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的身影
赵立
今年以来,中东、北非持续动荡。
随着西方大国的介入,这些国家的现政权、反对派,以及西方各国之间,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弈。一些人倒下了,一些人仍在奋战。5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两名领导人已走,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走。”由此看来,搏弈远未结束,喧嚣仍将继续。
在国与国的纷争中,任何高尚的理由都难以让人信服。要想拨开现实的重重雾霭,探寻事件真相,只有回到历史之中。因历史自有它的逻辑,而答案往往隐身其中。
中东。为什么总是中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资料显示,中东石油的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65%,产量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l/3,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区。
答案不言自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内燃机取代战马和烧煤的机车,改变了战争的方方面面,战争变得更迅速、更具机动性,也更具破坏力。作为驱动内燃机的燃料,石油,确立了它作为国力因素之一的重要地位。
战争之外,可以说,石油和内燃机一起,创造了整个20世纪的工业文明,石油因此而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黑色之血。从此,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便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词。石油=控制权这一公式,深植入碳化氢时代各政治体的头脑之中。
从1908年掘出第一桶石油开始,随着储量的探明,中东逐渐被推向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心。在这个华丽的大舞台上,各色人物轮番出镜,演绎了一幕幕意味深长的历史剧。而二战后,这舞台逐渐被美国人巨大的身影所笼罩。
上世纪初,中东石油以“租借地”的形式出让给西方跨国公司,租借地内的一切石油资源及其开采权均属公司所有。当时,公司身后都有西方大国的支持,而石油生产国却仍然弱小,或还是殖民地,完全不具备与公司议价的能力。
而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东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展开了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生产国或通过全面的新协定,或通过国有化和干脆没收开采权,将资源所有权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中。跨国公司的商业影响依然巨大,政治实力却减少了许多。与之相伴的,是产油国非殖民化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纵观石油发展史,二战似乎是一个分水岭,标志是,美国人自此开始把控制石油的目光投向中东。在二战前,中东基本上是英国的地盘。相较而言,美国对这个地方显得不够重视。毕竟,1940年中东的石油产量还不到世界总产量的5%,而美国却达到了63%。
二战中,美国提供了盟国所用石油的90%。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担心石油资源耗尽的声音开始出现,而德国的战败,赋予了这一担心新的意义。
自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控制德国之后,孜孜以求的只有两件事:发展经济,石油独立。墨索里尼曾经担心的石油禁运使希特勒相信,必须把能源供应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德国没有石油资源,那便重点发展从煤中提炼燃料的技术。此项技术成本颇高,比起廉价的中东石油,更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胜利。
但强调石油独立的希特勒最后仍然败在了石油上。1944年5月,盟军轰炸了德国的几座合成燃料工厂,德国燃料告急,败象日显。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当一位德国军官去视察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国陆军第10军残部时,看到了导致“千年帝国”完蛋的主要原因——150辆德国陆军卡车,每辆车前挂了四头牛,靠牛牵引着缓缓前进。它们已没有一滴油。
石油是如此重要,于是,当二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那些在战争中也不忘思考未来的人便把目光投向了中东。领头的,是美国人。
1943年末,石油专家埃弗里特•利•德戈尔耶奉白宫之命,率领一个外交代表团,去评估沙特和波斯湾其他国家的石油潜力。转年初回到华盛顿,德戈尔耶报告说:“世界石油生产的重心正在由墨西哥湾—加勒比地区向中东—波斯湾地区转移,而且这一转移会继续下去,直到重心在这个地区牢固地确立。”
这不啻一份石油工业将发生重大转向的预言。估计德戈尔耶本人不会想到,这一预言将对世界政治趋向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
石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英美以盟国的友谊共同对付轴心国时,对中东石油的争夺就已开始。
美国当仁不让,国务卿依克斯写道:“我们应当在世界各地拥有可利用的石油,现在是去获取它的时候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同英国达成关于石油问题的协议,然而,双方之间的猜忌是如此之大,以致对这两个盟国来说,就如何组织这一讨论达成一项协议也不容易。”
1944年2月18日深夜,罗斯福接见了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罗斯福拿出一张他自己手绘的中东草图,对大使说:波斯湾的石油是你们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由我们分享,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则是属于我们的。
1944年2月20日,在看到哈利法克斯关于会见的报告几小时之后,丘吉尔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他正“怀着日益增长的忧虑”注视着石油问题。“关于石油的争论对于我们伟大的共同事业和奉献来说将是一个不幸的序幕。就这里的一些消息来源所见,美国企图夺去我们中东的石油资产,而我们海军的全部供应依靠中东石油。”
