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对正义、平等和尊严的影响

　　本文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正义、平等与尊严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二是在实现正义、平等与尊严的过程中所取得经验和教训。我特别考察了国际上日益突出且彼此关联的三种现象，即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许多观察家将上述三个现象看作是当代实现全人类正义、平等和尊严的障碍。为了考察这三类现象与正义、平等、尊严的关系，我列出几点看法来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阻碍平等、正义、尊严目标的实现的。我所提供的分析路径与其说是政治哲学的，不如说是从一个研究全球化15年的学者角度展开的。

　　正义的实现意味着个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获得应得之物。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忠诚、诚实、尊重地彼此相待，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当人类在诸如保健与健康、对营养食物的获得、财富的占有和文化主权等人类社会生活主要构成因素方面处于相近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能实现。只有实现上述方面的均衡与相似，人们才能真正处于相同“水平”，才能享受相同的优待与权利。即人们享有的基本生存状况越相似，人们就越有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人，与人竭诚相待。最终，获得尊严可以被看作是实现公平和正义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当我们放眼整个地球，着眼于全人类，甚至一切地球生物时，当代的全球化进程通常被看作是导致不平等、不公正、无尊严状况的原因。批评家们常常针对全球化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全球资本主义——提出质疑，全球资本主义以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融合为典型特征，导致既存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维系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公共政策受到干扰。另一个与全球化问题紧密相连但又迥然不同的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与安排，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与水平使一些特定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能够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这种绝对支配力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支配和控制的实现，通常必须以军事力量的增强和间或诉诸武力作为支撑。当一个霸权国家不断加强军事部署，并以此作为其实施全球控制与支配的主要工具时，与之相伴的是，本国公民对军事实力的颂扬和作为军事强国的身份认同的发展。上述结果通常可用军国主义的概念来概括。当具有全球触角的国家以军国主义作为中心路线时，在全人类实现正义、平等和尊严的目标便渐行渐远。

　　本文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探究上述假设。首先，考察全球化的含义以及学者们针对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关系的既有研究。其次，深入探究在美国参与的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最后，总结出当代新帝国主义模式对正义、平等和尊严提出的挑战。

全球化

　　由于学科背景和理论研究范式不同，学者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另外，学者们还必须认识到，正如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一样，全球化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球化”频繁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以及政治家、企业管理人员和各类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日常话语中。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谈论“全球化”都多少带有感情色彩，而且能够传达出人们在当今世界重大问题上的立场。^[1]

　　随着全球化研究的学术文献不断更新，研究中的思维共性也逐渐显露。“Global”一词用来指“跨星球”(transplanetary)的规模和现象。 “跨星球”现象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大众的日常话语中它经常被使用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文化、军事以及非人类领域。^[2]近些年，交易规模的扩大、交流沟通渠道的扩展和跨国交往的发展都有案可稽。但是，许多学者却强调，“跨星球”关系的发展并不平衡：富裕国家内部的联系和交往比贫穷国家突出，即使在富裕国家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关注全球化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全球化进程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重要性逐渐增长。如果略微回顾一下过去的150年，我们就会发现，全球化的重要性只有在1870年至1914年间较为显著，但是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现象却大幅式微。^[3]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跨星球”联系在二战后有加速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对于这种趋势的解释不一，但核心观点都认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活力的增强，这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主要原因。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导致了一种全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模式的出现。^[4]资本主义模式的改变与信息通讯技术的革新休戚相关，技术上的革新使跨国联系更便捷。因此，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快速便捷的联系提供了可能。

　　基于以上分析，我从以下角度定义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联系与沟通方式的变革性增长。当前，许多联系以超地域、跨国界的形式出现。全球化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将人们的行为、经历、心路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简言之，社会和个人开始将他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并在这个统一体中为自己赋予了新角色，除此之外，他们通过构建这种跨世界的关联，以共同迎接挑战，最终实现幸福与安康。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通常被用来概括与“帝国”相关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帝国”曾呈现出多种形式，不同的帝国曾统治过世界许多地区。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帝国都遵从一种形式，即一个政治体控制了广袤的领土，统治着该地域上种族各异的臣民。远在海外的领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殖民地。但帝国也拥有一些不能被称为殖民地的非正式的领地，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会使用海上力量或以军事操控和商业主导等方式，威逼利诱以迫使弱小国家放弃其主权。“帝国主义”一词就是指在帝国的创建和扩张过程中，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和过程。

