛工作的线人透露，动物饲养员和一名科学家曾经一起在岛上的户外场所投放过蜱。“他们管那位科学家叫纳粹科学家，在1951年刚来岛上时，他们就开始对这些蜱进行配种了。”这位工作人员还曾看到过一张照片：“动物饲养员手指着岛上的一块地方，表明他们就在那里释放蜱。”特劳布博士在二战期间就曾在德国研发过病毒空气喷射剂，并在德国占领的前苏联领地上进行过实验。他还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在土耳其做过户外实验。而且，特劳布的同事也曾经在飞机上空降活甲虫，进行昆虫实验。所以，对特劳布而言，进行户外蜱病毒实验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部分《白俄罗斯的秘密》

在一次莱姆病支持小组的集会上，有人给了史蒂文诺斯特姆一本《白俄罗斯的秘密》。史蒂文了解普拉姆岛上的秘密活动，又知道它距离老莱姆镇很近，他早就开始怀疑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的关联，但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猜想。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和事件的支持，史蒂文害怕因此失去他在社团中已建立起来的威信。但是现在，他手里有了这样一本书，书的是司法部的律师，上过《60分钟》节目，还曾经揭露过前联合国秘书长的内幕。于是，史蒂文在电视上披露了普拉姆岛和莱姆病之间这种可能的联系。另外，他还在自己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邀请了一位新闻记者，正在调查普拉姆岛官员舞弊情况的卡尔格罗斯曼先生（Karl Grossman）。当问及为何会在报纸的专栏中提到这本书时，格罗斯曼说：“就是为了能够让公众知道，让真相浮出水面。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是一名追捕纳粹逃犯的猎手，同时也是个信誉卓著的律师。这并不是某些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无聊新闻。”

1995年10月，史蒂文闯进了农业部难得召开的一次公众会议。在会场，他向农业部和听众宣读了《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中的相关章节。经过岁月的磨砺，他的金色胡须已经花白了，他颤抖着，大声说道：“我不知道书中写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看了看讲台，继续说：“但是，如果事实真的像书里讲的那样，那就必须要对此展开调查；如果不是，就该被起诉。”他讲完之后，有些听众鼓掌了，有些则非常震惊，还有些人呆若木鸡，似乎认为史蒂文是个疯子。而农业部的官员又是何种反应呢？史蒂文回忆说：“如果他们的目光能杀人的话，当时我就死了！”

在这块巨大的秘密面纱后隐藏了多年的农业部，又一次厚颜无耻地打断了史蒂文：“有人认为那儿藏着些绿色的小人。”他们和史蒂文针锋相对：“请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也没有什么五条腿的牛。”这换来了一阵笑声。“你们这么说不就是为了诋毁我吗？”史蒂文说，“但是，我既然能这么说，就能用文件来证明我说的话。”

但是有一个人——国会议员迈克尔福布斯（Michael Forbes），农业部却不能如此轻易地取笑。在读完卡尔格罗斯曼的专栏后，福布斯和他通了电话。卡尔回忆说：“国会议员跟我谈了整整一晚上，并且告诉我，他明天就准备去秘密探访普拉姆岛。”福布斯还邀请卡尔跟他同去，希望舆论的力量也能起到作用。

就在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汽车爆炸案的第二天早上6点45分，福布斯与格罗斯曼以及麦克唐纳（McDonald）——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的一位记者，一起踏上了前往普拉姆岛的征程，他们准备从奥连特尖岬坐渡轮到普拉姆岛。在港口，福布斯对船长说：“你好，我是国会议员迈克尔福布斯。”

船长的反映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惧。他利用各种通讯方式向普拉姆岛汇报这个情况。等得不耐烦的福布斯没有心情闲逛，他重复道：“我是国会议员，我今天一定要坐上这艘船。”几分钟后，他们顺利地上了船。到了岛上之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马不停蹄地拜访了普拉姆岛新到任的主管哈利穆恩（Harley Moon）。穆恩原先在爱荷华州的艾姆斯实验室工作，研究的是危险性相对小一些的美国国内病毒。尽管穆恩并不愿意来这里，但由于普拉姆岛遇到了管理上的困难，他仍愿意帮它度过难关之后再卸甲归田。从未到过普拉姆岛的福布斯问了穆恩很多高质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卡尔帮他准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提到的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的关系。

卡尔回忆说：“议员先生真的是想解决问题。他行动起来就像飓风那样敏捷，而普拉姆岛上的细菌战问题就像在滚桶里搅动的衣物，错综复杂。”他继续说道，“岛上的科学家非常紧张。由于岛上没有公关人员，所以穆恩只好派6、7个科学家一起解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福布斯先生并不是好对付的，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向这些科学家发问。我敢说，那一天恐怕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了。”

接着，福布斯议员向穆恩提出了《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的主张：“很多人都对莱姆病在长岛东部流行表示怀疑。”福布斯步步紧逼，“而且那里的感染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

穆恩略带歉意地回答了议员先生的质疑，他说：“我很抱歉，议员先生，疾病流行时我还没有来这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记录。”“在农业部接管之前，军方在这个岛上到底干了什么我真的不敢说。”穆恩说的其实也都是实情，他怎么会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户外蜱实验呢？毕竟他刚刚来到岛上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他后来也就呆了约10个月，之后就接受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主任的任命，离开了这里），即便有文件对这些问题有所记载，它们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刚刚销毁了一批核心文件，所以穆恩的推诿倒也确实无懈可击。

“我同意您所说的，我们这里看起来确实和莱姆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穆恩说，“但是，这也许是因为诊断能力的提高。”在送他们出来的路上，穆恩又说：“总而言之，我们的原则是不做有害的事情。进行外国动物疾病研究是否存在危险，我不能说绝对不存在，但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实验之前，我们计算过风险系数，计算出的风险与收益比率告诉我们，这样的研究还是值得做的。”

在返回长岛的邮轮上，福布斯显得焦虑不安。这次访问并没有真正探访到事情的真相，也没有找到希望的答案，反倒使问题越来越多。但是，这位勇敢的议员先生和他的两位记者朋友并没有气馁，他们都感到普拉姆岛上还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对这一点，福布斯先生非常肯定。“只要我还是国会的一员，” 议员想，“我就会像老鹰一样警惕着，随时监视普拉姆岛的一举一动。”

第一部分莱姆岛

截止到1990年，长岛东端都保持着莱姆病的最高发病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地理位置在美国地图上圈出莱姆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你就可以找到病源点。把你画的圈再缩小一点，直到它变成一个点为止。此时，你可以看出，它就是普拉姆岛。岛屿及周边地区是美国境内莱姆病感韭省⒎⒉÷首罡叩摹?

