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美国梦”

褪色的“美国梦”

    

    从纽约，再到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在美国乃至西方一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影响越来越大。纵观示威者各种诉求，抗议金融企业攫取民众钱财者有之，声讨大企业高官贪婪无度者有之，痛陈贫富分化就业无门者有之，反战、呼吁社会公平正义者亦有之……
    但10月18日美国盖洛普发布的调查结果则显示，约有一半的美国人不太了解这一活动，63%的人不知道该活动的目的。
    乱象之下，美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到底如何？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华尔街？或者他们痛恨华尔街只是一种表象？《环球》杂志驻美国三地记者分头采访了五位美国人，他们中有在校生、公司职员，也有无固定职业者、金融分析师，希望能通过他们的讲述，拨开迷雾，管窥一斑。

                          99%美国人对1%美国人不满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如果政府能真正代表我们99%普通美国民众的利益，政府就会去修正社会问题。这正是我来此的原因。”
    保罗•莱亚尔（Paul Leal），23岁，洛杉矶政治学专业在读大学生
    “许多来这里的年轻人都和我一样，缺少社会资源。极少数的美国人拥有过多的财富，而其他人则为生计苦苦挣扎。这一切都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莱亚尔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不满溢于言表。
    采访是在洛杉矶长滩的一家咖啡店里进行的。那天下午，莱亚尔坐在那儿，嘴里念叨着“我要做些什么，再也不要继续现在这个状态了”。
    莱亚尔的现状是这样的：
    他与另外3个人共租一间公寓。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办法登陆推特或者脸谱网站。
    与其他不少美国年轻人一样，莱亚尔有偿还不清的贷款，难以支付的房租，“这些都是我沉重的负担。我刚刚买了汽车，你要知道在洛杉矶如果没有车，几乎寸步难行，不然能怎么办呢？”
    莱亚尔有一些皮疹，但他已经有五年没去过医院了，因为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费用都太高，他没有能力支付。“去医院看病不在我的预算之内。我甚至很多很多年没有度过假了，因为这也不在我的预算之内”。
    对于参加抗议活动的以年轻人居多这一现象，莱亚尔认为是因为社会问题让美国年轻人遭受的痛苦最深。
    但他并不确定这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最终会起什么作用，“我只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如果政府能真正代表我们99%普通美国民众的利益，政府就会去修正社会问题。这正是我来此的原因。”
    99%的美国人在抗议1%美国人，这也是不少分析人士对此次抗议活动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在有选举制的国家，99%需要走上街头抗议，这表明了体制的失灵，对现状的极度不满。
    “不少抗议者都没有工作，当然，如果有工作，特别是理想的工作，我猜他们也不会来这里了。事实上，这么多人来这里正是为了寻求社会资源的平等使用。”莱亚尔说。

                            她将这作为最好的专业实践

    “与学校相比，我在这里能学到的东西更多，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生历练。即便现在有人给我买一张机票，送我去加勒比海度假，我也会留在这里。”
    布蕾•莱姆比茨（Bre Lembitz），21岁，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大四在读生。
     “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一周后的9月25日，布蕾就背上行囊从她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大学赶到了纽约祖科蒂公园，截至采访时她已经在那里待了三个多礼拜。
    对她来说，参加这种街头活动，更像是另一种别有意义的社会实践。
    相比莱亚尔的“悲惨”生活，布蕾就幸福多了。
    布蕾的家乡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的一座小城，妈妈是一名医生，爸爸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即便是金融危机，像妈妈这种美国社会中少有的“铁饭碗”职业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父母二人甚至在布蕾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上产生了意见分歧。
    妈妈很支持女儿的行为，甚至还特地从科罗拉多州飞到纽约，陪女儿在营地住了两夜，同时在营地的医疗组中为其他的抗议者们服务。
    但爸爸却并不支持女儿放弃学业来到这里。距离正常的毕业也不过一年的时间，为了参加抗议，布蕾为此做出了休学一学期的决定。
    “我觉得他不太理解这项运动，因为主流媒体把这个运动描述成缺乏目的的活动。他以为这里只是一大群嬉皮士聚在一起很脏地生活着。但是你来到了这里，你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里是多么的有组织、有目的，你也看到了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回事。”
    布蕾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她的生活并不困难，但由于大学专业所研究的内容，她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当下政治、经济政策的弊端，因此她觉得这里是她最好的专业实践。
    “看看我们背后有多少力量在支持这个活动，加入我们的人源源不断。”布蕾一边剥着手中刚从营地食堂领来的鸡蛋，一边认真而兴奋地说。
    “看吧，我每天就睡在这里。”布蕾把《环球》杂志记者带到她的“床铺”边，掀开位于地上的“床”，那只是被上下两层防水布包裹起来的睡袋。“我们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来自捐助。甚至有人捐赠了一个健身房会员卡，所以我可以去锻炼锻炼，并且可以洗澡。这棒极了！”
    布蕾身高一米八零，白皙皮肤，金色长发，堪称模特身材。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将之与长期户外露营抗议联系起来。而实际上，抗议的声势越大，她便越发地找到了归属感和成就感。

