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猜猜哪个是本文
“My father is a good guy, but we are not close”，美国第60届总统大选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曾在2003年如是评价她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第一位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学者，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一般通过右人眼中如假包换的马克思主义者），唐纳德·哈里斯。多年之后，当恶臭的老红男特朗普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固有思维攻击卡马拉·哈里斯，说什么“（哈里斯）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她父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而且他把她教得很好”时，资产阶级斗士、加州的法律沙皇卡马拉·哈里斯能够自信地报以哈哈一笑。
但是，抛开这些标签，唐纳德·哈里斯本人的学术观点究竟如何呢？我们或许能够从这篇《经济增长的古典理论》中窥见一二。首先，唐纳德和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一样，都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希望回到更原初的地方，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吸取“传统的智慧”；至于马克思，考虑到在价值理论等方面的分歧以及现实的政治环境，往往只是将其作为一部分的思想来源。
其次，讨论经济增长的古典理论，就是要将研究焦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热衷的相对价格和资源分配，转向绝对价格和经济增长。毕竟，经常在主流教科书中被提及的，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就是“一门研究人类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作出选择的科学”。而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唐纳德强调，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是基于对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环节的整体认识，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
此外，尽管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年代已经过去两三百年，资本主义的所处阶段和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围绕利润率、积累率等核心变量的建构，仍然是深刻而丰富的，并且在当代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努力下，以更为清晰的数理形式呈现，这在本文中也有所呈现。
最后，古典经济学家总是对经济增长持有悲观的态度，认为有这种或那种因素让利润率下降，阻碍了积累和增长，而马克思批判诸如马尔萨斯人口机制等“虚假”的制约因素，似乎颇为建设性，也颇为预见性地指出，技术变革能够让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想想索洛-斯旺模型）。但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增长真的是历史的终结吗？诚实、勤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欢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胜利吗？恐怕，我们要做的不只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是提出更多面向未来的疑问！
原文指引：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DJ Harri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2007- stanford.edu
译文内容有调整
｜Donald J. Harris
翻译｜咕噜怪、丸久须、兰玲花
·目录·
阅读指南
▪ 古典增长观
▪ 一个积累模型
▪ 马尔萨斯的人口机制
▪ 结论
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他们那个时代，即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新兴状况，他们能够描述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力量，以及隐藏在增长过程背后的机制。他们认为，把社会剩余的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拿来进行的积累和生产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利润率的变化成为分析经济长期演化的关键参照因素。李嘉图的分析最为清晰有条理，它表明在封闭经济中，利润率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本文将介绍古典经济学关于积累过程分析的基本特征，并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将其形式化。
01
古典增长观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工作的中心内容是分析经济的增长过程，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尽管在他们之前也有其他人的一些推测和分析，但他们必须被视为现代增长理论的主要先驱。该学派的思想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源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具体条件。他们生活在18和19世纪，在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从萌芽开始不断发展，最终到达顶端，在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痛苦。面对当时英国社会以及之前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他们几乎不可能不为这些变化所震撼。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这一新经济体系出现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他们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以求科学地解释控制经济体系运作的力量，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导致的长期趋势和结果。
