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中东北非动荡之后，美国在面对埃及问题上的表现一直较为克制，以至于学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在应对西亚北非变局时的表现具有两面性、矛盾性等特点;另一种认为美国在应对西亚北非变局时表现的有条不紊，有的放矢，显示出特有的危机反应和战略调整能力。
但无论是在中国的政策研究部门还是学术界，几乎都没有人赞同中东乱局是美国人策划的这一阴谋论观点，直接原因是美国在应对中东乱局伊始的手忙脚乱。
中东局势的迅速发酵迫使美国的决策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美国情报部门在判断埃及局势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失误，迫使美国政府提前站队。当时，埃及政府及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谴责美国抛弃盟友，埃及抗议者及阿拉伯公众舆论抱怨美国冷漠，美国国内批评者敦促美国提供更有力的领导。
美国默许的政变
不同国家媒体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描述。美国主流媒体在描述埃及所发生的变局过程中，将其建构为一场与苏东事件相提并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给公众一种“革命”带来民主和繁荣的错误暗示。
西方主流媒体给埃及的“革命”行为塑造较为正面的形象，主要表现抗议者的文明和成熟，热爱民主、人权、自由与尊严。这与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塑造的阿拉伯民众粗野、宗教狂热、无知、愚蠢、暴力的形象大相径庭。西方主流媒体的“革命”框架在西方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同，进而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埃及变局的态度。相比于沙特阿拉伯派兵至巴林及也门帮助镇压民众的示威行动，美国对穆巴拉克的抛弃实际上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
但这回不一样了。在7月1日埃及军方宣布48小时最后期限后，穆尔西表现出愿意对话、不愿意下台的姿态而被埃及军方控制。军方发表声明表示，总统穆尔西已经下台。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后，美国的表现远比穆巴拉克下台时冷静得多。7月4日，穆兄会两名高层领导被捕，埃及警方逮捕了300名穆兄会领导人及成员。美国表面上继续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继续对埃及进行军事援助，并将交付12架F16，客观上体现了美国对埃及政变的真实态度。
无论美国人是否策划支持了这次埃及政变，至少美国的态度是默许，也事先知情，因为之前美埃军方高层保持了沟通。目前，美国每年援助埃及约15.5亿美元，其中约13亿美元给埃及军方。美国依靠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对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控制，是常见手法。在中国这样独立自主、行政执行能力很强的国家，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美国人对中东国家的渗透程度。在中东，多数美国盟国的军官有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留学或者培训背景，和美国保持着直接联系，美国对消息的掌握和对局势的判断能力极为惊人。
穆尔西被迫下台之后，各个城市爆发了穆兄会和穆尔西支持者的游行。埃及穆兄会表示，这是一次不合法的、颠覆合法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但是那又如何呢?美国颠覆合法民选政府，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953年在伊朗，美国支持巴列维颠覆了穆萨迪格合法政府;1950年代起，美国情报部门在非洲和拉美无数次买通军官颠覆合法政府。
中等规模国家和重要的小国里，刚果、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等国颠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军事政变无一不是美国策划的。
美国想要颠覆谁，和民主无关，只和利益有关。
在进行利益判断的时候， 美国人的判断也并非总是准确。实际上，美国的判断很多时候很不准确，美国吃政变的亏不是一回两回，很多次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长期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路线，比如当时美国人支持“民主”的霍梅尼推翻了“威权”的巴列维实际上彻底破坏了美国在当时的中东战略布局。布什政府的前国务卿赖斯也曾经在2005年被迫承认，美国在中东地区通过民主寻求稳定的尝试是失败的。这可能是因为，除了以色列，真正民主的中东国家，一定是反美的。
在短期内， 这场美国式政变毫无疑问利于埃及稳定，利于美国利益，长期来看，埃及军方掌控局势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埃及式民主毫无疑问损害了埃及的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基层的政党，穆兄会虽然有极为坚实的民意基础，但穆尔西执政之后，并没能解决埃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紧迫的生计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穆尔西本人及其政党所掌握的资源有限，在埃及当前的权力架构下，军方以及军方控制的企业控制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无论是谁上台，都要照顾各方利益，都难以大刀阔斧地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无论哪个政治派别上台，不改弦更张，搞好经济，而是成天搞口号式的政治许愿，那么所谓民主就是画饼充饥的肥皂泡，早晚都要破灭。
埃及：越民主，越落后