　　因此，虽然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或帝国的建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本质不同的过程。在帝国的构建过程中，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这些联系逐渐演变为一种支配—被支配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帝国主义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为跨国联系的增长创造物质条件。正如历史学家萨米尔·索尔（Samir Saul）在一次有关“全球化和自治权”课题的网络讨论中所说的：“全球化虽然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累进的过程，它的历史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但是只有到了最近，全球化才成为突出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紧密的联系逐渐使世界统一为一个整体。伴随着帝国的操控范围的扩大、帝制规模的扩展，之前毫无关联的区域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深刻地改变着它们之间的既有关系。”

　　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是否能够导致全新的帝国主义模式的产生，对此，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其中有些涉及美国是否是一股帝国主义势力；与19世纪欧洲的帝国相比，美国有何异同。史密斯（N.Smith）在他的一项研究中表明，美帝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扩张主义的分水岭，史密斯补充说，之后美国的扩张主义更多地是采取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模式。^[5]史密斯所谓的“地缘经济”是指“权力的运用最初是通过世界市场实现的，其次，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通过地缘政治方式实现”^[6]。正如我们所观察的那样，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使用是为了不断开辟和获取世界市场。概言之，美国的帝国力量不仅决定了全球化进程的特点，而且逐步促进了全球市场的扩展。

　　在本文中，我特别关注过去40年全球化进程与美国强权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已经就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若干不同观点。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帝国的控制如何实现，美国是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帝国统治模式，或是一种与过去相差无几的统治模式。学者们都认为，全球化为帝国主义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和文化基础，而这种帝国主义是历史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但是，学者们却不太同意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中，试图将当前的帝国模式与早期的帝国模式区别开来。全球化不是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纷繁错杂的进程。经济进步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发展，而世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能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的跨国公司开创的。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源自于“在全球坐标系内进行生产”这一理念，此时，民族国家边界变得无足轻重。哈特和内格里特别强调了全球货币或金融市场的构建，以及这些市场是如何解构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市场的。^[7]

　　哈特和内格里反对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即将这种发展单纯视作世界市场发展的长期历史趋势，视作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的延续。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当前这种情形是“全新”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8]。要想理解他们的论点，就必须首先理解两种发展趋势。第一，他们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通讯网络的建立，通讯网络与新的世界秩序产生了一种“有机联系”；“通讯方式不仅能够体现和代表全球化，而且能够组织全球化运动”。^[9]这些网络不仅对于大众主体的创建至关重要，而且在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the society of control)的过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讯网络创造了不拘泥于领土版图的新的空间。哈特和内格里频繁使用“去疆域化”（或“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使人不禁想起另两位全球化学者，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10]和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11]。

　　其次，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使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聚集靠拢。此刻，“帝国”的概念被投入使用。他们将帝国描述成一种“制度”，该“制度”利用“去中心的、分权的统治机构，积极地将全球纳入其不断扩张的、开放的边界之内”。^[12]他们认为，政治全球化进程依赖于不断发展的全球法律体系（司法制度）、行政体制、治安策略，以及以人权等普世观念为基础的全球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帝国的控制力与行政方式，以及帝国的礼俗规范等概念，都随着这种政治进程而得以发展。这种“制度”既无中心，亦无边界。

　　因此，在他们看来，“美国，或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成为帝国的中心。帝国主义早已成为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近代欧洲国家那样，真正成为世界的领袖”^[13]。在《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一书中，哈特和内格里详细论述了这一立场：

　　当然，并非所有帝国网络内的国家都是势均力敌的，相反，一些国家国力强盛，而另一些国家却国力衰微，而构成帝国网络的企业和机构也与国家类同，其势力强弱不等。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通过各自内部的分层和等级安排，以及彼此间的合作，共同创建和维持当前的世界秩序。^[14]

　　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不可能在世界舞台‘唱独角戏’，都不得不通过与帝国系统内的其他主要国家合作，来共同维持世界秩序”^[15]。

