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民主共和两党正在竭尽所能动员自己最后的选民。据法新社报道，在2日北卡罗莱纳州的竞选活动中，两者的飞机停在同一个飞机坪上。这种情况足以窥见两党竞选节奏的密集程度。
虽然我们经常自嘲美国选举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但在今日依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美国总统大选也是世界的大选。不单是中国，整个旧大陆的离岸民主党和MAGA们都展开了针锋相对地斗争。
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性，这种斗争更多体现在对赛博空间舆论权的争夺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在大洋彼岸被极具放大。无论是密歇根中国留学生的非法投票还是爱荷华州极为反常的民调，都成为确证己方胜利的信念来源。事实上，到了今天，无论如何标榜自己专业中立，绝大部分人都已暗自或者公开选择了自己的胜选对象。
在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历届美国大选的胜负手其实更多掌握在对选举核心问题的把握上。虽然移民问题或者觉醒议题在互联网上极具传播性，但根据大多数民调显示，经济问题依旧是今年美国选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毕竟比起赛博争论，能否买得起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真正的生存问题。
本文试图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华尔街主导模式正在被华盛顿的精英所抛弃。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上台，美国经济在政策层面已经实现了彻底转向。用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兹的话说，“人们开始关注生产，关注劳动力而不是消费者，关注经济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这似乎已不可逆转地成为美国的新共识。”中美间残酷的产业竞争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势。
里根经济学的胜利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20世纪。在1980年里根竞选之前，美国毫无疑问陷入到某种结构性经济危机中。凯恩斯主义的灵丹妙药难以解决美国的滞胀问题，这由此引发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最终在伊朗人质危机、能源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卡特成为了美利坚领导力衰弱的象征和牺牲品。里根以超过10%的优势赢得了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对当时的美国而言，无论里根的道路是否可行，卡特的道路一定死路一条。
滞胀是卡特政府灭亡的原因，也是里根政府必须解决的头号问题。这就不得不提到供给侧经济学运动。芝加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供给侧经济学认为过高的税率会降低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在美国处于长期滞胀的情况下，放松经济管制和减税是释放生产的重要方式。
里根经济学在政策实行上与供给侧经济学有着强烈的相似性。比如里根刚一上台就宣布取消石油价格和分配管制，并降低了石油暴利税。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法案和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都承袭了这一思路。从结果看，无论是否是里根经济学推动的结果，美国的滞胀情况得到缓解，经济基本面得以改善。里根更是凭借这一功绩，在1984年的总统选举中横扫49州获得压倒性胜利。
作为经济政策的里根经济学和作为学术理论的供给侧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许多学者就认为供给侧经济学夸大了它们的理论效果。里根两届政府任期内也不乏增税举动。比如在1981年的减税之后，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里根又不得不取消部分减税措施。1983年的社会保障改革法案中也遵循了格林斯潘的建议提高了工资税。用克鲁格曼的话说，这两次增税早已抵消了中低收入家庭从81年减税中获得的好处。
比起加税和减税而言，里根经济政策更核心的影响体现在对经济管制的放松上。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里根确实相信自由市场原则。他放弃了罗斯福以来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式，转而寻求市场自身的动态平衡。里根政府领导下的财政部开始了政策制定层面的转换。财政部追求的是不再是稳定和计划，而是给予企业充分竞争的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交由市场主体制定有利于市场的政策。
民主共和两党可能在税收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放松经济管制上出奇一致。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继承了这一经济政策路线。这一路线最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完成。
