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等软实力被镀上金光
正因为拥有了美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金融霸权才成功塑造了美国的软实力形象。
在其他国家人民无法实现“普世”梦想的时候，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在本国实现类似美国的民主自由，国家就能够达到与美国一样的富裕水平，美式自由和民主是通向幸福生活的有效手段。他们没有看到，民主是需要成本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是随着国力强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经济因素是影响民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富足的社会，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识形态，民主在落后国家也可能成为社会分裂的催化剂。对社会成员的广泛补助，能够化解相当大的社会矛盾。
虽然美国贫富差距在扩大，有“反对1%运动”，但是，金融霸权在从世界获得巨额收益的同时，并非独吞了全部收益，它对其生存的体制和环境也予以反哺，这种反哺体现在对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保障上。美国的贫富悬殊，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海外资本收入并没有形成民众的劳动收入，而资本收入最终只能由持有资本的人享有。在海外22万亿美元的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有多少会由基金公司分配给普通民众呢?从数据上看，美国贫富悬殊程度不亚于发展中国家，但将民众劳动付出与所获得的保障对比，民众认可民主制度发挥了生活保障的作用。
虽然形成软实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形成软实力是整个国家体系的作用，但在体系各个相互作用的因素中，金融霸权发挥了基础作用，不能因为其他因素而否认金融力量的重要作用。同样，也不能因为金融霸权的作用而全盘否定其他制度的积极意义。从民众个人感受来看，他们无需深究富裕生活的复杂逻辑，只需本着利益诉求行使权利，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社会良好状况是行使民主权利的结果，民众对国家制度充满骄傲地自信，相信美国发展完全是拜民主和市场所赐，是世界的榜样，是历史的终结点。这种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制度自信根植于民众思想意识中，进而认可国家的对外政策，在违反国际道义的作为上形成美国例外的思想定式。尽管美国一直宣传“普世价值”，但其国家制度和政策在国内和国外是割裂的。
对于各国的普通民众来讲，他们从美国社会中感受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国家开放，海纳百川;这个国家民主，政治清明;这个国家技术进步，是实现梦想的地方;这个国家人民幸福，安居乐业;西方以外其他国家的人们不清楚，正是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美国的富强做出了贡献，正是以本国财富补贴了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从来没有在国际层面上进行过民主的尝试，反而认为它可以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美国在宣传、推广普世价值的时候，真应该重新捧起《圣经》，认真去体会《摩西十戒》中的清规戒律。
美国于2006年3月以后不再公布M3的数据，而M3包括除国内货币量以外的回购协议的资金和欧洲美元，不公布M3的数据，实际上是将海外释放、流通的美元数据掩盖起来，这样人们便无从得知属于借款性质的美国货币在世界上到底波及了多广的范围，等于美国将其货币释放、稀释的程度隐瞒起来。但从已有的数据可以看到，“截至20世纪60年代，M3以10%以下的增长率低速增长，与之相对的，1971年以后进入了年增长10%以上的急速上升期，美元向世界渗透的速度在美元与黄金脱钩的瞬间开始加快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6年左右，其增长率再次放缓，但之后却呈激增趋势。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美联储都以躲避市场信用收缩为名，向市场供给大量资金。如今，投机性货币的量已经达到贸易交易实际需求的货币量的数倍之多，正是这种供给的无限过剩流动性导致了泡沫的产生。”
一个开放的民主国家对于本国的货币投放量却有意隐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向要求公开透明的社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公开呢?公布货币流量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会产生什么危害吗?M3包含美国向世界释放的货币，而美国以外的国家要获得这些货币就必须以实物财富从美国挣取，这也就是美国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那里无偿获得的财富。如果美国将它公布，等于告诉世人，自己敛财行为已严重到何种程度，这将是对其形象的直接打击。
民主是可以摧毁国家的——俄罗斯民主实例
实践中，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并没有得到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民主化改革。在俄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西方国家的高度赞美，普京执政后开始纠正激进民主化的弊端，一旦如此俄罗斯又被视为走回头路而受到西方的一片责难。
