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众院拒绝授权美军打击利比亚，同时否决禁止为美军对利行动拨款议案》，美国之音电台网站6月25日报道，法新社华盛顿6月24日电，路透社华盛顿6月24日电。据报道，众议院以295票对123票否决了授权议案，之后又以238票对180票否决了减少资金的议案。由于美国共和党在众议院有239个席位，民主党有186个席位，因此，这两次投票的结果反映出议案本身并不存在十分明确的党派利益，换言之，这两个议案反映出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真实矛盾，也就是军工既得利益集团与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治集团与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现在，美国国会现在更是以“法”的形式将这一立场给确定下来了。
之所以拒绝授权美军在利比亚继续军事行动，那是因为美军的参与将会导致利比亚局势迅速稳定——尽管这种稳定是一种殖民主义下的稳定，但只要稳定了，那么就是有利于欧盟和欧元区的，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无法利用利比亚问题向欧盟和欧元区转嫁危机了，因此，尽可能地减少美军参与利比亚战事的力度，从而一方面消耗欧盟的国力，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向欧盟转嫁危机创造条件，至少在短期内可以使大量企图从美国跳槽到欧盟去的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举足不前乃至由欧返美。尽管白宫发言人对表决结果表示失望，但是，这个结果却给美国政府一个非常好的“逃避责任”的借口，如果有它的欧洲盟友指责它在利比亚问题上不够卖力的话，美国政府就能将这个拒绝授权的决议做挡箭牌使用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军只是失去了单独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权力，但是，美军依然可以在北约内继续参与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军还是需要有资金支持的。
之所以否决了减少资金的议案，那不仅是因为军工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靠打仗吃饭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并不能确定它的欧洲盟友能在利比亚问题上出多大力气，当然，美国并不是担心欧洲盟友出力太少，恰恰相反，美国十分担心它的欧洲盟友在利比亚问题上出力太大，以至于出现不依靠美国就能摆平利比亚的问题来，那样将会对美国的国际威信造成严重的打击，同时还会极大地提升欧盟的国际信誉，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国际资本就会继续信任欧盟，反过来，美国资本集团内部的矛盾就会进一步加剧（那些想跳槽的资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摆脱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而资本集团内部的消耗将极大削弱资本集团对政治集团的支持力度，实际上会对政治集团的生存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众议院否决禁止为美军空袭利比亚行动拨款的提议表示赞赏，尽管希拉里称这是对卡扎菲持续施压的需要所致，但是，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维持自身生存状态的需要所致。因此，美国国会继续提供军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上施加影响，换言之，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由欧盟一家主导的状况出现。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正在图谋这样一个状态——既可以让美国有理由少出力，又可以让美国保持对利比亚战事走向的控制力，这是一个典型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状态。此外，维持美军在利比亚战事上的一定参与度也将有利于美军随时调整作战力度，如果发现欧盟有一举平定利比亚问题的趋势的话，那么美国则可以适时加大参与力度，一方面为自己在战后的分赃运动中积累筹码，另一方面还存在通过“误炸”来破坏稳定的可能。
2011年6月27日参考消息
《日报文章：奥巴马离间梅普战术难奏效》，日本《东京新闻》6月26日文章。文章称，在推行“重启”外交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项具体战术，即对俄罗斯“双头”政府的两位领导人进行区别对待，尽可能在二人中间打入楔子。然而，这一战术的前提却是错误的，它高估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二人之间的差异。梅德韦杰夫与普京隶属于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奋斗的团队。建立牢固的物质基础，确立强大的国家政权，两位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相同的目标，二人在手法上存在若干差异。二人出身、经历不同，有着不同的支持阶层，有意表达不同立场来扩大支持基础。通过这样的组合，二人联合起来可以获得超过其它任何领导人的赞成票。基于这样的目的，二人有意表明不同立场，以扩大支持基础。不管谁是下一任总统，俄罗斯事实上还将处于普京主导的政治体制之下。基于以上的需求，两位领导人故意上演了意见上的分歧和竞争的姿态。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