带菌者在20世纪50年代，你经常能在普拉姆岛上听到枪声，这是保安们在射杀从大陆游过来的鹿。但是这样的枪声越来越少了，因为来回的鹿越来越多，它们就成了蜱携带者。而且，即便能够防范鹿群，也无法阻止那些野生鸟类。已退休的科学家吉姆（Jim House）和卡萝尔豪斯（Carol House）夫妇在普拉姆岛上观测鸟类已经有20多年了，一次也没有缺席奥杜邦协会志愿者发起的“圣诞节野鸟调查”活动（奥杜邦协会是美国最早的鸟类保护组织——编者注）。吉姆说：“普拉姆岛上有紫色矶鹞，丑鸭、知更鸟、绒鸭、鹗、丘鹬等等。”岛上甚至还栖息着鹫和秃头鹰，它们来这里猎食加拿大鹅的雏鸟。“这是秃头鹰春天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成群的加拿大鹅生活在岛上，在这里秃头鹰就不愁找不到食物。当地的一位工人说：“我们把这些鹅叫做加拿大空军。” “这里的鸟类有至少140多种。”卡萝尔说，“我曾经数过，光褐色的旋木雀就超过200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7万平方米的大海鸥岛上建立了野生鸟类培育中心，该岛屿就位于普拉姆岛的东边，这就难怪普拉姆岛会有那么多的鸟了。

普拉姆岛恰好位于候鸟的大西洋迁徙路线的中部，候鸟从繁衍栖息之地迁徙到冬天温暖的处所，往返于加勒比海地区、弗罗里达州海滨和格陵兰岛东岸。

生活在岛上的鸟类，如加拿大鹅、鹗和海鸥都在岛上筑巢，但经常飞往长岛和康涅狄格州做短途旅行。春天，各种各样的鸟类成群结队地在普拉姆岛上休息，然后它们穿过长岛海峡及康涅狄格河谷地区，再飞往缅因州或加拿大的新斯科舍。这些鸟最终会在何地安居，其实是根据风向决定的。一般说来，它们都会选择第一次着陆的地方。

这个着陆点一般是南边的长岛和西边的汉普顿，以及康涅狄格的海滨地区和北部的老莱姆镇。如果鸟儿不继续迁徙，它们就会往返于长岛、普拉姆岛、康涅狄格之间，寻找食物和配偶。正是由于鸟类的这种习性，普拉姆岛上传染病病毒的携带者才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蜱对食物可谓不挑不拣，从小鸟（雏鸟是它们的最爱）到大型的野生鹿，以及成千上万的老鼠和田鼠，它们来者不拒。这些动物也是蜱抚育幼虫的食物来源。可以说，普拉姆岛简直就是莱姆病的温床和导火索。

由于野生动物这类带菌者是无法控制的，普拉姆岛上的安全措施只能是内部防范。对于普拉姆岛来说，唯一能够保证安全的方式，就是将进行病毒实验的生物血液样本和细菌密封，并且冷冻在实验室的冰柜里。

但是，穆恩博士指出，实验室需要正常工作，就必须解冻这些细菌、病毒，此时就是最易爆发感染、出现问题的时刻。

“我们也只能面对它。”岛上的科学家道格拉斯格瑞格博士（Douglas Gregg）有一次对记者说，“在这个岛的防护方面，并没有绝对的安全措施。”

理论科学家们试图对莱姆病的起源做出解释，但是他们的理论非常缺乏说服力。有一种普遍的理论认为，蜱一直都是伯氏疏螺旋体病菌的携带者，因为与这种病菌相似的细菌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存在了300多年，近年来发生感染是因为人类改变了蜱的生存环境。根据这个理论，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树木要比现在少得多，鹿几乎都要绝种了。现在，由于保护区运动愈演愈烈，森林替代了农场，所以鹿、鸟类和小动物才又多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蜱的数量也在成倍增加。城市郊区的发展也是这样。就像拉尔夫蒂尔诺博士（Ralph Tierno）的推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们的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莱姆病的蔓延。这件事迟早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我们自己制造了疾病的温床，结果只能是自己躺在里面，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这种理论认为，莱姆病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75年，老莱姆镇爆发了这种人们一无所知的疾病，感染了39个小孩和12个大人。这已经属于传染病的中等流行程度了。这个特定区域爆发的这次疫病，终于使在它以南16公里远的普拉姆岛露出了马脚。这个布满蜱、鸟、鹿、鼠的沆瀣之地还有两座高危病毒实验室，里面储存的异域病毒又无任何安全性防护措施。

白尾鹿经常穿越普拉姆岛和长岛之间3.2公里宽的普拉姆海峡，往返其间的还有海鸥、加拿大鹅和鹗，它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康涅狄格海滨、长岛和普拉姆岛。这些候鸟在美国东海岸的南北方之间迁徙时，经常会停留在普拉姆岛上，而老莱姆镇则是必经之地。在20世纪50年代，岛上实行相对严格的安全措施，游到岛上的鹿都会被射杀，甚至连工作人员的宠物狗也会遭到安乐死的命运。但到了1975年，岛上的病毒数量和毒性在不断地增加，而安全措施却反而减少了。

病毒实验本该在密封环境中进行，不过有内部文件显示：在实验室屋顶上有很多保持空气流通的小洞，小虫子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动物都被关在室外的栏圈里，在完全敞开的食槽里吃食，当然也在户外接受病毒疫苗的注射。普拉姆岛的工作人员就曾经见过鸟儿在栏圈里飞来飞去，吃食槽里的食物。工作人员甚至还发现过野鹿到食槽里来吃食。

