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领华尔街"看"美式民主"的非民主本质特征

　　从“占领华尔街”看“美式民主”的非民主本质特征

　　宋小川

　　【内容提要】本文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导致“美式民主”模式运转失灵入手，剖析了五种广为流行的“美式民主”运转模式，系统地揭露了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的扭曲和误导作用，并从平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关系等角度，揭露了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本国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这一非民主的本质特征。文章最后指出，民主和人权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

　　起始于2011年9月17日美国华尔街“自由广场公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席卷欧美大地。抗议者的矛头直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高失业率、公司贪婪和腐败，特别是金融寡头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控制和影响。抗议者们最响亮的口号是：“我们是99%”，直述美国社会1%最富有人口与99%人口在收入和财富等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

　　风起云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是对“美式民主”的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实行200多年来，尽管被冠之为最优的制度设计，代表了普世的价值理念，但对于其内在的缺陷，政治学家们是心知肚明的。特别是近年来，两党政客出于政治需要，自觉和不自觉地将这些缺陷渲染夸大，挑战这些制度设计的法律、政治和道德的极限以及民众的心理底线和接受度，这些缺陷日益显露出来。

　　“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式民主”模式运转的失灵。本文拟对五种广为流行的“美式民主”运转模式进行剖析，系统地揭露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的扭曲和误导作用，并从平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关系等角度，揭露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本国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这一非民主的本质特征。

　　一、五种广为流行的“美式民主”运转模式

　　不可否认，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转和操作模式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联邦和地方政府提供满足民众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资助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工程等，但其在实践中的扭曲和误导也是昭然若揭的。

　　1.为拉选票做空洞的许诺，愚弄选民，当选后以各种借口违背承诺

　　这种政客的空头许诺和食言与其说是司空见惯，不如说是无一例外。臭名昭著的是1992年大选时老布什总统“永不增税”的许诺——“读我的嘴皮子”和当选后食言的例子。政客们的空头许诺通常根据民意调查，对那些最受多数民众欢迎的议案作出大胆许诺，而不顾其可行性，当选后以各种借口违背或修改其承诺。林肯说过，“你可以永远愚弄一些人，你也可以暂时愚弄所有的人，但你无法永远愚弄所有的人。”但在选情非常接近的最后关头，“暂时愚弄一些人”足以胜出。

　　“竞选许诺”的广为流行，使得“中位数投票者”决定选举结果。通常选民们的偏好呈双尾分布，即便候选人的观点偏左或偏右，但为了赢得多数选票，他们也不得不违心地向中位数投票者的偏好靠拢，当选后再违背诺言。政客们的这种出尔反尔伎俩，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感，导致近年来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呈日益下降的趋势。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只有63.6%，1960-1995年间美国国会选举的平均投票率只有54%。根据最新统计数字，2010年美国期中大选的投票率只有41.6%。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曾因丑闻被斥为“骗子”，一位著名主持人的脚注是，所有的政客都是骗子，克林顿堪称最大的骗子，因为他能够欺骗绝大多数选民而当选。

　　2.特殊利益集团操纵选情，以伤害选民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利

　　尽管现代西方民主采用的是一人一票制，但由于近一半的选民不去投票，而投票的选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操纵选票的影响，因此，这种一人一票制实质上是“美元投票制”的翻版。美国NBC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曾经有一个“剪美国羊毛”的系列专题报道，揭露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活动收买联邦和地方的议员，制定和通过相关法律和议案，从中获取巨额利益。

　　美国几个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大石油”、“大烟草”、全国枪支协会等。近年来石油集团、烟草公司的影响由于海湾漏油事件和烟草公司一系列诉讼案的败诉而转入低调，但全国枪支协会的影口向却以维护公民的枪支拥有权为名日益扩大。克林顿曾因主张控制枪支而遭到全国枪支协会的致命攻击，戈尔也因类似的主张成为其竞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美国的枪击事件与日俱增，但在近年来的大选中再也无人有勇气谈及枪击事件了。尽管奥巴马在竞选中低调回避控制枪支问题，美国的各大保守媒体却不断地恐吓选民：如果奥巴马当选，他会闯入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夺走他们所拥有的枪支。在全国枪支协会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政治攻势面前，竞有越来越多的选民认同，枪击事件的不断发生是因为公民的枪支拥有率不足，如果更多的人拥有枪支，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有效地阻止枪击事件的发生或减少枪击事件造成的伤亡率。

