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格·怀尔德的研究令他声名鹊起
这则1747年的广告显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董事曾参与奴隶买卖。
尽管仍然属于冷门科目，通过发掘奴隶制与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的联系，这个国家的史学界掀起了一波小小的反思浪潮。
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为全世界羡慕。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一批大学，在成立之初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中，都与臭名昭著的蓄奴制度和奴隶经济有着深厚渊源，其中纠葛之复杂，一言难尽。
“美国高校是奴隶制沉默的纪念碑。”在10月出版的新书《乌木与常青藤：种族、奴隶制和美国大学的混乱历史》中，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克雷格·S·怀尔德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今，这段历史不再沉默。”在这本历时多年调研方告付梓的著作中，他详细发掘了17~19世纪美国大学与奴隶制“剪不断，理还乱”的经济、社会和智力联系。
奴役之上的文明支柱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2002年秋，当怀尔德埋首故纸堆，就众多著名学府与奴隶制的隐秘联系展开探讨时，他对自己寻找的东西“有些羞愧”。每当被问及为何对相关史料孜孜以求，他总是告诉别人，“我对18世纪的教育很感兴趣”，或是找些类似的借口。
当时，这位已获得威廉姆斯学院终身教职的历史学教授，刚完成自己的第二部著作，打算“做点零碎活计”：讲述一位纽约黑人废奴主义者的历史——最开始，他只想写篇论文。沉浸其中，怀尔德却吃惊地发现，早期美国大学就像一张网，“欧洲的基督徒、北美印第安人与非裔奴隶都被网罗其中，却以迥异的方式生活”。于是，他决定拓展研究范围。
有时，他会对档案管理员透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对方往往心领神会，拿出账簿、信件或其他按照传统分类方式很难找到的材料，摆在桌上，告诉他“你可能愿意看看这个”。
11年后的今天，转至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怀尔德确信，作为“文明的第三根支柱”，早期的美国大学与教会和国家机器一样，都是建构在奴役的基础上。
“即使是我们认为公正的机构，也被笼罩于大西洋经济系统的阴影中。”他写道。大西洋经济系统指美国建国前后一段时间的经济模式，它深深地植根于奴隶贸易。
种族主义曾盛行校园
正如怀尔德在新著中试图揭示的那样，从建立之初，美国的老牌高校就与奴隶经济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办学早期，它们不仅受到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支持，还反过来“生产”服务于奴隶经济的毕业生。与之类似，它还致力于在原住民中传播“上帝的福音”，完全不顾及这是否与后者原本的信仰有所冲突。
回到两个多世纪前，种族思想充斥着几乎所有大学毕业生、教授、校长和慈善家的头脑，没有多少人觉得其中有何不妥。大学很乐意接受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经济支持，自身也圈禁着大批奴隶，为教员和学生提供服务，有时甚至会“出租”多余的奴隶以补贴财政。
怀尔德在研究中举例称，耶鲁大学成立之初，创始人们齐聚一堂起草学校章程时，与会者都带着自己的奴隶。许多大学创始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利丰厚，这使得他们有钱办学。
同时，初建的高校主要对精英阶层开放，这意味着它们招收的往往是能负担得起学费的学生。所以，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弗吉尼亚州的‘富二代’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主，始终是这些高校梦寐以求的生源”。18世纪中叶，威廉-玛丽学院有10%的学生带着自家的奴隶上学。不少人在校内拥有套房，而奴隶们只被允许住在壁橱或小房间里。
更严重的是，这些在“新世界”开设的学校，间接导致了种族主义的兴起——许多美国大学毕业生赴欧洲继续读书。在那里，接触过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他们乐于将自身的种族偏见和他人分享。到19世纪，种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种族主义理论开始在欧洲泛滥，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学生有巨大的权威。”怀尔德补充道。《纽约时报》的措辞更加尖锐，称一度在美国常青藤盟校中成为常态的奴隶制，是“象牙塔里的肮脏秘密”。
两百年后，反思终于开始
1708年，出身商人家庭的乔纳森·贝尔彻来到欧洲，将一名奴隶献给汉诺威公主。1729年，他被英王乔治二世任命为马萨诸塞州行政长官，旋即成为母校哈佛大学的董事。18世纪40年代，贝尔彻转往新泽西州任职，其间，又通过捐赠集资方式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
“贝尔彻似乎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乌木与常青藤》写道。但事实上，该书提出的、最发人深省的观点是：高校不可避免地需要贝尔彻这种人支持——正如其封面上缠绕着锁链的常青藤所暗示，众多历史悠久的学校，无法和不光彩的历史彻底撇清关系。