如果特劳布继续与军方合作，进行室外细菌实验和室外蜱实验，那么蜱虫就可能把病毒传播给岛上的鼠、鹿、鸟类等160多种野生动物。鸟类会把粪便排放到老莱姆镇和其他地方，就像它们在全美境内传播西尼罗河病毒一样。

某些科学家试图证明莱姆病在1975年以前就存在。他们宣称，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从谢尔特岛和长岛采集的蜱虫体内就有伯氏疏螺旋体病毒。那段时间正好是埃里希特劳布来美国参加“纸夹”计划的时候，也正是那时，美军确定了普拉姆岛作为海上细菌战实验室。

农业部的发言人桑迪米勒海斯（Sandy Miller Hays）并不相信莱姆病与普拉姆岛存在任何联系，她说：

第一个确诊的莱姆病患者是在1948年发现的，而所谓的普拉姆岛六年后才出现。所以当有人因为此事指责军方时，我不免会想：这事儿其实一点也不复杂，试想一下，在大战中拯救过全世界的美国军队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吗？让蜱成为病毒携带者，然后把它们扔到康涅狄格州的人堆中？这简直是笑话。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笑了，不过这故事倒确实不坏，因为我是最鄙视纳粹科学家的。

你想知道“科学家”是怎样阻止母牛变傻的吗？或者是有毒的蜱和纳粹科学家的故事？这可比那些恐怖故事好听多了。

作为公关专家，桑迪可谓完全控制了2000年6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对相关问题的报道。在那份报道中，他们这样形容桑迪：“她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农业部）仍然被人问到关于纳粹科学家的问题。’从她的声音中我们就能听出，对于此类质疑她早已疲惫不堪。” 《科学美国人》可谓是声望卓著的业界杂志，但它当年所刊登的这份报道，只把众人对普拉姆岛的怀疑形容为“不切实际、小说般的空想”。

无论桑迪女士和《科学美国人》怎样调侃此事，事实就是事实：在美国境内，农业部和军方进行了无数次室外生化细菌实验。他们共同在普拉姆岛上修建了细菌实验室，又从纳粹德国招募了曾经为希姆莱工作的顶尖细菌战专家。在中情局和德特里克堡研究所对其进行联合审问后，美军获知了德国当时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室的内幕，并要求这名科学家为美国作相同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亲口承认曾经三次到过普拉姆岛。

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切实际、小说般的空想”或“恐怖故事”，这些就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能够、也应该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

军方和农业部都拒不承认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样的实验，而公众也受到了长期的蒙骗。但是，每隔几年，媒体会公开一些美国政府长期否认的生化实验，如2002年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对1964年生化实验问题的解释：

五角大楼今天承认，在冷战时期，国防部曾经把活性神经毒剂和生化病毒载体投放到船只和船员中,以便测试海军对抗病毒的能力。当时共进行了6个实验……上百名船员参加……在这6个名为“甲板”、“危险”和“西鲱鱼”等的实验中，3个使用了沙林（甲氟膦酸异丙酯，一种用作神经性毒气的化学试剂）和VX神经毒气 [这也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用来对付自己的伊拉克人民的武器]，一个使用了葡萄球菌肠毒素B作为化学武器，另外一个则使用了粘质沙累氏杆菌——原本以为这种毒剂没有毒副作用,但事实证明,它也是非常危险的……有4300名军队士兵被确认参加了“西鲱鱼”计划。

第一部分玩火自焚

普拉姆岛的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博士认为，把普拉姆岛和莱姆病扯上关系完全是荒谬的。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和莱姆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病在欧洲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讲过至少3遍了！”当问及普拉姆岛上是否进行过蜱虫试验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

“我们确实用蜱做过试验，但是我们有严格的控制，它们都装在特定的容器中。而且我们喂养这些蜱、在它们身上注入病毒就是为了试验它们能够繁衍多少代，直到由于病毒的侵袭而绝种。最近，我们才重建了蜱虫培养区。”

蜱虫培养区？

卡尔曾向普拉姆岛实验室的头头们询问过《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中提到的病毒，但查尔斯梅布斯博士（Charles Mebus）对此的回答是：“我觉得那本书说的都不是真的。”但是，他和穆恩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时根本就不在岛上。他向记者先生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是以前，岛上现在仍然在对软蜱虫做实验，这类蜱虫能够传播诸如蓝舌病、非洲猪瘟等病毒，但通常不知道它们还能传播伯氏疏螺旋体病菌。”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这位科学家忘记提到的是，岛上也用硬蜱虫做实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前普拉姆岛协会官员托马斯唐尼（Thomas Downey）曾主持了一次调查，这份早已被人忽略的调查文件透露了这一点，同时也显示了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部一份1978年名为“非洲猪瘟”的文件的注释部分提到，在1975到1976年间, 也就是老莱姆镇爆发怪病的时候，“Abylomma americanum 和 Abylomma cajunense的成虫和幼虫不会寄生或传播非洲猪瘟病毒。”去掉这些专业术语，用我们普通人的话来讲，这里说的就是当时在岛上对猪进行病毒实验的两种蜱虫——独星蜱和卡宴蜱。这份文件说它们不会传播非洲猪瘟，但事实上，它们很可能把伯氏疏螺旋体病菌传染给研究人员或带菌者。独星蜱是一种硬蜱，由其雌性背上的星形白色斑点而得名，是鹿蜱的近亲，也是传播莱姆病的凶手之一。有趣的是，独星蜱本来产于得克萨斯州，但今天，它的身影已遍布于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谁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从遥远的德克萨斯迁移到东海岸来的。