罗斯福寸步不让,他说:有些消息来源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被排挤”,英国正“盯着”并力图“排挤”美国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租让地。在回答丘吉尔另一封电报时,罗斯福还说:“请接受我的保证,我们不会盯着你们在伊拉克或者在伊朗的油田。”丘吉尔回复说请允许我用最充分的保证来回答你,我们不打算干涉你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或财产。但是,虽然英国不寻求领土的利益,“它在为美好的事业做出了它最大的奉献之后,并不愿失去那些当然属于它的任何东西——至少在鄙人被委托领导英国事务的任期之内是如此。”
如今,在原来只属于英国人的舞台上,增加了另一位主角——美国。
二战后,美国逐渐攫取了中东石油这一能够撬动地球的杠杆,在世界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但世界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博弈永远存在。
1960年欧佩克的成立及1970年代的石油禁运事件,使石油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有如庞然大物隐隐浮现。原本在国际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家,如今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世界的目光。那些着眼于未来并对世界具有巨大影响的国家,则首先权衡在该区域的利益和话语权。
当然,这一切都在美国的注视之下。
世界的格局,被中东改变。
艾森豪威尔:逼退艾登 独霸中东
二战期间,盟国所用汽油的90%由美国提供。但到了1948年,美国进口的原油及石油制品第一次超过了出口量。对于日益依赖石油的美国社会而言,这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决策者将目光锁定了中东,并开始在更广的范围确定国家安全的概念。
1953年8月,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联手,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了反西方的首相摩萨台(此人曾于1 951年驱逐伊朗境内的英国石油公司),扶植亲西方的扎赫迪。之后,在美国政府半强制性的推动下,美国石油公司奔赴伊朗,帮助重建石油工业。从此,中东两个最主要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就都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了。
新的石油秩序已经建立,主角是美国,而重心在中东。在当时盛行的冷战思维之下,中东地区的稳定不仅意味着可靠的石油供应,还具有与苏联抗衡的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有谁敢于挑战这种秩序,美国就让他下台。即使是对自己的盟友,也绝不手软。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英国首相艾登轰下了历史舞台。
苏伊士运河是由法国人在埃及沙漠中开凿的一条长100英里的狭长水道,它把红海和地中海连接了起来。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因债务负担,要出售44%的运河股权。英国人眼明手快,将其接了过去。从此,英国开始了它对苏伊士运河长达3/4世纪的统治。
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者纳赛尔1954年统治埃及之后,再难忍受自己境内的运河却归英法所有这一现实,1956年7月26日,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英法明确表示,绝不想中断运河航运。但美国的立场却让人捉摸不透,一次听过艾森豪威尔的演讲之后,纳赛尔问身边人: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英法美三国各怀心思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几天之后,面对英法外交部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但在此后的几个月中,美国却没啥实际的行动。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决策人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而艾森豪威尔只有一个想法:避免军事行动。
艾森豪威尔一直对纳赛尔保持容忍,是因为不希望美国以支持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而苏伊士运河公司显然是殖民主义的残余;另外,美国正努力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埃及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欧洲国家似乎也不具备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的能力,这类尝试只会激励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所利用。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要在1956年11月争取连任了,他不愿军事危机给他添乱。
虽然美国没有发话,英法两国还是秘密制定了军事干预计划。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自己的石油资源,运河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就在运河被没收前几个月,英国首相艾登在伦敦会晤了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会晤前,艾登还与艾森豪威尔一起,逐字逐句地审查了与苏联人会谈的内容。磋商过程中,艾登警告苏联人不要插手中东,他说:“我们不得不十分坦率地谈论石油问题,因为我们不惜为它而战。”“没有石油,我们便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被掐死。”
二战后,英国已经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中东的石油股息在其国外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丧失这些股权,将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巨大打击。
