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讯
主题：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
主讲人： 汪晖 （《读书》杂志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2007年3月11日（周日）下午14：30
三月十一日下午，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主讲人为《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演讲题目为“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讲座的目的是对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作一个梳理，但只限于在理论层面上作个总结，而不就具体的历史进行展开。
讲座一开始，汪晖首先概括了关于二十世纪认识的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如何界定二十世纪，汪晖使用了“短的二十世纪”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个短的二十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革命是它鲜明的特征，主体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间，另外再加上1898年百日维新的序幕和1989学潮运动的尾声，因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1901年到2000年。
其次，关于如何评介二十世纪，汪晖说到目前为止多数学者对二十世纪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纪充满的是战争、屠杀、种族迫害，也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因而这是个破碎的世纪，缺乏内在的完整性，只是十九世纪的延伸而已。而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也是从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开始的，只是与苏东不同的是，中国出于自身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考虑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革命。
还有，关于二十世纪的终结，汪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社会舆论的主题就是告别革命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早已终结，这个终结应该是以文革的结束为标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论是西方的反战、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或是对当时的党政进行批判，还是东方广大的落后国家推动世界革命、争取主权独立并建立党政国家，所有这些运动都与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终结是以美苏两极争斗的冷战终结为标志，那么在整个两极权力格局的终结过程中中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五六十年代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中苏论战，对西方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中国都积极的参与了打破两极权利构造，因而离开了中国的六十年代，也不可能理解这个权利构造的瓦解，也不能理解二十世纪的终结。而要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则不得不涉及到文革。然而中国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态度，从而也是对自己的六十年代的彻底否定，造成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历史的模糊，也造成了在纪念六十年代时中西方的不同以及纪念文革时官方和民间的不同。
由于研究文革对理解二十世纪的终结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汪晖就从文革的终结开始谈他去政治化的政治。他引用一个意大利社会学家文革研究的成果，说文革的终结是在文革开始不久。文革开始不久后原有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就逐渐演变成后来的派系斗争，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而这个去政治化恰恰又为后来新的政治体制形成创造条件。而之后去政治化的政治则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党国体制的去政治化。汪晖认为，通常人们认为党国体制是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但事实上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特征，即所有的现代国家的政治功能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针对这个党国体制的批判也不只是中国政治的特征，由于党国体制危机的普遍存在，而是所有国家政治的特征。但是，现在的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与二十世纪的党国政治是不一样的。与二十世纪相比，现在的政党与国家是逐渐融合的，而政党自身的价值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西方，无论左中右的政党都在中间化，因而以前各个政党之间围绕着自身所代表的价值体系的斗争，由于彼此之间价值的差别越来越小，也只能逐渐的演变为争夺选票的赤裸裸的权利斗争。这就造成了西方党国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普通民众对政治缺乏热情，另一方面政治代议机构却具有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的党国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产党有着清晰的价值观和利益代表，从全面砸烂资本主义旧有国家机器的巴黎公社原则到砸烂公检法、工农群众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积极文化的管理的文革，都是对国家机器的否定。但另一方面的事实又是，从苏联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对原有国家机器的继承到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无疑都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本身价值的否定和淡化，随着政党原有价值的淡化，在这个价值体系所建里起来的党政制度也出现危机。
第二是，理论辩论的去政治化。汪晖认为，政党政治应该具有自我纠正的机制，理论斗争则是维持政党政治的生命线。政党政治出现危机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理论辩论的问题。中国七八十年代之后的理论辩论就被去政治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场争论是最后的一次的政治性理论辩论，虽然八十年与六七十年代在政治上虽然存在断裂，但是这次理论辩论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性理论辩论仍具有延续性。邓小平七十年代末第二次复出时的理论辩论，在理论上是针对七十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复出时的政治性理论辩论的回应，只是两次辩论的方向不同，前一次争论的目的是回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第二次则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八十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到讨论同样与六十年代的政治斗争的理论辩论在理论根源上具有延续性。只是前一次争论为文革提供了依据，而后一次则以不争论为结束。之后，党和国家就用实践的实用主义代替政党的政治性理论辩论，甚至干脆不争论。
第三是，对阶级概念的淡化。汪晖认为，在二十世纪，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核心内容。但马克思并没有清晰系统的阶级定义，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区分出按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划分的结构性阶级和按在运动当中的政治觉悟和主观能动性划分的政治性阶级。在这里阶级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状态，还是一个主观的认识。在中国革命中区分敌人和朋友都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政治性的阶级。因而中国革命也更注重阶级的主观改造作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本来是运动角度的主观政治性的概念又被转化为客观结构性的概念，从而把社会固化呈不同的利益人群，使原有的阶级概念的政治性变得模糊。文革之后国家对阶级的概念进一步淡化，又造成了历史和政治认识的模糊。
对当前政治中的几个方面的去政治化，汪晖批评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纪的政治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革命的二十世纪，而一旦否定了这个，中国的社会变革就失去了创新的想象力，也就只有借助于新自由主义。
另外，汪晖还提到了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几个特别的现象，其中包括：苏东剧变之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纷纷向新自由主义投降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能够形成自觉的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这表明二十世纪革命的遗产在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强大的影响；另外理论辩论的空间与渠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之后，很多争论不再是发生在政党之内，而是发生在社会舆论当中，尽管这些理论辩论比较缺乏政治性，还是对党内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最后，汪晖还就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谈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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