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新加坡的政治却是请客喝三合一茶水。事实上，新加坡有两种政治茶水，一种是当权者的茶水，另一种是内政部的茶水，前者是当官的序曲，后者却是当政治囚犯的前奏。
在各路豪杰为逐鹿中原而摩拳擦掌之际，新加坡主流媒体撰文为李光耀政权的三合一政治模式灌水，并且细数两党制的不是之处。所谓的三合一政体是由民选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组成国会。
文章认为：‘这个三合一模式是在反对党长时间无法取得可观突破的情况下设计出来的，目的是要满足选民既要行动党当政府，又要反对党监督政府的心理欲求。’
这一种说法有特商榷。其一，名不正言不顺。三合一政体的称号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违反民主精神的政体是分裂，而非团结国家社会。正确的学名应该是一分三政体；李光耀的无国论承认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还不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其二，新加坡政治实况果真如文章所言？如果非也，那历史真相又是些什么？
三合一政体是当权者YY民主政治的春梦，并非为了人民利益，更不是为了让反对声音进入国会，实实在在的，那只是为了执政党可以长期掌权。说白了，这是维护李光耀极权专制的一种制度设计。
首先，反对党长时间无法取得可观突破的这一个情况是人为的结果，并非是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到了今时今日，这一个说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性，坊间看到的好些文献都有类似的结论，即便是国大本身的出版亦不再忌讳这种说法。
比如，Lysa & Jianli, 《撰写一个国家历史：新加坡和它的过去》 (2008：148) 有这么一段原本来自T N Harper的文字：‘Seilirk勋爵告知他的上司，在1962年6月东姑和李光耀分别采取了25次与250次的逮捕，这些都是用来对付他们的政治对手，却让英国背负罪名。更惊心触目的是，Seilirk认为李光耀的意图是彻底摧毁他的政治对手。这些都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他声言要把这些人再次囚禁…这种政治对抗已经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Loh & Liew编辑《新加坡历史的缔造者与记录者》的第23章 (2010： 291/2) ，记录了陈清贵对1963年10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的叙述，时间上那是在9月大选后的两个星期：那一夜晚，30人，主要是工会领袖和9月大选的候选人被拘捕。他们之中是几乎整个职工会(SATU)的中委，包括了巴尼（ST Bani）。几个竞选失败的候选人。但是其中另有3名获胜的候选人 – 哥乐佛选区的巴尼，合乐选区的Loh Miaw Gong，以及武吉知马选区的Lee Tee Tong也都遭逮捕。他们由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宣誓进入国会成为议员的机会，虽然他们成功获胜。这个称为Pecah行动的10月逮捕是第二波，继上次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那回共有120人到135人在无审讯情况下被囚禁。之后，陆续有不少的拘捕行动，如Michael Frenandez 在1964年被扣留，谢太宝，这位著名的政治拘留人士是在1967年被囚禁。逮捕行动持续到1980年代 – 如1987年的逮捕马克思阴谋者。由于1960年代大逮捕的结果，整个新加坡的左翼活动因而消失无踪。
李光耀的彻底摧毁对手的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经久不衰。只要看看惹耶勒南，萧添寿，邓亮洪，和徐顺全兄妹的遭遇就可以知道为何‘反对党长时间无法取得可观突破’的前因后果。
其次，1984年开始的非选区议员是为了何事？根本的目的是在不危害执政党一党专政利益的前提下，装饰国会民主；允许中产阶级的声音。非选区议员既不代表人民，也没有投不信任票的权力。实际上，执政党告诉公务员，他们没有必要回应非选区议员的来信。泥菩萨过江的非选区议员能够有效的监督政府吗？
其三，1990年开始的官委议员又是为了何事？用李显龙的话说：‘我们希望官委议员能够遏止反对党势力的日益增长…免除辩论政治化…提出另外的选择以避免新加坡人求助于反对党。’当官委议员削弱了人民对反对党的支持，那不也就更进一步巩固了当权者的专制权力？事实上，取舍官委议员的绝对权力是在执政党的手上，据悉，当年，华社推荐邓亮洪为官委议员却没有成功。如果传言属实则官委议员不是为了包容不同的社会声音。由此可见，官委议员亦非为了监督，却是为了支持政府而设计。
这还不是司马昭之心？三合一政体是当权者YY民主政治的说法是有所根据的。
另外，文章在否定两党制时指出：‘一个多元社会需要有更大的向心力来维持团结与和谐，否则，潜藏的各种断层线很容易就会浮现，破坏和谐，进而导致社会四分五裂。两党制肯定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这种强大的社会向心力。’
两党制会如何当下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肯定的真实情况却是李光耀的一党专政用了50年的光阴也还未能取得‘确保国会能起到凝聚共识和民意’的业绩。那么，这说法不也扇了李光耀政权一记耳光？
天底下何来十全十美的人和事，那又何妨看看各种选择的好坏？两党制固然有其缺点，但却是一个可以带来社会共识的有效协商机制。世界上不就有许多繁荣进步的两党制国家？显然的，李光耀政权的模式并不是新加坡的唯一选择。
还有，‘一党主导只是形式而已。如果少了这些实质内容：不是破坏性的对立斗争，而是劳资政的三方协商，那一党主导也是没有意义的。’言下之意是，不要计较一党专政的形式，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对抗，能够享有劳资政三方协商的成果。这种观点有多少真实性？
形式与内容有着纠缠不清的理论关系。艺术创造中，教条主义认为是内容决定形式，反其道而行的吴冠中则认为是形式决定内容。从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知道母鸡不会下鸭蛋。
那么，一党专政体系又如何会有协商的民主成果？政治上，自古以来，就有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之说。极权专制为的就是垄断资源，要想分享政治与经济利益岂不是与虎谋皮？
新加坡从来没有劳资政三方协商的这么一回事。只要比较了劳工法令在李光耀上台前后的改变，就可以一清二楚的知道职工会是如何，又丢失了那些工人基本权力。一个没有工业行动权力的弱势组织，要凭什么去和资方与政府协商？
Frederic Deyo (1981) 的《依赖性发展与工业秩序》详细的分析了政府，跨国公司和新加坡职工总会三者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扼要的说，职工会是在为外商与政府组成的经济联盟服务；职工会是在政府的指引下去满足外来企业对劳工的需求。Deyo指出在李光耀的思维里，工人只不过是一个生产因素的数据。
工资理事会是一个典型的劳资政三方组织。新加坡的劳工经济学者E F Pang (1982) 的观点是：政府决定了工资政策，然后让工资理事会去制定政策的细节，这一作业程序塑造了劳资政三方共同批准工资理事会建议的形象。这是不是拉大旗作虎皮？
乐观的看待劳资政三方关系是一回事，高估了劳方和资方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却是扭曲了事情的真相。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一分三政体的时代已到了曲终人散之际，何不沏一盏色泽翠绿味香鲜爽的毛尖品尝品尝，亦借此净化净化疲惫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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