而法国人则认为,纳赛尔对其在北非的地位构成威胁,他不仅给两年前发动独立战争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煽风点火,还向他们提供培训和物资。因此,法国人早已开始同以色列人进行会谈。以色列人则认为,纳赛尔一直在扩充军备,并支持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奔袭,还对以色列南方的埃拉特港实行封锁,显然是一直在准备同以色列打一场仗,问题只是时间的早与晚而已。
色佛尔条约
虽然没有就如何对付纳赛尔与英法达成一致,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批准成立了一个“中东应急委员会”,以便制定遭遇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应方案。
其实,当苏伊士运河危机仍在孕育之中时,艾森豪威尔便派自己的亲信、石油富翁罗伯特•安德森以总统私人智囊的身份秘密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目的是让沙特对纳赛尔施压。安德森警告沙特:美国将开发出远比石油更廉价和高效的能源,从而使中东的石油变得一钱不值。如果运河被当作一种勒索的工具,那么美国将把这种技术提供给欧洲人。这种替代能源便是——原子能。
但沙特对安德森的警告置之不理,仍对英法实行了禁运。
1956年10月24日,英法与以色列在巴黎郊外色佛尔的一间别墅里达成一项协议:以色列将穿越西奈半岛,对苏伊士运河发动军事攻击。英国和法国将就保护运河发出一项最后通牒。如果战斗继续——这是肯定的——英国将进入运河区,以保护国际水道。英法的目标是,解决运河问题,若可能,顺便推翻纳赛尔。
之前一天,埃及和叙利亚成立了在埃及领导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翌日,约旦加入。战争已成定局。
10月29日,以色列攻入西奈;10月3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并且宣布了占领运河区的意图;10月31日,英国轰炸了埃及的机场,埃及军队开始匆忙从西奈半岛撤离。
此时距美国的总统大选只有一周了,艾森豪威尔正在竞选旅行的行程中,听到消息后,他怒不可遏。在打给唐宁街10号的电话中,艾森豪威尔大发脾气,甚至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艾登的助手,便劈头盖脸地把对方臭骂了一顿。
来自盟国的制裁
由于种种原因,英法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的数日之内,并未立即占领运河区。纳赛尔利用这难得的时间间隙,凿沉了几十艘填满石块、水泥和旧啤酒瓶的船只,有效地阻塞了水道。叙利亚则破坏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沿线的泵站,石油供应被截断。
艾登本来以为,一旦发生石油短缺,美国人肯定会来救急。而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这次,美国人拒绝实施任何应急供应方案。艾森豪威尔对手下说:“本人认为,挑起这次行动的人应当自己去解决他们的石油问题,自己去下油锅。”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向盟友艾登提供石油,反而实行了制裁。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以压倒多数获取连任。同一天,英法同意停火,到此时为止,他们只不过在运河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而已。但美国人明确表示,仅仅停火是不够的,必须撤军。以色列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将受到美国的经济报复。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私人顾问说,绝不可“惹得阿拉伯人对我们恼火”
运河已经断航,输油管也无法使用,若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所有国家很快就会出现石油短缺,而此时冬季正在临近。当美国考虑对英法实行石油制裁的风声传到英国时,哈罗德•麦克米伦把双手举向空中,说道:“石油制裁!那就全完了。”
11月7日,英国政府宣布,将石油消费量减少10%。当艾登步入议会下院时,工党反对派嘘声大作。他们宣称,如果要发放定量卡的话,卡上应当印上艾登的头像。
1 1月9日,艾森豪威尔开始考虑帮欧洲人一把,但他也明确强调,在英法从埃及撤出之前,任何应急石油供应计划都不会付诸实施。
此时,英国已是四面楚歌。苏伊士运河的军事攻击刚一开始,便发生了英镑挤兑。英国坚信,挤兑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在美国的唆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伦敦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英国驻美国使馆向伦敦报告说,寻求金融援助的努力在华盛顿四处碰壁。艾森豪威尔虽然“对于西欧的燃料和金融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不希望“与阿拉伯世界交战”。
1 1月末,英法终于保证要迅速撤军。艾森豪威尔大笔一挥,批准成立中东应急委员会。美国人赢了。
1957年3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分开通;4月,苏伊士运河通航。纳赛尔获得完胜,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5月,英国停止了石油定量供应,并不情愿地同意“英国航运部门使用苏伊士运河”。至此,苏伊士运河危机落下了帷幕。
艾登黯然离场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艾登而言,是一场人生的大悲剧。1957年1月,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宜担任首相工作,他辞职了。
最先得知这一消息的人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那个凄凉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活泼愉快,那样温文尔雅。这是1914-1918年战争期间青年军人的典型特征。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幸存者们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战士。他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步入政坛的。现在,他经过长年奋斗,已经攀上了权势的巅峰,但是却被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击倒了。”
