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题字：关山月
新世纪以来拉美学界的毛泽东研究动向探析
——兼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晓阳 / 文
简介
王晓阳，山西吕梁人，文学博士，（兰州 730070）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传播与影响研究”（2023QN037）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拉美地区的左翼政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此为背景，近年来拉美学界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研究热。学者们提出了自身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独特性及地位的看法和见解，对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接受、传播和影响进行了回溯和总结，并对20世纪拉美毛泽东作品译介与出版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拉美学界的毛泽东研究表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依旧有着重要的国际价值，对于当代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和革命精神持续彰显出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拉丁美洲；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1]。20世纪40年代以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曾对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取得民族独立的运动起到过巨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研究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再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影响，对系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影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亦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欧美、日本等地区，对拉美等第三世界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关注仍处于起始阶段。本文拟通过考察拉美学界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发展和最新动态，来探究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下半叶拉美学界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领域
（一）拉美旅华文学中的毛泽东形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中国实施封锁之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通过民间外交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拉美左翼人士和知识分子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回国后，这些拉美进步人士以旅行日记的形式描述了自己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成为国外最早一批对新中国进行近距离观察和介绍的学者。1950-1961年期间，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出版了约30部论述中国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拉美进步人士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以旅行日记、新闻报道等形式向拉美人民描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样貌。
墨西哥人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2]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到达中国的拉美左翼政党领袖。在《新中国旅行日记》一书中，托莱达诺向读者讲述了被毛泽东接见时的情景，他认为“很难找到一位如此伟大但又如此谦逊的人，他坚信全世界人民会取得对其压迫者的胜利”[3]。墨西哥进步记者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Antonio Rodríguez）1956年6月至1957年3月期间曾在中国访问，并于1959年将自己发表在墨西哥《永恒》（Siempre）及《影响》（Impacto）杂志上的游记整理成书，以《中国及朝鲜报道》（Reportajes en China y en Corea）为名在墨西哥出版。这位墨西哥记者曾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进行采访报道，在书中他独辟一节，对毛泽东的幼年生活、求学经历及革命动因等进行了回溯和总结。在其看来，“毛主席是长城到珠穆朗玛峰最高点之间无数家庭的生动代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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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记者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及朝鲜报道》封面
（二）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
还有学者撰文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进行了探究。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有曼弗雷德·科霍夫（Manfred Kerkhoff）的《毛泽东思想的动向》（1967）、加尔瓦里诺·格拉（Galvarino Guerra）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阶段》（1970）、墨西哥学院毕业生莱昂纳多·蒙特乃格罗（Leonardo Montenegro）的硕士论文《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思想——1929-1949年中国革命的战略与战术》（1978）及罗默·科内霍·布斯塔曼特（Romer Cornejo Bustamante）的《中国的乌托邦及其局限》（1986）。格拉及蒙特乃格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提出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毛泽东思想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阶段。”[5]莱昂纳多则指出，拉美汉学界不能盲目认同某些欧美汉学家提出的“毛泽东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看法，而是要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的作品，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战略战术问题来对此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通过对1929-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战术进行剖析，莱昂纳多认为“在每个斗争阶段，毛泽东总是能从国内及国际的具体情况出发”[6]，而这正是毛泽东思想中马列主义特征的具体体现。在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学者布斯塔曼特看来，毛泽东思想“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乌托邦元素”[7]，其目标是要着力解决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有学者十分看重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如波多黎各大学教授科霍夫持“两源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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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瓦里诺·格拉的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阶段》封面
（三）毛泽东思想对拉美的影响研究
