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课题组赴欧洲考察欧债危机及其影响，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进行了访问、座谈，并特别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客观地说，欧洲的确想早日摆脱危机，也积极应对，但欧洲的老百姓似乎并不太着急，不紧不慢，或上街游行一圈，或找个平台骂骂政府，真正的解决良方在无奈的情绪中始终难寻。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欧债危机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精神危机，一场文化危机。欧债危机源于2006年开始在美国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底，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紧接着，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陷入主权信用危机。2012年，德国和法国两个欧元区的核心国也受到影响。至此，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欧洲。
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一场经济方面的危机。2009年以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低位，直接重创了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欧元区经济萎缩、指数低迷。德国2012年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5%—1%，并警告称，如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恶化，不排除其经济进入“明显疲软”的可能性。目前，欧债危机还在继续恶化。如意大利有2万亿外债，失业率接近40%，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一带甚至高达50%。意大利以中小企业为主，大约占80—90%，由于资金链断裂，许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深层上看，欧债危机更是一场精神危机。无需讳言，资本主义精神在大工业时代的确起到积极向上、开拓奋进的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新教伦理下的资本主义精神曾经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发展。他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慢慢丧失最初的奋斗动力，转而追求生活的安逸和闲适。当然，适度追求生活质量无可厚非，但过度或片面的贪图享受和快乐，会给社会带来慵懒、不思进取的气氛。不可否认，当下欧洲就弥漫着一股懒散、享乐、缓慢、停滞之气，许多商店在中午或节假日闭门休息，问其原因，因为要午休或休闲，完全是以经商者个人为中心的。
要看到，这次欧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信心和尊严，以及他们的荣耀和体面。他们自诩的治安、秩序和贵族气息，都荡然无存。我们曾在罗马被抢过，还遇到过意大利全国罢工，经历了烧汽车、与警察冲突的骚乱事件。欧债危机下的欧洲，人民忧心忡忡，令人担忧。如果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经为资本主义社会注入过活力，那么，当下是不是要说，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在欧洲大陆衰落了呢?
欧债危机，既让欧洲民众丧失了财富，也让民众动摇了信心。2009年底以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低位，其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瑞士信贷银行甚至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欧元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学者马丁·菲尔兹丁2010年7月在《金融时代》上撰文说：“虽然债务危机不会使欧元垮台，但的确可能使欧洲经济复苏夭折，使欧洲经济再次下滑。”标准普尔指数在创出201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时，全球排名前20的富豪在那一周的财富水平共计缩水91亿美元。既然富豪都是如此，普通民众更是收入下滑。
欧债危机，既造成了社会动荡，也造成了心灵动荡。危机拉大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欧美自诩的橄榄型社会也慢慢解体。由于欧债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广大民众购买力下降，造成中等收入阶层的缩小甚至瓦解，中等收入阶层有可能大量沦入贫困行列，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当各国主权债务冲破底线和极限时，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直至社会动荡或者动乱。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各国大罢工、大游行示威此起彼伏。2010年9月,欧洲工会组织在布鲁塞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增加税收和削减公共开支的经济紧缩措施,要求优先保障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包括西班牙、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法国等原本经济社会形势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区，也都同时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社会动荡必然导致民众的心灵动荡。我们在街头随访时，许多民众都表达了焦虑不安、伤心心碎的负面情绪，并且对政府的调控能力信心不足。在欧洲，一方面感觉死气沉沉，另一方面又感到危机四伏。若心灵动荡，信心不足，那么，欧洲的未来会在哪里?
欧债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失灵，也是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失灵。德国著名学者帕特森在第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赌场资本主义，欧债危机就是缺乏监管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末日。他还非常严正地提出：“当今欧洲出台的经济政策不足以对抗经济危机，有些政策甚至加重危机，使经济系统更加脆弱。如果减少相关的公共消费，急令停发国债将直接加剧经济萧条。资本市场上更严格的控制也许会限制投机，但同样也会阻碍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这些话无疑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无力腾挪，左右不是。
再具体地观察，经济增长方式失灵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价值范式出了问题，资本主义价值观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尚未见底的欧债危机却暴露了资本主义无法根治的价值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贪婪攫取的本性，必然使资本家在疯狂追逐利润时忘却宗教的教义和约束，从而在价值取向上走向崩溃。
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帕特森说：“资本主义堕落主要根源于封建制的家庭传统——名义上要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后代，因此，每一代得到的遗产都比自己工作赚来的要多。进而财产和收入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家庭。而财产和收入的集中与资本主义最初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成熟时期，民众已经习惯于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但社会福利和市场经济活力一直是资本主义很难平衡的两难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市场活力越强，对人的异化也就越强。再者，现代科技和生产力仍然不足以支撑一个高福利而又缺乏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欧洲本来希望通过那种“短工作时间、高社会福利”的途径来解决人的异化问题，但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人和社会的价值错乱和价值混淆，最终在资本主义的文明追寻征途中南辕北辙，并导致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和价值范式的失效甚至崩塌。
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晚期资本主义”，他在其名著《合法性危机》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由国家干预来补充和部分代替市场机制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寿终正寝。但是，无论商品占有者的私人自发贸易怎样受到行政措施的限制，只要整个社会在总体上是以一种无计划自发的方式发展，那么，就谈不上从政治角度有计划地分配匮乏的资源。”他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危机，其中一个原因是动因危机，也就是说，社会的统治丧失了思想文化基础，“公民私利主义”和“家庭—就业私利主义”出现危机。通俗而言，就是普通群众不问政治，只顾自家，明哲保身，贪图安逸，同时又力图通过激烈竞争谋取好工作或好职位，保持舒适安逸的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但这两种动因产生的文化传统土壤已被晚期资本主义所摧毁，其他动因还未产生，致使社会的思想维护出现空白，导致问题四伏，资本主义便出现合法性危机。
欧债危机呈现的精神危机，带给我们诸多启示：一要重视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建设;二要避免社会出现单向度和过度的“公民私利主义”和“家庭—就业私利主义”;三要在逐利的物质世界里构建高尚的核心价值和最低的道德底线，使整个社会高有追求、低有约束;四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五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充满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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