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兴趣，也源自他们在哲学上对“进步”可能性的关注。他们认为，进步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因此，他们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找出那些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进步）的力量，进而为影响这些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提供理论基础。李嘉图反对《谷物法》的斗争，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问题的关注，以及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下垄断特权的批评，都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
当然，对于这些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来说，进步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他们将国家优势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advantage）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准则。进步也是在需要维护私有财产，进而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框架下构想出来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努力试图展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最终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的力量和“负责任的”政府的有限干预来调和。
通过他们的经济分析工作，古典经济学家得以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力量，以及支撑这一过程的机制。他们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识到了，把社会产品的一部分拿来进行的积累和生产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资本主义下，这主要表现为利润的再投资。凭借这一认识，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批评基于这样的观察，即社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用于投资，而是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了。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积累过程背后力量的解释是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与积累相关的是表现为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技术变革。亚当·斯密尤其强调劳动分工的扩展过程，但总体而言，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资本积累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后来在马克思的作品中，资本积累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核心议题，并得到了详细分析（参见Capital, I, part 4）。除了这些基本力量，他们还考虑了由人口增长而增加的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供给。他们对这些力量如何运作的分析使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在他们所确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过程在其发展道路上会遇到障碍（这种障碍是经济增长过程自身带来的），最终会放缓，终结于一种停滞状态，即“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尽管他们之间在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将“静止状态”视为经济增长过程的最终结果，这一想法常被解读为对19世纪英格兰经济发展实际路径的“预测”。毫无疑问，有一段时间，一些经济学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和他们的同时代人是这样认为的，尽管李嘉图本人对这种解读有多重视还存在争议。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把“静止状态”视为经济增长过程的最终结果）指向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地主阶级。他们从社会产品中获益，却没有为社会产品的创造或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通过支持谷物法和限制对外贸易，阻碍了摆脱静止状态的唯一有效途径，即对外贸易。
当我们审视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时，我们能够发现他们是通过运用一般经济原理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他们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从一个单独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的。这些原理（前述一般经济原理）认识到了经济系统中的相互依存的基本模式，以及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总的来说，我们在古典经济分析中可以发现，对价值、分配和增长的分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互联系。由于这些联系的存在，我们绝不可能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与其他政治经济学领域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正如米克(Meek, 1967, p. 187)指出的：
对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来说，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的宏观经济问题是议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整个经济分析（包括价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论）似乎都应该有意识地以解决这个问题为导向。
