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在去年夏天为埃及后穆巴拉克时代首次普选政府成立而欢呼的人,哪怕是上台执政的兄弟会的政敌,也并不愿看到1年后的7月3日,这个政权被由各派反兄弟会政治势力恭请重新出山的埃及军方推翻;可以想象,习惯于扮演“幕后操盘手”、愿捞实利而不愿担虚名、尤其不愿承担与虚名相伴的责任的军方,也不愿让局势走到“8·14”清场这一步。
然而“7·3”事变终究发生了,“8·14”清场也依然出现了,即便按照官方的数据,自“8·14”至8月17日(迄今最后一次大规模街头对抗),“清场”已累计造成至少830人死亡,而兄弟会公布的死亡人数则更达数千人之多。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发生的事已无法挽回,如今人们应该关注的,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了谋求较好的结果,各方能做与会做的又是什么。
军方和兄弟会难妥协
自“7·3”至“8·14”,军方和兄弟会都不断强调自己在“克制”,美国、欧盟、“海合会”国家,以及埃及国内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萨拉菲光明党等,也都忙于奔走斡旋,试图让双方达成妥协。事实上双方也的确谈了很久,“克制”了很久。
问题在于,军方和兄弟会都是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唱了近百年主角的“老江湖”,他们对自己要什么、对方要什么,已再熟悉不过。“后穆巴拉克时代”短短两年间的分而复合、合而复分,时则同床异梦,时则异床同梦,昨天尚联手共进退,翌日已在过河拆桥,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已跌至冰点。
兄弟会的底线,是将“7·3”事件定性为“军事政变”,让穆尔西复职,前内阁重新上台,因为“民选合法”是其掩饰执政一年间排斥异己、强推埃及原教旨化行为的最有力口号;而军方的底线,则是必须承认“7·3”推翻穆尔西内阁的合法性、正当性,承认这一结果的不可逆,因为“人民授权推翻原教旨专制政府”是军方回避军事干预、暴力镇压责任的最响亮借口。于利害,于情理,双方都极难从各自底线退让,兄弟会不可能自认胜选白忙一场,承认自己被赶下台的结果是合理合法的,军方也不会自甘被扣上“搞政变”的帽子,再把被自己亲手推翻的兄弟会请回来。一年前军方一手扶持兄弟会上台执政,有恩无仇,尚且在不到一月内就遭清算,此次的嫌隙,又岂是一年前之可比?
两条底线既不能交集,所谓“妥协”自是镜花水月。至“清场”时,拉比亚、纳赫达两座广场上聚集的兄弟会支持者已坚持了6周之久。当初他们来此,是为了庆祝兄弟会上台执政1周年,并表示对穆尔西政府的支持。6周之间,大喜大悲,风餐露宿,情绪和控制力都已临近极限。而原本希望“一击脱身”,重新回到“掌权而不担责”的“不粘锅模式”的军方,对兄弟会的死缠烂打和埃及社会局势的久未绥靖,也已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克制”非但只能推迟、而无法消弭暴力和流血,相反因治标不治本而令压力积郁膨胀,一旦爆发,注定会产生更可怕的杀伤力。
“清场”发生后,国际社会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各方停止暴力,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妥协。然而,停止暴力虽难但尚属可达到的目标(事实上8月18日兄弟会以“担心安全出问题”为由取消原定的通宵游行示威后,开罗街头的秩序已有所恢复),而妥协却仍遥不可及。
道理是明摆着的:“清场”后双方的底线均毫不松动,非但依旧全无交集,且因“文斗”已发展到“武斗”,“政治仇”变成“血泪恨”,在崇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阿拉伯世界,矛盾就更难缓和。由于“清场”,兄弟会对军方的指控由“政变”升级为“大屠杀”,他们一旦实现“政府复职”,其政治清算力度势必更大;同样由于“清场”,一不做二不休的军方已将兄弟会骨干(至少部分兄弟会骨干)定性为“恐怖分子”,摆出一副“我今天不清算你,你明天就会清算我”的姿态。
8月20日,埃及过渡当局逮捕了兄弟会公开身份领袖中地位最高者、兄弟会协商会议执行办公室首席辅导员穆罕默德·巴迪亚(Mohamed Badie),摆出了继续清算的姿态。而兄弟会方面自“8·14”、甚至自“7·3”以来,似乎始终未完成从执政党到抗争者的角色切换,徘徊于“和平抗争”和“暴力对抗”之间,令其支持者莫衷一是。
“第二个穆巴拉克时代”?