这当然只是日本专家的一家之言，其中不乏有日本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子，不过，在我看来，俄罗斯目前的梅普组合方式更多地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毛周”体制，可以将之称为是俄罗斯特色的“主辅”领导方式。但，无论如何变化，梅普组合的确是领会到了“统一战线”的决定性意义，普京借“人民阵线”来“团结大多数打倒极少数”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而只有真正团结了大多数，才能让自己的执政地位稳如泰山，才能让自己称为政坛常青树，反之，如果眼里只有资本家的话，尽管在名义上获得了“钱的大多数”，但是由于背叛了“人的大多数”，因此，最后还是要使自己变成孤家寡人的，背叛人民群众就是孤立自己，就是使自己更加容易被打倒。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是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中获得突破的。这也就是说，尽管“极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是帝国主义的共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帝国中的人民群众能同步实现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在反动派势力较强的帝国中，人民群众获得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较小，相反，在反动派势力较弱的帝国中，人民群众获得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较大。因此，革命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中率先取得突破，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的反动派不够反动，而是因为反动派的生存方式并没有完全和整个帝国的生存方式整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反动派还要通过牺牲帝国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满足反动派小集团的生存需求，而帝国主义的强国则是通过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满足帝国统治集团自己的生存需求的，换言之，帝国本身已经被资本化了——帝国本身是要实现增殖运动的。因此，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的反动统治者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卖国行径，或者说，更容易被人民群众发现其卖国肥私的行径，而帝国主义强国的反动统治者则总是以“爱国”的面目出现的——无论是对内镇压还是对外侵略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帜的——而且这种反动本质很难被本国的人民群众识破（因为这些帝国的百姓往往都能从帝国的对外侵略、掠夺中获得好处），也正因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的反动派的统治不够稳固，所以相对而言，它们更难以经受风吹浪打。
从另一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是正义的一方上台了，就一定能够稳坐江山。因为，这同样有一个统治稳不稳固的问题。之所以坐江山比打江山要难，那是因为坐江山时所要统战的对象比打江山时所要统战的对象多了许多，而且还多了一个将统治集团自己的生存方式与整个国家的生存方式严密地整合在一起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问题，这个比革命时期的组织、动员能力要求更高了）。因此，在坐江山时期，统战工作上升为了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暴力则下降为矛盾中的次要方面（但要注意一点，如果失去了对暴力手段的掌控，那么统战工作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也根本不会成功，反之，如果没有了统战工作，则光有暴力手段也是不能实现革命的目的的。失去了对立统一体的一个方面，则必然失去对立统一体的另一个方面，当然，还要注意将这两个方面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关系）。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统战对象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变化，这样就要求统治集团适时调整统战工作，以实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否则，如果统战工作本身不与时俱进的话，那么只会使得自己团结的人越来越少。更要注意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是与生俱来的，那是需要十分具体的统战工作给做出来的，如果统治集团忘了本，眼光只盯着极少数人，误以为统战工作只是团结那些极少数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话（统战工作不能简化为统战部的工作），那么就会因为这种错误的统战思路而使自己逐步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2011年6月28日参考消息
《国际法院对卡扎菲发出逮捕令》美联社海牙6月27日电，法新社比勒陀利亚6月26日电，法新社突尼斯6月27日电，法新社利比亚班加西6月27日电，合纵国际社的黎波里6月26日电。据外电报道，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北京时间当晚7时30分)，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正式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出国际逮捕令。 这是国际刑事法院历史上第二次对一个国家的在任国家元首发布逮捕令。据介绍,国际刑事法庭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于2002年成立的。到2010年3月，已有111个国家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另有37国签署该规约，但并未获各自立法机构批准。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国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均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2009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发出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逮捕令，这是第一个针对主权国家在任总统发出的逮捕令。