第二天早晨,麦克米伦正在官邸中以阅读调节心绪,突然接到了让他去就任首相的电话。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艾登,也是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它造成了英国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严重断裂。艾登坚信,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做错什么。数年之后,伦敦《泰晤士报》对艾登做了如下评论:“他是相信英国是伟大强国的首相,也是第一位亲眼看到英国被危机证明不是伟大强国的首相。”
美英破镜重圆
危机过后,美英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弥合苏伊士运河危机给双方造成的嫌隙。新首相麦克米伦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说,“我们的一切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手中。”这一点已无法否认。
正式和解开始于1957年3月的百慕大会议。会议筹备期间,麦克米伦着重考虑了石油问题。他调来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和一份石油公司的“大系表”。石油与中东安全,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百慕大会议的确弥合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缝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许诺,每周以个人名义“无拘束地”互致一次信件。
总而言之,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确有共同的目标。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证明,在未来的岁月中,世界将由美国说了算。
卡特: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牺牲品
上世纪70年代,在“石油武器”这一概念提出二十多年之后,石油开始真正变成可以制衡世界的力量。
1971年,美国宣布其石油富余生产能力告罄,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大国的“战时安全储备”不复存在。两年之后,1973年4月,取消进口配额制的美国有如饥饿的巨兽,一头杀入世界石油市场,原油日进口量由1970年的320万桶飙升到当年的620万桶。世界的秩序由此被改写,中东不再是从前那个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小者,它有了可以抗衡美国霸权的武器,有了反过来影响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能力。
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利用减产、提价、禁运等手段,联手打击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国,并最终引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1973年-1975年)。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工厂停工,航班减少,对所有石油产品实行配给。国防部的石油供应几乎减少了一半,欧洲的驻军和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不得不动用战时石油储备。
1953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前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伊•亨德森曾预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中东国家恐怕不可避免地会走到一起,制定统一政策。而这些政策将会给石油公司的经营带来灾难性后果。西方对中东石油持续、不断的依赖,总有一天会使欧洲消费者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而上世纪70年代由石油引起的巨大经济危机,似乎证实了这一预言。
卡特是个不太走运的人,迄今被公认的三次石油危机,他应该算赶上了两次。1977年出任美国总统时,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10月—1975年春)刚结束,余波仍在,一上台便面临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难题;谋求连任时,又赶上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初—1980年)。最终,连任梦碎,成了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牺牲品。
恐慌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1978年12月,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十年来美国努力扶持的中东“两根支柱”中的一根倒掉了(另一根是沙特阿拉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发生动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石油市场发生抢购狂潮,油价飙升。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又把抢购狂潮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油价创下每桶41美元的纪录,并最终酿成第二次石油危机,这是当时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为糟糕的是,1979年3月,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使得西方国家“核能将成为应付1973年石油危机的一项主要措施”的设想受到威胁,对能源的悲观情绪进一步弥漫。事实是,伊朗爆发革命之后3个月便恢复了生产,同时沙特也在增产,石油的缺口没有那么不可救药。但还未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的人们,却被恐慌遮蔽了理性。抢购开始了。
公司开始囤积,采购量远远超出真正的消费量。政府也加入了,对于政府而言,保证国内选民的石油供应已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它们或是通过各大公司进行交易,或是直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易。不知所措的个人也加入了,在美国各加油站外,又出现了等待加油的长长车队。