　　起初，美国声称，与欧洲国家的主权衰落相比，自己是一个例外。^[16]美国继续将自己描述为世界领袖，以促进全世界范围内民主、人权和国际法治的实现。但是，美国的例外主义也意味着另一个例外，即在法律上的例外。哈特和内格里想借此引出强国所惯用的双重标准问题：一国对外发号施令，而自己却无须遵守与服从。他们补充说，这种例外正是专制独裁的基础，是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绊脚石。

　　乌尔夫·赫德陶福特（Ulf Hedetoft）却对哈特和内格里的观点持有异议，赫德陶福特认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并无二致。^[17]他认为，二战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开始致力于推行一种“新帝国主义”的政策路线和行动方针。因而，在战后一段时期内成立的机构组织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都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目标的持续连贯性与方式方法的灵活变动的共同作用，才产生了我们当前所谈论的“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态势。基于此点，赫德陶福特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由美国主导、跨国企业利益驱使而形成的开放经济系统。

　　他从三个方面将“新帝国主义”与早期的帝国主义相区别。首先，与史密斯观点相似，赫德陶福特认为，与基于领土征服与控制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殖民帝国不同，新帝国主义凭借更为宽泛、间接的策略组合来实现其控制与征服的目标。其次，全球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自反关系也得到了逆转：殖民帝国主义为战后全球化进程创造了许多经济、地缘政治、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条件，而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又为新型帝国主义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殖民主义是一个由帝国和民族、政治和文化进程组合而成的奇特的混合体，在很大程度上，任何一个中央机构都无法实现彼此协调。而美国现在却正在扮演着一个协调的角色。在此，赫德陶福特与哈特和内格里的观点迥异，他认为：“世界的‘单极’结构——美国的强势及其全球利益——不仅使全球化进程更为协调，而且将全球化和美帝国逐步融合为一。”他补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奇特的生物体诞生了，它将强大的民族主义、主权控制、‘国土安全’政策与实现全球霸权的雄心抱负和自由的世界主义目标融为一体。”^[18]

　　如上所述，史密斯将1898年美西战争看作是美帝国的“第一时刻”。他将1945年界定为“第二时刻”的开始，此后，美国参与设计并创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世界贸易制度，以及联合国。他认为“第三时刻”开始于冷战结束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之际。

　　赫德陶福特的分析与之相似，他认为，重大的“全球转变”发生在冷战结束后。这种全球转变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主导地位。赫德陶福特写道：“这种转变不是断裂，而是一种或多或少急速的方向转变。”^[19]赫德陶福特在总结这一转变的同时，建议应该围绕三个轴线对此转变进行追踪和考察。第一个轴线是“首要性”问题，“是指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优势序位”^[20]。全球化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对称性平衡在1990年之后朝着有利于“美帝国”的方向转变。这种逐渐产生的不对称，使美国通过一系列行为放弃了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些行为包括设定“实现全面主宰”的目标、发动反恐战争、确定“防御性打击”的原则和权利。第二个轴线是“范围”，指1990年之后美帝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扩展。^[21]随着苏联牵制性影响的消失和两极格局的消亡，其他国家被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吸引，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第三个轴线是帝国的空间扩展对全球化的“质量”和“深度”的影响。这些转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全球）治理问题以及主权的含义。

　　总之，在赫德陶福特看来，二战结束后，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地表明，经济的发展不仅先于军事实力的壮大，而且能够增强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军事实力的持续增强为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开辟了道路。^[22]1971—1973年间国际货币制度的崩溃对于赫德陶福特的分析至关重要，旧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崩溃使美元汇率随市场波动，因此，美国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能够自由地运筹帷幄。实际上，赫德陶福特的分析侧重于强调美国是如何通过对全球化的掌控来实现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目标的。而其他学者则看到了美帝国走向全球而引发的负面后果，即追求高度军事化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是一位研究中国和日本政治的美国政治学家，他在1995年对冲绳岛进行了一次惶惶不安的访问之后，便开始研究美国式的帝国主义。在参观了岛上38个美军基地后，他不禁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50年，这里仍然保留着美国的军事设施。这个问题促使他对全世界的美国军事基地及其支撑系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约翰逊得出了与赫德陶福特相似的结论，即美国在根本上是按照帝国模式运作的。

