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和前景
高静宇编写
原载 《国外理论动态》
社会党国际副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欧洲意大利人基金会主席达莱马(MassimoD'Alema)应中联部之邀于2010年6月18日与部分来自中联部、社科院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座谈。达莱马先生向中国学者介绍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目前所遭遇的危机与三个应对战略，并就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欧盟建设、希腊危机以及危机与左翼力量上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达莱马先生认为现在欧洲左翼处于危机之中，主要表现在欧洲大国如英国、德国等国左翼政党的执政地位发生了变化，社民党已经不再发挥主导作用。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左翼的这种状况显得十分矛盾：全球经济危机使左翼的观念再度流行，市场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公众的要求更符合社民党的传统主张，如市场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管理，消除不平等现象，但此时欧洲左翼却陷入了危机。
在全球范围内，有利于左翼的政治变化十分明显。主要国家的进步力量占据上风，而保守力量则在走下坡路。新兴国家、美国都出现了这种转变，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已经过时，多边主义正在成为主流。但是美国的新政策却面临着许多困难，如阿富汗局势、伊朗危机、中东和平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美国需要合作伙伴，但欧洲显得非常软弱，保守力量难以成为多边世界中的合作伙伴，所以在某些时候，美国在全球唯一的合作伙伴是中国。“G2”模式对世界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在欧洲心脏地区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处于危机之中。而其他地区的进步力量却在上升呢?
法国社会学家多米尼克·莫塞(Do-minique Moses)在《令人激动的地缘政治》一书中划分了世界对全球化的三种情感。全球化给新兴大国带来了超越传统大国的希望，给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带来的是痛苦和怨恨，给富国带来的是恐惧，害怕在全球化中失去优势。欧洲就是恐惧的代表。欧洲害怕亚洲的竞争和移民对社会组织造成的冲击，害怕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于是走向了自我封闭，促使欧洲右翼力量上升。这些右翼力量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右翼，而是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右翼。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右翼提出了涉及自身的因素，如土地、血缘，利用自我保护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左翼则过于国际主义，对移民太友善，没有能力提出有效的措施保护欧洲自身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民众曾把希望寄托在社民党身上，希望社民党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于是，欧盟15国中的国是社民党上台执政。但是，社民党并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对全球化提供有效的应对之策。因为社民党只能够在民族国家内部协调资本与社会的矛盾，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力量陷入危机，国家的控制力和协调力都遭到削弱。面对这一问题，欧洲的左翼发生了分化。布莱尔认为应该参与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加可以为解决欧盟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机会。法国社会党则采取保护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但是，两者都没能创造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工具管理全球化，欧盟的缺失就在这一方面。
欧盟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市场，却没有统一的社会政策和发展政策。欧盟是银行家的欧盟，远离人民。所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就在于没有对欧盟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民族主义情绪抬头，要求回归民族国家。欧洲的这种政治思想在最贫困的人群中得到发展。欧洲的知识阶层不怕全球化带来的侵害，中左思想在他们中间得到稳固。于是，选举的结果显示，在贫困人群和下层工人阶级中，右翼占优势；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中，进步力量占优势。左翼如果不断丧失劳动群体和弱势群体，将会失去大部分的选举支持。
这次危机给左翼重新发扬自身的价值理想提供了机会。左翼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出自己的战略。首先，左翼应该重新宣传自己的传统价值——民主。这次危机并不是由银行家的失误造成的，真正的问题是对经济缺乏民主的监督，存在着监控的漏洞。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民族国家也不能引导和管制全球金融。唯一能够保护公民和人民的手段，解决少数人控制经济的办法就是制定全球治理的机制，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符合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原则，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侵害。左翼具有国际主义的传统，是提出这种解决方案的最佳人选。
其次，左翼应该重视平等问题。全球化带来了严重的不平等，穷国与富国之间以及每个民族国家内部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欧洲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新兴国家的竞争使欧洲国家不得不降低工资水平，例如意大利15年间劳工的收入仅提高4％，而投资收益则提高了44％。低报酬不仅带了社会的不公正，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还不能有效支持国内消费和需求，导致金融的不稳定，成为了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所以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左翼必须建立与劳动阶层的联系，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而斗争。
