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穆斯林抗议《查理周刊》讽刺漫画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也是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20日，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发表题为《巴黎袭击事件表明西方激愤情绪的虚伪》(Chomsky： Paris attacks show hypocrisy of West's outrage, http：//edition.cnn.com/2015/01/19/opinion/charlie-hebdo-noam-chomsky/)的文章，瞬间引发大量讨论。
《查理周刊》遭受恐怖袭击，包括主编及另外四位漫画家在内的12人丧生，之后不久4名犹太人又在一家犹太超市惨遭杀害。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随后向“恐怖主义、圣战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以及一切旨在破坏博爱、自由和团结的势力”宣战。
数百万人上街游行谴责暴行，这种谴责由“我是查理”这一令人惊骇的齐呼口号放大。人们雄辩地宣告着他们的愤怒，就像以色列工党主席、也是即将到来的大选的有力竞争者伊萨克·赫尔佐克所说的，“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没有骑墙的余地。所有寻求和平与自由的国家都面临残酷暴力带来的巨大挑战”。罪行也引发了潮水般的评论，去探寻这些令人震惊的袭击在伊斯兰文化中的根源，并求索不以牺牲我们自身价值为代价而能反抗伊斯兰恐怖主义凶残浪潮的方法。《纽约时报》称袭击为“文明的冲突”，《时代周刊》专栏作家阿纳德·吉利达拉达斯则在推特中纠正说：“这从来不是也永不会是文明间的战争。这是文明力量对抗另一边的战争。
《纽约时报》驻欧洲的资深记者史蒂文·厄尔兰格如此生动描述巴黎的场景：“这一天警笛鸣响，直升机盘旋空中，新闻简报频繁发布。到处是警方布下的警戒线，和焦虑不安的人群。孩子们被领着离开学校去往安全的地方。这一天，就像前两天一样，鲜血和恐惧弥漫巴黎四周。”
厄尔兰格还引述一位幸存记者的话说：“一片破碎。无处可逃。到处烟雾弥漫。实在太可怕了。尖叫声四起。简直是场噩梦。”还有报道说：“一声爆炸的巨响，然后一片黑暗。” 厄尔兰格说那场面“越来越熟悉，破碎的玻璃，断壁残垣，扭曲的梁木，烧焦的油漆，以及情感的创痛。”
这最后一句——独立记者大卫•彼得森提醒我们——并非首次出现在2015年1月，而是出自厄尔兰格1999年4月24日的一篇甚少引起关注的报道。他当时报道的是北约“发射导弹袭击了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总部，致使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停播”，16名记者遇难。
“北约和美国官方为此次袭击辩护”，厄尔兰格报道说，“认为此举打击了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政权”。五角大楼发言人肯尼斯·培根则在华盛顿做了个简短的通报，说“塞尔维亚电视台也是米洛舍维奇杀人机器的一部分，就和他的军队一样”，因此这是一个合法的袭击对象。
然而，当时并没有愤怒的游行或呼吁，没有不绝于耳的“我们是塞尔维亚电视台”的喊声，也没有在基督教文化与历史中追问袭击发生的根源。恰恰相反，袭击在媒体上获得了褒扬。颇受推崇的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布鲁克，也是彼时出访南斯拉夫的外交使节，形容这场针对电视台的成功袭击为“极其重要的，我认为是积极的进展”，许多人对此态度产生共鸣。
还有很多其他事件同样没能引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质询。例如，近年来欧洲最惨烈的单一恐怖分子暴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Christian ultra-Zionist)极端分子、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的安德斯·布雷维克于2011年7月屠杀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在“反恐战争”中受到忽视的还有现代最极端的恐怖活动：奥巴马的全球暗杀行动——针对那些可能有天会伤害我们的人，以及恰好在他们附近的倒霉蛋。同时还不乏其他不走运的人，比如据悉12月在叙利亚一场由美国主导的轰炸中丧生的50名平民，这一消息很少在报道中出现。