社会产品的分配，被认为与生产中的劳动表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模式，有着明确的联系。在这个方面，劳动、土地和资本被区分为三个社会类别，这三个类别对应着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的阶级关系。劳动者阶级，由提供劳动服务的人组成；地主阶级，由拥有土地所有权或财产(titles or property in land)的人构成；资本家阶级，由拥有资本财产的人组成，这些资本包括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可交换价值的总和，以及用于在生产期间维持劳动者生活的“预付款”。每个阶级都按照特定的规则获得收入或产品份额。对于有产者来说，规则基于他们拥有的资产总额。比如，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他们按照拥有的土地数量来获得租金；对于实物资本所有者而言，他们按照拥有的资本数量来获得利润；对于那些放贷收取利息的金融资本家或‘食利者’而言，则是按照其放出去的贷款数量来获得利息。而对于劳动者来说，规则则是基于他们提供的劳动服务的数量，按照劳动小时数计算工资。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从不同社会阶层对其所占有的那部分产品的使用这一视角可以看出，积累和分配是相互关联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这样一种看法（这个看法继承自重农学派）：社会剩余是指从社会产品中扣除了生产的“必要成本”之后剩下的部分，生产的“必要成本”包括被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用于维持工人生活的工资品。这部分剩余，会以利润、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分配给相应阶级的有产者。对于古典经济学家而言，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个剩余的大小和使用方式。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关注分配的各个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阶级行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对剩余的使用，因此也与经济增长相关。特别地，他们假定通常情况下，工人会将工资用于维持生计，资本家则会把利润再投资，而地主则将租金用于“狂浪放纵的生活”。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扩张，积累也会反过来影响收入的分配。
从整体经济及其扩张过程的视角来看，剩余的规模以及其如何被使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决定了古典经济分析中收入分配的重要意义。因此，尤其对李嘉图而言，对分配规律的研究成为分析的重点。在李嘉图给马尔萨斯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Works, VIII, pp. 278–9)：
“你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本质和原因；我认为不如说，它研究决定劳动产品在共同生产它的诸阶级之间分配的规律。”
在这种联系中，至关重要的是利润率，因为它与积累紧密相连。利润率既是投资资金的来源，也是进一步投资的刺激因素。
在从剩余中扣除掉地租（即边际内土地和边际土地上产出①的差额）之后，李嘉图的分析聚焦于利润，即剩余中留下来的部分。李嘉图构建了一个单一经济部门的模型，在他的分析所依据的简化条件下，工资率与整体利润率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晰而直接的关系。谷物这种商品很特别，它既可以作为资本品（谷物种子）用于自身的再生产，也可以作为工资品提前支付给工人。当工资以谷物的形式确定下来，谷物生产的利润率就被唯一地确定为一个比率，即人均谷物净产出减去人均工资，再除以人均总资本，总资本包括了种子和作为工资品的谷物基金。在竞争的环境下，所有使用间接劳动生产的商品，其价格中都包含了与谷物生产部门相同的利润率。这样确定的总体利润率与以谷物计算的工资水平成反比。但是，如果工资品和/或用于谷物生产的资本品中不仅仅包括谷物，还包含其他商品，那么利润率就不能这样确定了。因为这时，工资和总资本的大小将取决于这些商品的价格，而这些价格本身又包含了利润率。因此，要解释利润率，就必须考虑整个商品价格体系。这就要求价值理论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李嘉图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他去世。现在，斯拉法(Sraffa, 1960)提出了一个精妙的解决方案。他展示了在一个生产多种商品的体系中，如果实际工资率被给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那么利润率就由这个工资水平和“基本商品”的生产条件决定。严格意义上讲，李嘉图所说的谷物，正是这样的一种“基本商品”，它既直接又间接地参与了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商品的生产。
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倾向于在所有市场中达成一致的利润率。这一核心观点仍然存在问题，尤其是在技术不断变化、存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受限和进入壁垒的动态现实世界环境中（Harris, 1988）。
鉴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被视为核心，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解释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过程相关联的利润率的变动，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这些变动是理解经济长期演化的重要参照点。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是（这一回答在李嘉图那里得到了最有条理的阐述），在封闭经济中，随着积累过程的进行，利润率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因此，积累过程本身会因为其内在逻辑而停止。
