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树介医生驳斥新加坡内政部编造的谎言
译者：锺华
1963年2月2日，傅树介医生、林清祥先生和林福寿医生在“冷藏行动”中与党内和工会内的同事及朋友一起被逮捕，并被无审讯监禁。他们3人分别是社会主义阵线副秘书长、秘书长和中央委员。被拘留者包括杰出的反对党人士、医生、律师、经济学家、教师、新闻工、职工会人士、大学毕业生、大学在籍生和中学生。他们都是我们社会的精英。英国人在“冷藏行动”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目的是要阻止这些人竞逐1963年9月的大选议席。英国人通过监禁那些敢言和能干的反对党人士，帮助李光耀保住其权力，同时也保留了他们自己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利益。
即使是在5名社阵成员当选的1963年9月大选过后，逮捕政治反对者的行动仍在继续。3名当选的社阵国会议员，即：巴尼、李思东和卢妙萍，甚至在可以宣誓进入国会之前就被逮捕了，另外两名社阵国会议员离开新加坡，一去不复返，因为行动党政府拒绝保证他们不会被逮捕。1964年，又有另外88人被逮捕和拘留。
傅医生经过11年无审讯囚禁之后，于1973年获得释放。他无视当局的禁令，信守原则和勇敢地呼吁人民行动党政府释放狱中同志。当他在1976年再度被捕时，他正和一群朋友筹组一个公民权利团体。第二年，他的朋友也被捕和被监禁了。傅医生再次被监禁6年，因而一共在监狱中虚度了17年的青春岁月。
2011年9月23日，内政部发表文告，指责傅医生(虽然没有点名)帮助一名马共破坏份子。文告说：
“….1974年，其中一人向一名匿藏在马来西亚的马共破坏份子提供医疗协助。该名破坏份子之前携带一颗炸弹前来新加坡准备袭击别人，沿着加东史蒂尔路行驶时，因炸弹提早引爆而受伤，两名同谋被炸死。….”
傅医生否认曾向伤者提供医疗协助，即使是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下，他有义务去治疗一名伤者，无论后者的政治关系如何。内政部文告提到了内部安全局虚构的一个故事，即傅医生和他的妻子及G 拉曼医生曾前往柔佛州马西镇(Masai)治疗一名伤者，内安局声称那是一名共产党份子。拉曼医生在1977年发表的声明中说(该声明现存放于检察总长办公室里)，他否认曾经跟随傅医生到过马西。而且，经内政部看过的傅医生的护照也证明他并没有到过马西。事实上，傅医生至今都没有到过马西。
下面是傅医生于2011年9月13日在Function8组织的一系列题为《改变中的世界》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中发言的两个部份当中的第一部份。
我在1976年的被捕和拘留
我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被拘留，1973年底获释。获释当天，一位非常高级的内安局官员告诉我，获释后不得宣传和寻求释放被拘禁中的同志，如果我不这样做，不仅对我是危险的，而且也会令他们更难于获释。这是一个友善的劝告，我相信它是善意的。
但是，我无法接受这种反映在内安局奉行的残暴政策中的欺凌逻辑。因此我获释后，就跟同日获释的另外4个同志：哥文达三美、刘亚烈、傅仰耀和陈金城在我家会面。我们向报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描述我们各自被拘禁的情况，从3年到11年不等，并呼吁无条件释放所有的被拘留者。最后我们称李光耀是“政治拉皮条客”。
1974年冷藏行动11周年之际，我作了一次关于这场大逮捕的录音讲话，呼吁“英国和爱尔兰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留学生组织联合会”(FUEMSSO)给予支持。该会在伦敦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播放了这个录音讲话。我指出，在1963年冷藏行动发生当天，李光耀从吉隆坡开完内部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在返回新加坡时，在机场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他对大逮捕承担责任。他的这番话引起薛尔克勋爵的忿怒，薛尔克致电李光耀，恫吓要公布相关的文件。当然，报章遭到了谴责。在稍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李光耀修正了之前所作的否认。然而，谁都明白，这个否认只是一个宣传噱头，目的是要成为大逮捕过后第二天报章的头条新闻而已。他过后的纠正不具有相同的影响力或甚至被公众人士所忽视。
英国作为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必须分担逮捕行动的责任。1963年2月逮捕令的下达和冷藏行动的执行都直接来自伦敦，薛尔克等人只是执行命令而已。1963年9月星马合并之前，英国没有把这些被拘留者先行释放，就直接移交给行动党政府，必须分担他们继续被拘留的责任。这项道义上的责任不容以任何尊重法律的谈话来推卸。因此，我在1974年对留英学生会学生的讲话中说，留英学生应该向英国政府发表一项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的声明，清晰表明他们的立场，并谴责行动党继续拘留那些之前被英国人拘留的人士。