人们如今最担心的前景之一,是军方持久在前台掌权,埃及进入第二个穆巴拉克时代。8月21日穆巴拉克被宣布“释放”,更加重了人们的担心。
事实上,穆巴拉克“释放”的消息被过分解读:这只不过是由于其所受4项指控中较轻的两项因证据不足而告审结、较重的两项尚未开审,而根据埃及法律“法院对全部指控作出终审裁决前,对嫌犯的羁押不得超过两年”规定,对自2011年4月即被拘押的他的常规性裁决。穆巴拉克对于今天埃及各政治派系而言均是“负资产”,军方只求自己不被昔日老上级拖下水,是不会在此关键时刻“拉老头一把”的。穆巴拉克“释放”在目前剑拔弩张的埃及政治态势下,并未被对峙各方拿出来炒作本身,也表明这其实不是个大问题。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几次政局动荡表明,军方并不愿意直接站在前台发号施令,从而背负更多责任和批评,而只愿扮演平时低调享受特权、关键时刻出来“踩刹车”的一锤定音角色。“7·3”后匆匆推出过渡政府,也正是想退居幕后遥控,无奈“海归”和部分世俗自由派组成的过渡政府缺乏代表性和能力,根本无力担纲大局,迫使军方事实上仍停留在前台。
就在许多人对“第二个穆巴拉克时代”议论纷纷、对军方第一强人、国防部长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是否会参选总统猜测不已之际,8月20日,埃及修宪法律委员会将修改后的新宪法草案提交埃及过渡政府总统曼苏尔(Adly Mansour),其中保留“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法为主要立法来源”的第二条,但删除对“教法原则”作宽泛定义的第219条,同时修改第六条,限制宗教或性别歧视性政党的成立,删除“限制穆巴拉克时代高官政治权利”条款。
保留第二条,意在安抚非兄弟会体系的伊斯兰主义者,如温和派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原教旨派的萨拉菲光明党,同时给愿意妥协的兄弟会留下一扇窗户;删除第219条和修改第6条,意在避免埃及社会“非世俗化”,同时进一步清算兄弟会势力,确保军方转向后台后不至丧失特权;删除对穆巴拉克时代高官的政治权利限制,则更多是现实需要—早在“7·3”前就有许多分析家指出,不分青红皂白将前政权高官扫地出门,使大批有经验的专业精英被白白闲置,这在埃及当前百废待兴的情势下,无疑是一种浪费。
迅速推出的宪法草案,和随后塞西宣布不会参选总统,再次证明军方的意图:不会有“第二个穆巴拉克时代”,军方所希望的,是“别人挑担,自己指导”,而非自踞火盆之上。
兄弟会:白道还是黑道?
如果说,穆尔西总统的被捕,对兄弟会而言只是象征性的损失,因为贵为总统的他并非兄弟会核心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成员,那么“清场”前后首席辅导员巴迪亚和被公认在兄弟会“辅导员”中最具影响力的海拉特·沙特(Khairat Shater)被捕,则的确对兄弟会的决策和战略构成巨大困难。
不仅如此,自“清场”至今,兄弟会多名核心领导人,如贝塔吉(Mohammed al-Beltagui)、埃里安(Essam el Erian)等也先后被捕,这让兄弟会在当前亟待解决战略方向问题的关键时刻,丧失了应有的决断能力。
8月20日,在巴迪亚被捕后,兄弟会紧急宣布了新的临时领袖伊扎特(Mahmoud Ezzat),此人素以保守、强硬和不妥协著称,让他出面担纲哪怕是形式上的(兄弟会核心机构高度机密,许多“辅导员”连姓名都不为外人所熟知),也意味着将在一段时间内延续“不从底线退让半步”的既定方针。
问题在于,谴责“清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虽多,支持兄弟会政府复职的,却只有土耳其、卡塔尔、非盟等几个老朋友或远客,且其中的卡塔尔在沙特压力下也已放软身段。日前埃及过渡当局宣布取消与土耳其联合军演计划、逮捕土耳其新闻社驻埃及总编,表明其在这一问题上绝不妥协的姿态;兄弟会继续在广场上“制造烈士”,显然已难以达成目标,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持久。
兄弟会虽然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却没有军事斗争传统,历史上擅长的暴力对抗手段是暗杀,如果坚持底线,又无法继续维持街头抗争,很可能暂时转入地下。
至于“勾结圣战者”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很大:兄弟会和“安萨尔教法团(Ansar el-Charia)”之类“圣战者”组织流派各异,历史上斗争多于合作,且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合作,既有被这些组织李代桃僵、鸠占鹊巢的可能,又彻底断了“洗白”、和欧美各国讨价还价的后路,无异于政治自杀。不被逼到死胡同,兄弟会当不会如此。
未来向何处去
埃及政局未来将向何处发展?
