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奥巴马-希拉里政府高调“重返亚太”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美国已经确定中国为主要敌人，试图构建“亚洲北约”遏制中国。一是策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菲律宾等盟国以“捍卫自由航行权”为名直接出动军机军舰在南海制造区域冲突；二是武装支持“台独”势力在东海煽风点火；三是武装支持日本、韩国在黄海搅局；四是推进印太战略对南亚和中亚地缘政治插足。这个进攻性布局正在深化，使中国遭遇从老冷战时期的“新月形”岛链围堵恶化为新冷战时期“三海一边”为主的“U形”海陆围堵。
对此，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分析了当前全球化解体大变局之下，币缘+地缘的战略格局变化。深入探讨了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如何攫取世界单极霸权地位，通过地缘冲突制约欧元崛起的历史，以及这一策略在遏制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应用。温教授的视角横跨海洋与陆地，勾勒出一个海权与陆权并重的复杂图谱。
在全球供应链被疫情中断、输入型通胀和通缩伴随严重过剩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转嫁危机而交替发生中，如何调整自身应对战略，是中国如何保持战略定力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温言铁语》讲座综合整理。
关键词
地缘政治 “三海一边” 苏联解体 菲律宾挑衅 代理人战争 供应链 通货膨胀 国内大循环
当年，在苏东剧变之际，我只身前往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与一般靠西方资信做分析的学者不同，在探寻所谓“国家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我看到的是：苏东溃败留下的巨额实体资产和自然资源被西方硬通货完成货币化占有机会收益后，欧元区金融资本集团迅速崛起；但，随即则是欧洲周边陷入无尽的区域性地缘冲突。从美元与欧元这两大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可以看到：“deep state”不仅对名义上的敌人赶尽杀绝，更对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毫不留情！
在欧元集团和美元集团成为主要对抗性矛盾以来的新世纪的前十年，尚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因承接国际实体产业转移而崛起为第一生产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国际资本的需求塑造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今，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中占比最高、派生人民币作为全球结算货币的份额有所提升，意味着中国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国家竞争”；可以预见，一系列遏制此趋势的软硬结合的巧实力手段或将诱使中国发生“币缘+地缘”综合性危机。唯有预先做好充分准备，构建起有效的应对体系，方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与问题爆发时，确保处于不败之地，进而拥有进退裕如的客观条件。
01
前车之鉴：制约欧元崛起的代理人战争
在当前全球化解体危机逐步演进的背景下，势必触发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重构。其中潜藏着众多变数，可统称之为币缘+地缘政治风险，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化作我国“三海一边”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三海”即中国的南海、东海与黄海，三者均面临显著的安全挑战且具有联动性；而“一边”则指从中印边界到中亚一带的复杂局势。
面对这样紧迫的局势，我们亟需对“三海一边”潜在的区域冲突引发“代理人战争”保持高度警觉，并预先制定应对策略与措施。唯其如此，方能在危机爆发时，保持主动，使国家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害。
回顾欧元崛起挑战美元霸权的变迁历程，对当前有启发意义。
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分割对抗主导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被称为“一个世界两个体系”。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简单的二元划分失效，美国成为“单极霸权”并宣称“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但实际上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因为，1991年苏联东欧各国政权解体派生主权货币体系崩溃后，西方利用苏东资产恶性贬值迅速“抄底”了原苏东地区的大量资源、资产及产业，西欧“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这一“资源资本化”的收割过程极大地获取了机会受益，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推动欧共体向欧盟的蜕变。同时期，1994年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成功转型为WTO(世界贸易组织)，其关键内容就是农业与金融这两个与国家主权相关度最高的领域被纳入自由贸易框架——标志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向金融自由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紧随其后的1995年欧元诞生，标志着欧洲金融资本力量的崛起，与美元集团之间的竞争成为后冷战时代币缘战略+地缘政治的新焦点。但对于敢挑战金融资本的国家则有一致行动！例如美国对敢于弃用美元改用欧元结算的伊拉克实行灭国战争，欧洲对弃用美欧货币改用黄金结算的利比亚推进灭国战争。自此，地缘政治冲突不再主要地派生于意识形态对立，而是更多地围绕“金融资本阶段”谁占有资源资本化权益的主要矛盾展开。