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的第12866号行政命令中规定，“联邦行政机关只能颁布符合法律要求的、实施法律所必需的、公众迫切需要的行政规章；在决定是否管制和怎样管制时，行政机关应该评估所有可供选择的管制方案的成本和效益，包括不予管制的方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可供选择的管制方案中，行政机关应选择能使净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换言之，效益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由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更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限制被废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区别被取消。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乐观主义心态洋溢在整个美利坚。这是Pax America的时代，也是冷战后美国的黄金时代。
华尔街模式的死亡
历史一再证明，人类总是犯经验主义错误。或者更准确地说，面对高度复杂的现实世界，教条化的经验主义至少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冷战的胜利树立了里根经济学的合法性，克林顿两届政府的经济繁荣将这种放松监管的模式确立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下，政府需要做的是促进各种生产力要素的进一步流动。市场自然会实现生产力要素更有效的配置。这种思路与它的先祖，即19世纪的放任主义相比，显得温和许多。但从谱系学看，两者都秉持强烈的自由市场信念。
今日的我们早已知晓08年经济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来源，但08年前的美国主流政治精英对自己的道路有着相当强烈的自信。尤其是考虑到97年亚洲经济危机以来亚非拉各国的糟糕情况（我国是少数例外），克林顿政府任期内的繁荣更是成为美国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小布什政府任期内的美国财政部，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萧规曹随。
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产生了全方位影响。今日美国两党的极化加速就与此密切相关。小布什政府糟糕表现产生的严重结果之一就是共和党建制派与其选民的情感脱节。共和党必须以更极端的方式才能激发自己选民的热情。茶党运动和特朗普的崛起正是当年结构性创伤的表现。
当然，公允地说，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并不能全归咎它自身，克林顿政府和里根政府同样难辞其咎。萨默斯在2009年面对记者提问时，就将甩锅大法发挥到了极致。问题是毕竟危机爆发在小布什政府末期，小布什也无力再去改变什么。
具体到经济政策层面，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制定范式的转变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主导的华尔街模式在数月之间完成了政治上的过山车，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可以视为范式的过渡期。奥巴马除了注重民主党的增税方案增加收入再分配外，也开始收紧对金融系统的监管。
但奥巴马任期内的做法更多是一种缝缝补补，并没有在整体上脱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愿景。恰恰相反，奥巴马组建的进步主义大帐篷更多强调的是如何改良这一愿景，这种改良很难用成功来评价。金融管制的加强不能阻碍美国跨国资本四处流动的强大愿望。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资本本身是逐利的。
这也是中美关系最后的美好岁月。比起美国民众而言，美国的资本力量显然更有意愿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这也是我国智库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前的最大底气，毕竟谁又会和真金白银过不去。
回归本土制造业
特朗普的上台堪称美国的标志性转向。这种扭转甚至从表面上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毕竟特朗普招牌性的经济政策就是国内减税和减轻美国国内的企业监管，甚至不少人也认为特朗普似乎是在继承里根经济学。这种看法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恢复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
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共和党已经变成了“特朗普的党”》所指出的那样，恢复竞争力的办法就是让美国资本被迫回流。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减税不是释放消费力，而是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能够让本已困难的美国制造业能够维系自己微博的盈利空间。减少企业监管也不是为了方便大企业的并购，而是减轻对一般企业的生产负担。退出巴黎协议的直接目的就是减少美国企业为强制性生态标准所付出的成本。事实上，如果诸君是一个美利坚小制造业主，可能早已对特朗普感激涕零。
正是在制造业回流的基本逻辑上，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才具有逻辑一致性。这尤其体现在对其他经济体的高额关税和以安全为名的生产链国产化。或者更精简地说，特朗普式的贸易保护主义。2016年和2020年整个竞选周期中，特朗普与亲商业共和党人的糟糕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为了制造业回流，特朗普甚至表现出对财政纪律的漠视。毕竟美国的债台高筑完全可以用他国的高额关税进行平衡。用特朗普的话说，这才是真正的“公平贸易”。也正是在这一基本经济政策思路的转变下，中美经济关系陷入难以挽回的恶化。除非中国能够通过单方面自我限制的方式实现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否则在中美贸易逆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中国无法满足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核心诉求。