随着对蜱虫研究的影响日益扩大，昆虫学家理查德恩德里斯（Richard Endris）也于1981年加入了普拉姆岛。他与岛上猪瘟研究小组组长威廉姆赫斯博士（William Hess）一同前往喀麦隆和非洲其他地区捕捉蜱虫。。他们把落叶鼓风机的芯儿翻过来，再粘上滤网，制成特制的捕蜱器，这样一次能从潮湿的泥土中吸出成百上千的蜱虫。他们还用干冰诱惑蜱虫，然后看蜱虫爬向升华的干冰（因为干冰升华成的CO2迷惑了它们，使它们误认为哺乳动物，即其寄主，就在附近了）。恩德里斯主持修建了两个高危昆虫实验室，一个在101实验室后面，另一个在地下室。每个实验室都配备了带照明设备、内部盛有沙土的孵卵器，孵卵器的端口都用强力胶水粘牢，还贴有保护膜，它的窗户和排水口也都是密封的，里面关着无毛的幼鼠，它们在里面生长繁殖。孵卵器里面还关着20多万只各种各样的软蜱和硬蜱，它们就依靠幼鼠的血生活。恩德里斯对这个孵卵器可为照顾备至，他用小刷子把做实验的蜱虫转移到一个容器中，这是个像提取尿液样本用的杯子那么大的容器，开口处封有塑胶薄膜。在做实验的时候，科学家先把患病的猪、山羊、老鼠、小牛麻醉，然后把蜱放在这些动物身上。蜱虫会马上用嘴伸到动物体内吸血，吸过几个小时血之后，科学家再用镊子把蜱夹开。

恩德里斯自来到岛上之后，他的实验安全保卫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但是，在他之前的蜱研究专家是赫斯博士，他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独星蜱和其他实验中却存在着安全漏洞。恩德里斯认为：“普拉姆岛当初根本就不是为了研究蜱而设计的。” 1980年，岛上的勘漏检查委员会曾向农业部提出申请，要求派遣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学昆虫学家”，并称之为“紧急任务”，咨询专家也“强烈要求”普拉姆岛能够拥有“现代化、经过批准的安全建设，以便达到未来研究的需求 ”。赫斯博士自1953年开始领导蜱实验组以来，委员会对他的操作一直都很不放心。

1988年，当时的新主管罗杰布里兹就解雇了恩德里斯和赫斯，也立即关闭了蜱实验室。他停止了实验，把病毒冷冻在冰库，把蜱放入高压灭菌器，用100℃以上的高温进行销毁。被调去默克制药的恩德里斯奚落那些对莱姆病的怀疑，“认为莱姆病和普拉姆岛有关的人根本就是不了解莱姆病。”在被布里兹博士解雇之前，恩德里斯还在南汉普顿的莱姆关节炎治疗别动队中任过职，他说他从不相信莱姆病跟普拉姆岛有任何关系。

但是，恩德里斯博士在1975年时还没有来到岛上，6年之后他才开始蜱的研究实验。很不幸的是，能够使蜱实验的真相大白于世的赫斯博士却在1999年于新罕布什尔州去世。他无疑对自己35年来的细菌科学研究非常自豪，嘱托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普拉姆海峡。

加思尼科尔森博士（Garth Nicolson），一位美国知名的免疫系统专家，对莱姆病在生态学上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莱姆病很可能就是由于实验室内的病毒载体被泄露而引起的。这个病源也许就是普拉姆岛上的鸟类，它们从岛上飞到大陆，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尼科尔森博士是加州一个医学研究所的主管，曾经在美国国会上为海湾战争综合症作证。他证实，伯氏疏螺旋体经常伴随支原体病菌一同出现，后者能引起莱姆病的衰竭症状。这种在国外发现的支原体细菌最初就是被带到普拉姆岛上进行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这种病菌可能和伯氏疏螺旋体交叉感染后又从实验室传到了外面。

那位发现了伯氏疏螺旋体的伯格多夫博士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些带菌的蜱到底来自何处。”他认为从欧洲进口的鹿携带着这种带菌蜱，后来又传染给了其他的两种本土蜱。当我问及普拉姆岛与莱姆病的联系时，他说：“触及这样的问题可能会陷于更多的麻烦中，要想把它说清楚，就必须系统地了解20世纪60到70年代这方面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但是这又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继续道，“他们在普拉姆岛上培育过带菌蜱虫，并让它们秘密地在动物或人身上吸血，这样才会产生伯氏疏螺旋体病菌。”博士并不准备证明普拉姆岛和莱姆病之间的联系，但是他的话却提供了重要线索：“现在已经证明，普拉姆岛存在安全问题。”在一份标为生物安全四级的普拉姆岛文件中，博士曾提及：“即便普拉姆岛上对生物研究安全性的要求是最高级的，但并不表明它就是绝对安全的。”

最普遍的估计就是普拉姆岛疏于对野生鸟类和鹿的管理，导致它们受到带有病菌的蜱虫叮咬，从而交叉感染。理论上说，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只独星蜱从实验室逃出来，隐藏在草尖上，再搭上鸟类的便车，就能把病毒传播到康涅狄格州和长岛等地区。被有毒蜱叮咬后的鸟或鹿到了陆地上之后，又会被别的蜱叮咬，就相当于把病毒传给了健康的蜱，然后被传染的蜱再把疾病传染给更多的老鼠和鹿……周而复始，疫病就会大面积流行。到目前为止，记录在案的就有15万患者受到感染，没有被记录的则更多。

伯氏疏螺旋体病毒的来源和它的趋向都十分重要。在美国东部发现的蜱虫中有2/3都携带了这种病毒。现在，美国45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地区都发现了莱姆病患者，每年还以1300名的速度增长。但是，还有更多的感染没有被发现，因为只有60%到80%的病患会出现莱姆病典型的症状——慢性游走性红斑。有些患者会出现红色、橘红或紫色皮疹，形状也有椭圆、三角不等，有些病例甚至没有皮疹出现。