马克思后来将利润率下降趋势（FTRP）作为一条规律提了出来。他认为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 (Grundrisse, p. 748; Capital, III, part 3)。他这样做当然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这些经济学家也坚定地支持这一理念，尽管基于不同的理由。但有趣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也存在一种不同的对FTRP的理解(Harris, 1978, ch. 9; 1981)。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这一观念（趋向下降的利润率）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长期前景的预测中，他预测资本主义将终结于“食利者的安乐死” (Keynes, 1936, pp. 375–6)。这一观念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熊彼特的理论中（Schumpeter ,1934）。熊彼特认为，创新的盈利能力会被不可避免地侵蚀，以至于在没有新的创新的情况下，经济会回到“循环流转”的状态。尽管每个关于这个观念的理论都基于完全不同的基础，但这种观念是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最显著、最持久的一致性之一（关于利润率下降观念的长期历史，参见Tucker, 1960）。
①注释：边际土地（marginal land）和边际内土地（intra-marginal land）：这两个概念来自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李嘉图看来，土地由于肥力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好有坏。边际土地指其中刚好处于可种可不种状态的土地，这种土地的产出能够刚好弥补其生产成本。边际土地和比它更差的土地不产生地租。边际内土地指品质优于边际土地的土地。边际内土地的地租=（其产出-边际土地的产出）x农产品价格。——译者注
02
一个积累模型
在这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展示古典经济学关于积累过程的论点的基本特征，这个模型改写自卡尔多（1956）和帕西内蒂（1960）的模型。这一模型将李嘉图关于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的农业经济的构想，放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进行了形式化。不同土地存在肥力上的差异，而劳动力按照固定比例分配到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相应地，随着在土地上积累资本和就业人数的增加，耕种的边界被不断扩展②，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都随之下降。可以不加区别地假设这个系统在可用土地上的边际扩张是粗放型的或集约型的③。此外，在这个分析中，农业以外的生产是否存在并不重要。结果会表明，在任何情况下，整个经济的总体平均利润率都会由农业利润率决定，或者更普遍地说，由“基本商品”的生产条件决定（参见斯拉法，1960；Pasinetti，1977）。当然，在一个有许多种商品被生产的系统中，不可能独立于利润率来定义“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斯拉法，1960）。然而，在这个简化的谷物生产经济模型中，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我们有意识地抽象掉了马尔萨斯人口机制带来的复杂性。这也许是古典经济学构想中最有问题的特征，我们将在之后重新回到它。与此同时，正如刘易斯（1954）所做的那样，我们简单地假定，在某种由惯例决定的、固定的、仅够“维持生计”的实际工资率上，劳动力供给完全弹性。
让生产函数将产出Y和劳动力投入L联系起来
这个生产函数满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并允许存在高于“维持生计“的工资率w*的剩余产品。总资本K仅仅包括生产开始的时候为雇佣劳动力而预付的工资W（”工资基金“）。因此，的剩余产品。总资本K仅仅包括生产开始的时候为雇佣劳动力而预付的工资W（”工资基金“）。因此，
我们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忽略作为资本的谷物种子以及固定资本投入。总产出分配为三部分，即付给地主的地租R，付给资本家的利润P以及对工资基金的补偿：
考虑到耕种的边界随时都会达到，地租水平就决定为在当时的就业水平下，劳动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之间的差额：
利润则是剩下来的部分
于是利润率的决定式即为
在这个模型中，工资基金的动态代表了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包括工资基金的增长和就业的相应增长。工资基金的增加完全来自资本家利润的投资，因为“节俭”的地主消费了他们那部分剩余。如果资本家把利润中占比为α的部分拿来投资，那么
比例α不需要是固定的。正如李嘉图暗示的那样，它会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
（资本家）积累的动机会随着利润每一次的减少而下降，而当他们的利润低到无法为他们的麻烦和风险提供充足的补偿时，积累的动机就会完全消失。这些麻烦和风险是他们在生产性地使用他们的资本时不可避免要遇到的（Works, I, p.122）。
因此，我们有
其中r*是资本家可以接受的最低利润率。通过定义积累率，结合（6）（7）以及（8），有
因此，积累率唯一地依赖于利润率。
随着积累的进行，利润率的运动能够从（6）中推导出。显然，随着就业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会下降。因此利润率必然下降。只要工资基金继续增加以便投入额外的劳动力到可用的土地上，利润率就会持续下降。当利润率低到导致积累停止时，这个过程也就随之停止。经济此时处于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
在这个模型中，资本家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耕种的边界得到扩展，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为了能够雇用劳动力，需要支付现行的工资率。随着在边际土地上劳动生产力的下降，现有边际内土地上的地租压力也随之增大。因此，资本家必须把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分给地主。这样，他们就逐渐失去了对经济中可投资剩余的控制权，把剩余让位于地主阶级。这种地主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冲突构成了推动经济走向最终静止的过程的核心特征。这个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土壤肥力的下降。更一般地说，是自然资源的限制，而在这个模型中是土地使这一过程停止。在这方面，古典模型是经济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增长的一个尤为典型的案例。任何其他有限的资源都会通过增加该资源的“租金”而产生同样的效果。与此同时，这种后果也是资本家自己行为的产物，他们不懈地寻求扩大其资本规模。