首先,埃及的“紧急状态令”将持续多久?
自8月15日、也即“清场”次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紧急状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穆巴拉克时代自1981年起实施、至2012年5月才结束的、长达31年的紧急状态,那被认为是穆巴拉克专权的象征和保护伞。从目前情况看,过渡当局仅仅宣布“暂时维持紧急状态一个月”,由于长期实行紧急状态不仅影响国际观瞻,更损及埃及经济前景,而经济形势不佳、失业率高企,恰是两三年来埃及政局动荡的症结所在。因此倘社会治安有所缓和,军方和过渡当局会尽可能不将紧急状态维持过长时间。但倘若兄弟会持续诉诸街头斗争,或转而采取更激烈手段,抑或其它更激进、更暴力的宗教组织不断采取诸如8月19日在西奈靠近加沙边界的拉法镇的、针对军警的袭击事件(导致25名军警丧生),则局部地区、甚至全国维持更长时间的紧急状态并非不可能。
其次,埃及政局将如何过渡?
8月18日,军方首脑、国防部长塞西自“清场”后首度露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表示无视,并警告兄弟会“如选择暴力将得到同等回应”。从目前情况看,在“清场”前,支持兄弟会基本诉求(穆尔西及其政府复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仅卡塔尔、土耳其和非洲联盟三家;“清场”后迫于沙特压力,卡塔尔也从原先坚定支持兄弟会的立场上有所后退(尽管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其余各国虽不同程度谴责“清场”暴力,但均不支持兄弟会诉求。而埃及国内各重要政治派别尽管在“清场”问题上立场不一,但在“不让兄弟会再上台”层面却不谋而合,温和伊斯兰代表爱资哈尔清真寺、保守伊斯兰原教旨代表萨拉菲光明党虽对军警暴力提出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但均对兄弟会诉求不置可否。前者甚至也谴责了兄弟会的暴力报复行径,警告“暴力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权力”。
由于美国在埃及问题上进退两难,既不能拆自己一手扶植的“民主进程”的台,承认“推翻民选政府”是合法的,又不愿真的看到兄弟会专权,不愿得罪军方这个埃及主要政治力量中唯一和自己关系亲近、自己可施加相当影响力的势力,不愿因埃及政局动荡或原教旨上台,而影响自身战略利益和重要盟友以色列的侧翼安全,而军援恰是美国影响埃及军方的最重要砝码和纽带,因此,美国迟迟不愿将埃及军方夺权定性为“政变”,避免因此援引国内法中断对埃及每年13亿美元的军援。从情理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埃及军方的制裁只会雷声大、雨点小。8月20日,媒体一度传闻“美国将取消对埃及军事援助”,但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Josh Earnest)很快予以否认。
至于欧盟,8月19日起,欧盟28国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埃及局势,一些国家建议中止对埃及的援助和贷款。这笔总金额50亿欧元的援助和贷款,本来是用于鼓励和帮助埃及民主进程的。但许多知情者指出,这个看似强大的压力其实影响有限,因为实际上因欧盟认为埃及“民主改革进展不够”,这笔钱绝大多数根本没到位。
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三国是“7·3”事件推翻穆尔西政权后首先表示承认和祝贺的,并提供了足以让过渡当局维持一年的120亿美元援助。沙特是光明党的后台,如此举措,一是拆竞争者卡塔尔的台,二是希望光明党在未来占据埃及政坛主导地位。沙特国王阿卜杜勒日前表示,“不允许外国干预埃及事务”,表明海湾各国会为埃及“输血补气”,从而令后者有底气抵挡欧美可能的压力。8月21日,沙特重申“将补足欧美停发的对埃及援助”,这无疑是递给军方的一根救命稻草。
欧美虽然不断施压,但底牌固然有限,“药方”也缺乏吸引力: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无非“尽早选举”四字,然而在当前埃及政治逻辑下,兄弟会不会相信(选上的穆尔西还在监狱里),军方和其它埃及政治势力也不会相信(现在选举赢家恐怕还是兄弟会)。
从情势看,近期最大的可能,是急于重返后台的军方遵循爱资哈尔和光明党方面的提议,改组过渡政府,组成以非兄弟会系穆斯林(包括中庸派和萨拉菲派等)为主、包容大多数愿意参加“路线图”之政治、宗教势力的新过渡政府,从而让“路线图”重归正途,社会渐趋安定。这个方案除了兄弟会肯定无法接受、新近辞去副总统一职的巴拉迪会不满外,大多数埃及政治派别、势力都可接受,沙特等国固然会心满意足,美、欧纵不满意,也算是有个差强人意的交代。
至于远景,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毕竟,民主、法制,甚至和平与安定,都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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