　　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过于集中因而易于形成强大的势力集团。虽然他们通过游说活动得到的经济利益总和远远少于广大民众及纳税人损失的总和，但由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强大的游说集团与之抗衡。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糖业的贸易保护政策。自1816年以来，美国政府对糖业种植主的保护政策使得美国糖的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多。据美国商务部的研究估算，美国消费者每年为此付出的损失超过了30亿美元。美国的糖业种植主仅有11000人，这种贸易保护政策相当于美国的消费者每年补贴每个糖业种植主27万美元。但对于3亿人口的美国来说，每个人的损失只有10美元，并且由于糖通常用作其他食品的原料，普通人是不会注意到其价格高出国际市场几倍多，而且也不会有人为了区区10美金去华盛顿游说国会。对糖业协会来说，只要游说的费用低于其超额垄断利润就值得这样做。美国糖业游说集团近200年慷慨的政治献金和游说活动，使得美国政客决心让消费者为“保护”糖业种植主承担任何负担和代价。在美国社会，只要有利益集团，就有游说活动。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对广大民众的掠夺不单单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零和博弈，而且少数人的所得远远少于多数人所失，因为这种“寻租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损失”。据美联储达拉斯分行的统计数字，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在苯型化工品业、皮箱行李业和软木业，平均为保护一个工作机会每年的成本超过了1亿美金，而服装和纺织业的年保护成本总额达336亿美元。

　　3.各种地方议案名目繁多，混淆视听，劳民伤财

　　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雇佣了大批的职业游说家，不断地炮制五花八门的地方议案来愚弄选民、从中获利。这些议案经过精心包装，措辞隐讳且极具蛊惑性、煽动性和误导性。反对方也会以同样的手段对其断章取义、恐吓选民。他们时常用名人和颇具影响力的政客支持提案的方式来拉选票，然后用铺天盖地的电话、传单、标语、报纸、电视广告宣传等对选民进行洗脑。在近年来盛行的“消极竞选”和“诽谤竞选”中，竞选双方花费巨额资金不是去宣传其候选人或议案可能会给选民带来的好处，而是使出浑身解数，用歪曲、夸大甚至恐吓等手段攻击对手，有针对性地渲染竞选对手的主张和议案对不同选民阶层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近年来的竞选经费也年年刷新纪录，2010年11月美国的期中大选中，加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Whitman又以超过14亿美元的竞选支出刷新了美国州长竞选的经费纪录。

　　令人窒息的政治攻势迷惑了选民，使他们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多数选民或者对政治日益厌恶而放弃投票，或者盲目地追随他们的偶像，按他们所属的党派或工会的授意投票，而不了解他们投的票是否真正会给他们带来利益或符合他们的信仰。由于绝大多数选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懂五花八门的议案的真正含义，投票赞成的候选人和议案最终伤害选民自己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

　　4.国内“民主”与国际独裁——借输出民主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

　　美国政客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大谈民主、法制，但在国际事务中，当他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却避而不谈民主、法制，显然，其标榜的民主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面前，他们不仅不遵守多数票规则，而且时常践踏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无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美国发动越战前，清楚地知道即将到来的公民投票结果会使胡志明领导的越共以压倒多数当选。由于这种民主制度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违反了他们的反共价值理念，于是，美国就一手发动了越南战争，把美国和越南人民带入了战争的深渊，而美国的垄断资本则趁机大发战争横财。人们记忆犹新的伊拉克战争也是同样，伊拉克本来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却“深信不已”，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十几万无辜人民的死亡。原因很简单，因为伊拉克有美国需要的石油。

　　在对华政策上也是同样，美国政客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反对“台独”和“藏独”的，但却以人权卫士自居，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的所谓“对台关系法案”，名义上是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实质上除了在对华政策上打台湾这张牌外，主要是美国南部几个州的议员从对台“军售”中每年可为本州获得巨额利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年前联合国选举了一个美国不喜欢的拉美国家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美国竟以拒绝支付联合国会费要挟联合国推翻这一选举结果。这种公然践踏国际关系基本法和最基本民主原则的无赖嘴脸，让我们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民主定义并不是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也不是世界事务由世界人民决定，而是应当由美国人、美国政府归根结底由美国的利益集团决定。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凌驾于美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之上，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谛。