1983年玛丽塞拉·康纳利（Marisela Connelly）在学术期刊《亚非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发表了《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一文，在拉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康纳利从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理论、拉美共产党新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运用情况以及拉美新党运动受挫的原因分析三方面来展开其研究。在她看来，拉美新党运动遇挫是因为：其一，部分拉美共产党新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政党利益之上；其二，新党领导人没有像毛泽东一样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例如拉美资产阶级存在时间要长于中国、拉美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相对薄弱）相结合，而是机械地复制中国革命模式、教条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二、新世纪以来拉美毛泽东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拉美毛泽东研究渐入繁荣阶段。以阿根廷学者阿德里安·塞伦塔诺（Adrián Celentano）、布伦达·鲁帕（Brenda Rupar）、吉多·利桑德雷洛（Guido Lissandrello）、哥伦比亚学者鲁道夫·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奥尔蒂斯（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以及墨西哥学者米盖尔·安赫尔·乌雷戈（Miguel Ángel Urrego）为主的拉美学者，对毛泽东思想及20世纪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拉美共产党及共产党新党运动的发展进行了爬梳。学者们多从如下三方面展开毛泽东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内涵、独特性及地位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拉美中国学学者逐步倾向使用maoísmo（毛泽东主义）一词来替代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毛泽东思想）[8]。奥尔蒂斯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对maoísmo的两种用法：一是西方学界经常使用的、作为毛泽东思想同义词的maoísmo；二是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共产党使用的具有反苏联主义等否定性意义的maoísmo一词[9]。奥尔蒂斯还与秘鲁学者埃内斯托·托莱多·布鲁克曼（Ernesto Toledo Bruckmann）尝试从不同角度对maoísmo与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进行辨析和区分。在其学位论文中，奥尔蒂斯从“思想”与“主义”的指代出发，对二者进行区分。在他看来，“思想”一词意为“主意想法”或“解释说明”，而“主义”一词在中国则用来指代类似于马列主义等来自国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从不使用maoísmo一词，而是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10]。布鲁克曼则提出，部分拉美共产党通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来区分maoísmo与毛泽东思想。一些拉美共产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对列宁主义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理论，所以它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政党”；另一些拉美共产党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maoísmo政党”。之所以选择maoísmo一词，是因为它们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实质性的发展”[11]。
进入新世纪，拉美中国学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起源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利桑德雷洛、奥尔蒂斯及法比奥·卡布雷拉·莫拉莱斯（Fabio Cabrera Morales）对毛泽东思想中有关农民阶级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利桑德雷洛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给予农民阶级最多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12]，毛泽东将农民阶级视为工人阶级主要且必需的同盟军；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所以他坚持无产阶级应联合农民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莫拉莱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富农、中农及贫农的概念界定及政策变化进行了梳理，指出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进行划分，是为了找出农民阶级中剥削他人最为严重的群体，但此举“并不是为了攻击或消灭他们，而是为了革命进程而提出一种政治性的警示”[13]。奥尔蒂斯则指出，在1935-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将新民主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14]。
在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方面，乌雷戈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区别于其它马克思主义思潮：政权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之上、争取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口以建立广泛的政治战线、采取依靠农民阶级的持久战模式、视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将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及军队工作中“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准则[15]。奥尔蒂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如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中国的革命任务则落在了农民阶级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革命的基础，毛泽东思想则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暴动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但在中国则以游击战和持久战为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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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办的“第二届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毛主义’全球史国际研讨会”海报
学者们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利桑德雷洛评价说：“毛泽东思想为以落后农业为主导的拉美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选择。”[17]奥尔蒂斯则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一股清流，而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的一次典型变革”[18]。拉美学界亦存在一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歪曲解读的学术观点。例如，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毛里西奥·阿其拉·内伊拉（Mauricio Archila Neira）将哥伦比亚共产党新党教条式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归咎于“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19]。在未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并结合本国国情的情况下，他不经任何学术考证就将“原则”“思想”等词解读为“教条主义”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二）国别和区域视角下毛泽东思想在拉美接受、传播和影响的研究
拉美学界对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各国（如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的起源、传播及其影响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各国的传播有着相同的国际背景：20世纪60年代受国际共运大论战及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多数拉美共产党转向无条件支持苏共。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共产党新党从拉美共产党阵营中分裂出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际关系。鉴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20]，新党坚定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本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21]。在拉美学者看来，新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身行动纲领的主要原因在于，面对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运动中的停滞不前，拉美一些左翼政党试图寻找新的出路，对毛泽东思想的选择和采纳正是其寻求新的发展范式的必然结果。而新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对拉友好举措，如实施人民外交、丰富对拉传播手段、建立中拉友好协会等，则为拉美学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验提供了支持。