恐慌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
内阁集体辞职
置身这巨大的非理性潮流之中,卡特似乎有点无能为力。1979年4月5日,卡特提出了一项能源计划,建议分阶段取消对石油价格的管制,同时向石油公司征收57%的超额利润暴利税(此时,随着油价不断攀升,石油公司的利润大幅增加),用以发展新能源、补助公共交通和帮助低收入家庭。
卡特的这一政策两面不讨好:建议放开石油价格,惹恼了自由派人士,他们早就对石油公司的高额利润看不顺眼,担心放开价格之后油价还会继续攀升;对石油公司的“额外”收入征收“暴利税”,激怒了保守派,他们将抢购风潮归罪于政府的随意干涉、竭力控制以及过分严格的规章。
结果,这一计划由于国会拒绝批准而搁浅。
三个月后的7月16日,卡特发表讲话重申他的能源计划,强调开发新能源的巨额资金“必须全部来自对石油工业征收的暴利税”, “要求石油工业给予合作,如果它们不情愿,我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我拥有的权力。”
卡特发表这一强硬讲话的第二天,白宫宣布内阁全体成员向总统集体辞职,第一夫人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向第一夫人集体辞职。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集体辞职中,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发表了一篇离职演说。演说以丘吉尔的《世界危机》为题,在该书中丘吉尔曾描述他冒着过分依赖伊朗的危险将英国海军从用煤转为用石油的努力。
“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危机的规模比丘吉尔半个世纪前所描述的要大得多,石油问题使这一危机加重了。” “减轻这一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任何重大的突发事件——如由于政治决策、政局不稳、恐怖分子行动或重大的技术事故引起的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严重混乱……能源的前景黯淡,而且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变得更加黯淡。”
在卡特的不懈努力之下,一年之后的1980年3月,众、参两院终于通过了修正过的石油暴利税计划,法案规定:向石油公司征收50%的石油暴利税,用于解决能源开发的经费。随后,国会通过了发展合成燃料法案。此外,卡特又敦促修建了地下战略储备石油基地,并调整对中东的政策,寻找新的进口能源国。
被愤怒包围
卡特的能源政策虽不能应急,也难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但却为80年代美国能源危机的缓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卡特栽下了树,享受荫凉的人却不是他,而变成了里根。因为到1980年夏天时,对卡特的愤怒情绪已经笼罩了美国,这预示着,他离开政坛的日子不远了。
据全美汽车协会调查,1980年6月23日(星期六)这天,全美58%的加油站未营业,周日这一数字则升至70%。运输卡车主早在三周前就开始了猛烈的全国罢工,上百辆卡车在长岛的高速公路上蜿蜒30英里,使高峰期的交通更加拥挤,激怒了其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这一天,卡特赴东京同其他西方大国的首脑就经济问题进行会晤。会上怒气冲天,卡特再次成为被攻击对象。卡特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充满了抱怨和不快。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我横加谩骂,指责美国插手中东有关签署一项和平条约的事务是引起全球石油危机的根源。”
还是这一天,白宫国内政策首席顾问斯图亚特•艾森斯塔特上班路上去加油。等了45分钟后,他发觉自己也像全国各地的人一样,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怒气所支配。而这些怒气不仅仅是冲着加油站工作人员和石油公司的,也是冲着政府的。事后艾森斯塔特回忆说:“那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期,通货膨胀,能源危机,所有问题都搅在一起,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想弄清楚这些问题也不可能。”
于是,在东京会晤闭幕的当天,艾森斯塔特给总统发去了一份悲观的备忘录, “再没有其他事情更使美国人民感到灰心、困惑和气愤的了。或者说,他们的悲愤是冲着您个人来的,从诸多方面来说,这似乎是一段最为艰难的岁月。”
当卡特返回国内时,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已跌落到25%,只相当于尼克松辞职前夕。
解救人质意外失败
1979年1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德黑兰人质事件”。当天,一大群伊朗年轻人冲入美国驻伊朗使馆,扣押了几十名使馆工作人员。除了对美国由来已久的不满之外,此次人质事件主要针对美国收留刚刚在伊朗革命中下台的前国王巴列维一事。
1979年初,疾病缠身的巴列维离开伊朗之后,先后去过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墨西哥等地,但没人肯收留他。卡特最初坚决反对巴列维来美国就医,但架不住基辛格等人的活动和争吵,最终同意接纳国王。1979年10月23日,巴列维抵达纽约,用假名住进了医院。
虽然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奄奄一息的国王及其随从马上抱歉地离开了美国,但人质危机却并未因此结束,而是持续了444天之久,将近一年零三个月。
1980年4月,人质危机已陷入僵局,卡特决定进行军事营救。8架直升机被派往伊朗的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地点。它们要在夜幕中与6架C-130运输机会合,然后接上运输机上的突击队员,飞往德黑兰,占领美国大使馆,解救人质。
可惜出师不利,一架直升机由于导航问题,另一架则因机械故障双双掉队。接着,沙暴来袭,一架直升机与一架运输机相撞,数名美军丧生于熊熊大火。
卡特直接命令中止行动。营救失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伊朗人毫不迟疑地把人质转移到德黑兰各处,以防美国再次派兵营救。
营救人质失败了,卡特本人也被人质危机所“劫持”。卡特的未能连任,与此次行动中给选民留下的无能的形象有很大关系。
最终,卡特的继任者里根私下对伊妥协,用一大批军事装备换回了美国人质,这便是后来让里根蒙羞的“伊朗门事件”。
卡特主义
第二次石油危机时,西方国家一些人已开始担心,处于危机之中的不只是石油的价格,也不只是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可能会是国际秩序和整个人类社会。