稍后，我出席了1974年由“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在东京组织的一次关于帝国主义的大会，我在大会上形容新加坡是一个警察国家。大会的朋友向我保证，如果我再次被捕，他们会支持我。在我重新被捕期间，这些朋友，其中包括一些日本国会议员，请求行动党释放我。
同年，我会见了英国工党国际部的史默尔女士，和前来本地出席在莱佛士酒店举行的全国职总活动的瑞典职工会人士代表团。我在我的家里分别会见了他们。他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内部安全法令的事宜、拘留的情况、被拘留的人士、拘留期长、限制性释放的条件、发表安全声明(一份牵连其它人的声明)、上电视等等。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计划，要在即将于1976年年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提出要求人民行动党解释拘留、长期囚禁和虐待政治对手的动议。
巧合的是，我们几个人在1976年初讨论成立一个类似今天的非政府组织的公民权利团体。在一个迁入新居的聚会上，G.拉曼、王木泉、M Fernandez、Gopinath Pillai(人民行动党的巡回大使)、陈仁贵、Gopal Baratham和我曾经简短地谈论这个由Fernandez提出的课题。
这项讨论发展成为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成员包括G.拉曼、Michael Fernandez、王木泉和我。我们同意邀请Joseph Ho神父、Gwee Ah Leng医生和Un Hon Hin医生加入委员会。陈仁贵没有加入。他后来跟许赓猷一起到我家来，表达他们的深切关心，说人民行动党可以利用这个公民权利团体作为逮捕我的借口。后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
筹委会成立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社会主义国际大会将会有一项动议，要求它的成员人民行动党解释不经审讯逮捕和长期拘留政治对手之事。
这就为拘留我们提供了条件。因为通过谈论公民权利、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突显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对人民的透明化和问责，我们可能会令政府感到尴尬，它必须防患于未然。
但是要如何把这件事向新加坡和国际舆论说成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呢？尽管前英国工党首相威尔逊访问过“淡马钖”，但是国际舆论对于新加坡反对社会主义国际谈论人民行动党长期无审讯拘留反对者是不利的。因此，共产党这个吓人的妖怪又被抬了出来。
被捕
不用在凌晨时分敲门了。内安局官员在我的公寓停车场里等候着我。当我在上午大约7时半走下台阶进入汽车时，两个人走上前来表露他们的警官身份。他们说我被捕了，但我必须带他们回到我的公寓去。当我们进入公寓时，他们立即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害怕邻居会看到。他们搜查我的书房，拿走一些东西。然后在我们离开时，我问他们可否让我写个字条留给妻子格丽丝，因为她在约莫半个小时之前上班去了。我留言说内安局来了，希望她勇敢，我爱她。林警长读了我的字条后，说我和我的妻子己预料到我会被捕了。我点了点头。
我会被逮捕并不是什么秘密。人民行动党不得不退出社会主义国际，因为它未能诚实地解释它的完全不民主的行动。而且，人民行动党没有很好地考虑来自任何方面的道义压力。在我于1976年被捕前大约一个星期，蒂凡那奉派到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国际大会去吹嘘他的反殖民主义过去，轻率地忽略了出席大会的那些阅历丰富的政治家视他为叛徒的事实。他宣称和我相识，而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毫无疑问，我们是相识的，当他身陷囹圄之时，我曾经在金钱上帮助过他的家人。但是作为叛徒和人民行动党代表团团长，他应该先跟内安局核对我是不是共产党，然后才好宣布说他知道我是。内安局就会告诉他说，它（内安局）曾经通过监狱当局寄给我一封信，回答我要求一份《阵线报》的申请，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所以答应了我的要求。蒂凡那或许太懒于查核他的指控了，或许他真的有去查核过。这可能是叛徒的一种特性吧。