　　5.为拉选票，转嫁国内矛盾，在国外寻找替罪羊

　　在近年来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失去房屋和工作，“美国梦”化为泡影，满腹怨气无处发泄。随着火药味愈来愈浓的选战日近冲刺，两党政客们趁机借题发挥，使许多选民失去理性、近于疯狂。美式民主、制度和种族的优越感使他们再也无法保持冷静并深刻地反省自身，从社会、文化、制度中挖掘失业问题的深层原因，而是气急败坏地从新崛起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与他们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中寻找替罪羊。他们无法理性地接受一个长期被打压的东方大国正在崛起这一事实，竟然把他们的寅吃卯粮文化归罪于中国的勤俭持家传统。在2010年底的G20峰会上，他们声称目前世界贸易的不平衡是顺差国家而不是逆差国家造成的，应该由顺差国家承担责任。这就像一个输了钱的赌徒责怪借钱给他的人一样，这种赌棍逻辑遭到了中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许多国家的谴责。

　　中国经济的强力反弹和回升，特别是近两位数字的增长率，招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嫉恨，他们纷纷指责中国用“操纵汇率”手段抢了他们的饭碗。据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10月9日发表的《中国在竞选广告中成了替罪羊》-文揭露，美国的两党候选人忽然间在竞选广告中找到了新的“恶棍”——中国。在美国2010年11月期中选举前一个月，至少有29位竞选人(其中19位民主党竞选人，10位共和党竞选人)直接和间接地在竞选广告中将美国的失业问题归罪于中国。他们或者指责竞争对手将美国的工作“出口”给中国，或者以祝贺的方式嘲讽对方挥霍美国纳税人的钱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这种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声浪和反华情结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在大幅广告中展现了一条巨龙，用汉语“谢谢”共和党的竞选对手。美中商会前主席Robert A.Kapp感叹道，他“从未见过中国被美国政客作为如此明显的拳击袋”。

　　二、从平等、自由和人权看西方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尽管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具体、普遍接受的民主定义，平等、自由和人权被普遍认为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平等是民主的前提，所谓“天赋人权”，应当是所有的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信仰、国界和文化，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而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民主、自由和人权，包括投票权却采用了双重甚至多重的标准，人们拥有的权利和自由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民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这些不平等和歧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牵动着无数敏感的神经，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和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1.性别歧视

　　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男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但并不包括女人，直到1920年美国妇女才争取到普选权。而法国直到1944年，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直到1946年，女性才争得了普选权。最晚的欧洲国家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这两个国家的女性直到1971年和1984年才分别获得了普选权。女性获得了普选权并不意味着女性与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例如美国的女性收入只相当于男性的77%，虽好于日本(50%)，但远低于欧洲的一些国家。

　　2.种族歧视

　　美国的黑人几百年来曾是不享有任何人权的“黑奴”，经过长期的争取黑人人权运动的残酷斗争，他们才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林肯总统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斯托夫人为“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但实际上酿成这场大战的并非这位小妇人，而是1857年的斯科特诉桑弗特(Scott V.Sandford)司法大案。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黑奴不是美国公民，并以违宪为由废除了旨在限制奴隶制扩张的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这个判决不仅从宪法高度维护了奴隶制，而且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堵塞了以妥协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在美国社会，至今黑人、西裔等其他少数裔仍被普遍认为在法律、教育和就业等方方面面受到歧视，无法与白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3.宗教歧视