不幸而言中。有了70年代“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在卡特执政后期,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掉头,一改“尼克松主义”以来所推行的避免卷入局部的地区性冲突的态度,由战略收缩转而改走战略进攻路线。
1979年2月伊朗革命后,美国开始着手加强部署在海湾及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力量。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一项对海湾地区的政策声明,宣称“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在这份咨文中,卡特警告苏联不要利用伊朗和阿富汗的动乱作为借口,谋求实现苏联长期以来获得一个不冻港的目标。这便是著名的“卡特主义”。
卡特的连任之梦虽然破碎,“卡特主义”却影响深远。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就在“卡特主义”的基础上,在中东进一步全面加强了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变得更加倚重以色列,注重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实行军事干涉,同时继续推进中东和谈。
1991年1月爆发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卡特主义”的延伸。
促成签署戴维营协议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一直是美苏两国角力的竞技场,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美苏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谁主导了中东,谁就能控制这世界上的大部分石油和命运攸关的石油通道,最终也将左右西方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无论是美苏双方,还是中东各国,都意识到了和平的重要性——战争只会增加石油的不安全性。只有和平与稳定,才能使西方国家保有稳定的石油来源,才能使西方各国和中东各国的经济得到健康发展。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美苏不可避免地仍在争夺话语权,于是,军事竞赛便转化为和平竞赛了。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离开苏联倒向美国,使得美国在阿以争端中作为仲裁人的地位得到加强。1978年9月6日-17日,卡特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一起,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了为期12天的会谈。会谈后,埃以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史称“戴维营协议”。
“戴维营协议”在中东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第一份和平协议。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交还了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的西奈半岛,埃及承认了以色列,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卡特的这一创举对美国扼制冷战对手苏联具有历史意义,卡特在回忆录中说: “最令人瞩目的是埃及转而不和苏联结盟,而采取一种中立或者甚至是对美国友好的态度。这一点比较明显,将来对以色列发生任何军事威胁的关键在埃及。只有他们才有进犯以色列的最可怕的力量,而且在以往的战役中他们总是走在前面。他们也是在对以色列历次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将来不管作怎么样的和平解决,埃及是症结所在。”
“戴维营协议”,打开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新格局。“主导”中东和平进程,也可以说是卡特主义的一个“胜利”。
布什父子:把萨达姆送上绞刑架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美国都在重建它在中东的势力。
首先是剪除异己: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通过支持伊拉克,成功削弱反美的伊朗新政权的实力;80年代后期,又通过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然后是笼络人心:1987年,美国海军为科威特油轮护航,以及1988年恢复与巴解组织的对话,改善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同时,坚决推动和平进程按照戴维营协议框架实施,排挤苏联参与阿以和谈,牢牢把握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权。
到80年代末冷战行将结束时,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的改革遭遇严重挫折,实力进一步削弱。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战,胜负已定。
萨达姆垮台,是中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布什家族的两代总统,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撼动了伊拉克地区大国的地位,让萨达姆从此一蹶不振;小布什则直接让伊拉克改朝换代,并最终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布什家族的努力,不但确立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无可动摇的支配地位,也向世人展示了美国遏制地区强权挑战的决心和能力。
美国培养了萨达姆
萨达姆是被美国一路送上权力之巅的。
生于1937年的萨达姆是个遗腹子,由叔父哈依尔•阿•塔尔法抚养长大。塔尔法是一位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仇恨并蔑视欧洲文化,崇尚武力,他将这些特质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侄子。
1956年,在纳赛尔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大获全胜所带来的兴奋浪潮中,19岁的萨达姆加入了复兴党。据说入党不久,萨达姆便参与了暗杀家乡提克里特一位政治家的行动。他矢志忠于阿拉伯复兴主义,名声渐起。