　　然而，与赫德陶福特的观点不同，约翰逊主要从帝国的军事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美帝国通过“投放”武力而得以运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军事基地，正是这种武力“投放”的主要途径。在他的分析中，区分“军事”和“军国主义”至关重要。“军事”是指“一个国家在其防御战争中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制度和机构，以及全部活动”^[23]。因此，军事实力是保卫国家独立之能力和获得“个人自由”所必需之物。与此对应，“军国主义”是指一种总体制，即，该国军事机构：

　　将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政府机构完整作为其制度和机构维护的重中之重。……当军队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的机构，它就很自然地开始取代那些真正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政府机构。^[24]

　　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深入分析了军事在当今美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同的视角对军国主义进行了概括：

　　将战士看作是理想、传奇的化身，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对武力效用的夸张预期。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开始史无前例地从军事备战态势、军事行动能力以及对军事理想的培育的角度，来定义国家的实力和未来的福祉。^[25]

　　在巴塞维奇看来，新军国主义表现为，随着诉诸武力偏好的提高，最终将导致战争的常规化。^[26]

　　在仔细查阅官方文件的基础上，约翰逊估计，截至2005年，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达到737处。^[27]在他看来，在国境内保有军事基地是国防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在国境外建立和保有军事基地只能被理解为军国主义。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曾在西点军校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拥有单方面权力来推翻世界上任何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政府。他认为，美国必须“时刻准备着在必要时候先发制人采取行动，以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人民的生命……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唯一实现安全的途径就是付诸行动，而这个国家时刻准备行动”^[28]。在布什总统看来，军事备战要求美国在世界上尽可能多地建立军事基地，这样在需要捍卫美帝国利益时，美国的武装力量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挺身而出，实施快速有效的军事打击。“实际上，军事部门已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看成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在提高军事实力的努力过程中，丝毫的犹豫不决和懈怠都将被认为是落后和即将衰败的表现。”^[29]

　　总之，赫德陶福特和约翰逊都认为，要想准确理解跨国暴力行径的发生，就必须研究美国式的帝国主义。约翰逊补充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帝国主义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军国主义”式的帝国主义：“美国的军事基地网络并非军事戒备的标志，而是一种军国主义的标志，它们是与帝国主义相伴相生的。”^[30]与此相反，哈特和内格里则将国际化与暴力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关联源自去中心化的统治体制。他们认为美国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但绝不是主导和支配地位；美国只是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以及为其提供雇佣服务的人员和机构通力合作，共同行动。

军事帝国主义的制度结构

　　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结构一样，军事帝国主义也遵从一种网络逻辑规则。美国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在二战后迅速扩张，尤其是它在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基地发展得尤为迅猛。另一个加速发展时期是冷战结束之后。据约翰逊所言，军事基地本身就像一种“微型殖民地”，因为它们完全独立于东道国的管辖权之外。美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时，几乎总会与东道国协商签订《驻军地位协定》。该协定规定，东道国的法院不得因美军事人员对当地居民的犯罪行为而行使司法管辖权，除非在一些特殊案例情况下，美国才将其军事人员主动移交当地司法部门。因为美国军事人员不持有普通护照，且不受当地移民法规的监管，所以美国军方有可能将被指控犯罪的军事人员遣送出东道国。2001年，美国宣布与93个国家签署了《驻军地位协定》。除此之外，美国还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监管。因此，无论是东道国的国内法律还是国际法，对美国军事人员都不具有司法管辖权。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处于地区总司令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冷战后，这些地区指挥官集中了更多的权力，管辖的事务范围扩大到情报、特别军事行动、空间资产、核武器、军售以及军事基地等领域。^[31]地区总司令所制定的“战区接触和参与计划”相当于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声明，内容主要涉及如何进一步发展与当地军事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关系。从这个方面讲，地区总司令在特定区域内，其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国务院派驻的大使。地区总司令直接向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报告，避免了繁琐的外交层级汇报和指令程序。中东、太平洋地区、欧洲和拉丁美洲分别由不同的地区总司令负责。随着地区总司令制度的发展，国防部加快了其替代国务院作为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主要机构的步伐，而成为乔治·布什政府的外交机构的有力补充。^[32]现在美国驻扎在海外的军事人员的数量已经超过其外交人员、援助人员以及地区问题专家的数量。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以定值美元计算的每年军费总支出，自1955年开始，该支出从未低于冷战前的军费开支水平。近来，如果将军方外包的服务开支也计算其中，那么，据约翰逊估计，每年有7500亿用于专门和长期的军费开支；^[33]其中，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费用为1200亿，核武器164亿，退休金、医疗费以及老兵伤残补助1000亿。当我们把这些数字置于世界范围内考察时，美国的军事优势是不言自明的。