底层人民的贫困和无望为极端势力提供了土壤，埃及必将面临长期的混乱，埃及军方和极端势力将长期拉锯。7月9日，武装分子向埃及第二军军长Ahmad Wa sf少将的座驾开火，虽然他本人大难不死，但其保镖在袭击中丧生。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和冷战后多数中东北非发展中国家类似，埃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曾一度缓解了其债务危机，然而西方援助和IMF指导下的“改革”让埃及付出了极为沉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代价，两极分化严重，底层赤贫，2010年失业率为9.7%，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20%。8000多万人口中，40%在10-29 岁之间，30 岁以下的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90 %以上。1995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埃及经济不断恶化，埃镑持续贬值，2008年通胀率达18 %。现实的困境使许多人开始怀念纳赛尔时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西方维持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和输出贫困，在埃及重构了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退出，给穆兄会扎根基层医疗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服务提供了机会。为了确保稳定，警察与安全部门日益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强力机构，埃及的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新自由主义经济彻底削弱了埃及等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曾常驻中东地区的新华社资深记者黄恒指出了关键问题所在：“据联合国数字，2009年，埃及15至29岁青年，占总人口数23.5%的群体，总体失业率60.1%，中等教育水平青年失业率61.81%，大学教育水平失业率26.8%。特别要留意，2007至2008学年，埃及大学生中64 %学的是人文专业，比如商业、法律和艺术等，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理工科专业学生仅占17.6%，后者供不应求，毫无就业压力，前者大部分只能去街上攥着石头上班。”
生计无着，前途无望的年轻人将埃及的政治推向混乱的街头政治，这不能全归咎于穆巴拉克的无能。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不具备独立自主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不光是延续被发达国家盘剥的历史，而且还加深了被盘剥的程度。从农业到服务业，在主流经济学家炮制和媒体宣传之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了各种概念和理论，收买了决策者，输入了资本，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益，却没有而且也没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各种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个中等规模国家，是不能仿效小国搞无烟工业，发展旅游业、金融业走现代化道路的，即便是走这种道路而曾经风光一时的爱尔兰、塞浦路斯等小国都在近几年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出了大问题;一个中等规模国家，如果不能搞工业化，那么其现代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对于埃及这样一个曾经的地缘政治强国而言，搞不好工业化，就是放弃自己的位置，就是慢性自杀。一个本国人力资源净流出，不能为本国所用，反而为地缘政治对手所用的国家，一个本国人民在本国生存找不到自豪感的国家，怎么会有前景？依靠外国游客、侨汇和外国经济援助的国家，怎么会有光明的前景？一个没有清晰路径和光明前景的国家，越民主，越落后。
埃及的统治阶级如果稍微克制贪欲，对下层群众的利益考虑得稍微多一些，埃及的形势也不会发展至今天;埃及的多数民众如果真的如西方媒体所定的调子那样，文明而有素质，理性表达政治诉求，埃及的形势也不会发展至今天。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其他几个主要的大国，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都乐见埃及继续保持这种内部割裂的混乱状态，不具备向外投射力量和发挥重大影响力的状态，它们是埃及乱局最大的受益者。埃及的持续衰落和动荡，将继续推高海合会国家中沙特和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
实质上，无论是对于政治家还是政客，美国人还是埃及人，采取的手段如何，采取的手段是否具备合法性，其重要性都远远不如其短期成效和长期影响。中国是埃及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是埃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如何做，才能趋利避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真正起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区域稳定，保护本国公民和投资，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在多数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的博弈牌桌上，中国的身份逐渐从看客变为参与者甚至深度参与者，我们的话语权逐渐增加，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看客。
(系《装备与生存》杂志西亚非报道中心副主任，曾任伊斯坦布尔站站长、特派叙利亚战地报道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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