上世纪50年代末,伊拉克处于亲苏的卡塞姆政权的统治下。当时,美国认定,伊拉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下决心要干掉卡塞姆。萨达姆被中情局相中,进了“6人暗杀小组”。1959年的暗杀行动以失败告终,萨达姆有幸逃脱,但身受枪伤。萨达姆逃往黎巴嫩,并在那里接受了中情局的短期训练。
1979年,萨达姆罢黜政变领袖、其叔父的堂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自己当上了总统。从此,萨达姆稳坐总统宝座,直到2003年被小布什“罢黜”。
萨达姆执政后,曾与美国有过一段蜜月期。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眼中钉是霍梅尼治下的伊朗,在这一点上,萨达姆与美国立场一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不仅为萨达姆提供军事情报、无偿送他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还为他制造生化武器大开方便之门。
西班牙《世界报》还披露,老布什为萨达姆非法洗钱提供了许多便利。中情局前副局长保罗•雷德蒙就曾透露,当年美伊间的不明资金流动高达数十亿美元,而且都是在老布什的监督下进行的。难怪《新闻周刊》评论说,如果说萨达姆是个“恶魔”,那也是美国制造的。
在美国的支持下,萨达姆羽翼日丰。
老布什曾努力与萨达姆保持友好
老布什执政伊始,一直尽量与伊拉克保持良好关系。虽然萨达姆坚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表现出称霸海湾的野心,但美国并未对其采取强硬政策,而是尽量安抚,力促其成为牵制伊朗和叙利亚的力量,以达到维护中东地区均势、保障美国在波斯湾的石油利益的目的。
老布什1989年10月2日签署的总统国家安全指令指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正常关系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并能促进海湾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美国政府应该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刺激,使之行为更加温和,并加强我们对伊拉克的影响。”
因此,当萨达姆1990年春对周边的石油富国进行威胁时,老布什反对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甚至在萨达姆1990年4月2日威胁要用化学武器毁灭美国盟友以色列时,布什也未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在10天后把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派到了伊拉克。多尔警告萨达姆不要发展生化武器,但同时也向萨达姆保证,布什政府将与伊拉克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
但老布什的安抚显然没起作用。1990年8月2日,萨达姆挟6万大军,以雷霆之势攻入科威特,引起世界舆论一边倒的愤怒。
老布什肯定不能坐视萨达姆在他眼皮子底下发展地区霸权。照美国战略研究界人士的话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如果再兼并沙特阿拉伯,就掌握了世界近一半的石油资源,这无疑等同于取得了对西方国家经济的生杀大权。”
虽然各国居间调停,特别是苏联,疾呼希望用政治手段解决。但是伊拉克制造人质危机以及强化对科威特的统治等做法,使美伊对抗逐步升级。
布什一方面对以色列软硬兼施,使以色列面对伊的挑衅保持克制,避免了以色列卷入海湾危机。另一方面尽力获取阿拉伯各国,特别是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支持。为此,美国免除了埃及约70亿美元的军火债务,默许叙利亚武力解决黎巴嫩基督教武装问题。
经多方活动,美国终于把美伊对抗变成了由美国领导,经联合国授权的多边行动。站在正义一边,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兵了。
海湾战争使美国成功遏制伊拉克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大规模空袭巴格达,揭开了海湾战争的序幕。5个多月对伊重兵压境的“沙漠盾牌”计划演变成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
历时38天的空袭之后,伊拉克75%的指挥系统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伊空军基本丧失战斗能力。2月24日,多国部队发动地面进攻。三天后便收复了科威特城,并将战线推到伊拉克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置萨达姆,是穷追不合,还是放他一马,成为老布什面临的重要问题。
27日下午,老布什宣布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是因为美国只想通过海湾战争削弱萨达姆的军事进攻能力,但并不希望打垮甚至肢解伊拉克,为伊朗的崛起和填补势力真空创造条件。而且,伊拉克国内反对派活动频繁,大有倾覆萨达姆政权之势。
4月3日,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交的永久停火决议。决议规定,伊拉克承认它与科威特1963年划定的边界;在科伊边界设置非军事区;伊拉克销毁、拆除其生化武器和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弹道导弹;不准拥有或研制核武,将现有核材料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进行战争赔偿等。
这个由美国一手包办的决议,全面反映了美国遏制伊拉克的立场,对战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借海湾危机堂而皇之地进驻中东。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大大加强。
老布什的仇恨
老布什没对萨达姆乘胜追击,而是把他放回了伊拉克。对于这一决定,老布什是否后悔不得而知,但确有不少美国人批评他当年的“妇人之仁”是在“养虎为患”。
在与萨达姆的斗争中,老布什大大地露了一脸,但却因为未能有效扭转国内经济的低迷,而在1992年的大选中败给年轻的克林顿。
老布什黯然下台,萨达姆却依然稳坐宝座。幸灾乐祸的萨达姆给击败老布什的克林顿发去了贺电,可惜克林顿对他并无好感,上台后继续加强对伊拉克的经济和军事制裁。
受制裁的日子并不好过,萨达姆对老布什的恨在一点点地累积。1993年4月,当老布什以平民身份访问科威特时,萨达姆授意伊情报部门,企图安放汽车炸弹炸死老布什。不过,这个计划被美国和科威特的情报部门挫败了。
时隔多年,在2001年海湾战争十周年纪念活动上,老布什“受伤”地说:“我和当时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都认为,萨达姆在受此重创后会下台。但他却保住了政权……我们低估了他。生活真是不公平……萨达姆仍是伊拉克总统,而我却失业了。”