　　尽管美国号称宗教信仰自由，但非基督教派受到普遍的排挤和打压。据统计，美国的基督徒占人口的76%，但其国会议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自称信仰基督教。很难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会选举一个穆斯林或佛教徒的国会议员或总统。尽管奥巴马总统一再强调他是个基督徒，然而把他描述为“隐藏的穆斯林”已成了他的政敌攻击他的杀手锏。奥巴马总统不断地呼吁国民提高“宗教宽容度”，所谓的“宽容”，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宗教被排挤、被打压的地位。美国历届总统每年国情咨文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上帝保佑美国”，显而易见，这里的上帝指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家庭和私人聚会时的祈祷无可非议，而将其作为国情咨文的结语，等同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宗教战争，战争双方的动机都来自或假借上帝的旨意。本•拉登从不讳言这是一场“圣战”。布什曾把反恐战争描述为“十字军东征”，尽管白宫发言人将之辩解为口误，但当布什后来被问及入侵伊拉克前是否征求过他父亲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征求过上帝的的意见。“9•11”事件后，美国对穆斯林的打压和迫害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义分子。2004年大选时，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因访问过洛杉矶的西来寺，他与一些和尚和尼姑在一起的电视镜头成为布什阵营攻击他的电视广告。其画外音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与和尚和尼姑混在一起的人怎么有资格做一个基督教至上之国的领袖呢?不幸的是，几个台湾尼姑也因用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做“政治献金”而锒铛入狱。

　　4.民族歧视

　　如前所述，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从来不认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穆斯林、中东人和巴勒斯坦人，与美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在一次国际人权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的印度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能够加速二战的结束(这是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冠冕堂皇的理由)，要以杀害几十万无辜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妇女和儿童为代价，美国是否会这样做呢?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袭击“基地”组织领导人而误杀平民的事件时有发生，没有人会相信任何美国政客有胆量以同样的借口去冒险误杀美国的平民。据媒体最近披露，美国科学家在1946-1948年间，把696名危地马拉囚犯或精神病患者当作白鼠，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使他们感染梅毒，以便测试青霉素的功效，令人触目惊心。不管口头上承认与否，美国人在骨子里从来都认为他们与其他国家人是不同的，他们的血统、价值观念是优越的，应当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看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运动，与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人权运动一样，阻力仍然来自美国。

　　5.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

　　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等是无法分离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富人比穷人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可以运用巨额资金，通过掌控的游说集团、媒体，使用前面提到的各种手段来选举他们的代言人或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案和议案，获取巨大利益。“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披露的最新资料，美国的贫困率已由2009年的14.3%增加到2010年的15.1%，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2009年的4360万增加到2010年的4620万，是该统计数字公布52年来的最大人口数量。美国2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份额达到50.2%，其中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份额达到21.3%，而20%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份额只有3.3%。美国的基尼系数也由1970年的0.394提高到2010年的0.469。据美国劳工部的预测，按此趋势，美国的基尼系数2043年会达到0.546。

　　三、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几点思考

　　1.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是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

　　如果说，在国与国交往中，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那么，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标榜的民主、人权完全是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其他国家的独裁者，操纵、控制甚至发动政变推翻民选合法政府的事件屡见不鲜。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主动与中国建交，30余年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民主人权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进步，美国却不断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的内政，这显然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奥巴马总统最近声称，美国在世界上的废气排放量居第二，却不提美国的人均排放量相当于中国的四倍、美国累计的排放量居世界之首的事实。2010年底，美国政府又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政府补贴太阳能和风能等环保行业，使美国的环保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与奥巴马政府倡导绿色经济、反对温室效应的理念大相径庭。

　　美国这个国家从产生那天起，就是靠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起家，“用血与火写入人类编年史的”。这种充满邪恶的发家史和建国史造成的自卑感演变到今天，使得美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进行正义与否的争辩，最终的是非曲直判断更多的是基于辩术和许多荒谬的法律条文而不是确凿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建立和发展了如此庞大、复杂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的原因。1998年，以向中国出售核机密、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逮捕入狱达9个月之久，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最后的调查结果却是，除了他是中国人外，“没有丝毫的证据”。滑稽的是，李文和是个来自台湾的科学家，按美国的逻辑，中国政府获得了核武机密后首先要对付的是台湾，因此，李文和比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向中国大陆出售核武机密的动机。这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游戏。每当需要用中国作为靶子时，美国就会把台湾人说成是中国人，每当他们要打“台独”牌时，就会强调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种把戏在美国媒体运用得已是如此娴熟。