学者们将毛泽东思想在拉传播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来进行考察。例如，乌雷戈将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传播分为中国与拉美左翼政党关系的发轫、从中苏关系破裂到中国融入世界舞台、从中美中拉建交到苏联解体、从苏联解体到中拉双边贸易及投资兴盛四个阶段。他认为，从苏联解体至今，“（拉美）毛主义思潮明显削弱”[22]，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等内容对拉美的左翼运动依旧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鲁帕则认为，拉美地区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和学习历经两个高潮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共产党新党将毛泽东思想奉为自身政党运动的指导思想；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今，该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23]。
拉美各国毛派政党将毛泽东思想奉为自身理论指导，一方面是受国际局势影响，另一方面与本国国情有着极大关联。籍此，部分学者对包括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党（Vanguardia Comunista, VC）及阿根廷共产党（马列）（Partido Comunista Marxista Leninista, PCM-L）、墨西哥无产阶级革命党（Partido Revoluncionario del Proletariado Mexicano, PRPM）、智利革命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 PCR）及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Movimiento Obrero Independiente Revolucionario, MOIR）在内的拉美政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吸收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个案研究。
其中，塞伦塔诺、鲁帕及利桑德雷洛对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党的创建背景、历史发展阶段、组织形式、出版物等进行了学术史钩沉。三位学者认为，作为阿根廷历史上首个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身指导思想的政党，先锋党在1965-1976年间对阿根廷社会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1965-1968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68-1976年为新殖民主义社会（neocolonialismo），1976年为资本主义社会。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先锋党成立伊始便坚持走依靠农民阶级、从农村到城市的持久战道路。墨西哥学者乌利尔·维拉斯克斯（Uriel Velázquez）则从史学角度对墨西哥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创建与政党制度进行了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作为墨西哥国内第二个得到中国支持的毛派政党[24]，无产阶级革命党对墨西哥的城市人民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 拉美毛泽东作品译介与出版史的研究
二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吸引了拉美人民的目光。20世纪50-80年代，拉美各国主动译介了大量毛泽东作品。本阶段毛泽东作品译介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阿根廷、墨西哥及哥伦比亚译介的毛泽东作品数量相对较多，智利、古巴、秘鲁及乌拉圭次之。第二，毛泽东著作多由拉美国家的左翼出版社出版发行，如墨西哥格利亚博出版社（Grijalbo）与岩石出版社（Roca）、古巴政治出版社（Política）、阿根廷装甲玫瑰出版社（La Rosa Blindada）等。格利亚博出版社由西班牙流亡知识分子格利亚博·塞雷斯（Grijalbo Serrés）于1949年在墨西哥创办，曾在1969-1973年间出版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语录》等作品。第三，囿于空间距离及语言障碍，该时期拉美毛泽东作品多从俄文、英文及法文版本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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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墨西哥格利亚博出版社译介出版的《毛泽东语录》封面
书籍、杂志和报纸等出版物是20世纪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得到传播的主要载体。新世纪来，以塞伦塔诺与奥尔蒂斯为代表的拉美学者分别对阿根廷及哥伦比亚毛泽东作品的出版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塞伦塔诺将1955-1976年阿根廷毛泽东思想的出版物划分为1955-1963年[25]、1963-1969年[26]及1970-1976年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奥尔蒂斯则对毛泽东作品在哥伦比亚的译介与出版进行了梳理，认为哥伦比亚学界提出的“1948年一些美国船员已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经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港口传播到哥伦比亚国内”缺乏实证材料支撑。哥伦比亚国内最早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应当是1948年哥伦比亚先锋出版社（Ediciones Vanguardia）出版的《中国革命的基础》。此外，奥尔蒂斯还对圣塔罗出版社（Centauro）、和平与社会主义出版社及南美洲出版社（Suramérica）译介出版的毛泽东作品进行了定量研究。据其考究，在1948-1963年间，哥伦比亚共产党已经出版了约35部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国领导人作品，其中“仅1960年的出版数量就占到了总量的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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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左翼知识分子伯尔纳多·柯登于1958年出版的《六亿零一》封面
（四）拉美毛泽东研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
拉美毛泽东研究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区毛泽东研究的鲜明特色。从国内学者对日本、印度及欧美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来看，这些地区的研究多聚焦于两方面：其一，对毛泽东诗词、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例如对毛泽东诗词、哲学思想及社会政策的研究；其二，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新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再认识的研究。而拉美学者在对上述领域有所关注的同时，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研究上。这种关注思想影响的研究，一方面与20世纪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有着极大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仍有着突出的国际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新的时代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拉美毛泽东研究热原因探析
新世纪以来拉美毛泽东研究的主体以历史学者为主，且历史学硕博士研究生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奥尔蒂斯、鲁帕及奥斯瓦尔多·奥雷利亚纳·桑切斯（Osvaldo Orellana Sanchez）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已公开发表了多篇以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之后更是以《哥伦比亚毛泽东思想的起源：1949-1963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接受》（2016年）、《1965-1974年阿根廷毛派的出现与成形——兼论其背景、根源及特征》（2019年）及《共产主义革命党的形成：1964-1966年智利的苏联与毛泽东思想之争》（2019年）为题的论文分别获得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学位。此外，拉美虽然尚未出现类似于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及尼克·奈特那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但一些高校及科研机构正在逐步形成自身的毛泽东研究学术谱系。例如，奥尔蒂斯与其硕士生导师毛里西奥的研究领域都以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拉美左翼运动为主。