除此,老布什还表达过更为露骨的仇恨。2002年,在接受CNN采访时,老布什坦率承认: “我并不轻易恨一个人。但我恨萨达姆•侯赛因。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而无信而且内心残忍的人。我心中对他除了恨没有别的。”
“世界新秩序”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认为它主导世界秩序的时机到来了。1991年4月13日,老布什全面阐述了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必须发扬沙漠风暴的胜利成果,使世界新秩序具有新的形态和动力,明智地动用武力,向力所能及的地方伸出同情之手。”“数十年来,美国领导了保持和扩大自由之福泽的斗争。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
其实早在1990年10月,美国就曾提出,要与土耳其、埃及、叙利亚等国建立长期的军事合作。但对于美国的设想,这些国家普遍怀有疑虑。1991年3月6日,海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埃及、叙利亚和海湾6国就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旨在建立自己的地区安全体系。宣言提出,由海湾6国出钱,以埃及、叙利亚为骨干,组建在海湾维持和平的武装力量。但是由于6国与埃及、叙利亚在经费问题上的分歧,这个主张实际上没有实现。
就在同一天,布什提出了美国对地区安全体系的设想,“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和友好国家将承担地区安全的大部分责任,美国将继续与他们一起确保和平,为达到一种新的力量均势而努力。”
对于美国的计划,海湾6国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但是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像一个噩梦,时时浮现在眼前。最终,这些国家全都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1年9、10月间,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相继与美国签署长期安全合作或防务协定,允许美国使用它们的军事基地,帮助美国储存武器装备。美国虽然没有建立起以埃及、叙利亚和海湾6国为主体的安全体系,但是保持了它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加强了与海湾6国的军事联盟。
小布什代父报仇
克林顿执政后,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日渐系统化。
克林顿中东政策的核心是:“西促和谈,东遏两伊”,即:在地区西部确保阿以和平进程持续不断地有所进展,从而为以色列谋求生存的安全环境;在东部对两伊实行“双重遏制”政策,坚决阻止两伊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和利益构成威胁。
2000年,老布什的长子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成为白宫新主。他的身上延续着以其父亲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强硬派人士的强悍风格。在他的“班子”中,多个重要位置的人选均来自其父亲当年的内阁,包括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是以强硬著称的鹰派人物。小布什刚刚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就有专家猜测,在未来的4年内,伊拉克不会有好果子吃。
据美国情报部门透露,在布什赢得大选后不久,巴格达就感觉到不安,并开始进行新的军事战略部署。
2003年3月20日,在遭到广泛反对,并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英等国公然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称的较量,美英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军事指挥、通信、情报、后勤支援等技术手段。萨达姆虽然号称有近40万兵力和60余万准军事人员,但装备落后,信息化程度很低。两军对垒,萨达姆虽誓言要拼死一战,却几乎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连先前被外界广泛猜疑的巷战也未见踪影。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美英联军便占领了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大部分领土。
老布什心中的怨恨,由儿子代他做了了断。2003年12月13日,在提克里特的一个地下室中,美军发现了浑身肮脏、目光呆滞的萨达姆。一个美国士兵简短地对他说:“布什总统问候你!”
这一天,正在戴维营度假的小布什得知“喜讯”后开心地笑了起来,老布什则立即拨通了儿子的电话:“祝贺你,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在后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兴奋异常,他对自己的宿敌说:“这是很好的解脱,没有了你世界将更好,萨达姆•侯赛因先生。”
萨达姆之死
对布什父子来说,萨达姆这个十几年来如同梦魇一般的名字成了历史名词。
美国东部时间2006年12月29日,已近古稀之年的萨达姆走上了绞刑架。临死前,他说, “我将光荣赴死,毫无畏惧,以我的国家和阿拉伯民族为豪。但美国占领者将在耻辱与失败中退出。” “美国将越来越深陷于伊拉克泥潭,就像当年在越南发生的情况一样。”
而这一天,布什家族正在自家农场迎接新年。晚上10时5分,萨达姆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在得知萨达姆被绳之以法的程序进入最后阶段后便去睡了”,总统只会在“计划执行出现意外时醒过来”。显然,萨达姆临走时并没有打扰布什的清梦。
萨达姆被送上绞刑架之后,美国《外交事务》主编基迪昂曾说, “过去肯尼迪与约翰逊在越战中越陷越深,既未考虑怎样取胜又无撤出的战略。布什只醉心于推翻萨达姆,从没想一想推翻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今5年过去了,中东呈现出不同于萨达姆时期的另一种局面,据说并不热衷于军事干涉的奥巴马又一次把美国的军事之脚踏上了中东的土地。那么这一番军事干涉过去之后,中东将如何?美国将如何?不知奥巴马是否考虑过。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3期,摘自2011年第6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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