蒂凡那关于我是共产党的指控刊登在《海峡时报》的头条新闻上。这一切都是策划好的。因此我期待着被捕。或许人民行动党希望我逃离新加坡，因为在我被审讯期间，一位警官说我是神风敢死队员，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
接着说我重新被捕的头一天。我被车子载到位于峇里斯他路的医务所。他们搜查我的医疗室。我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但是我担心他们会把弹药放在那里，然后“找到”它。我脑海里最先想到的是他们伪造证据的能力，因为我突然记忆起1961年他们在马绍尔的安顺补选中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当时《海峡时报》的大标题新闻说，有人阴谋杀害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政治部主任Bogaars亲自带队搜查离开我家不远的直落古楼的一间房屋。一些人被逮捕，并且据说发现了弹药。报纸登载了大量的相片。一个星期左右，一切归于平静。然后，当马绍尔在安顺发言时说他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时，《海峡时报》就在内页用小字体刊登一项报导，说内安局曾收到来自“过分热心”的警察人员的信息。这些提供虚假报告的过分热心的警察人员是谁呢？在屋子里发现的弹药后来怎样处理了呢？是谁拥有这些弹药呢？从来没有披露过。
我被带到警车那儿，他们要我戴上一副內里添加一层泡沫材料的眼镜。我的眼睛完全被蒙蔽住了。即使我的医务所离开惠德里扣押中心只是一箭之遥，却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到达那里。这是一个意图使我迷失方向感的笨拙尝试和浪费汽油的做法。
换上一条T形恤衫和棉制短裤后，眼镜被解开了，我被带到牢房去。它位于一个U字形平面混凝土屋顶的单层建筑物的一翼。在另外一翼有更多的牢房。狱警的哨站和厕所占据两翼的交界处。在建筑物的中间，是一个运动院子，四面都用围墙与牢房隔离开来。围墙很高，你只能看见斜角的天空和远处的树尖。牢房大约5英尺长、10英尺宽，中间有一个固定的铺位。当我在牢房内时，荧光灯长亮着。有一次它的灯泡突然爆破了，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狱警在例常巡视时无法从小洞里看到我，立即把我迁移到隔壁的牢房去，同时马上召唤电工来更换灯泡。
我的家属的第一次探监是一次不幸。我的弟弟前来探访我，他是一名临床教授，在陈笃生医院当胸科医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报纸看吗？”我的回答是：“没有阅读材料。”一声卡答，对讲机被切断了。我不可以谈论关于拘留所内的事。就这样，他们提前终止了我这个星期的家属探访。
在我重新被捕的第一天，我被叫到审讯室去。狱警必须小心翼翼带着我走。如果在走廊的尽头看到一盏红灯，他就得停下来，让我面向走廊的墙壁，免得我们跟一些正在被押送到直角交叉路口的其它拘留者相遇。我们必须学会新的交通规则！
看起来似乎奇怪，政治部官员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们坐在那里，彼此对视着在闲聊。一个人告诉我，他最近刚从柬埔寨的工作岗位回来。他乘搭的是金边沦陷前最后一班飞机。另外一个叫我谈谈社会主义和设法说服他。我告诉他说，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交换位置。他们很友好，但不断的告诉我，如果我不写招供书的话，我一定会在监狱里腐烂掉。因此，我请求他们提出问题来问我，如果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他们不会这样做！我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们这么做，我就会知道他们知道我的一些什么！因此，我们坐在那里，从上午6时左右直至午夜12时，互相盯着对方。他们在桌子上搁了一个小时钟，告诉我说，要等到午夜时分才能回牢房去。我在惠特利路扣押中心时，这种每日进行的审讯长达 6个月之久。
审讯室里很冷。晚上审讯时，政治部人员穿着御寒衣物进来，而我则冷得瑟瑟发抖。然而，回到牢房里也不舒服。它热得像火炉一样，经过审讯室的寒冷之后更觉得如此。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下雨，那时牢房里会比较舒适些。热气直到深夜两点过后才从通风不良的牢房里散去。
后来有一天，政治部副主任司徒，在大约 6至8名容貌粗暴的人员陪同下，走了进来。他们站在我身后的两边。但司徒很有礼貌。他问我近日是否有人致电叫我夜间出诊。经过思索，我告诉他，是的，有一个。他表现出兴趣。我给谁看病？那是一个住在公寓底层患腹部疼痛的租户。还有没有其它的夜间来电要求出诊的？没有。失望显示在他的脸上。我最近有寄信吗？我有。我于是知道，我在人民行动党退出社会主义国际之后写给Lin Chew的信已被截获。我在信中告诉她，我同意社会主义国际要求行动党解释拘留其政治对手的动议，但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由于受到这个羞辱，人民行动党必须找寻一个替罪羔羊，我已经准备好了。也许是因为他们截获了我的信，因此他们没有问我关于Lin Chew或社会主义国际的问题。