有一个与北约袭击塞尔维亚电视台相关的人倒的确受到了惩罚——他就是电视台的负责人Dragoljub Milanović，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称，他因为没有及时疏散人群撤离大楼而被欧洲人权法庭判刑十年。处理南斯拉夫事务的国际刑事法庭则认为北约的此次袭击并非犯罪，尽管平民伤亡数量“不幸很高，但并没有很明显地不成比例”。
比较这些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权律师弗洛伊德·阿布拉姆斯对《纽约时报》的谴责，他因为强力辩护言论自由而著名。他这么写道：“想谈自我克制有的是机会，但在人们的活记忆中这是对新闻业最具威胁的袭击，它发生后，(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应该投身参与，这是维护言论自由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刊登《查理周刊》招致袭击的嘲弄穆罕穆德的漫画。
阿布拉姆斯将《查理周刊》遇袭事件描述为“在人们的活记忆中，是对新闻业最有威胁的攻击。”他是对的。理由和“活记忆(living memory)”这个概念有关，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分类，将他们对我们的罪行包括进来，同时严格排除我们对他们的罪行——我们没有犯罪，只有对最高价值的高贵防守，虽然有时难免有些纰漏。
塞尔维亚电视台遭到袭击时，到底什么被“保卫”了?本文不便探讨，更翔实的质疑可以见我的《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一文。
还有其他表明这种有趣的“活记忆”分类的例子。比如，2004年11月英美海军陆战队攻打费卢杰城(Fallujah)，犯下了两国入侵伊拉克以来最严重的一项罪行。
袭击开始于对费卢杰总医院的占领，具体实施过程将它与重大战争罪撇清。《纽约时报》以头版醒目地报道了罪行，配发的照片描绘“病人和医院员工被武装士兵赶出房间，并责令坐或趴在地上，双手被士兵们捆绑在背后。”占领医院被认为是有功且合理的：它“关停了官员所说的武装分子宣传机器：费卢杰总医院，因为它铺天盖地地报告平民伤亡消息。”
显然，这不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而且没有资格进入“活记忆”。
还有其他的问题。人们自然想问法国到底是如何维护言论自由和“博爱、自由、团结”这些神圣原则的呢?例如，它是通过不断实施《盖索法》(Gayssot Law，译注：法国对发表种族歧视、反犹以及排外言论制定的法规，于1990年生效)，从而有效地授予国家权力，以确定历史真相，并惩罚偏离法令的人?还是通过驱逐大屠杀的悲惨幸存者(罗姆人)到东欧遭受迫害?或者是在巴黎郊区恶劣对待北非移民，使得《查理周刊》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在那里变成圣战者?甚至，当勇气可嘉的《查理周刊》开除了漫画家Siné，因为他的一个评论被视为具有反犹太主义内涵的时候?很快还有更多的问题出现。
任何睁着眼睛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其他惊人的遗漏。其中显著的例子是，那些面临残酷暴力“巨大挑战”的是巴勒斯坦人，在2014年夏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再一次的凶残袭击中，那里的许多记者被杀害，有时甚至是在明显标志着新闻报道的车辆里，同成千上万的车辆一起，而“以色列的户外监狱”(译注：指加沙地带)再次被夷为平地，各种托词一经检验，瞬间崩溃。
同样被忽略的是去年12月拉丁美洲三个记者被暗杀事件，使得当年该地区被杀记者数量达到31例。仅在洪都拉斯，因为2009年的军事政变，就有十多名记者被杀，这次政变事实上为美国所认可(但其他国家少有认同)，如果根据政变后洪都拉斯的统计，可能记者被谋杀率将居于人均数字之冠。但同样，在活记忆中，这不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
这并不难阐述。上述几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则：我们越是可以将一些罪行归咎于敌人，就越能激起更大的激愤;而我们对于罪行的责任越大——因而我们就越能做点什么来终结它们——就越少有人关注，就越倾向于被遗忘，甚至被否定。
与各种雄辩的声明相反，对于这个事件，不能说“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没有骑墙的余地”。当然有两种向度：他们的和我们的。而且也不只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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