　　冷战后，美国不再以“防御性国家”的面目示人，而是在面对潜在的威胁和挑衅时，努力维护其自身及其同盟国的安全。美国并没有急于宣布胜利。也没有关闭海外军事基地、遣返军队，而是赋予了自己新的角色，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其他国家和社会的“人权”免遭侵犯，避免“种族灭绝”的发生。除此之外，美国也宣称自己有责任推行美国式民主和市场经济，击退和遏制拉美贩毒集团，平息地方叛乱，打击“流氓国家”，当然还包括永无休止的“反恐战争”。约翰逊就美国后冷战时代的五大军事使命进行了概括：

　　1．保持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

　　2．窃听本国公民、盟友以及敌方的交流通讯。

　　3．尽量多地控制石油资源以满足国内能源消费需求和军事需要。

　　4．为军工复合体提供机遇和收入。（在其最近的著作中，约翰逊称之为“军事凯恩斯主义”。）

　　5．确保军事人员及其亲属生活舒适，当军事人员在海外服役时，其家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34]

　　约翰逊总结出的五大军事使命即使被综合考察，也无法解释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不断扩张的原因。他进而回归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上来，认为，美国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反映了美国领导人控制和主宰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冲动和欲望，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实力这么做。^[35]

　　实际上，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在冷战后更加频繁地参与到战事之中。^[36]巴塞维奇写道：“超级大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掌控这些小国。小规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37]在这个时期，美国在东欧、伊拉克、波斯湾、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了新的军事基地。这些新军事基地使美国相应缩减了它在德国、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部署，而这三个国家对于美军事基地的反对也日益升温。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建的几处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预计将取代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基地。约翰逊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幕后原因是为了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的重心移至伊拉克，而伊拉克又是产油大国。^[38]新保守派人士甚至开始公开谈论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及其所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其呼声日益高涨，在布什政府中影响日益巨大并占有重要地位。

讨论：平等、正义和尊严

　　在探讨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对平等、正义和尊严的影响时，我们应该同样注意，有些学者似乎对这种情形与事态并不关心。他们认为，美国扮演的是一个仁爱慈善的角色。但当我们考察该领域著名学者所提出的观点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并不否认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及其军事实力，而是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实现积极的目标的。我接下来将简要呈现两位美国学者的观点，进而继续讨论本文的主题。

另类视角

　　艾莉森·斯坦格（Alison Stanger）出版了一本考察美国军方对私人部门利用和合作的著作，它是迄今为止该领域最为综合的论著。她不仅对军事私有化所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也对美国式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评论。她承认，美国的确是帝国之首，但在她看来，美国也是一个被世界“心甘情愿”接受的帝国。她认为这个帝国是一个“拥有众多节点的网络，这个网络能够把世界上那些支持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价值观的个人和社会集结在一起”^[39]。进而，她认为美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美国利用其宣扬的经济自由、机会均等的“普世”理想的感召力来实现其核心利益。“它将不同国界内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使这些被解放的人们扬眉吐气，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国籍、种族、性别或宗教方面的差异。”^[40]因此，美帝国的形成是其他国家主动参与和选择的结果，并非像古代帝国那样通过威逼胁迫而形成。“美帝国是第一个不需要依靠民族主义来维持的、真正的全球性的帝国，它本身所具有的融合性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大国。” ^[41]

