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把过去一年的世局演变，归纳为“文明冲突”加快重新布局。一月尚未过去，这一总结已经不幸得到了多起最新验证。
最强烈的证据，无疑是巴黎讽刺杂志《沙尔利周刊》(又称《查理周刊》)编辑室同人，遭伊斯兰极端分子屠杀，以及紧接发生的犹太超市顾客被劫持杀害的血案。但是最新的希腊大选结果，背后也存在着深刻的文明冲突因素。
《沙尔利周刊》恐怖袭击事件，有两项极为深刻的后果。首先是在“价值”范畴;再是有欧美政客言不由衷的“政治正确”表态。这场血案及其后继事件，还是展现了现代欧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穆斯林虽然都反对屠杀报刊编辑，但是同样绝大多数也认为《沙尔利周刊》所为，是蓄意伤害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是《费加罗报》事后引用当代法国哲学家弗瑞(Luc Ferry)的话，声称“在思想自由上绝无退让之地”，以及百万法国公众上街游行，宣布“我就是沙尔利”。这里基本文化价值观念的尖锐冲突，显而易见。
另一项深远的实际后果，是法国和欧洲公众终于认识到，文明冲突的战场并不只是远在海外和大中东地区，而是通过数千万欧洲土生的穆斯林新一代，扩展到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区。这一现实，至少对欧洲各国未来的中东和阿拉伯政策，会产生相当的冲击。
如果说法国当年带头鼓噪，驱动北约军事干预，推翻卡达菲政权后始乱终弃，不仅使得利比亚正在变成“失败国家”(《经济学人》周刊最新断语)，并且促成北非和沙哈拉沙漠地区伊斯兰极端力量蔓延扩展，尚未对法国本身造成多大伤害，那么新近的《沙尔利周刊》恐袭事件，就与叙利亚内战给予伊斯兰国空前发展机会，以及大量欧洲穆斯林青年踊跃参加“圣战”直接有关。
我曾经评论，叙利亚内战虽然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三十年战争”，但是也为外部势力提供了极好的干预机会。几年前，为了打击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欧美各国纷纷加入反对阿萨德政权的“统一战线”。如今换来的不仅是伊斯兰国坐大，更还有成百上千欧美土生穆斯林响应“圣战”号召，经过战场洗礼后大批回国的重大隐患。美国和加拿大近来一系列土生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案件，以及《沙尔利周刊》血案，或许会使欧美降低干预穆斯林世界的“三十年战争”的兴趣。
对欧洲来说，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对去年突然升温的对俄罗斯“新冷战”的必要性和时宜性，提出了重大疑问。欧洲经济一直疲软不振，迫使欧洲央行不久前前所未有地宣布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以图刺激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欧洲响应华盛顿号召，对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实在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之举。
还在《沙尔利周刊》血案发生之前，焦头烂额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公开要求取消对俄制裁，以帮助欧洲经济复苏。面对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高涨威胁，欧洲领袖理应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文明冲突”的主次问题。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突然再次复燃。如果说这是已经面对油价暴跌，造成严重国内经济危机的普京总统蓄意发动，未免有违基本逻辑。因而不得不把疑心，转向最不愿意看到欧洲与俄罗斯修好的华盛顿头上。
乌克兰危机与叙利亚内战不无相似，代表了东正教文明的一场内战，而被外部势力干预利用。另一方面，欧美介入这场冲突，也反映了自从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来，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之间难以弥合的极深隔阂。
由此对希腊最新的大选结果不应感到意外。虽然曾经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今天的希腊仍然是东正教文明的一部分，因而很可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国家。
最后指出文明冲突在文化因素之外的重要经济因素。伊斯兰文明目前的困境和极端化思潮，主因说到底是经济发展的落后。而在法国时下的“我是沙尔利”浪潮中，表演艺术家蒂耶多内(Dieudonne)却因为“反犹言论”而遭到牢狱之灾，连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都评论说是“言论自由”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原因，欧洲的历史包袱之外，无法忽视国际犹太势力的巨大财力。以色列新近在叙利亚击杀真主党和伊朗高级人员，成为伊斯兰国的适时帮手，更是文明冲突的精彩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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