前文我们引述过戈尔巴乔夫针对全人类利益的讲话，在他以及他的接班人叶利钦的领导下，一个庞大帝国解体了。当时，他们幼稚地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全人类利益，只要实行私有化，其他制度都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当叶利钦的总理年轻才俊盖达尔率领一帮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是如此痛恨，似乎斯大林靠粮食为生，他们宁愿以土为食。青年改革派，尤其是盖达尔，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导师的忠实信徒，他们认为，只要将私有化、市场化彻底贯彻，私有制就会像变戏法一样创造出无穷的财富来，俄罗斯就能走上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自信使他们能够看到俄罗斯的光明前途，却让他们对残酷现实熟视无睹。后来他们被称为“麦肯锡式”的革命者，即像管理咨询顾问一样对国家规划下达命令，而实际对内部的具体情况却一知半解。这种专家在任何改革社会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邓小平曾评价苏联的改革，在没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进行政治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又由谁来推动呢?青年改革派没有被困难阻吓，他们找到了西方代理人来告诉他们如何实现私有化——西方国家为此成立一个新的援助机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私有化操刀手副总理丘拜斯甚至将私有认股权证的发行权交给西方投资银行。在奉行强盗资本主义政策的坚定意志方面，改革者对侵吞国有财产的行为抱以完全宽容和容忍态度，甚至丘拜斯说：“他们不停地偷窃、偷窃、偷窃，他们什么都偷，而且不可能被制止。但是，让他们偷吧，把这些财产拿走，以后他们就会变成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和优秀的管理者。”这是何等幼稚的改革者，他难道不清楚，路径依赖如何能让贼突然变成勤奋的创业者?
在这样的改革者领导下，俄罗斯很快就在西方机构的建议和援助承诺下进行了彻底改革，国有资产证券化后虽然分给了国民，但很快资产被少数国外资本和国内寡头控制，经济一落千丈，而国有财富被大肆洗劫。当时俄罗斯改革派对美国已经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美国经济学家帮助叶利钦修改总统令，美国律师参与制定俄罗斯的法律条款和政府规定，美国财政部指导俄罗斯如何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这样，伴随着市场的完全自由开放，金融资本通过在俄罗斯设立大量金融机构并吸收卢布存款，评级机构唱衰企业状况，俄罗斯人不计代价地出让自己的证券，结果，整个国家的资产被人民自己完全自愿、兴高采烈地卖掉了。伴随着卢布和美元自由兑换的金融政策，卢布很快就陷入了崩溃境地，而金融机构仅用借来的钱就完成了所有者转换，美元成为了真正的帝王，几年时间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贬值上万倍，西方资本与俄罗斯国内腐败势力结合，以极小代价获得了巨额的资产。
另外，完全自由市场化没有考虑人们的心理因素(也许美国设计者正是考虑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在完全放开的外汇市场上，人们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成为自我实现的原因，不仅国外资金在撤离，就是俄罗斯本国公民也在将所有卢布换成美元，所以，在国家层面不管如何投放外汇都无法阻止本币贬值。这是一个市场，却是可以因为情绪波动而彻底混乱的市场。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彻底崩溃，偌大一个国家反倒不如比利时的经济状况。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青年改革派在西方理论的指导和切实帮助下，对俄罗斯正常发展的一次扼杀，这些改革者根本称不上是政治家，难得俄罗斯会推出这群孩子气的青年主持国家改革。他们空有理论，没有方法;空有热情，没有诚恳与实干;空有理想，而所作所为又背弃信仰。这是俄罗斯不成熟民主的恶果，虽有了民主的形式，但实际发展战略、国家计划却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掌握在对手的甜言蜜语里。布热津斯基在讲述老布什的这段历史时坦率地讲道：
“尽管叶利钦受到欢迎，俄罗斯混乱的政府被美欧当作民主小兄弟来拥抱，但俄罗斯社会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到1992年，经济已经恶化至堪比大萧条时期。更糟糕的是一大堆西方经济‘顾问’——其中相当多的是美国人——在‘私有化’俄罗斯的工业，尤其是能源资产国有化过程中，经常同俄罗斯‘改革者’们同谋，牟取私利。混乱与腐败使得人们嘲笑俄罗斯官方和美国把俄罗斯称作‘新的民主国家’。腐败的遗产在布什政府下台后很久仍困扰着俄罗斯的民主发展。”
这不是俄国老共产党员的评价，也不是中国政府的结论，而是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现仍为美国高级智囊的布热津斯基实事求是的结论。而对此，中国一些精英仍在为如此失败的改革叫好、呐喊。我们难以理解，到底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自己的立场已经完全被西方资本俘获而无法分清事实。