欧元的诞生虽伴随着苏东解体后丰富的资源红利，但其挑战美元霸权的成长之路步履维艰。美国军事介入欧洲事务，军事开支陡增加剧了欧元区国家的赤字，多个成员国财政赤字大幅度突破限制，动摇了欧元的稳定性。
欧元问世之前的1991年，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不得高于3%。然而，巴尔干冲突期间，美国参战的军火、战机82%以上从远离欧洲的美国本土发出，导致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占比大幅上升。例如德国赤字从原来不到3%上升到5。6%。欧洲各国财政赤字突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上限，意味着欧元的合法性基础被削弱。
此外，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围绕欧洲的局部战争，也可被视为美国遏制欧元崛起的手段之一。这些局部战争不仅削弱了欧元的国际地位，还延缓了其成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的步伐。
综上所述，欧元的崛起之路充满了硬实力挑战与软实力阻碍，其背后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面对这一历史教训，我们需更加审慎地处理地缘政治关系，以维护经济安全与金融稳定。
02
事端迭起的“三海一边”
从地缘政治演变的历史脉络审视，当前在中国周边区域显现的“三海一边”紧张局势，深刻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危机与变革重构过程中作为世界主要矛盾双方的角力。
美国作为美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将中国置于对抗性冲突的前沿，而中国则被迫成为非自愿的主要参与方。鉴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欧元崛起的遏制策略中广泛运用了地缘冲突与局部战争手段，我们有理由预见，在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中，美国亦可能采取一系列相似乃至更为复杂的措施，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知与充分的心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三海”区域客观上成为了代理人战争潜在的温床。参与其中的各方，基于利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追求自身机会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和策略考量，往往会寻找机会从中渔利。
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的长期战略扶持，成为东盟国家中配合美国地缘战略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键角色。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及其后续行动，便是这一逻辑的直接体现。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支持下，菲律宾可能不仅限于边缘挑衅，甚至可能主动挑起能够引发局部热战的冲突，以图利用国际裁决的幌子，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菲律宾通过允许美国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海空力量存在，加之北约以“自由航行”为名的广泛介入，使得南海成为区域冲突的高风险地带。这种由代理人发动、看似合法、实则充满霸权色彩的地缘政治操作，不仅威胁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与岛礁建设成果，还预示着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即将展开。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我们针对南海局势的预案必须全面而深入。这不仅仅是对抗菲律宾或美国的单一行动，而是需要防范整个西方世界乃至北约，也包括日本、韩国等势力在亚洲的集结及其巧实力运作。中国作为区域性强国，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联合施压，特别是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可能采取的冒险行动，必须有多套预案。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国防与军事准备，还需在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展开积极应对，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地区稳定，确保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03
中国周边海域的地缘战略重构
近日，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寻衅滋事，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还反咬一口指中国海警船“危险操作”。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声明，给中国海警船扣上“故意冲撞”的罪名，还把“危险和升级”的标签贴给中方。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美欧步调一致地为菲方帮腔造势，对中方倒打一耙，这样的套路人们并不陌生。
