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美]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属美国布朗大学。此报告由该所艾森豪威尔研究项目组完成，项目主任系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奈塔·克劳福德和布朗大学人类学教授凯瑟琳·卢茨
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发动了两场大的战争，并对政府进行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改组。新武器远程制导无人机被派往也门和巴基斯坦屠杀好战分子，220多万美国人参与了战争，100多万人已作为退伍军人回国。
我们发现，就那些能够用美元和数字计算的价值而言，战争的代价通常被低估或计算不全。如果我们总计代价，不仅考虑到美国及其盟友的代价，而且考虑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平民的代价，那么预算费用和伤亡人数就大得多。此外，我们发现，尽管当战斗停止、军队回国，战争的影响并未终结，但这些战争的许多未来代价和影响还没有被计算在内，或被打了折扣，或被漏掉了。同时，许多社会和政治代价——对家庭和公民自由——是无法量化的。
人的代价
人的损失——死亡、受伤和流离失所者——被低估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被少算了。计算战斗中阵亡和受伤的人数有许多困难。所以，对直接的战争死伤人数极保守的估计是：到目前为止，在这些战争中约有22.5万人死亡，约有36.5万人身体受到伤害。
超过6000名美国军人和2300名美国承包商丧生。美国盟友，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死亡人数总计超过2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死亡的军人和警察就可能要高于这一数字。
到2011年中期，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的伤亡至少有13.7万。我们不能确定自2004年以来死亡的3.5万多巴基斯坦人中有多少是平民，因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不允许新闻记者和人道主义组织自由进入冲突区域调查那里的死亡情况。
当然，人的伤亡包括可见和不可见的战争伤害。尽管对战争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理创伤的统计方法不同，然而我们估计至少有15万美国军人和承包商身体受到伤害。此外，自这些战争开始以来，美国的军事盟友，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约有6.8万人身体受到伤害。尽管身体受到伤害的平民数量至少肯定大大少算了，但我们估计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至少有14.5万平民的身体受到伤害。心理创伤——意志消沉、焦虑、创伤后压力——同样巨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在出现。
因战斗流离失所的人数随着战争的强度变化而变化。在巴基斯坦，流离失所的人数在增加。许多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寻求救助，其人数或多或少有据可查。许多人不住在难民营，因而很难知道流离失所者的准确数据。
战争还在战区外造成人的身体和心理伤害。美国国内的代价包括现役武装部队和预备部队部署时所带来的人员伤亡。部署不仅危险，而且比以前的战争所需时间更长，也更频繁。佐薇·伍尔指出，军事行动频率的不断增加在美国国内给军人及其家人已造成伤亡。一些人在帮助缓解这种压力，但是我们无法减少后方潜在的紧张家庭关系的纠结、身体和情感的痛苦、不断增加的药物和酒精的滥用，以及其他危害军人及其家人安全的危险行为。结果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军界更不稳定，意味着军人和平民家庭的成员同样都遭受焦虑和创伤的循环折磨。
虽然美国军人及其家人显示出了极大的顺应能力，但是战争的重负落在了退伍军人及其家人肩上，包括高的自杀和患精神病率，对药物和酒精依赖的增强，杀人、对儿童的虐待和疏于照顾等暴力的高发，导致撞车和药物过量使用事故增多、无家可归和离婚现象高发以及儿童临床紧张度攀升等高危行动。美国军人和退伍军人正在攀升的自杀率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3年，即入侵伊拉克之年，整个国防部自杀死亡的人数比作战死亡的还多。尽管诸兵种和国防部普遍开展了预防自杀活动，但2008年的自杀人数仍然超过了作战死亡人数。
在战区，战斗不只是炸弹和子弹造成人的伤害和死亡。正如伊拉克医生奥马尔·达维奇和驻阿富汗联合国人权使团前团长诺拉·尼兰德所指出，战争造成的破坏比西方国家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要大得多。达维奇强调，伊拉克人持续的流离失所表明战争是如何导致了其他诸多问题的产生，如失业。尼兰德的报告强调，重建社会——由阿富汗人和国际行为体——的努力受挫反而在继续破坏他们的社会。
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战争的后果波及这些国家的社会基本健康和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并且间接造成人员死亡。人们因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和药物而饱受煎熬，甚至死亡;人们受疾病的折磨。克劳福德认为，这种间接的、与战争相关的死亡，是一个在战争停止后继续存在的重要问题。因战争遭受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和受到伤害的人，我们没有估计出一个数目。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心理健康后果包括焦虑、意志消沉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美国、其他捐赠国，以及诸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已经为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提供财力援助，帮助其缓解战争的重负，建设水处理厂等基本的基础设施，保障个人的卫生保健需求。战区内的政府也已动员起来，以应对这些挑战。但是，对这些战争的幸存者的巨大健康影响已经造成，并且这种影响在战争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将继续存在。