　　另一方面，斯坦格并没有对约翰逊等学者提出的美国军事势力范围的观点进行反驳。事实上，她通过对越来越多私人承包商参与美国军方活动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军工复合体这一奇特现象。如其所述，伊拉克战争中，阿布格莱布（Abu Graib）监狱发生了伊拉克人受虐事件，但由于该监狱由私人承包商监管，因而此事件并不受日内瓦《禁止酷刑公约》的制约。她特别考察了承包商是如何渗透到美军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的，甚至包括战斗本身。她认为，在帝国的各项活动中，虽然军事行动是其核心部分，但总体而言，帝国的活动是善意的。它在捍卫自由主义、自由和民主的普世理想；帝国将那些拥有共同理念并希望团结在一起的国家聚拢在一起。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和伍德·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研究政治学和国际事务的著名学者。他常常就美国霸权问题以及美国是否可以被称为帝国等问题发表看法。在此，我特别关注他在2004年发表的题为《自由主义与帝国：美国单极时代秩序的逻辑》的一篇论文。如题所示，认为在一国与他国的关系中，有两个“逻辑”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个是自由逻辑，它产生了一种政治秩序，该政治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霸权’、扩散性互惠安排、公共产品供给以及一系列政府间机构和工作关系的基础之上。发达的民主国家在一个‘安全共同体’框架内运行，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在这个框架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帝国——而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秩序，它无名无姓，但却前所未有”^[42]。第二个是帝国逻辑，萌生于美国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战略。“这是一种秩序愿景，即美国通过耀武扬威地行使权力，逐渐摆脱多边主义的束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以瓦解和颠覆敌对的独裁统治。对伊拉克的入侵便是为了实现这一雄伟宏大的战略目标。”^[43]

　　随着分析的逐渐展开，伊肯伯里认为，如果说美帝国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不相同（此观点与斯坦格类似）。虽然这个国家曾有过侵犯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不堪历史，但“战后与之交往的国家愈发达愈民主，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就越是建立在磋商和谈判的制度之上，美国在各方同意的前提下寻求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44]。伊肯伯里承认，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层级关系，而它的最终为继靠的则是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与斯坦格的观点类似，伊肯伯里认为这种秩序本质上是自由的，并且“被用于服务和保障民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45]。

　　伊肯伯里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语：“当一切都尘埃落定，美国人与其说对统治世界兴致勃勃，不如说是对这个充满规则和制度的世界本身兴味盎然。”^[46]另外，与斯坦格的观点类似，伊肯伯里也承认美国的统治带有帝国主义的因素，但是在追求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尽在掌控之中。如果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美国统治中存在“非帝国”的因素，这又不得不提及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盟和日本。而更多“粗鲁”的帝国式干预则发生在其他地区，如拉美和中东。这一观点有可能与约翰逊和赫德陶福特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承认，美国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与较贫穷的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国家关系。大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通过向美国划拨领土供其设立军事基地的方式，来支持美帝国。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当谈及正义、尊严和平等时，西方帝国很自然认为其核心信仰及实践具有普世意义，能造福全人类。自由主义、自由式民主、经济自由等理念被用来为美国式帝国主义的存在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与19世纪英法帝国的言行如出一辙。随着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宣传和普及，帝国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代表更先进的文明，而其他民族和社会则应受帝国主宰与控制。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就援引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西方帝国自我标榜的发达文明和基督教的理念，来为自己攫取北美土著居民土地的行为进行辩解。这种对土著居民的强取豪夺被美其名曰为“对野蛮人的文明化”，而这种灾难性的后果至今仍挥之不去。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另一种知识形态是否存在？”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强国所声称的普世价值理念很难被摆脱和突破。帝国往往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广博而完整的，当帝国与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观念的社会发生联系时，这种强势文化毫无例外地会导致其他异质文化的破坏甚至毁灭。桑托斯认为：“在一个跨国社会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文化上的封闭，充其量是一种虚伪的抱负，它秘而不宣地容忍并宽恕了这场掺杂着破坏、混乱而又无法控制的进程的发生。”^[47]他补充说，将一种文化描绘成“不完整”是十足的霸权主义行径。^[48]在美帝国的主导下，只有当一种文化接受了诸如民主和人权等西方价值理念时，才可以被称作是“完整”的。在这种情形下，一些非主流的文化希望获得“人类尊严”的夙愿便成了“不宜提及”的奢望了。

与帝国相容共生：平等、正义、尊严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主要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建军事基地并不断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影响；继而，简要探讨帝国体制对美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影响。通过上述考察，旨在突出帝国体制对于人类平等、正义、尊严的侵蚀。