　　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也让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西方民主、人权为其经济、政治、军事和战略利益服务的本质。尽管美国和其盟国在世界各地喋喋不休地兜售民主选举，但却气急败坏地将巴勒斯坦民选的合法政府——哈马斯政权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及其盟国在近一个时期的中东动乱中立场左右摇摆、见风使舵。在利比亚局势动荡之际，刚刚与利比亚经济升温的法国一反常态，第一个承认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并率先对利比亚发动了空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萨科齐此前被法国公众批评对突尼斯和埃及事态反应迟钝，为修补形象以赢得2012年的大选，萨科齐以此举做政治赌注。奥巴马选择击毙本•拉登的时机和其后声望的一路上升无疑为大选捞取了政治资本。美国最著名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在穆巴拉克倒台前，曾不厌其烦地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抛弃盟友穆巴拉克，不要支持由穆斯林极端组织“穆斯林兄弟”协会操纵的反对派，不要上了“基地”组织的圈套。然而，就像伊拉克战争后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时一样，美国人虽然已经意识到上当受骗，吕伯奢已死，只能将错就错，杀其全家。可谓“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

　　2.关于美国的言论自由

　　美国尽管自诩言论自由，但有许多禁区，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种族等敏感问题，言论自由在那里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美国的许多名人曾因不小心谈论这些话题而被迫辞职、遭解雇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Bill Mahr因把美国入侵伊拉克描述为“懦夫”的行为而被解雇;“9.11”事件后，一位纽约的律师因穿一件带有“给和平一个希望”口号的T恤衫被逮捕;一位出租车司机因把自己名字的拼法说成是“毁灭美国”(David-Destroy America)被监禁。许多因有反犹太(anti-Semite)言论而丢了饭碗的政客、名人不胜枚举。最近闹得纷纷扬扬的维基解密事件证明，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并没有什么信息自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谷歌事件”发生时曾振振有词地宣称，“充分的网络信息能够帮助人们发现事实，也让政府更加有责任感”。希拉里的这番评论用来解读和抨击英美和瑞典联手封锁信息、关押阿桑奇的卑劣行径，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的媒体自由有着浓重的商业色彩。在激烈竞争、优胜劣败的媒体行业，为了提高收视率，美国各大媒体基本上只报道听众喜欢的新闻，以迎合听众的喜好。笔者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几乎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看电视新闻。我的感觉是，美国新闻中有关中国的报道几乎80%是负面的，其中50%是歪曲事实、凭空捏造。如果某电视台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民主、人权方面的进步，相信很快就会失去绝大多数听众而赔钱。正是几十年来美国媒体受政客操纵，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洗脑，将中国妖魔化，构成了美国对华敌视政策的政治基础。

　　3.民主和人权是个历史的过程

　　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普世、永恒的民主和人权标准，就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民主和人权标准去评判历史事件一样，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如果按今天的标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总统华盛顿曾“拥用”大批的黑奴，应当以地道的种族主义分子罪名判刑入狱。同样，在前面提到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中，“被尊为镇国之柱的美国最高法院为何会做出这种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的司法判决呢，被誉为社会良心和公平正义化身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何会容忍和保护像奴隶制这样不可思议的邪恶呢”，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美国长期以来以关心西藏“民主、人权”为借口，支持藏独分子，难道达赖统治下的西藏，奴隶主可以随意割人舌头、挖人眼睛，用头颅作碗、用大腿骨作号角的制度是更民主、更自由、更博爱的制度?直至今日，美国的“人权卫士”们仍然采用双重的标准，尽管他们在国内倡导所谓的“政教分离”，但他们在吹捧达赖为西藏“精神领袖”的同时，支持达赖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这种“己所不欲，却施予人”的两面手法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政客们割断历史，用人权、民主为大棒，为其政治、外交利益服务的丑恶嘴脸。 4.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

　　一国的民主是以本国的所有国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包括投票权为先决条件的。但是各国的利益不断地发生冲突，近代史上各个“民主”国家因利益冲突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说明，真正的民主、人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美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必须率先承认和履行，国家不分大小、公民不分国界、种族、性别、信仰和贫富，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首先是投票决定自己和全球事务的权利。没有全球范围的大民主就没有一国的小民主，只有通过全球范围的人权运动，才能真正实现马丁•路德•金之梦。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6期，摘自2012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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