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讲座综述：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本网讯 通讯员 tina）2009年12月27日，大讲堂本年度最后一个讲座，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为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生动的讲座。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授，著有《天下-江山走笔》等著作。韩老师也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的编剧，《我亲爱的祖国》曾先后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其新著《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并以史料丰富，见解深刻著称。韩老师一直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近代以来，对中国命运一直存在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从来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只是在1840年以来由于外敌入侵而衰落，另一种看法就是中华文明从根本上是一塌糊涂的，几千年都是专制和独裁的，只有现代的工业文明才能使中华文明中的糟粕得到荡涤。但500年来中国逐步衰落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韩老师便以自己的新书为题目，开始了今天的讲座。
韩教授从过去“言必称希腊”，到现在“言必称欧美”开始，来说明，其实我们一直对欧洲的形成没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公元1000时期的欧洲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美洲的发现导致欧洲的兴起，欧洲的兴起导致全世界格局的巨变。在1500年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第一次发现美洲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把它定义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缘意义上的欧洲的观念。欧洲的发现，其实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产生的一场地理大转变。欧洲人恰恰是通过发现美洲才真正发现了自己。
韩教授指出：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来、特别是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并以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的观点为例，总结出了，作为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注意的三点警示：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
他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韩教授先从唐宋之变说起。
他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非常细致和成功的，以京都史学派为首，其奠基人为内藤湖南。他的总体观点可以概述为：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开始于亚洲的中国，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现代社会。这个看法是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理由上的。第一，从经济上来说，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一个标志，是中国在唐向宋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主要就是利用公币也就是货币的杠杆，来调配中国重要资源。这是他变法的重要核心。而宋朝也是全世界国家货币（纸币）发行最早、最完备、最系统的朝代。因此，货币是始于国家的，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最利害的办法，就是国家货币。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就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
第二点，中国在唐宋之变这一时期，贵族爵位制度逐渐由科举制度所取代。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
第三点，由于辽、金、西夏等边疆问题，宋朝急迫的需要考虑，战争与国家税收的关系。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宋朝的两位大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在战争中利用税收来建立国家，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点，文化上的平民信仰。在唐宋时期老百姓的文化活动非常丰富与活跃。产生了说书、说相声、看戏等各种平民文化活动。在这之前老百姓的文化活动只限于跟着地主进行祭祖活动。到了宋代以后老百姓在过节或者群众聚会的过程中，文化娱乐活动就丰富起来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上述四点，那个时期全世界都没有。也造成了中国在个时期经济的极度发达。按照内藤湖南的观点，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帅先进入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性转变，使那些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和我们国家自古以来所实行的政治逻辑，也就是周礼分不开的。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他还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中国的朝供体系，在《红楼梦》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一种朝供。刘姥姥实际是来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这么说，却说是来串亲戚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通过到中国来认亲戚的方式，来争取经济援助。
总而言之，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贸易。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实行了非常了不起的两大政策，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但是租庸调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所以这个提倡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再也实行不下去了。并被后唐时期，两税法所取代。两税法造成社会更大的不公，这是唐宋之变没有完成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到了宋朝，中国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政策。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
但是最后变法为什么又没有成功呢？第一，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第二，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之，唐宋之变，为何不能完成。第一，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
接下来，韩教授开始分析明清之变，更具体的讲出了，明清之变与中国国家货币主权之间的关系。
明朝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个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变成了银子，国家开始用银子来调配资源，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了。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1570年，是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但是，到了1630年，世界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但这已经是大形势已去了。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韩教授说到这里赢得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说到清朝的灭亡，关于这方面的书很多，但是韩教授只推荐了两个人的。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的作品。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第一，清朝的八旗不能打仗，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要军队；八旗不行就让汉族军队去打，汉族军队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又怎么能英勇奋战呢？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很重要的如轻徭薄赋等“仁政”，摊丁入亩，永不加税的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就打不下去了。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同时，中国广东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清之变未完成的原因，是在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
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两张皮”结构。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现在单位和村集体都已经不能承担原来的责任了，怎么办呢，韩教授指出了，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要加强劳动者入股。第二，在土地方面，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来保证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
最后，他指出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第一是要推倒士大夫，其实就是要从基层建立组织，只有如此才能瓦解封建吏治。第二就是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只有打倒买办资产阶级，中国才能掌握国家货币主权。
听完韩教授精彩的讲座，听众积极踊跃举手发言，韩教授也怀着极高的热情与听众进行了细致的思想交流。结束后许多听众还是不愿离去，纷纷围在韩教授身边和他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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