然后，审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H.H.被推了进来，倒在地板上。我认识他。他是一名前被拘留者。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我曾怀疑他跟“新加坡革命党”有联系，那是一个我不会去触碰的组织。他是我的病人。他们殴打他，伤得很重。他看着我，说对不起我。虽然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我推测，他一定是已经告诉内安局，我给了他治疗炸弹受伤者的药。（一年前，有两个炸弹手企图袭击南洋鞋厂，但在开车前往工厂途中，自制的炸弹在汽车内爆炸了，炸死司机和炸伤另一个炸弹手。)我告诉H.H.不用担心，就告诉他们真相吧。之后他们把H.H.拖出审讯室外。他们从来没有审问我关于处方的事，但是我并不关心，因为那些处方药物是针对H.H.的流感症状开给他的。事实上，内安局官员几天后，去了我的诊所，拿走H.H.的治疗记录。他们拿出我开给H.H.的处方给我看。这样，他们为内安局而跟我玩的一场扑克牌游戏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回到等待午夜钟响的时刻。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有一天，我被带到审讯楼的上层。尼泊尔籍古鲁卡守卫站在关闭的大门外。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突然，我听到一个非常响亮的皮靴顿地敬礼的声音。门被打开了，我期待着某个大人物的到来— 因为只有大人物到来才会有格外响亮的敬礼声音—我转过头去看着入口处。一个年约30多或40岁出头、穿着洁白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独自一人，这是不寻常的，因为高级官员几乎总是成双出现的。他走到桌子的另一侧，拉出椅子坐了下来，微笑着说：“傅医生，我可以称呼你为傅医生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从来不叫我们的名字。他尝试表现得彬彬有礼与和蔼。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然后他就把我一整天的时间都用在下一个问题上。他问，“傅医生，现在你的故事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直接了当的，“你想要什么样的故事？”他知道他输了。他站起身来，直挺挺地走出了审讯室。
几个月后，我被转移到明月弯监狱，跟朋友们关在三牢房式的大楼几个星期，然后单独监禁在一个8牢房式的大楼里。
1977年2月初，内安局人员告诉我，我的妻子格丽丝被拘留了。他们说我可以到惠特利路扣押中心去探访她。她刚刚被逮捕。我知道拘留她的目的是要对付我。我不会让他们高兴和利用我的苦恼。我推掉了去看望我的妻子的建议。她被拘留了一个月，日夜都在寒冷的审讯室里接受审问。
此外，在1977年2月初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朋友G.拉曼（他是我的律师）、A. Mahadeva、仁贵、赓猷、Joethy等人被逮捕了。
然后监狱的小道消息说，李光耀在安排好的英国广播公司访谈中说，G.拉曼发誓说，有一天晚上，他、格丽丝和我曾经到柔佛州的马西镇去治疗一名受伤男子。 G.拉曼是一名被拘留的资深律师，曾在警卫人员押送下，— 虽然李光耀煞费苦心地强调其周围并没有穿制服的人员 — 被带到裁判法院去宣誓。可见李光耀对新加坡司法的轻蔑态度。
于是李光耀宣布，根据拉曼的证词，他将让新加坡医药理事会（SMC）来裁決我的行为。我将由我的同行来裁決。据推测，李光耀认为，这将令某些批评逮捕我的人感到满意。
但是，这只是一种公关手法吧了。编造一个故事，上头条新闻，然后悄悄地忘记它。新加坡医药理事会从来没有接到政府的指示，召集我查询此事。我也没有收到任何要我出席医药理事会作证的请求。
事实上，那份关于我的英国广播公司访谈的报纸在审查时被没收了。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将会被传召出席医药理事会作供，以便让我的同行作出裁决呢？可悲的是，我最近很惊讶地听到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说，在任何地方治疗任何伤者乃是每一个医生的天职。如果在马西有伤者，前往马西是完全正确和符合道义的。当我告诉他说，直至今天我还未到过马西时，这位年轻朋友无法相信他的耳朵。他一定是对自己从学生时代以来所相信的其它废话和天方夜谭感到奇怪。他感谢我使他醒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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