                            依然拮据的“中产阶级”

    “我觉得美国的生活水准和条件仍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每天努力工作，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还没有必要加入其中。”
    杰森•艾克（Jason Eyck），26岁，外地工薪族在纽约。
    截至采访时，“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已经一个多月了，杰森说他还没有去过活动现场。
    “我每天努力工作。”杰森向《环球》杂志记者解释自己“脱离大众”的行为。他觉得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不只发生在美国。“是的，现在是没有以前好，但是我觉得美国的生活水准和条件仍是世界上最好的。”
    杰森•艾克，知足常乐的他和妻子租住在纽约昆斯区的一幢普通公寓楼里。该社区是墨西哥裔、亚裔和印度裔移民在纽约的聚集区之一，让杰森这位在明尼苏达州苏必利尔湖边长大的白人青年在这里反倒显得颇为特别。
    走进这栋老式公寓楼，在几名印度裔住户的陪伴下，《环球》杂志记者搭上了一部不知有几十年历史的手拉门电梯，上到五楼用了几乎一分钟的时间。杰森的小家便在五楼。
    两年前大学毕业后，杰森辞掉之前在家乡房地产市场分析研究员的工作，陪妻子一起来到纽约。“因为她学传媒，想做一名新闻记者，在这能有更好的机会和发展。”
    来到纽约后，杰森努力地想尽快找到一份同样的工作，但不景气的就业市场让他略显无奈地做了一年“家庭妇男”。“没办法！算上大学时期的兼职，我做这个工作快六年了，算是有经验的老手了。但在这个大城市就是没有稳定的工作机会。”回想起那一年，杰森掩盖不了他的无奈。
    三个月前，他终于如愿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7万美元左右。加上妻子4万美元多的年薪，用杰森的话说，终于“混到了中产阶级”。
    杰森租的家并不大，一室一厅，约70平方米。“房租现在仍是我们每个月最大的开销，住在这还算便宜。没办法，这里是纽约。我们的薪水在我的家乡算中产，但在纽约恐怕还不是。”
    据杰森讲述，每个月交了房租、各种账单以及医疗等保险后，剩下来的钱他们都存了下来。要知道，存款观念在美国并不多见。“我们在考虑要孩子，大概会是两个。所以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以后存钱。到时候如果我太太不工作了，我的收入恐怕会很紧张。”
    杰森在同龄人中还是幸运的，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也没时间去“占领”。但更多感到不幸和不满的人，则选择了抗议，并使抗议的地火一直烧到华盛顿，乃至美国的许多地方。
    他们的不满有着很现实的生存危机。数据显示，美国大学毕业生身上平均要背负1.5～2万美元的助学贷款，这使得多数大学生毕业即成“负翁”。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助学贷款违约率始终保持在20%左右。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甚至有一些大学生为偿还助学贷款，沦落到在社交网站寻找“援交”。