但是不管怎么说，莱姆病的高发地区确实是普拉姆岛周边地区。也正是在这里，关于伯氏疏螺旋体病毒、三个头的鸡和五条腿的牛的传闻此起彼伏。

史蒂文诺斯特姆说：“世界上最龌龊、最可怕、最毒的蜱虫要算政客（poli-tick）了。”（这是的双关语，因为蜱虫的英文名称是“tick”,而这正和“政客”的英文后半部分发音一样——译者注）他知道，莱姆病是个人人都不愿捅的马蜂窝，特别是这种病还跟美国黄金度假区的一个神秘岛屿有关。10年多来，史蒂文试图让本地的报纸在首页刊登相关的报道，以便提高人们的警惕，但是都失败了。有一次一位记者偷偷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吗？要知道，我们的主要赞助商和广告商都在私底下跟我们讲过，要是我们胆敢写莱姆病、普拉姆岛或蜱虫的报道，他们马上就把广告撤下去。”总而言之，对莱姆病的恐惧会影响生意，更可能会破坏当地赖以生存的旅游业。但是，史蒂文并没有气馁，他给学校送了上千份莱姆病宣传手册，教育人们如何预防蜱虫叮咬，但是却一份也没有发出去。“我们就生活在莱姆病的高发地带，但是却没有人关心这一点。”史蒂文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我们都应该感谢像史蒂文这样的热心人，正是他使公众知道了这种病的影响，以及如果进行最好的预防。史蒂文还是第一个公开抵制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生产的莱姆病疫苗的人，因为尽管这种疫苗是在2000年2月才开发出来的，但其效果甚微。身患莱姆病的史蒂文至今仍未完全痊愈——实际上，只要患上这种病，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治愈。他经常受到剧烈的关节疼痛的困扰，这个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国家级歌唱比赛中获奖的人，现在再也不能演奏乐器或唱歌了。如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跟自己的小儿子一起观测星空，或者开着他那辆牌照为“莱姆先生”（他妻子的车牌号是“莱姆夫人”）的车到海边，漫步或是收集沙石和贝壳。

看着从头顶上空飞过的鸟儿，听着它们渐渐远去的鸣叫，史蒂文知道它们是在飞越长岛海峡，飞向那个病菌肆虐的岛屿。正是从那里流窜出的病毒，夺去了他生命中很多最美好的部分。

现在，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疑惑。

第一部分毒袭击纽约州东岸

当人们因为个人喜好或需求而饲养宠物时，他同时也接受了它们身上可能携带疾病的威胁。

——威廉姆米德尔顿博士（William Middelton）（1956年）

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鸟全都疯了！它们有些不停刈圈，有些已经死在了笼子里。主管的兽医特蕾?amp;#8226;麦克纳马拉（Tracey McNamara）非常担心这24只鸟儿——鸭子、猫头鹰、一只秃鹰、一只黑冠苍鹭, 还有喜鹊, 1999年的8月，它们都遭受了疾病的折磨。

麦克纳马拉才刚刚参加了普拉姆岛举办的外国动物疾病培训，培训中特别讲授了如何诊断外来疾病，以及如何对此进行回应。但是,当她拨打报告外国动物疾病的急救电话时,她才发现，号码已经成了空号。这个项目是由当时的普拉姆岛主管李安托马斯博士(Lee Ann Thomas)主持的，但自普拉姆岛的早期主管罗杰布里兹离任以来，继任主管一直都频繁更换。据说，由于罗杰仍然在幕后操纵岛上的管理，没有人愿意担当此任。托马斯的前任是阿方索托里斯（Alfonso Torres），阿方索的前任是哈利穆恩。而哈利则是罗杰的继任者，但他上任没多久就离任了，在1996年返回了老家爱荷华州。

在那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一家小型英式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德博拉阿斯尼斯医生（Deborah Asnis）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一开始，医院里的两个老年病人出现了高烧，还伴随有头痛、肌肉无力、精神紊乱的症状，并最终出现晕厥。接着，又有两位老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几天以后，医院里出现了第五个病人，而且隔壁医院也发现了这样的三个病人。据调查，这些病人最近都曾在晚上外出活动，而且都住在靠近法拉盛地区的科罗纳公园附近。那里的蚊子是长岛海湾一带最猖獗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为“疾控中心”）经过血液样本和脊髓抽取测试，把这种病诊断为圣路易斯脑炎。这种疾病主要是国内的一种虫媒病毒（由飞虫传播的病毒）引起的，带菌者是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附近的蚊子。纽约市立即悬赏600万美元征求杀虫剂，并开始喷洒马拉硫磷杀虫剂（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致癌物），又向纽约消防队分发了30多万瓶化学驱蚊剂避蚊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恐慌。

45岁的麦克纳马拉坚持不懈，她不断地打电话，直到找到能够对此负责的机构：她把病鸟组织采样寄到了农业部爱荷华州埃姆斯的家畜疾病实验室。作为专业的病理学家，麦克纳马拉知道圣路易斯脑炎病菌会感染动物园中的鸡。然而，动物园中的鸡都很健康，于是她怀疑：她的鸟和阿斯尼斯医生的病人感染的是另一种病毒。她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自己已经把所有鸟的尸体都冷藏了，同时还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鸟类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是，疾控中心的一位科学家却觉得麦克纳马拉大惊小怪：“你处理的只不过是普通的兽类疾病。” 同时他拒绝了她送检样本的想法。后来，麦克纳马拉告诉马德琳德雷克斯勒（Madeline Drexler），《隐秘的带菌者：感染的威胁》（Secret Agents：The Menace of Emerging Infections）一书的，她觉得疾控中心认为她是“傻瓜，一个临近更年期的纽约市女兽医而已”。但是，麦克纳马拉还是把受到感染的鸟类组织样本寄了过去，其中包括一只白色的猫头鹰、几只罕见的智利火烈鸟和一只鸬鹚，只是依然没有引起疾控中心的重视。

接着，麦克纳马拉又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联系，他们要她立即把感染样本寄过去。正是由于麦克纳马拉坚持不懈的努力，实验室才能最终确认感染鸟类和脑炎患者的是同一种病毒：西尼罗河病毒，一种从未在西半球发现过的病毒。这种病毒的带菌传播者正是曾经传播过裂谷热病毒和其他很多致命病毒的昆虫——蚊子！