第三，左翼应该促进科研、文化发展上的创新。最近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新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西方国家的金融统治之上的，与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无关。欧洲的生产基地外迁，欧洲成为了收取利润的国家，只有中产阶级得到了好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劳动、生产和文化之间建立新的联系。
民主、平等、创新正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未来所需要的战略。欧洲左翼只有重新焕发欧洲民众对未来的希望才能振兴欧洲左翼。现在，欧洲民众对未来的看法与中国民众不同。中国民众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自豪，而欧洲的青年则没有父辈的社会保障和权利，所以对自身和未来没有信心。“G7”刚成立时，欧美组成了世界的首富，占世界财富的75％，但今天却不能代表世界和决定世界的事情。右翼散布恐怖情绪，企图阻止世界变化，这将会使欧洲背离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理想，如反移民、以反恐的名义侵害人权。这种对现实简单化的描述和应对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左翼应该对世界进行深刻合理的改革，让欧洲人民理解这种变化是不可抗拒的，同时也带了新的机遇、新的竞争者和新的市场。欧洲可以向世界提供自身深厚的文化价值，从而发挥自身在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如欧洲的医疗制度就为美国的医疗改革提供了借鉴。欧洲的未来需要恢复民众的信心，通过传播自身的文化价值来帮助人们克服恐惧。
达莱马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虽然没有改变，但主张改变了很多。中国是大国，中国越是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越为自己提供机会。中国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就能帮助欧洲左翼战胜右翼，重新找到建立国际左翼的理由，共同努力、相互协作，超越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民主进步联盟，推动新的民主自由格局的形成。这有利于国家间建立友好关系，国际关系更加开放和有益。
关于欧盟建设问题，达莱马先生指出欧盟在欧洲层面上存在着一些不平衡。欧盟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市场，但没有统一的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这就导致在单一市场中，欧盟对资本收益的政策是不同的，也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一体化程度不高，所以民众认为离欧盟比较远。同时，为了稳定货币，欧盟对各成员国的财政收支有限制，削减公共开支变成了削减社会福利。《里斯本条约》虽然提出了2010年的社会政策目标，但这些目标受到很多限制，而且也不是强制制度。欧洲的左翼在这一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少，应该推动欧洲在社会政策方面达到货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
在应对希腊危机上，达莱马先生认为欧盟表现不好，干预得太晚，成员国之间并没有相互帮助和援助，大部分国家是借钱给希腊，实际是做生意，而且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20世纪80年代向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条件。现在希腊出现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反对右翼政府紧缩而无支持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政策。这种自发的社会抗议运动并无进步或保守之分，也不存在左右之分，既是内部觉醒，也是外部影响的产物。
关于当前危机为什么没有使左翼政治力量上升，为什么世界资本的力量不断团结一致，而劳工之间却相互敌视的问题，达莱马先生首先指出经济危机与政治力量的上升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工人的力量在经济增长时期比较强大，而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带来的是纳粹，并不是左翼的胜利。谁能够利用危机取决于政治力量能否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在目前的危机中，右翼提出的简单化答案很具有煽动性。如意大利右翼政党就指责中国进行不正当竞争，要限制中国的产品，对于移民所带来的犯罪问题，要求限制移民。他们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够吸引民众支持。面对右翼的这些宣传，左翼只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左翼的困难在于过去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力来管理经济发展，使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改善了劳动条件。但是，全球化削弱了左翼力量所凭借的工具。例如，过去社民党利用税收来解决分配不公，而全球化使资本可以轻易逃逸，不用付税，社民党无法对资本和金融进行控制，但劳动却依然要交税，这就加剧了不同国家间劳动的竞争，导致资本收益增长的同时，劳动的收入却无增长。因此，全世界劳动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需要各国政治力量相互协调采取政治措施来解决，如必须制定全球性的政策来管理金融资本税收问题，并逐步设立统一的劳动保护标准，而非统一的工资标准，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全球性监管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本身在面对不公正现象时，正在修正自己的发展方式，更加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监管正好可以避免这种破坏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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