当然，对俄罗斯的民主化操作结果美国是不会承认的，一旦发生与幻想不符的现实情况，西方国家会立即表白，似乎通过言语谴责就能与这种强盗资本主义脱离干系，表明他们要的不是这种民主和经济状况，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得到真正理解和切实贯彻，他们并不承担这种“劣质民主”的道义责任，所有混乱和倒退都与他们无关，这就好像自己的大脑不承认自己的手曾偷过东西一样。无论西方如何谴责，最终受益的都是西方国家，外国公司和本国少数特权阶层以极低代价受让了优质资产，寡头资本家又向西方国家转移了大量财富。西方社会指责这些人是强盗，但并没有说不与强盗做生意，也没有阻止强盗将赃物转移，更没有为那些受到强盗掠夺的民众提供帮助。将在历史中为二战胜利付出巨大代价的一个骄傲民族肢解后又残酷地掠夺了它的一切，却期望这个民族不觉醒不反思，仍然拜服在西方民主的动听说辞下，扭断自身的尊严和信心，这可能吗?普京是这种觉醒的代表，他将民主与爱国主义统一起来，务实处理国内经济政策。在混乱经济与混乱民主状态下，他打击寡头、整顿秩序、重振经济，这不正是这个国家需要的吗?
西方却逐步将普京视为民主的敌人，在选举过程中极力鼓动反对派进行民主运动，希望通过类似“颜色革命”的运动实现领导人的更替。美国大使甚至在竞选期间接见反对派代表，如果在美国竞选期间外国大使到美国支持反对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领导者，美国会认为这是友好举动吗?这是对反对派明确的支持，是对他国民主进程的鲜明操控。西方国家以实际行动给俄罗斯民族上了生动的一课，俄罗斯是有记忆的，不会再轻易相信脱离社会现实的所谓民主给他们带来的价值。
西方以立体和平手段推行民主化
西方推行民主化的和平手段是立体式、全方位的，从西方国家政府到新闻媒体，从“独立”非政府组织到国际机构，从学校课程设置到对专业著作的资助，从电视电影作品到知名人士感人肺腑的演讲，从吸收崇拜分子到直接介入选举，西方通过金融霸权所吸食的巨大财富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了美轮美奂的民主盛宴。
事物的复杂性在于，众多西方民主宣传团体、阶层中，其动机并非完全出于自私目的，其所宣扬的民主理念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从事民主鼓动宣传的志愿者可能拥有圣徒一样的理想，拥有无私奉献的崇高志向。但是，也正是因为民主价值观杂糅着理想主义与现实私利的特性，才能赋予它如此的吸引力和事实上的软实力。民主思想向世界发散性地传播，但是它能否到达它的目的地，却需要资本作为指路者，所以美国民主不会被引导到讨论沙特、巴林等国家民主状况的路上。资本并非是民主的天然伙伴，它可以成为民主先锋的殖民者，也可以控制民主的具体范围、指向对象和持久能力。所以，西方作为发达经济体，它天生具有了特殊的先发优势，民主和资本所具有的优点和弊端可以选择性使用，这在西方社会本身并不会产生问题，而西方可以毫不保留地向世界传播，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觉得这些东西具有世界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而形成了普世价值观。
作为国家战略，西方却完全清楚民主价值观的宣扬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何种效果，这种效果同样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但总体上看，在促进各民族思想活跃的同时，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理论所预言的理想效果，因为它宣扬价值的唯一性，脱离社会发展路径和现实，结果却使自己的声誉蒙羞。
从国家政府层面看，西方宣扬民主价值观不遗余力，甚至日本在中国周边搞价值观外交，美国更是推动北约成为其民主外交的坚强后盾，包括希拉里在内使用的外交手段总是通过民主话题拉近国家之间的关系，“民主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排斥异类、自我感觉良好的圈子。凡是在政策上不能与西方合拍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等都被称为不民主的国家。
除国家之外，用力推动民主化的还有国际组织，最有力度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时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它们原本的目的是发展世界经济，提供国际经济运行的组织框架和贷款帮助。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策影响。它们通过贷款附加条件，要求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包括了广泛的政治内容。
宣扬民主的第三个层面是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包括“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民主标准的制定者，索罗斯成立开放社会协会并投入大量资金，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不过是政府下设的表面独立推动民主的组织。非政府组织数量巨大，涉及各个领域，其中不乏在专业领域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的团体。但就西方推动民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而言，首先美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大笔投入，其次各层面资本的积极介入，思想智库等方面的配合发展，为提升西方软实力、介入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充分动力。比如“自由之家”年年出具评估各国民主情况的报告，西方领导人甚至以此来评判各国的民主状况。在2012年的报告内容中，它甚至将新加坡的自由度置于印度之后，这种鉴定本身就能够说明其标准的形式化和肤浅。不少非政府组织直接介入各国的选举培训、宣传，这更是对他国政治生活的强行干预。俄罗斯2012年出台修订的《非政府组织法》，直接将接受外国资金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视为“外国代理人”，并进行了严格规范。