公众对此事的反应空前剧烈。家长把孩子关在屋子里不许出去，电视上也在演示如何喷洒化学药剂，以及避免这种病毒的小窍门，因为西尼罗河病毒更易攻击老人、孩子或免疫能力低的人，例如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官员颁布了一个宵禁令，规定下午5:00以后禁止一切户外活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刊登了畅销书作家理查德普里斯顿（Richard Preston）[《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一书的，该书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译者注]撰写的一篇文章，称一位伊拉克叛徒（萨达姆侯赛因的替身）透露，西尼罗河病毒是伊拉克生物武器的一部分。更糟糕的是，这种率先由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分离出来的病毒还被发现与俄国人手中的某种病毒相似。疫病爆发后的几周，曼哈顿西乃山医院的医生说：“这是时疫大流行，而且仍呈现增长趋势。”到1999年年底，共有62人被确诊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其中有7人死亡。

这种病毒最先是1937年在乌干达尼罗河沿岸的沼泽地发现的，现在它通过蚊子和鸟类在美国43个州四处蔓延（最远到达西部的蒙大拿州）。2000年，它造成了21名病患感染，2名死亡；而在2002年，感染总数急剧增加了4156人，并造成284人死亡。仅路易斯安娜一个州就有329个病例，那里的蚊子猖獗，人们甚至开玩笑说州鸟应该是蚊子。伊利诺伊州被感染的人最多，是884例，其中64人死亡。而化学杀虫剂更是海陆空三方并用：飞机喷洒、皮卡车以及人工喷洒，贯彻到了每家每户。

本着消除民众恐慌、减缓疾病威胁的目的，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些医生。在一次“NBC晚间新闻”节目（NBC Nightly News）中，有名医生说道：“只有60岁以上的人才容易感染此病。”另外一位国家健康官员则说：“被感染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完全不需要对它采取任何预警措施。”但是，儿童感染的趋势正在逐渐上升，而且，老年人感染的年龄层也在下降。其实，即使这种病毒攻击对象是老年人，那也有3200万人，因为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像来自路易斯安纳州72岁的欧内斯特亨特先生（Ernest Hunt），为了庆祝国庆日，他和家人、朋友在湖边烧烤，但因为遭到蚊子叮咬，三星期后他就不治身亡。危险降临到那些喜爱园艺、喜欢在夏夜外出散步的人身上，因为西尼罗河病毒就潜伏在那里，你无处躲藏。

截至2003年的劳动节，有报道的感染已经增加到5000人，其中95人死亡。疾控中心预测到年底又会有100人因此死亡。据估计，自1999年8月开始流行之后，已经有20万人感染了此病毒，死亡人数已接近400人，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但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和疫苗问世。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1999年8月西尼罗河病毒在纽约的肆虐源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人员流动。那些把莱姆病归咎于人类对土地使用形式改变的科学家，又一次宣扬西尼罗河病毒是外国乘客带到美国的。有位医生甚至设想出了这样的情形：1998年，有位遭到带菌蚊子叮咬的乘客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飞机来到美国，飞机在纽约市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这名乘客回到了自己在北皇后区的家中。在家里，他遭到了本土蚊子的叮咬，于是这个蚊子就携带了西尼罗河病毒，然后它可能在附近长岛湾的沼泽地区产卵，因为这里潮湿的环境是蚊子最佳的繁殖场所，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蚊子被感染。于是1999年，在蚊子猖獗的季节疫病就爆发了。显然，这种理论本身就似是而非，而且缺乏科学依据。“除非你能证明，”一名科学家说，“否则你就无法确定它进入美国的途径。”

虽然，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西尼罗河病毒的爆发其实是某个敌人发起的生化恐怖袭击，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伊拉克，但其他人对此并不确定。“疾病的爆发当然可能是人为的。”对生化恐怖袭击比较熟悉的科学家说：“敌人只需携带一个装有大约20只染病蚊子的瓶子，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下机，然后到布朗克斯动物园，或是法拉盛湾把它们放出来就行了。”这位科学家并不同意患病乘客带毒的说法，因为1999年被感染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是从外国来的。

除了这些假想之外，科学家仍然不能指认1999年疫病爆发的来源。

这些有经验的病毒猎手设想了所有可能，唯独没有考虑过纽约州附近的病毒实验室。纽约卫生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得很坦诚：“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疾控中心的主管詹姆斯休斯博士（James Hughes）的说法则更加有趣：“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就难以琢磨的，也许大自然并不总是向我们袒露她的秘密。”

但是大自然又有什么秘密需要隐藏呢？

第一部分当时可真神秘

西尼罗河病毒的爆发再一次显示了动物和人类疾病病毒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这说明像西尼罗河热、裂谷热、伊波拉热以及炭疽热和流感等疾病，是非常容易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身上的，而且能够导致可怕的灾难。例如，马就同人类一样，容易遭到西尼罗河病毒的攻击。然而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纽约皇后区的人们正因病毒侵害而垂死挣扎的时候，长岛农场和普拉姆岛农场却在悄悄掩埋患病的马匹。其实，以色列商用飞机上的带菌者可能性不大，反倒是马匹染病进而传染给人更有可能。

当麦克纳马拉和阿斯尼斯医生正在分别照料染病的鸟群和病人时，离他们以东120公里远的马场上，农场主们也正在疯狂地给马蒂吐克-劳雷尔兽医院的约翰安德烈森医生（John Andresen）打电话。长岛东端北福克地区的13个农场主都发现自己心爱的马儿都失去了运动协调性。它们行动紊乱、后腿站立不稳、磕磕绊绊，并伴有抽搐、抽筋的症状。安德烈森回忆说：“当时可真神秘。”他一般一年才接到4起左右跟马有关的电话，而当时一周就接到13个。在调查中他发现马存在神经学上的病恙，这对马来说非常罕见。有匹马在马厩中倒下，根本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站起来，在安德烈森将诊断结果告诉马主人之前，它就已经断气了。看到这么多马都有相似的病症，安德烈森提高了警觉，他报告了纽约州的首席兽医专家约翰亨特利（John Huntley），后者又叫来了农业部紧急反应小组。这个病毒界的“特种部队”踏上北福克地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78年，小组的先头部队就对普拉姆岛上的一次病毒流行展开过调查。