预算和长期的经济代价
我们认为，按2011年的美元定值算，美国联邦政府已花费的费用在2.3—2.6万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字远高于总统和其他人所说的1万亿美元(2001年以来美国用于战争的花费)。我们的估计之所以更高，是因为我们的估算所包括的不只是五角大楼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直接拨款，还包括对更广泛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拨款;战争的开销往往高于五角大楼在作战期间的花费。
但是，这些战争将要花费的肯定比已经花费的更多。包括美国为退伍军人承担的花费、未来作战的可能开销以及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将要支付的社会成本。我们认为，这些战争的花费将在3.7—4.4万亿美元之间。
今年3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艾米·贝拉斯克关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与反恐战争有关的军事行动的报告估计，到本财政年度五角大楼对战争的拨款按现值美元计算已达1.208万亿美元。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报告还加上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战争相关的花费，并得出结论：到2011财政年度的累积花费是1.2833万亿美元。2008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琳达·比尔曼斯出版了《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代价》一书，中肯地总括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代价，预测了未来数十年的代价。
我们发现，尽管国会研究服务处关于拨款和战争预算代价的评估分析透彻，然而它并没有包括一些重要并最终昂贵的战争代价。当我们总计美国已付出的代价——战争预算费用(国会战争拨款)和为退伍军人的医疗与伤残应承担的费用——其总数就高于国会研究服务处报告所说数量，并且已超过了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曼斯所估计的3万亿美元(目前和未来的战争花费)。
这些总代价没有包括：受伤退伍军人65岁以后的医疗保险费;州和地方政府预算为退伍军人支付的费用;许诺给阿富汗重建援助的53亿美元;战争支出附带的宏观经济后果。
到目前为止，最大单项费用是五角大楼的战争开支。自2001年以来，除了1.313万亿(按2011年定值美元算)战争开支外，到2011年底有5.2387万亿美元(按2011年美元定值算)拨款用于表面上非战争的国防部开支(也就是被称为“基本”国防部预算)。
温斯洛·惠勒认为，就长时段来看，五角大楼的预算计划仅仅在“9·11”事件前才能被解读，一个战前开支的“基线”轨迹才能被确定。这一报告对“基线(baseline)”开支的结论是，2001-2011财年为4.572万亿美元。所以，国防部“基本”预算增长按2011年美元计算多了6670亿美元(按时值美元算多6160亿美元)。这一额外开支是政治上使然，即“支持军队”的大众情感转化成不仅支持战争开支而且还支持更宽泛的国防部预算。任何削减基本预算甚至保持基本预算稳定的努力可以预料会陷入争论：当我们处在“战时”却拒绝增加国防预算是不可想象的。该报告的惠勒发现，国防部预算的增加不仅仅在于与战争相关的理由，而且还在于“基本”预算。2001年以来多拨给国防部基本预算的6670亿美元，显然是后“9·11”战争这一政治动力的结果，应被算为一笔附加的(尽管是间接的)战争代价，应列入探求战争代价的任何全面考察中。
到目前为止的其他费用包括自2001年以来通过对外援助给予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国际援助预算。这些援助还没有算作国防部预算中战争的军事费用的一部分，其总数超过740亿美元(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些援助的一半给了伊拉克。正如阿妮塔·东奇所言，根据她的资金细目分类，许多国际援助项目是为了与军事相关的目的。所以，我们和国会研究服务处将其纳入战争费用。
国土安全方面的联邦开支2001财年为171亿美元，到2011财年按实值计算增加到两倍多。保卫国土安全可以认为是战争的另一种选择，或者是为反恐战争进行动员的代价。计算美国州、地方和私人的反恐战争支出是不可能的。
琳达·比尔曼斯说，自2001年以来美国已为退伍军人的医疗护理和残疾津贴耗费了313亿美元。到2010年12月，已有125万服役人员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回国。许多人在某些方面受到创伤或伤害——超过9万人伤害严重，甚至需要从战场医疗后送。更多的人受到从脑损伤到丧失听力等其他伤害。到目前为止，有65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军人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各种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这些退伍军人中有近50万人因在服役期间持续的或恶化的伤害正接受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补偿金。
但是，美国政府对退伍军人所承担的责任在战争结束后还将继续承担。曾被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服役人员在他们的余生有资格享受免费或津贴医疗。此外，他们中相当大比例的人因战时服役造成身体、心理残障，符合接受永久性残疾补偿金和其他津贴的条件。参加目前战争的退伍军人还有资格接受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提供的一定的教育、住房、培训等津贴。