显而易见，国际刑事法院是按欧盟的意志行事的，因此，它不可能去审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的反人类罪行，否则，就等于要审判欧盟领导人自己了，当然，它现在更不敢公开得罪美国。尽管，媒体上充斥着北约侵略军在利比亚屠杀平民的报道，但是，在欧盟控制下的国际刑事法院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卡扎菲政府犯下了反人类罪。而国际法院发出逮捕令一事也就意味着欧盟堵死了继续让卡扎菲留在台上的最后一丝可能性。欧盟之所以要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欧盟为利比亚战事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欧盟要不留隐患的解决利比亚问题，如果让卡扎菲继续待在台上的话，那么利比亚的局势就还有反复的可能性，就欧盟目前的精力而言，它是不愿意看到出现反复折腾的问题的，换言之，欧盟希望尽快收缩战线，把精力集中到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上。然而，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指挥官加拿大的布沙尔说，北约需要有耐心，换言之，他并不打算快速结束利比亚战事，显然，这是和欧盟愿望背道而驰的。不过，就算欧盟能够快速摆平利比亚问题，美国还是能够在欧盟周边引爆其它危机的，巴尔干半岛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
对欧盟而言，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利比亚局势能否快速稳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欧盟能否有独立的军事力量满足其稳定自身及周边地区的需求。如果欧盟总是需要寄居在北约内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解决欧盟自己的稳定任务的话，那么欧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稳定自身及周边局势的目的，更谈不上获得完整的独立性以取得与美国争霸的资格了。因此，在法国羡慕美、中、俄纷纷加强军事建设的时候，法国作为欧盟的军事核心是否敢于在欧盟内带头加强军事建设已经成为欧盟最终能否摆脱危机的关键因素了。
《阿富汗三大权力机构闹独立》，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6月27日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6月27日报道。北约侵略军的撤军行动还没开始，阿富汗伪政府内部就已经爆发了危机。权力斗争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分赃不均已经使阿富汗伪政府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中。据美国媒体报道，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发言人奥马尔6月27日透露，阿富汗最大银行 喀布尔银行行长阿卜杜勒·卡迪尔·菲特拉特(Abdul Qadir Fitrat)日前逃离了阿富汗。 美国媒体称，目前菲特拉特已逃至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某地，据悉，菲特拉特目前已成为美国永久公民并表示不会再返回阿富汗。菲特拉特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曾曝光了一份喀布尔银行丑闻得益人员名单，而卡尔扎伊政府拒绝对相关嫌疑人进行调查。此后他听到风声，称他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辞职并逃到美国。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喀布尔银行曾“转移8.5亿美元欺骗贷款给内部人士，而这笔钱相当于银行负债总额的94%”。——对美国而言，引爆阿富汗伪政府危机的目的是为了把卡尔扎伊换掉，以便使美国能够扶植一个更加听话的阿富汗伪总统上台。另一方面，美军的撤军计划所引爆的阿富汗伪政府内部的危机使得阿富汗伪政府无法有效维护阿富汗稳定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换言之，如果美军真的撤离阿富汗，就算是只撤走一部分人马的话，那么阿富汗伪政府在阿富汗的统治恐怕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这也就意味着，塔利班拥有了重长阿富汗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塔利班现在也就没有和阿富汗伪政府进行和谈的必要了，因为塔利班的对手根本就不堪一击，阿富汗伪政府的腐败问题就能把它自己给压垮了，而且塔利班也根本不可能和这帮腐败分子组成什么联合政府。由此可知，美英等国所宣传的塔利班正在和阿富汗伪政府进行和谈的事宜有多么不靠谱了，阿富汗伪政府已经用它自己的实际情况击碎了美英制造的和谈谎言。
《美报报道：中国禁烟活动分子开辟新战场》，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6月27日报道。中国上个月颁布全国公共场所禁烟令时，健康倡导者感到高兴。不过，由于烟草业是中国的利税大户，因此，要真正禁烟是几乎不可能的。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它国家也是如此，索罗斯还企图在美国加州合法种植鸦片呢，尽管暂时没有获批，但是，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低靡的话，说不准就能获得理解。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将毒品合法化已经算是很好了。关于禁烟问题，对个人而言，主要靠教育和觉悟，对国家而言，实际上也是可以采取分步走的办法。在没有办法禁止本国的烟草生产和销售前，实际上可以先禁止在本国生产和出售外资品牌的烟草。
《美报报道：中国开始反思死刑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6日报道。美报说，司法界专家表示政府对死刑态度的转变可能反映了政府对国际上的批评反应敏感。如果真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国际上的批评声敏感而开始减少死刑的话，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因为，中国政府应是为中国人服务的政府，不是为外国人服务的政府，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重视的是中国人民对腐败及黑恶势力施以严刑峻法的声音，而不应重视外国人对我国司法主权的说三道四。如果因为要满足外国人的价值观而修改中国的法律和司法标准的话，那么岂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府了吗？让外国人决定中国司法实践的事情只有在解放前的租界里才能看到，难道现在整个中国都沦为外国租界了吗？如果中国政府减少死刑的决定不是因为对国际上的批评声敏感所致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并不在意任何声音，因为中国广大人民要求对腐败分子及黑恶势力施以严刑峻法的要求也没有获得满足，换言之，国际上对中国死刑的批评声实际上成为了国内主张减少乃至废除死刑的人的借口，这些人显然是在挟洋自重，也正是因为这些主张减少乃至废除死刑的人凭借的是国际舆论而不是国内舆论，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减少乃至废除死刑的这个主张在国内民众中根本不是主流，换言之，减少乃至废除死刑的决定是违背民意的决定，是违反中国国情的决定。而且，由于国际舆论只是国内那帮人主张减少和废除死刑的借口，因此，还存在一个真实的原因。这个真实的原因只能从减少和废除死刑后的直接受益者那里找到答案，换言之，就是那些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成为了减少死刑和废除死刑的最大受益者，反过来，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恶法将遭到更加凶残的压迫。