南海局势紧张，引发连锁反应，势必波及台海乃至黄海地区。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导致我们渔民伤亡的“2·14恶性撞船事件”事件会被策划于金门附近所谓的“控制区”？这与台湾地区政客急于将美国及西方势力深度卷入台海纷争的企图紧密相连。因为这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布局，因为他们已巧妙地在西方世界编织了一系列台独“合法化”的政治网络。例如，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仅实质性地将“两国论”推上了欧洲政治舞台的台面，而且这一趋势也蔓延至整个西方社会。美国更是通过《对台关系法》，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与欧洲一道构筑了支持“台独”的合法性框架。因此，南海的风吹草动，势必牵引出台海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局部冲突。
对于“台独”政客而言，这是以较小的机会成本博取巨大政治利益的精明之举。加之日本、韩国已明确表态，将台湾问题视为自身安全关切，特别是韩国，在美国的军事阴影下，几乎无条件地追随其步伐。这意味着，一旦东海局势紧张，黄海地区也可能因美国盟友的军事介入而卷入，从而形成奥库斯+亚洲北约对中国的战略压制。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台湾地区的军事实力，更可能是美国联合西方世界发起的全面军事遏制，打击中国在台海的主权与利益，同时在国内引发复杂的社会反应。
由此观之，南海、东海乃至黄海，这三海之间紧密相连，构成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周边多个势力正利用美国与西方的支持，试图通过代理人冲突来实现各自机会利益最大化。
还需警惕的是，任何在“三海”地区的冲突升级，都可能为在“一边”占有相对地缘政治优势的印度提供可乘之机。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在“三海”动荡之际，印度极可能利用其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机场、公路和城镇基础设施，对中国发起军事挑衅，尤其是在美国情报支持下，其行动将更加精准有效。考虑到该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冬季雪封对后勤与军力部署的影响，我们需认识到，在东部沿海地区遭遇冲突的同时，中印边界冲突可能成为同步爆发点，形成“U形”包围态势，不仅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而且会把印度完全打入美国阵营。因此，我们如果受制于意识形态而不能借助俄国和北朝鲜分别牵制日本与韩国，则必须在独立应对“U型”包围的战略上做到宏观微观结合，对多个潜在冲突点保持高度警惕，制定周密的应对策略。
那么，和这些地缘政治引发局部冲突相关的宏观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是发展方式制约——美国2018年发起贸易战+疫情2020年爆发造成供应链的中断，对我们以前的发展方式造成重大冲击。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融入全球化，并在90年代实现了深度全球化——通过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大量出口制成品，形成了一种收益被外部占有但国内GDP高增长的模式。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以及红海冲突等突发事件导致的供应链劣化，使得既往被认定“高度政治正确”的这种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激进发展主义难以为继。
贸易战等因素所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客观上配合了美西方相继QE造成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断引发通胀。而这种通胀又成为美元暴力加息原因。无论是否属于借口，美国长期维持高利率(4%到5%)对我们这种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就是直接打击。因为，我们必须维持低利率才能让实体经济获得较便宜的资金供给，维持运作。然而，美国的利率比我们高两倍，使得任何制造业都必须承受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打压——“实体跑不赢通胀”。
近年来，红海地区不断出现的武装力量对航运通道的打击，导致许多货运必须绕行非洲最南端再到达欧洲，极大增加了欧亚大陆贸易的成本。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主要由实体经济国家承受，进而使得全球通货膨胀维持在较高水平，也延续了美国的暴力加息周期。这是美国给“拖鞋党”留下军事运作空间的内在原因……
世界上许多产生贸易盈余国家的资金为了追求相对高利率纷纷流向美国，从而维持了美国资本市场乃至国债市场的相对充足的流动性。这等于帮助美国维持了金融资本收割世界的寄生性经济的长期存在。客观来说，也有利于美国有产者家庭保持较高的财产性收入。
大家注意，近段时间，美国家庭财产的上涨速度大大高于以往。因为美国家庭财产中有相当大部分是在股市、债市和各种资本市场上，只要股市维持高位，家庭财产收入就会上涨。
从金融资本阶段不断发生地缘冲突，特别是局部战争来看，我们应该明白，这是美国维护金融霸权地位的手段。当然，我们很难找到直接证据证明这些局部热战都是美国策划的，但客观上形成的好处是美国维持其金融资本经济发展所获得的。还应该认识到，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们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新阶段，强调新质生产力，强调生态化等一系列战略转型的重要安排，在应对复杂矛盾的战略层次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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