战争的未来代价包括：为退伍军人医疗和残疾支出的直接预算费用，这笔费用大约在40年内达到峰值;对没有被退伍军人管理局或其他政府机构包括社会保险所覆盖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进行护理的经济成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的军人正在利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服务，并申请残疾津贴，与早前战争相比，其比例更高。基于目前的津贴申请和医疗使用的模式，估计未来40年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的军人支出的此类费用总现值在6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之间。为退伍军人及其家人的失业、丧失生产能力、护理精神病患者所支付的社会成本一般都没有纳入战争成本。但是，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曼斯所言，我们相信这些是实在的成本。
这些战争的经费几乎全部靠借款融资，从而使美国国债增加了1.3万多亿美元。赖安·爱德华兹指出，战争的确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了约0.9个百分点，而增加的国债也带来了若干宏观经济影响，包括使美国利率提高了约0.3个百分点。2001-2011年的战债利息可以采用不同的设定条件来计算。我们的估算仍显保守，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国会研究服务处2011年全年的战争支出数字。我们的结论是：按现值美元计算，战争举债融资已支付了1770亿美元(按定值美元计算是1850多亿美元)利息。与战争的全部开支相比，这些利息支付看起来数量不大，却超过了本财年国防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预算费用。假定正式撤军后美国继续花更多的钱用于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我们估计到2020年仅利息支付就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当然，准确的战债利息支付数量取决于未来几十年内的政治抉择和经济状况。
军事开支和债务的大量增加对利率、就业和投资还带来了其他影响。海蒂·加勒特—佩尔蒂埃指出，美国军事开支无疑增加了与军事相关领域的就业，在其他领域也会直接和间接地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样地，在过去十年间，对军事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了，而对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和资产的总投入没有与维修和投资需要保持同步，这被称为“基础设施赤字”。詹姆斯·海因茨认为，对公共资产的投入会提高私营部门的生产力。
战争还影响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经济。特别是巴萨姆·优素福发现了一种两分的伊拉克经济。自2003年以来，庞大的石油收入滚滚而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然而，重建因多方面原因而迟缓。政治不稳定和暴力造成变化无常的环境。失业率仍很高，增加的石油收入的红利(主要因高油价)还没有惠及所有的人。
社会和政治代价
在反恐战争中公民自由被剥夺了。在美国，美国公民受到增多的电子监视，而一些穆斯林和有南亚血统的人在机场被审问，因签证问题被采取指纹或被驱逐出境，但他们很少被指控采取恐怖行动。在阿富汗，原来的军阀被推上了权力宝座，许多人开始把选举视为虚假民主的软弱形式。美国拘留了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千上万的人。许多被拘留的人被视为好战分子嫌疑犯，而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看法他们是无辜的。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关塔那摩海湾，一些人在美国所属的监狱里遭受酷刑的折磨。
利萨·格拉夫和布伦达·菲舍尔指出，酷刑和拘留仍令人十分忧虑。在伊拉克，超过10万人体验过美国制定的拘留制度，许多被拘留者最初几年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接受审问，阿布格莱布监狱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以虐囚而臭名昭著。伊拉克安全官员称美国监狱的存在及其环境事实上加强了“基地”组织，他们指责拘留制度要为2010年增加的暴力事件负责。同时，伊拉克掌控的监狱系统被描述为“惨不忍睹”。
在阿富汗，许多地点被美国指定为“东道国设施”，但据报道它们却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助。在2001-2010年间，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关押了3000名囚犯，许多人遭受过酷刑和虐待，包括殴打、剥夺睡眠、性羞辱、把脚镣系在天花板上、用警犬恐吓。海军陆战队少将斯通的一份报告认为，当时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的囚犯有2/3是无辜的，应被释放。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关了数年。
针对美国涉及引渡和使用酷刑而违反人权和国际法的诉讼还没有成功过。法院已接受奥巴马和布什政府援引的“国家秘密原则”，但是批评者指出，法院创立的“特权”不应被允许作为政府躲避困境或不道德行为被揭露的挡箭牌。
数百人在被美国拘留、审问期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酷刑而丧生。在战争最初四年里，至少有108人在拘留期间丧生;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至少又有80多人丧生。
环境损害和人类健康
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自然环境都受到了战争的损害，包括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和碳排放的增加。此外，供水系统被军用车辆排出的油和弹药遗留的贫铀污染。随着这些国家自然资源的退化，动物和鸟类也受到负面影响。