                            99%的美国人也难辞其咎

    “他（抗议者）完全不了解我，仅仅因为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从交易所里出来，就认定我属于他们反对的1%，这让我感到愤怒和紧张。”
    乔治•科卡利斯（George Cocalis），48岁，美国资深黄金分析师兼经纪商。
    深秋的芝加哥寒风萧瑟、凉气逼人。而金融中心区摩天大楼13层的会议室里，却是暖意融融。窗外，“占领芝加哥”运动的抗议者中气十足的呐喊、激情敲打的鼓声和过往车辆的鸣笛助威交相应和，热闹非凡。
    “这一切就像一场嘉年华。他们高谈阔论，又唱又跳，抽着香烟，吃着不菲的午餐，结束喧闹的一天就回到父母家中啃老。他们痛苦何在，愤怒何来？”科卡利斯耸耸肩说道。
    乔治•科卡利斯，48岁，美国百利金融集团资深黄金分析师兼经纪商，入行21年。
    在他看来，人生的痛苦有很多种，家人离散、有病无钱医、白发人送黑发人……但眼前这群眼高手低、不肯吃苦的年轻失业者绝对未曾体会到真正的痛苦。
    科卡利斯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政府过去几年决策一再失误的失望和对“华尔街贪婪”的愤怒，也深知食物、汽油等商品价格一再攀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必将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和抗议活动应运而生。他说，美国政府及美联储过去几年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就像为血流不止的伤口贴上一个又一个创可贴，如同饮鸩止渴，有害无益。
    “如果说以前是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现在穷人连汤都喝不上。当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看似被封闭，经济渗漏效应失灵，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却没有利益均沾时，积压已久的失望和愤怒情绪自然需要宣泄。”科卡利斯说。
    但他同时指出，曾在经济繁荣时期因贪婪而举债过度的99%也难辞其咎，“没有人有权利和必要谴责任何人。”
    “美国的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从两年前起，网络上就已出现大量待遇不菲的高技术含量岗位，却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劳动者。如果这些抗议者一早着手调研雇主和市场需求，积极充电，或许他们早已从事一份良好的工作，而不是在街头抗议，浪费青春。与其抱怨整个社会系统陈旧，不如从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做起。”
    科卡利斯认为，最终承担起人生责任来改变个体和社会命运的应是每个美国人，而不应坐等政府来改变一切。美国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实际上远没有被封闭，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美国劳动者的技能、经验、知识结构与可供选择的职位空缺不适应。
    科卡利斯与抗议人群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愉快。当他结束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访问走出大门时，发现交易所门前聚集了大量抗议人群，为了返回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挤出人群。这时，一名抗议者冲上来将标语牌竖在他面前。
    “他（抗议者）完全不了解我，仅仅因为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从交易所里出来，就认定我属于他们反对的1%，这让我感到愤怒和紧张。”科卡利斯说。
    科卡利斯由于勤奋，最终进入美国的富裕阶层。虽然已是百万富翁，但他仍过着早睡早起、规律且勤勉的生活——清晨5点起床，在上班路上阅读经济新闻和数据，6点半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即使是深夜和周末他也不得不加班工作，并随时会在后半夜被叫醒。正常情况下，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在他看来并不算辛苦。
    在科卡利斯看来，大多数脚踏实地、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和他一样，对这场“组织混乱、缺乏主题、信息不明、犹如儿戏”的抗议活动毫不关心。大多数路人在经过抗议人群时仅会驻足一两分钟就漠然离开，因为这只是“对工作机会挑三拣四、自负、缺乏工作道德和责任心”的一群孩子们的闹剧。但他也表示，现在预测这场运动的走向为时尚早，“这可能成为一场革命的种子，也可能随着芝加哥的寒冬到来而逐渐消失”。

                                褪色的“美国梦”

    “我希望看到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归宿，希望看到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如果我能够帮助不如我的人获得成功，我自己也将由此获得成功”。
    谢里尔•艾切莱（Cheryl Aichele），32岁，公益社团创立者。
    尽管科卡利斯将这次抗议活动贬斥为“儿戏”，但在《环球》杂志探访洛杉矶抗议现场时，看到更多的是井然有序。尽管这似乎有点不像是抗议。
    那里有图书馆，挑选图书，借书登记；还有研讨会和课堂，三五成群，针砭时弊；甚至还举行音乐会，民谣、爵士，鼓乐激昂……如果没有标语和口号，这更让人觉得是个年轻人的夏令营，或者一个小型社区。
    艾切莱是这里的一名志愿者。
    谢里尔•艾切莱两年前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至今账户上还有不少尚未还清的学生贷款。
    见到艾切莱的时候，连续数日不间断的志愿者工作让她的声音嘶哑，眼睛里布满血丝。
    “人们为这场示威活动贡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里有很多团体和组织，每个人都是志愿者，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抗议，更是为了互相帮助，我们在积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无论在华尔街还是在美国其他地方，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抗议经济制度的不公平，以及大公司、大企业的贪婪，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这些不公影响了社会的政治进程。”艾切莱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团结，声讨贪婪，抗议不公平，成为“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几个主要关键词。
    艾切莱衣着朴素，平常热衷于志愿者工作，“我希望看到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归宿，希望看到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如果我能够帮助不如我的人获得成功，我自己也将由此获得成功。”
    目前艾切莱未婚，有一个男朋友。因为一些个人原因，男友不希望参加这场抗议活动，“但他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骄傲”。
    “参加这场示威活动的人们来自各个年龄层，但多数是年轻人。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大多在学校，或者正处于失业状态。他们没有房子，也许除了这里，我们不知该去哪里”。艾切莱有一辆车，同样没有房子。
    与前文的莱亚尔相似，她不去医院。“我平常不去医院，我也买不起医疗保险，买医疗保险太贵了。我希望除了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
    艾切莱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美国眼下的现实社会状况，银行家的贪婪，社会的腐败，使梦想变得遥不可及，穷苦的人难以获得医疗保险，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不少举债购房的人都有可能会被（银行）从家里赶出去。
    所以，她希望能找到美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抗议示威活动在美国社会发出声音，引起广泛民众的注意。她相信这场运动将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会促进人们的合作，对修复社会、经济及金融企业方面的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时，她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成功人士。“我也想成为律师、医生或者政策制定者。我希望能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找回他们失去的”。
    艾切莱依然有她的“美国梦”，尽管她也承认，这个“美国梦”已有些褪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0期，摘自2011年第21期《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