截止到1999年8月26日，也就是阿斯尼斯医生把她的发现报告给纽约市卫生部的前3天，北福克地区的3个村庄13个马场共确诊了18例这种怪病，有10匹马死去，一些是由于疾病，另一些则是为了减轻痛苦而实行了安乐死。顶尖的流行病专家从肯塔基、爱荷华以及威斯康星等地飞来，与安德烈森一同进行会诊。他们从当地146匹马身上抽取了样本，结果发现有1/4呈西尼罗河病毒阳性反应。同时他们也发现，每个农场排水渠的水都受到了带菌蚊子的污染。

所有的感染都发生在方圆8公里之内，集中发病的地区距普拉姆岛外国病毒实验室不到35公里。

在1999年纽约市的各个县中，萨福克县被感染的蚊子和死亡的鸟是最多的。而马匹被感染的事则引起了更大的怀疑。过去几年的记录说明了西尼罗河病毒是如何扩散的：2000年，受到感染的是7个州，共出现了60个案例，其中有20例死亡；2001年，范围增加到了20个州，共738例确诊和156例死亡。根据图表显示，在1999年疾病爆发的时候，纽约、康涅狄格、马里兰州的27.1万匹马、骡、驴等马科动物中，只有长岛北福克地区的检测结果呈西尼罗河病毒阳性反应。同时，在120公里外出现的鸟类感染和人类染病的实例，也证明了病毒爆发的核心地点是在普拉姆岛正对面的北福克，而不是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很多农场主都靠饲养和销售马匹为生，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对病毒感染之事秘而不宣。就在8月份紧急反应小组结束工作之后，农业部从各农场收集了病畜的全部资料，并在18匹病马身上收集了血液、脊髓样本，甚至是整个脑部，然后小心迅速地把它们用渡轮送到普拉姆岛。普拉姆岛上的病理学家对畜体进行了解剖，将脑组织制成切片进行显微镜观察。他们记录了临床征兆，把样本密封、贴上标签后冷冻起来，而马的尸体则用焚化炉销毁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原先普拉姆岛对西尼罗河病毒漠不关心的话，那么现在可全变了。1999年10月，就在疫病肆虐的时候，普拉姆岛101实验室对4匹美国本土常见的马匹进行了实验，他们从动物园感染哪裆砩喜杉了西尼罗河病毒，然后对马匹进行静脉注射。随着马匹病情的加剧，他们每天做进一步的观测检查。科学家发现，在感染后的?0天，马的血液里检测不到病毒，但在45天之内，马全部死亡。他们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为病毒实验室增添了四种新的“马匹适应”的病毒。绻说在马感染?0天内检测不到西尼罗河病毒，那么就可以推断，北福克的马实际的感染时间应该是1999年的7月份，很可能更早。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在西尼罗河病毒蔓延的时候，普拉姆岛是否已经存储了这种病毒？截止到1995年，罗伯特肖普博士在他纽黑文的实验室冰柜中存了27种西尼罗河病毒菌株，后来在转移到德克萨斯大学时，他也带上了这些菌株。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所经常和普拉姆岛交换病毒样本，比如1977年交换了裂谷热病毒。那么，肖普博士有没有和他的朋友、普拉姆岛的主管罗杰布里兹共享过西尼罗河病毒呢？要知道，普拉姆岛是经官方批准、可进行外国动物病毒研究的唯一机构。当我向普拉姆岛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问及此事时，他说他并不认为在1999年的8月，岛上就存有这种病毒。他说：“我不觉得这有多重要，这种病毒危害性很小，并不会引起严重的动物疾病。”但是对鸟类它仍然足以致命。其实，卡利斯博士在1987年就离开了普拉姆岛，布里兹才是当事人。农业部的官员怀尔达马丁内斯（Wilda Martinez）也和卡利斯一样，向公众解释，在疾病爆发之前，普拉姆岛并没有研究西尼罗河病毒，但是，她拒绝说明当时实验室中是否存有这种病毒。

但是，安德烈森博士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吉姆豪斯认为，1999年以前岛上就已经有这种病毒样本了。“当时确实已经有病毒样本了。这一点并没有清楚地传达给公众，他们在此事上撒了谎，这也是公众难过的原因。”确实很难相信，身为国内最大的外国动物疾病研究中心，普拉姆岛上会没有西尼罗河病毒，尤其是拥有27种西尼罗河病毒菌株的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所就坐落在对面，也就是长岛海峡的另一端。而且，爆发病毒的北福克马场是蚊子和鸟类从普拉姆岛到大陆的第一个理想休息处，之后它们才一路向东，把病毒传播到其他地区。农业部虽然派遣了紧急行动队到马场展开调查，但实际上，真正应该调查的是他们自己。

1999年，马丁内斯告诉《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普拉姆岛有顶级安全措施并不代表它具有顶级机密。”但是，当我在联邦信息自由法案许可的范围内，向普拉姆岛病毒图书馆申请借阅病毒分类目录清单时，他们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我。

第一部分鸭子的死亡

你看，我们普拉姆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拉姆岛副主管

不只是由于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的疫病爆发，普拉姆岛才受到怀疑，其中还有长岛养鸭场爆发的鸭瘟。

1873年，纽约商人爱德华麦格拉斯（Edward McGrath）、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从中国进口了北京鸭，以满足美国的食品消费。长岛东部的小溪、池塘和沙土非常适宜养鸭，于是，这里建起了很多养鸭场。到19世纪末，长岛已经拥有30多家独立的养鸭场了。养鸭业最兴旺的时候，美国每年要消费掉800万只北京鸭，而仅长岛地区的产量就有650万。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吃烤制或腌制的“长岛鸭”的热潮。但是今天，“长岛鸭”这个名称依然存在，而北京鸭却见不到了。