2011年6月29日参考消息
《查韦斯健康状况传言满天飞》，墨西哥《改革报》6月27日报道，美联社加拉加斯6月27日电。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称，查韦斯于6月10日在古巴接受了骨盆脓肿手术，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则在散布查韦斯“病情严重”的消息——称其已经患了癌症。此外，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则要求查韦斯公布健康状况，但问题在于，任何一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从来都是被要求严格保密的，如果公开的话，就可能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进而影响政局稳定，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卖国派。由此可知，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如果查韦斯因身体原因而无法继续执政的话，那么委内瑞拉的左翼运动就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相应的，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步伐则会加快。
当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演变时，就会经历一个矛盾充分发展的过程，当矛盾充分发展后，也就是矛盾尖锐到极致后，就转而进入一个统一的过程，也就是消除矛盾双方的过程，也就是危机过程，也就是质变过程，随后，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对立统一关系下得以确立。问题在于矛盾究竟怎么样才算是充分发展了呢？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反作用。这一规律首先是从社会总体状况上来说的，换言之，从社会总体的角度而言，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观察社会的局部状况时，那么这一规律就不会那么明显，就会有很多特殊现象，而当我们只观察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状况时，这一规律就很难被察觉了，因为规律的一般性被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给掩盖起来了。因此，就社会规律本身而言，其观察的范围越来越小时，就会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特殊性，反过来，当观察的范围越来越大时，就会显示出越来越多明显的一般性。而社会矛盾的充分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将“个人对社会”的特殊性与“社会对个人”的一般性的对立状况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的过程。而危机过程则就是消除这种对立状况的过程，也就是将“个人对社会”的特殊性与“社会对个人”的一般性统一起来的过程，换言之，社会矛盾越发展，个人的命运受社会命运的支配越明显，换言之，个人超然世外的可能性越低，相应的，个人命运对社会命运的反作用也越明显，换言之，个人的历史作用越大，而且，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因此，同样增大的个人的历史作用对社会演进的意义也就不同，相对而言，领袖在危机时期的历史作用对社会演进的意义更明显，当然，这个意义是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的。
从委内瑞拉的事情上来说，查韦斯的上台尽管是拉美地区左翼运动的产物，然而，查韦斯本人却是拉美地区左翼运动的最杰出的代表。在当前美国对拉美侵略步伐日趋加剧的情况下，如果查韦斯能够坚守岗位的话，那么拉美地区的人民就会有很大的与美帝国主义继续斗争下去的勇气，反之，如果查韦斯不幸倒下的话，由于左翼运动本身的领导权需要有一个交接班的时间，因此，就会让美国有机可乘，如果届时拉美人民禁不起美帝的残酷镇压而无法顺利实现交接班的话，那么拉美地区的左翼运动很可能就要进入一个低潮期。而美帝对拉美地区的进一步控制则将使美国的“大大西洋计划”获得实现的条件，反过来就会对欧亚大陆造成严重的威胁。
由于领袖的诞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领袖的死亡则往往是非常突然的事情，因此，领袖的死亡对社会演进的意义更明显。这里不仅涉及到交接班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任期制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的政客的有限任期制实际上是对资本家的无限任期制（终身制）的一种掩护，由此造成无论政府怎么换届都不会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社会是掌控在资本家手里的。由此，使人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任期制进行思考，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不应该实行有限任期制呢？特别是共产党，作为一个党，难道也要和政府一样实行有限任期制吗？或者说，共产党难道一定要和政府实行同样的有限任期制吗？连任的次数难道不能更多一些吗？每个任期的长短难道不能更长一些吗？共产党实行有限任期制，而资产阶级却实行终身制，而且还是血亲继承制，这样一来就会使得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比共产党对社会的统治更加稳定，换言之，共产党实行有限任期制的做法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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