拉美学者们在对20世纪共产党新党运动进行回溯的基础之上，分析总结出新党运动受挫的主要原因。此外，学者们还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一些建议。以乌雷戈为例，他曾总结拉美毛派政党运动受挫的几点原因：从外部环境来看，苏联的解体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信任危机，而秘鲁“光辉道路”运动的失败则对拉美左翼运动带来一定冲击；从内部因素来看，拉美毛派政党领导人的腐败使其领导下的政党运动雪上加霜。在他看来，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反对本本主义等内容依旧有着重要的国际价值。
（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当代国际价值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内部结构来看，属于毛泽东思想普遍性层次的“活的灵魂”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28]。这种恒久的魅力和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方面，而且体现在对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左翼政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方面。
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拉美学界对20世纪拉美共产党新党运动遇挫的原因已达成基本共识：新党领导人在未对本国实际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毛泽东思想中的相关内容照搬照抄、机械教条式地进行学习。学者们指出，拉美左翼政党应吸取历史上共产党新党的经验教训，坚持一切从拉美实际出发，在对拉美各国国情达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推动各国左翼运动的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根本路线。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曾被拉美共产党新党采纳和接受。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历史上，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党等拉美毛派政党着力践行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原则，努力改善工人、农民及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例如，20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发起的“赤脚行动”（Los Pies Descalzos）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中群众路线的政治实践。独立革命工人运动成员放弃了资产阶级与城市的舒适生活，主动去农村地区，“通过参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试图改善他们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条件，以逐步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29]。长久以来，拉美政治一直在“左退右进”或者“左进右退”的钟摆模式中曲折前进。2015年以来，拉美政治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左退右进”趋势。乌雷戈认为，在此背景下，“为人民服务”凸显出极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拉美左翼政党领导人应当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政治道德，“与人民的思维方式及感知方式（或与人民的价值观及文化观）完全融合在一起”[30]，并以此来获取再次发展的机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拉美多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拉美本土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某些经济命脉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增。作为一支以追求社会公正平等为己任的政治力量，拉美左翼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尝试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来代替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实现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立性。这种目标与毛泽东思想中的独立自主与追求平等的思想精髓不谋而合。
（三）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和革命精神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和革命精神对于亚非拉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向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不仅在拉美大陆绽放光彩，而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拉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追求更科学的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理论参考意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批判地吸收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布斯塔曼特认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共产主义”这一理念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试图建立“大同社会”的继承、超越和创新[31]。“为人民服务”则是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批判性继承。通过将中国古代的多种知行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毛泽东还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32]。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精神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和大众性特征。该时期革命精神的民族性集中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大众性则表现为以革命精神为内核的革命文化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文化不仅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也对亚非拉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精神对于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有着重要影响。以南亚地区为例，21世纪该地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左翼政党迅速崛起，他们坚持将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主张，在南亚底层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回响和共鸣。21世纪的南亚毛派政党“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以革命的方式追求国家和社会的重构，（成为）影响并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33]。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与秘鲁的左翼政党仍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身重要的政治及政策参考[34]。此外，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在委内瑞拉具体国情基础之上，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卡斯特罗主义等相结合，为改善和提高委内瑞拉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实践，获得了委内瑞拉及拉美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的国际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2] 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墨西哥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墨西哥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本民族的独立与强大。
[3] 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 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 México: Ediciones Futuro, 1950, p.158.
[4] Antonio Rodríguez, Reportajes en China y en Corea, México: Ediciones de la Revista Siempre, 1959, p.132.
[5] Galvarino Guerra, “El pensamiento de Mao Tse Tung: tercera etapa del marxismo-leninismo”, Archivo Revolucionario Comunista, Chile: abril, 2005, p.7.