2003年，时任布朗大学校长鲁斯·西蒙斯宣布启动对该校与奴隶制关系的研究。2006年，这所成立于1764年的学校发布了一份石破天惊的报告，承认自身与奴隶制渊源深厚，承认曾接受来自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捐赠，一时间在全美各大媒体掀起波澜。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其内容极具爆炸性，还在于西蒙斯不仅是第一位执掌常青藤盟校的女性非裔美国人，还是奴隶的曾孙女。
此后，陆续有其他学校像布朗大学一样尝试直面往事。去年春天，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开设研讨会，讨论大学与奴隶制的联系。9月，弗吉尼亚大学也宣布成立一个27人委员会，作为1817年奴隶遣返政策颁布200周年纪念活动的预热措施之一。
“历史不是复仇的介质”
在这一波集体反思的小小浪潮中，怀尔德和他的专著的特殊意义在于，其超越了特定的校园，首次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早期美国高等学府在奴隶经济中的角色。在他看来，“象牙塔”绝不仅仅是奴隶贸易的“无辜或被动受益者”。
鲜明的立场为他赢得了学术界的赞扬。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玛莎·桑德维斯称，《乌木与常青藤》是一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书，呈现了“深刻而富有想象力的研究”。
“怀尔德告诉我们，类似的现象并非偶然地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机构中。”达特茅斯学院前校长詹姆斯·赖特表示，“奴隶制深深镌刻在几乎所有高校中，而后者往往想方设法解释和合理化奴隶制，甚至在美国共和政体形成后依然如此。”
不过，怀尔德本人觉得，在揭示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有些人操之过急，很容易看到背后的政治动机。譬如，布朗大学的研究，起因是一批大学与银行、保险公司面临集体诉讼，被要求就18世纪与奴隶贸易的联系进行经济赔偿。他告诉《纽约时报》：“有些毁灭性的东西潜伏在档案里，有人怀着敌意来做这件事。但历史并不是寻求复仇的介质。”
如今，关于赔款的争论已经平息，但在美国史学界，围绕大学与奴隶制关系的研究依然是冷门。这也不难理解：很难有哪所学校，勇于“全心全意地拥抱”令人尴尬的过去。
2011年，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撰写的关于大学与奴隶制关系的报告，得到了校长德鲁·吉尔平·福特斯个人的支持和经济援助。而作为对比，“学校本身没有以任何形式回应，没有努力使它引起更广泛的讨论”，指导这一项目的教授斯文·贝克特强调。
“人们很容易遗忘。”怀尔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高校里，我们倾向于逃避这段历史。防备、恐惧、内疚和羞愧……这些情绪都阻挠着我们面对真相。”
谜团消散，现实问题待解
多少令人欣慰的是，史学研究同样显示：即使处于奴隶制大行于世的年代，在美国高校中，人们对蓄奴制度的正当性也并非毫无异议。
早在18世纪，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甚至校长，就为反对奴隶制提供了理论基础，甚至亲自开释奴隶。这样的态度逐步向美国南方传播，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佐治亚大学的学生社团公开宣称奴隶制不公平，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位董事发表了反对蓄奴的文章。
“大学发迹于并利用了奴隶经济，与此同时，它们也主导了奴隶制是对是错的辩论。”怀尔德相信，“这样的冲突不断在学校中出现。”
正是因为平等地重现了针对奴隶制的各种观点，怀尔德才敢于声称，《乌木与常青藤》并不是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抨击，只是一种重建历史的方式。毕竟，大学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点无法选择。“如果读者以为这是一本攻击大学的书，他们会失望的。”
几乎在这本书上市的同时，普林斯顿大学的玛莎·桑德维斯终于得到了官方的非正式支持，开始调查这所学校18世纪的经济来源和蓄奴行为，试图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声誉和常青藤盟校中的南方(蓄奴州)文化。
“南北战争前，大约一半的学生来自南方。桑德维斯坦承，“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觉得这是个适合送子女前来就读的好地方?”隐藏在历史谜题背后的是更具争议性的现实问题：今天的大学，应该怎样让非裔师生找到平等精神和归属感?
先人的义举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启示。据史料记载，19世纪早期，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斯托克顿的女奴贝琪，曾利用主人的图书馆学习宗教著作，最终成为有名的传教士。这位反对奴隶制的校长还贝琪以自由后，依然允许她住在自己家中并继续工作。
“类似的东西会改变你对大学的看法。”怀尔德说——毕竟，有色人种一直就在高校里的人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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