在文献中，呈现资本积累的矛盾演化（this conflictive evolution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的根本的动态过程经常被认为会趋于静止状态（参见Pasinetti，1960；Samuelson，1978）。对这一趋向问题持某种保留意见的，最早可见于希克斯和霍兰德（1977），然后是戈登（1983）。随后Casarosa（178），Caravale和Tosato（1980）以及Caravale（1985）的讨论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趋向过程的有问题的本质。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嘉图系统中典型的分配变动和人口增加的动态交织。Day（1983）已经表明，人口机制的特征本身可能就足以产生特别不稳定或“混乱“的变动。Bhaduri和Harris（1986）在一个与本文所讨论的类似的模型中，分析了李嘉图系统的核心动态，这一系统完全由分配和积累的互动决定。他们发现这个模型能够产生非常复杂和“混乱”的运动，而不是任何平稳和渐进的趋于静止状态的过程。结果表明，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参数的初始配置。这一结果会让人质疑李嘉图系统必然趋于静止状态的推测。
②注释：扩展耕种的边界，不仅可以通过在新的土地上耕种（即下文所说的粗放型边际扩张），也可以通过在既有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资本（即下文所说的集约型边际扩张）。——译者注
③注释：粗放型扩张的边际产出和集约型扩张的边际产出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比较在更劣等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和在同一片土地上追加资本进行耕种的边际产出，来决定具体采用哪种扩张方式。——译者注
03
马尔萨斯人口机制
在古典分析中，马尔萨斯人口增长规律所产生的人口机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该规律要求人口随着工资高于维持生计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这种反馈机制被认为为扩张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从而控制了工资。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原则，无法据此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如果资本主义必须完全依赖这种人口-生物反馈来提供劳动力，那么持续的高积累率能否长久持续下去，甚至能否开始积累，似乎都是个问题。这是因为，首先，人口扩张必定有一个生物上限。超过这个上限的积累率会使工资上升到一定水平，从而降低甚至可能扼杀继续积累的可能性。要使古典的劳动力供给原则发挥作用，就必须武断地假定这个上限足够高，或者说，供给曲线在很大范围内具有足够的弹性。
即使承认人口增长会对工资水平做出显著的反应，但人口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任何短期内它对实际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人口调整过渡期间，任何大规模的积累突增都会导致工资被抬高，利润被侵蚀，积累本身也会陷入停滞。因此，从一开始，积累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体系中进行。即使积累开始了，它的继续也会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劳动力供给的调整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靠的机制，它充满了随时可能出现的工资上涨侵蚀利润的可能性，而利润正是积累的源泉。
古典分析的这一特点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和拒绝（《资本论》，第一卷，第637-9页）。取而代之的是，他试图引入一个内在于积累过程的原则，从积累过程本身出发，解释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并满足积累的需要的原因。这就是劳动力后备军原则或者说“相对过剩人口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第3和第4节）。由于机械化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现有的工作岗位上被移除，而劳动力“再循环“的过程产生了后备军。除了这种劳动力储备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来源，来满足积累过程的需要。举例而言，这些来源包括现有工人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劳动力迁移、家庭劳动和其他形式的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减少。向其他地区的资本输出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这些来源或多或少都具有重要意义。由此看来，即使不考虑人口增长，劳动力的供应，进而（资本）积累也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人口增长的存在无疑增加了可用劳动力储备，这一点现已得到广泛承认。但是，马尔萨斯理论赋予人口增长的独特且唯一的作用，现在已被人们怀疑和抛弃。
04
结论
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往往被认为是“悲观的”。据说，他们将经济学视为“忧郁的科学”。不过，仔细研究他们的分析体系，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东西。从这种研究中得出的是一种复杂的思想结构，它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系统的本质、其扩张动力的来源以及其扩张的障碍或限制的深刻理解。然而，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局限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条件，在生产方法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土壤数量有限且肥力下降，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阻碍了经济增长。他们的分析低估了技术变革的深远影响，而技术变革是改变农业和工业生产力条件的强大而持续的力量。虽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带来的可能性，但他们未能将这些因素作为增长过程系统理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了古典分析的一些主要局限和不足，并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分析，他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当然，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后来的工作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成效有限。直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经济理论中最引人入胜但仍未解决的领域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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