[6] Leonardo Montenegro, “El pensamiento Marxista-Leninista de Mao Zedong: la estrategia y la táctica de la revolución china 1929-1949”, Tesis de Maestría,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78, p.123.
[7] Romer Cornejo Bustamante, “De la utopía y sus límites en China”,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vol. 21, núm.1, 1986, p.53.
[8] 拉美学界尚未对maoísmo及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的使用达成共识。本文将西班牙语文献中使用的这两个词语都译为“毛泽东思想”。
[9]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p.34-35.
[10] Ibid., p.35.
[11] Ernesto Toledo Bruckmann, “El pensamiento Mao Tse Tung en el Perú. Orígenes y división en la izquierda peruana en 1964 (Parte 1)”, https://www.pcdelp.patriaroja.org.pe/el-pensamiento-mao-tse-tung-en-el-peru-origenes-y-division-en-la-izquierda-peruana-en-1964-parte-1/#.YCzmD2gzbIU，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7日。
[12] Guido Lissandrello, “La conflictividad rural en la región nordeste de la Argentina. La experiencia de las Ligas Agrarias bajo la óptica del maoísmo argentino”, Revista Territorios y Regionalismos, vol.2, núm. 2, 2020, p.67.
[13] Fabio Cabrera Morales, “Los discursos del incendio. Semifeudalidad, maoísmo y campesinado en Sendero Luminoso, 1980-1990”, Revista de la Red Intercátedras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Contemporánea, núm.10, 2019, p.7.
[14]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38.
[15] Miguel Ángel Urrego, “Historia del maoísmo en América Latina: entre la lucha armada y servir al pueblo”,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la cultura, vol. 22, núm.2, 2017, p.114.
[16]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38.
[17] Guido Lissandrello; Sartelli. Eduardo, “Guerra popular prolongada y campesinado en el maoísmo argentino. El caso de Vanguardia Comunista (1965-1971)”, Cuadernos de Marte, núm.14, 2018, p.108.
[18]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38.
[19] Mauricio Archila Neira, “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enfermedad juvenil del marxismo-leninismo”, Revista Controversia, núm.190, 2008, p.169.
[20]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21页。
[21] 同上，第321页。
[22] Miguel Ángel Urrego, “China y la disputa por América Latina. Guerra Fría, Maoísmo y Relaciones Comerciales”, Revista Izquierdas, vol.49, 2020, p.2590.
[23] Brenda Rupar, “El debate chino-soviético y la emergencia del maoísmo como corriente política diferenciada en el Movimient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vol.57, 2018, p.561.
[24] Uriel Velázquez, “El maoísmo en México. El caso d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l Proletariado Mexicano, 1969-1970”, Encartes antropológicos, vol.1, núm.1, 2018, p.104.
[25] 该阶段主要以阿根廷左翼知识分子的旅华日记为主，主要代表人物为劳尔·冈萨雷斯·图尼翁（Raúl González Tuñón）、诺韦尔托·弗龙蒂尼（Norberto Frontini）、玛丽亚·罗莎·奥利维尔（Maria Rosa Oliver）及伯尔纳多·柯登（Bernardo Kordon）。
[26] 该阶段阿根廷国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出版物主要以旅华报道、政治文化期刊及学术出版物为主。
[27]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a difusión del comunismo chino en Colombia 1949-1963: El aporte editori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olombia-PCC”, Goliardos, Revista Estudiantil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 vol.18, 2014, p.86.
[28] 白清平、刘梦：《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当代价值》，《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6期。
[29] Esteban Estreda Morales, “El MOIR y su política de ‘Los Pies Descalzos’ como materialización de la ideología maoísta en Colombia, 1969-1990”, Monografía de Grado, Universidad de Antioquia, 2014, p.87.
[30] Miguel Ángel Urrego, “Historia del maoísmo en América Latina: entre la lucha armada y servir al pueblo”,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la cultura, núm.2, 2017, p.133.
[31] Romer Cornejo Bustamante, “De la utopía y sus límites en China”,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núm.1, 1986.
[32] 秦洁：《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红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33] 吴国富：《21世纪南亚地区毛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34] Miguel Ángel Urrego, “China y la disputa por América Latina. Guerra Fría, Maoísmo y Relaciones Comerciales”, Revista Izquierdas, Vol.49, 2020, p.2588.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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