　　上图显示了美国军事基地网络在全球的分布。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军事基地。除此之外，美国军方正在制定计划，将其军事基地扩展到外太空，以此作为其空间军事化战略的一部分。^[49]根据官方数据，美国目前大约有超过19万军事人员和11.5万非军事雇员驻扎在全球909个军事部门；美国军方拥有或租用了79.5万英亩的土地和价值1460亿美元的建筑设施。^[50]而这些数字不包括近10年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新建基地，以及在以色列、科威特和菲律宾建立的秘密军事设施。

　　如上所述，军事基地的建造并非新奇，但二战后新军事基地在数量上的快速膨胀，以及冷战后出现的新一轮迅猛增长，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二战后，随着去殖民地化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美国国防部以“战略岛屿理念”为指导，为美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造势。^[51]维恩（D.Vine）引述前国防部长副助理、空军副部长詹姆斯·布雷克（James Blaker）的话说，军事基地被用来“塑造他国个性”，共筑世界美好未来。^[52]巴塞维奇认为，军事基地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向全球投放武力”。^[53]在过去20年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迅猛增加，与之相联的是，美国军事干预和各种规模的战争的增加。从1945年至1988年间，据巴塞维奇估计，美国参与了6次大规模军事干预；^[54]而从1990年开始，共有19次干预行动。这些军事干预对正义、平等和尊严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

　　纵使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些军事基地是对东道国的经济恩赐，但它们同时也暗中损害了东道国的正义和尊严。军事基地的日常运作给东道国带来的恶劣影响，皆有据可查：战斗机噪音所引发的周边居民的健康问题、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士兵犯罪事件，尤其是强奸案的发生、其他各类人身攻击、谋杀以及车祸等事件。这些负面影响日益深重，导致越来越多的东道国频繁爆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社会游行和抗议活动。例如，日本人反对美军在冲绳岛的军事基地的活动愈演愈烈，以至于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日本选举的一个关键问题。2007年，部分由于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刺激和激励，一个反美军事基地网络在经过几次会议协商之后正式成立，目的是为了聚集和联络不同地区的类似的反美军基地的运动。^[55]“废除外国军事基地国际网络”在北美、南美、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台湾、关岛、菲律宾以及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发起了反军事基地运动。军事基地是军国主义外交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设施，而军国主义正是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罪魁祸首。

　　对东道国正义和尊严的最严重侵犯主要来自岛屿军事基地，主要体现为对当地人的搬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印度洋查戈斯群岛的主岛）。为了在此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从英国手中购买该岛，向英国支付了“该印度洋岛屿的行政派遣费用以及相关的购买费用”^[56]。被驱逐的查戈斯人是印度洋查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在此居住已有300年的历史。为了避免查戈斯人向联合国申诉其自治权，英国拟定了一个法律，假设“查戈斯群岛上的居民并非永久居民，或只是半永久居民”^[57]。因此，将这些居民从迪戈加西亚岛迁出是完全可行的。形式上，美国让英国替自己干了卑鄙的勾当，这样，美国国防部便能够很自然地避免国会审查和民主监督。“战略性的人口迁移”作为帝国实现其军事目标的战略步骤，已经发生了几百年。如果说这一战略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式民主、人权相违背的话，那我们也仅仅是说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最后，诸如约翰逊和巴塞维奇这样的爱国的美国学者，他们提出疑问：美国，作为拥有众多军事基地的帝国，正义、平等和尊严会在其社会和政治体制内部产生怎样的影响？约翰逊谈到“皇帝式总统”，而与之相伴的是，立法和司法等独立的民主角色开始萎缩。他认为：

　　不幸的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再可能以我们所谙熟的那种方式挽救美国，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总统或国会能够与强大的五角大楼、秘密情报机构以及军工复合体的既得利益进行抗衡。考虑到40%的国防预算以及每一个情报机构的预算都是秘而不宣的，那么，即使国会议员有监督的意愿，国会也不可能对其行使有效的监督。^[58]