在和平时期，国防部就是国家唯一最大的油料消费者，每年消耗掉46亿加仑。战争加速了油料的消耗。根据一项评估，2008年美军在伊拉克仅一个月就耗费了120万桶石油。这种高于非战争情况下的油料消耗率部分原因与以下事实有关：油料要由其他需消耗油料的车辆运送给战场上的车辆。2003年的一项军事评估显示，军队2/3的油料被运送油料到战场的运输车辆耗费。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用的军用车辆除了产生二氧化碳外，还产生了成千上万吨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硫。此外，盟军轰炸诸如弹药库之类的种种可释放有毒物质的场所，以及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萨达姆故意点燃石油的大火，致使空气、土壤和水遭到污染。
在焚烧坑中销毁军事基地的垃圾和军事行动造成的有毒灰尘加剧了空气污染，而重型运输车辆也破坏了土地，特别是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加上因森林砍伐和气候变暖而产生的干旱，军用车辆在地表前所未有的大量活动使灰尘更加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军方已在关注灰尘对在伊拉克、科威特和阿富汗军人健康的影响。微生物学家已在灰尘中发现了重金属，包括砷、铅、钴、钡和铝，这些重金属可能造成呼吸困难和其他健康问题。自2001年以来，军人患神经紊乱疾病的增加了251%，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了47%，患心血管疾病的增加了34%，这些疾病可能与这一问题有关。阿富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民众显然会在更长的时期内暴露在这种灰尘之中。
战争还破坏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森林、湿地和沼泽地。退化的环境本身可能反过来加剧冲突。军事基地和战场附近的水经常被武器和军事行动的化学品残留物污染，如弹壳上残留的贫铀、空军基地军事行动遗留的苯和三氯乙烯。高氯酸盐，火箭推进剂中的一种有毒成分，对所有三个战区的污染程度尚需研究。
与战争相关的污染明显已经影响到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的健康。2010年初，在伊拉克费卢杰展开了一项关于癌症、先天畸形、婴儿死亡率的家庭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与埃及和约旦相比，2005-2009年这一地区的癌症发病率特别高;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有80名死亡，远远高于埃及的20名、约旦的17名和科威特的10名。0—4岁年龄段的男女出生比率是860∶1000，而预期的是1050∶1000。
哪些我们还没有评估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计算或评估这些战争的所有影响。
在我们的预算账单中没有纳入的有：2012年以后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战争上的开支，包括许诺给阿富汗的重建援助但仍未支付的53亿美元;与退伍军人有关的一些开支，包括为新《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预算，州和地方政府给退伍军人的津贴;州和地方用于国土安全的费用，这些费用联邦政府不会偿还;美国所有盟友和军事伙伴用于战争的开支是多少，这些开支有多少通过偿还、赠款、贷款或其他形式弥补，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府付出了多少代价;战争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地区邻国的预算和经济影响(如照顾难民的额外支出或难民对物资需求增加的潜在刺激影响)。
我们没有计算或系统估算、评估的有：战争在对美国提供安全或增加风险方面的效用;对美国国民警卫队部队及装备到海外应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美国、美国的盟友、联合国系统以及非政府组织在促进伊拉克和阿富汗经济重建、健康和教育方面所做努力的效用;所有国防部承包商和武器制造商的利润、超额利润和损耗;被杀的“反叛者”的数量或美国盟友雇用的承包商有多少丧生或受伤;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家专用于减轻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战争相关的苦难的资源;美国许诺给伊拉克带来民主的成就，我们还没有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作类似的评估。
我们还没有评估开战以来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位”变化。
有些预算项目纳入了五角大楼的战争开支总额，但它们开支的一部分因种种原因不容易确定或评估，包括涉及保密。特别是我们未能明确确定的有：五角大楼的这些战争预算中作为“指挥官应急计划基金”有多少钱用于对被美国军事行动杀害的平民留下的幸存者、因战争受伤或其财产受损的个人的慰问支出;中央情报局旗下的“捕食者”和“死神”远程制导飞行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以及也门，在那里也发动了空袭)监视和空袭计划的费用;国家情报预算专用于战争的部分。
最后，我们显然无法量化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人失去亲人或他们身边人的情感痛苦。
(此报告发表于2011年6月，原题为《2001年以来的战争代价：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The Costs of War Since 2001：Iraq，Afghanistan，and Pakistan)。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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