在西方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等一系列民主攻势下，最近20年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成为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成熟模式，通过思想灌输，这些国家人民主动洗脑而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是西方花费成本最少而又能够获取巨额财富外溢的手段。各种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具体条件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各种势力影响下实现的。
信赖西方输出民主价值观是一种偏见
在讨论西方普世价值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时，我们首先需要破除一种思维定式，这也是许多切身感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常有的思维模式，即认为公开的民主与自由不会潜藏任何阴暗事物;他们将批评西方民主、自由和经济制度的某些理论定性为阴谋论，并加以鞭挞和嘲讽，他们认为公开的、透明的民主制度不存在阴谋的可能，阴谋论者，不是无知就是不能证伪。我们认为，这些精英对西方社会民主制度的感受不是过于片面，就是过于在已知理论中体验精神的满足。我们对西方社会民主和自由制度并非全面否定，在此制度下西方社会在不断进步，这是事实。但是，在复杂社会现象中，往往各种因素和动机交织在一起，表面看来正当的行为并不能否认没有自私的动机，在看到西方社会制度产生良好作用的同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制度完全是本着正当动机向发展中国家输送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摘要：
“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不过这种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必须不偏不倚，否则会成为我们所要摆脱的势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种势力的手段。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成为我们所喜欢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与憎恶的对象。”
这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的忠告之语，放在当今中国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评论了。华盛顿没有天真到相信外国势力不会使用阴谋诡计的地步，他反复强调要防止外部敌人与国内部分人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因为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国内的)对抗”，他认为统一政府是美国的支柱，联合一致是美国自由的支柱。他以政治家的睿智指出：“经验是最可靠的标准，应当记住，仅凭假设和意见便轻易变更，将因假设和意见之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外国影响和腐蚀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借用华盛顿的智慧，当今时代，中国是否存在那些“对某国过度偏爱而使他们成为那个国家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呢?那些即便是爱国的、自认为心底无私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宣扬者，是否在引诱人民放弃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呢?
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某些精英却停留在西方民主自由政策都是和平美好的幻想之中。我们不能将别人的所有行为视为阴谋，这与常识和现实不符;但我们也不能在关键问题上认为其他国家的政策都是出于善意，这同样与常识和现实不符。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西方所宣扬的理论与实践如果完全相符，那么国际政治经济的探讨研究也会成为多余的了。从自身状况出发，我们在很多问题中同样具有自私动机，扩展后就是民族利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自私动机与其理论和实践所能拓展的空间几乎没有，自私动机更大程度上无非是维护国家的合法权利，而非获取不当利益。但发达国家不同，为了获取不当利益，它们无法像100多年前一样明抢明夺，于是发展出似乎合理的、符合人类情感的理论，这是必需之举，但其理论往往掩盖更深层次的动机，只是身在其中的人难以理解和察觉。往往是，逻辑的范围越大，个人在其中的感觉越与实际不符，就像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人类虽然“坐地日行八万里”，但仍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一样，人们看不清全貌，只因身在其中。因果关系链越长，越容易在其演化过程中掺入其他因素，这为各种不同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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