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视察“居者有其屋”政策中的组屋建设
1952年5月，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建成
与地广物博、人群熙攘、工业建设浩浩荡荡的各类现代国家比起来，新加坡真是个小国小民的弹丸之地了——718.3平方公里小岛，面积甚至连中国的万分之一都没有，岛上住着550万人，这是世界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于是，住房成了这个岛国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刚刚过逝的李光耀，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推手。1960年，李光耀政府决定设立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规划和建造公共组屋。李光耀称，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其实就是建立一个激励的机制。“每个家庭都持有国家的股份。如果他们的孩子要上战场，那也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而战。”
这就是所谓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出资建立一批公共组屋，并以低廉的价格租给中低收入者，普通的新加坡公民在成年之后，家庭月收入在一万新元(8000美元)以下，就可购买组屋入住。新加坡组屋的房价一般为周围私宅房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如一处105平方米、五个房间的组屋售价为40万新元左右，而附近的私宅公寓售价则为140万新元。根据2013年的数据，新加坡的人均月收入为3700新元，一对夫妇的收入约为7400新元，公共组屋对收入要求之宽松可见一斑，更多的新中产可以从中获利。
在对李光耀的一片呜呼哀哉怀念声中，对“居者有其屋”计划的赞美来得尤为迅猛，这多少都带着一群自诩“屌丝”的青年中产们对于“别人国家”有房一族的羡慕嫉妒恨。纵观这一住房政策，却是与一个有钱任性的强权政府是分不开的。在新加坡金融业开始起步之时，李光耀政府开展了这一政策，并伴随其经济的腾飞不断发展下去。然而必须注意到，新加坡的高福利政策所仰仗的经济发展，是与二战之后的全球产业转移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外部机遇分不开的，特别是新加坡重点发展的金融业，更是虚拟而膨胀的，政府及时将其转变为了实体的房屋建设和社会福利，也不失为一个赢得民心的高招。虽然在这种虚拟经济红利后面的，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国家劳动者更为艰辛的工作。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紧逼，2013年，新加坡不得不缩减公共住房的供应，并在2014年进一步回落，再坚定的国家资本，面对国际市场的风起云涌，也难有继续坚挺之势。
“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其实是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制度借鉴，并且必须依靠一个集权，特别是在财政上有高度自主权的政府才能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房屋政策从名字中就能看出其定位——“居者”，自然地将住房的百姓当做一群坐等安排居住的人，有一个安静的房子居住，真是一种太美好的小确幸。
与李光耀的“居者有其屋”不同，在60年前，社会主义的中国用工人新村的方式解决着住房问题。“曹杨新村好风光哦，白墙壁，红屋顶，石子路铺得平，哎哟走路真称心……”正是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写照。工人新村并不是国家资本兴建的产物，政府只负责城市规划，单位出资建设，劳动者直接参与，大量中间资金得以节省下来。工人新村中的房屋，以工龄、家庭成员情况分派给单位工人，并且在工人新村附近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工人俱乐部等，承载工人生活的全部。
走进新时代后，随着国企的改制，工人新村作为企业担负的包袱被甩了出去，然而国家资本却没有兴盛至可以全盘接管，并将其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在一片追求房地产高利润的呼声中，年久失修的工人新村最终变为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变成了贫民窟。
“居者有其屋”与“工人新村”，其受益者身份是不同的，前者是作为公民接受社会福利，后者是作为工人接受单位福利;前者为纳税人利益，后者为劳动所得;前者接受的是国家资本的支持，后者是单位对职工再生产的承担;因此，前者受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影响颇大，后者是制度的直接指向;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
在地产资本疯狂膨胀的今天，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可谓覆巢完卵，也是李光耀一生的许多事件中最值得称道的。我们不否认这一政策的可贵之处，但指向强大国家资本和领导人个人魅力的政策，再完美也有其不稳定性，同样也只能在小国小民的富裕国家中得以实现。再以工人为中心的工人新村相较，拼命地以怀念李光耀的方式追问如何保证“居者有其屋”，倒不如问“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来的现实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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