1967年冬天，繁荣的长岛养鸭业突然遭遇了寒冬。在三个相邻的农场中，三个月到两年大的鸭子成批死亡，其他鸭子也都颤抖、打晃，无法正常站立。它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欢快地拍动着翅膀，嘎嘎地高声叫，而是蔫蔫地匍匐在地上，无精打采。种种症状显示，这些鸭子体质虚弱，精神萎靡不振。无论是何种疾病导致了这样的情形，总之情况非常严重，超过半数的鸭群已经死亡。此时农业部插手对此事进行了管理，在他们要求下，6000只鸭子立即被毒死，5000多只鸭蛋被销毁，农场主因此而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经过检测发现，鸭子感染的病毒是“荷兰鸭瘟病毒”（也叫“鸭病毒性肠炎”），一种在荷兰、比利时和印度都能找到的地方性鸟禽疾病，这也是这种病毒在美国本土的第一次爆发。两位发现鸭瘟的动物医学专家对疫病爆发的缘由提出了疑问：

在美国大陆发现这种病毒确实有必要去探究它的源头。它是否已经在美国潜伏一段时间了？或者是从国外传播进来的？还是说，它是经由被感染的动物间接带来的？由于长期以来，长岛养鸭业从未出现过这种疾病的怀疑或报道，因此，病毒在长岛已经潜伏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很小。

曾经有一个农场雇佣过荷兰工人，还请过荷兰人来参观，但是疾病与此的联系不值得怀疑。“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鸭瘟很困难，几乎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对这样大面积的病毒感染做出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曾对这起就在附近爆发的疫病作过任何调查，以及岛上的实验室与此次事件有所关联。但是，在农业部一份《鸭瘟：旧世界时代的疾病来到了新时代》的宣传单中写道：“虽然经过了仔细的调查，此次疫病爆发的源头仍然没有找到。”

三年后，农业部宣称已经彻底根除了鸭瘟病毒，同时还表彰了长岛养鸭场的农场主，说他们在铲除鸭瘟的战役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普拉姆岛实验室也开发出了相应的鸭瘟疫苗。但是对农场主来说，这样的表彰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当他们的鸭子感染荷兰鸭瘟时，他们所在的萨福克县受到邻近的汉普顿房地产大亨势力的左右，所有的鸭舍都被销毁了，附近的小溪、池塘里到处都是那些被遗弃的患病的京白鸭。在“保护环境”的名号下，政府下令关闭了所有养鸭场，曾经是长岛东岸经济支柱的家庭农场也随之消失殆尽。随后，在农业部的宣传册上，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管理及时、得力，这次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扩散到纽约州以外的地区。”

不幸的是，农业部对这次疾病战役的估计是错的。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长岛野生鸭发现致命疾病”的文章，预示了这种疾病在未来的爆发，但是这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则短小的报道指出，在佛兰德湾，即长岛南北两角的末端，发现了61只野生黑鸭死亡。一个内务部官员承认，这次发现比农场爆发的鸭瘟更为严重。他是对的，野生水鸟的迁徙旅行是无法控制的，从长岛养鸭场感染鸭瘟的野鸟把病毒传播给了北美各处的大雁、天鹅、蓝翼水鸭和绿头鸭。1970到1971年，感染病毒的水鸟遍布宾西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到1973年，病毒又传播到了南达科他州的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导致了4万只绿头鸭和加拿大鹅的死亡。它们的尸体被堆积起来焚烧，场面惨不忍睹。到了1975年，疾病已经扩散到了墨西哥湾和加拿大。

直到今天，这种病毒仍在扩散。

当鸭瘟率先在三家农场出现的时候，两名当地的兽医把尸体和组织切片送到了普拉姆岛实验室，以便确认感染的是荷兰鸭瘟病毒。普拉姆岛的官员告诉记者，这种病毒不可能是从岛上流传出去的，因为他们是从疫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研究病毒的，这和几年后对待西尼罗河病毒的态度如出一辙。但是，正是普拉姆岛确认了这种疾病是外国鸭病毒，所以，我们至少能够断定，普拉姆岛配备了相应的诊断工具，而且他们的资料库中有这种病毒样本。再怎么说，只有当病例样本与他们资料库中的病毒样本吻合时，他们才能做出这样的论断。关于这种在他们自家后院发现的新病毒，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是这样评价的：“长岛被指认的鸭瘟是由一种新病毒引起的，看来，它是从外面引入萨福克县的鸭农场的。”那么，这次的鸭瘟病毒会不会是从实验室中泄漏出去的呢？早在1970年，普拉姆岛就开始了对鸭瘟病毒的研究，并且感染了一名患有肝炎的人。岛上研究小组的科学家写道：“研究结果显示了两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第一，这是我们国家从外面引入的一种新型鸟禽疾病，第二，这种病毒很可能是导致新的人类病毒（结合鸭瘟和人类感冒病毒）的罪魁祸首。”

今天，长岛的养鸭场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汉普顿价值百万的房地产项目。曾经辉煌的养鸭业只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见证。一个是一尊6米高的水泥鸭塑像，是1931年一位农场主为了卖鸭子和鸭蛋铸在路边的，现在，它成了县公园大门旁边的装饰。另外一个就是本地名叫“长岛鸭”的棒球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00年，它的名字代表了纽约州已经消失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恐怕这支棒球队的球迷十有八九都不知道球队名字的来历。

与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一样，自从在美国本土被发现以来，荷兰鸭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蔓延的脚步。而且，和那两种病毒一样，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传入美国的。

虽然，对于当时的鸭农来说，1975年开发的病毒疫苗已经来得太晚了，但是在谈到为长岛养鸭业准备的疫苗时，普拉姆岛的副主管约翰格雷夫斯博士（John Graves）说：“你看，我们普拉姆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种传染性病毒——伯氏疏螺旋体病毒、西尼罗河病毒和鸭肠杆菌病毒都是外国病毒侵入美国本土的实例。这三种病毒都在相同的地理位置发作，都在一个专门研究外国病毒的实验室附近爆发。而这个实验室虽然号称保卫严密，但的确发生过病毒外泄的事件，而且造成过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事实上，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工作也确实存在隐患和漏洞。但是，公众却被迫接受这样的解释：这三种疾病没有一种与普拉姆岛实验室有任何关联。

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盲从”了。

如果您继续读下去，不妨考虑考虑这样的断言到底意义何在。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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