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是拜登政府延续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在2020年，我国许多人曾经期盼拜登的胜选能够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等待中国的是与特朗普经济政策核心毫无区别的拜登经济学。甚至与特朗普相比，在华盛顿拥有丰富经验的拜登在政策制定的能力上更高一筹。英伟达对中国的特供版显卡是这种政策威力的小小体现。
虽然耶伦声称拜登经济学是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但供给侧经济学学者显然不会被这种政治烟雾弹所迷惑。部分学者甚至公开批评拜登公开回到了中央计划经济。这不但表现在对全美国产业的定向补贴上，也表现在利用美元优势地位与中国的逐渐脱钩上。
定向补贴充满了政治勾兑的气息，但也只有这样，补贴才能真正转化为可实行的政策。民主共和两党的区别可能在于民主党会优先补助可再生能源，而共和党会加大对传统石化工业的补贴。这就是笔者一直强调的特朗普给美国带来的结构性改变。
两党的主流政治精英都已经认识到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在这种基本目标的指引下，以邻为壑才是正常现象。这也是为何美国会对中国“生产过剩”如此敏感的原因。中国的“生产过剩”最终将对美国制造业产生挤压效应，降低制造业的普遍利润。
特朗普与哈里斯的经济政策
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向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上台，美国都不再会回到奥巴马政府以前的经济政策道路上。彼得森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就坦白认为，“哈里斯的提议和特朗普的提议之间的差别很小。不幸的是，我认为产业政策的实施结果与我所说的大致相同。这导致了一项偏袒国家冠军企业和在世界范围内提供配套补贴的政策”。
中美间的经济竞争将是一个长期难以逆转的过程。伴随着严重的阵痛，两国经济间的全方位脱钩将会进一步加速。新自由主义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让位于本土制造业与国家安全。效率不再是最优先的价值导向，国家安全才是接下来十年国际政治的新主题。沙利文以非常具有修辞学意味的方式表述了这一点，即去风险化。
在两党新共识的基础上，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具体的经济实践上可能存在一些区别。对特朗普而言，在摆脱了第一任期人才不足的制约后，他能够对行政系统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力。换言之，他可以更为大胆地实践他的计划。
考虑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倾向，提高外部关税显然是他更为偏爱的重点。这不但可以表现为进一步对中国产品全面提高关税，也可以表现为对欧盟实行第一任期没有做到的惩罚性关税。这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在冷战后的关税地位。
特朗普另一个可能的争议性举措则是美元的大幅贬值。这种贬值可以提高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改变美国三十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并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长远影响。其中的很多影响甚至需要以十年单位才能准确观察。
对哈里斯而言，她更有可能在标榜自己女性主义的同时，继承拜登经济学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更偏好以中央计划的方式对美国产业链重新布局。问题是，哈里斯不具有拜登的政治手腕和资本。她将更为依赖幕僚所提供的意见，同时面临更高昂的政策推行成本。
事实上，哈里斯从加州检察长位置上一路走来的过程就深受加州快乐资本主义的影响。她本人也与硅谷公司关系密切。换言之，进步派身份更多是一种标签而非真实态度。她在移民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就是一种表现。或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哈里斯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非常模糊。她既没有说要保持强势美元政策，也没有暗示希望美元走弱。
无论如何，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全面反噬已经开始。恢复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想法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共识。作为一个例证，在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领导下，美联储在经济政策的干预上变得越来越激进。这与两党的默许密切相关。
两党的默许背后，是对美国经济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强烈渴望。这也是为何鲍威尔身为法律学家反而比耶伦这样的经济学家更适合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原因。纯粹的经济独立只是理论中的理想情况，现实中的经济最终需要屈服于政治动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日趋瓦解的今天，国际政治正在重新展现出自己的狰狞。美国的制造业补贴政策揭示了只有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才被允许攀登技术生产高峰的残酷现实。其他国家并没有它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经准备好撕下全球美国的枷锁，那么中国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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