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简讯：
从《星火》看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
2月10日下午举办了题为“从《那儿》到《星火》看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的沙龙活动。与会嘉宾有：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星火》总编剧）、刘毅然（《星火》导演）、邹小提（《星火》制片人）、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编剧）、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柴卫东（《星火》热心观众）、董昕（《星火》热心观众）。
首先由刘毅然导演谈了创作的感受。刘导指出，《星火》是在江西老区拍摄的，拍摄过程受到了老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为了使《星火》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刘导参考了毛泽东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受启发教育。所以《星火》拍出来后，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星火》收视率超过了同期播放的《大明王朝》和《卧薪尝胆》。《星火》播出第一周收视率就达到了9%，快到结尾时收视率更是冲至12.8%，占全国电视剧场收视率的28%。在播出前并未大力宣传的情况下，《星火》取得这样的成绩令刘导也大吃一惊。
《星火》总编剧韩毓海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两个问题值得大家重视。一是关于一本书《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星火》的创作初衷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关联。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64年重新想起井冈山的事？也许是因为对新中国前途的某种担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一个是跟着美国跑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一个是国内的精英和一部分经济学家靠住靠不住。
《星火》的制片人邹小提女士非常感动这么多人来和主创人员一起讨论《星火》。邹女士谈到，她非常幸运，两个主要的合都是非常有思想深度，非常有正义感的。她也没有想到《星火》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星火》首播也是几经周折，封镜后在央视一套压了两年多才得以播出。在这期间要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尤其是资金的压力，如果没有对《星火》所表达的情感精神的坚信，是没有办法挺到今天的。
热心观众工学博士柴卫东谈了自己观看《星火》的体会。一是立意好，从根本上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剧中办农民教育好。要不要教劳动人民学文化，是根本立场问题。三是看办教育的两种立场，三种路线。四是陈灯笼的角色塑造。陈灯笼那种吃喝嫖赌抽的人生理想决定了他会去充当何家的帮凶打手。现在还有着有文化的陈灯笼们。五是高瓜子的角色塑造。高瓜子比陈灯笼更专业，更主动，更坏。高瓜子是大右派，陈灯笼是小右派。要高度警惕高学历高文化的高瓜子。六是文艺工的使命问题。觉悟的知识分子，有大仁爱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自觉站在弱势群体或者说被压迫阶级一边的。
黄纪苏老师在发言中指出，时代需要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人在革命红得发紫的时候，能够理性质疑到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不会左得可怕，在相反的时候，则能够坚守自己的追求。《星火》在当下的电视上是绝无仅有的。当下的电视上充斥着打情骂俏，不过就是耍流氓。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电视就是不叫人学好。只叫人知道利害，不知道是非。文艺工就要进行新社会化，叫大家学好。《星火》就是难得的叫人学好的电视剧。
杨帆老师在讨论中指出，文艺界还是被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把持着。现在的学生们历史知识一点也没有，连一些基本的党史知识都不知道。历史上的东西要通过文艺重演一回，要让人们知道历史。
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师也积极参与了讨论。她指出，一部电视剧收视率高一定有着其背后的原因。究竟它的受众是哪些人很值得考虑。联想起《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它的卖点是：颠覆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历史观。按照“求稳”的意识形态诠释了历史，保守洋务派就强于维新派，维新派就强于革命派。对革命领袖缺点的放大，导致了青年对革命的深深疑惧及厌恶。而由大腕演员出演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的形象则深入人心。由此也体现了文艺的强大力量。但该剧无法解答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这样，《星火》这部剧在大众传媒中的出现就尤显重要。
董昕师傅看了《星火》以后特别激动，他说，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在电视上无产阶级文艺已好久不见。看了《星火》后第一感觉是要变天，也许现在看来并不是，但至少产生了变天的幻觉。董师傅代表工友及底层的劳苦大众向《星火》剧主创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外，与会嘉宾还与在场的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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