　　约翰逊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用于武器装备的资金要在尽可能多的州内进行分配，使任何有可能对军事采购合同投反对票的国会议员都会对其投票产生顾虑，因为他们所投的反对票有可能使他们因为自己所在选区或州的公民的失业而受到谴责。^[59]巴塞维奇也探讨了美国教育投入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过度军费开支所引起的债务负担加重和对外依赖性的增强对美国在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60]

结语

　　在当代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存在着诸多因素能够促进或减弱我们对于平等、正义和尊严的追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本文所阐述的主要观点是，历史悠久的具有“帝国”特性或与“帝国”概念紧密联系的人类统治传统，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全球势力范围的延伸提供了各种可能。一些学者认为，二战结束后，一种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帝国形式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已有的证据表明，帝国的臣民往往就是那些遭遇不公正、不公平对待且鲜有尊严的人。我认为，当今的帝国在任何方面都与以往的帝国并无二致。

注释：
　　[1] Diana Brydon and William D.Coleman，“Globalization，Autonomy and Community”，in Brydon and Coleman eds.，Renegotiating Communit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Global Contexts，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8，p.6.

　　[2] David Held，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William D.Coleman，Stephen Streeter and John Weaver，“Introduction”，in Streeter，Weaver and Coleman eds，Empires and Autonomy：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9.

　　[4] 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nd ed.，Cambridge，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9.

　　[5] N.Smith，American Empire：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xiv，p.31.

　　[6] Ibid.，xiv.

　　[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Boston，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345-346.

　　[8] Ibid.，p.8.

　　[9] Ibid.，p.32.

　　[10] 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

　　[11] John Tomlinson，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12] Hardt and Negri，Empire，xii.

　　[13] Ibid.，xv-xvi.

　　[1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Penguin Press，2004，xii.

　　[15] Ibid.

　　[16] Ibid.，p.8.

　　[17] Ulf Hedetoft，“Globalization and US Empire：Moments in the Forging of the Global Turn”，in Streeter，Weaver and Coleman eds.，Empires and Autonomy：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9.

　　[18] Ibid.，p.253.

　　[19] Ibid.，p.256.

　　[20] Ibid.，p.257.

　　[21] Ibid.，p.258.

　　[22] Ibid.，p.259.

　　[23]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Holt，2004，p.23.

　　[24] Ibid.，pp.23-24.

　　[25]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

　　[26] Ibid.，p.18.

　　[27]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Holt，2006，p.139.

　　[28]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p.286.

　　[29]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8.

　　[30]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p.24.

　　[31] Ibid.，p.124.

　　[32] A.Stanger，One Nation under Contract：The Outsourcing of American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Foreign Polic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57-64.

　　[33]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7.

　　[34]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pp.151-152.

　　[35] Ibid.，p.152.

　　[36]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9.

　　[37] Andrew J.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8，p.141.

　　[38]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156.

　　[39] A.Stanger，One Nation under Contract，p.48.

　　[40] Ibid.，p.50.

　　[41] Ibid.，p.52.

　　[42] G.John Ikenberry，“Liberalism and Empire：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 (2004)，p.611.

　　[43] Ibid.

　　[44] Ibid.，p.620.

　　[45] Ibid.

　　[46] Ibid.，p.630.

　　[47]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Human Rights as an Emancipatory Scrip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Santos ed.，Another Knowledge is Possible：Beyond Nor-thern Epistemologies，London，UK：Verso，2007，p.25.

　　[48] Ibid.，p.22.

　　[49] D.Vine，Island of Shame：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17.

　　[50] C.Lutz，“Introduction：Bases，Empire and Global Response”，in C.Lutz ed.，The Bases of Empire：The Global Struggle against US Military Post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9，p.1.

　　[51] D.Vine，Island of Shame，pp.41-42.

　　[52] Ibid.，p.46.

　　[53]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7.

　　[54] Ibid.，p.19.

　　[55] A.Yeo，“Not in Anyones Backyard：The Emergence and Identity of a Transnational Anti-Base Network”，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3(3)，2009，pp.571-594.

　　[56] D.Vine，Island of Shame，p.89.

　　[57] Ibid.，p.92.

　　[58]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9.

　　[59] Ibid.，p.17.

　　[60] Andrew J.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p.11.

　　（：William D.Coleman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贝斯利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全球化与公共政策”主席；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